许 江， 郝丽萍

(1.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81；2.鞍山市广播电视学校 语文教研室，辽宁 鞍山 114200)

真妄与善恶的困境
——论格非小说《隐身衣》的时代意义

许 江1， 郝丽萍2

(1.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81；2.鞍山市广播电视学校 语文教研室，辽宁 鞍山 114200)

集学者和作家于一身，这是格非在当代文坛与众不同的地方之一，两部近作《雪隐鹭鸶》和《隐身衣》正是他在这两种和而不同的身份上做出的引人注目的成果。在学术著作《雪隐鹭鸶》中格非提出，《金瓶梅》的主要价值在于艺术地表现了一种新的时代观念——“真妄观”，即真妄是高于善恶的价值评判标准。这样的观念同样映现在他的小说《隐身衣》之中，格非在这部小说中塑造的主人公是一个“真的人”。格非针对的是一个穿着“隐身衣”的时代，他追求的是一个去伪存真的理想世界，思考的是如何唤回我们批判的勇气。《隐身衣》与《金瓶梅》同样是“激愤与悲悯之书”，格非由此再次凸显了他的“先锋”形象。

真妄；善恶；《隐身衣》；时代意义

一、双重身份的当代写作

集学者和作家于一身，这是格非在当代文坛与众不同的地方之一，这种独特性与当下一些作家在成名之后进入大学拿个教授头衔不同，格非首先是一位大学教师、研究者，其次才是一名作家、写小说的人，这种双重身份既有历时的先后性，也有共时的主次性。这样的自我意识及其认同会使他的作品表现出不一样的精神气质和艺术面貌。换言之，他的学术研究极有可能在深层次上影响着他的文学创作，这种双关性成为理解他、理解他作品的重要途径。

格非的两部近作《雪隐鹭鸶》和《隐身衣》正是他在这两种和而不同的身份上做出的引人注目的成果。《雪隐鹭鸶》如其副标题“《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所示，是一部研究古典小说名著《金瓶梅》的著作。正如格非自言，从20世纪80年代末他便对这部古典小说产生兴趣，“开始留意收集《金瓶梅》的版本，几乎每隔两三年，就要将《金瓶梅》重读一遍”。《雪隐鹭鸶》集格非十余年的研究心得，对《金瓶梅》的社会、思想史背景，文本修辞艺术进行了解读和阐释，有自己的新见。韩少功大赞该书“写得饱满、丰富，是一种惊人的释放。深解、详证、细品、透悟都做得十分出色。作家写不出它的前半部，学者写不了它的后半部，因此这本书注定是空前绝后的。”*关军. 格非谈潘金莲：是个恶人但从不掩饰自己[EB/OL].[2013-10-20].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22597.

《隐身衣》则是一部抒写当下城市(北京)生活的小说，因其形式尤其是内容的新鲜和复杂，面世以来引发了持续的关注与争议。主人公“我”出身于普通市民家庭，热爱西方古典音乐，以为人组装、定制音响设备为业、为生。“我”本来有个漂亮的老婆玉芬，但这个水性的女人跟人跑了，现在的“我”生意不好做，又被姐姐逼着从老房子里搬出去。蒋颂平是“我”从小一起胡同里长大的哥们，如今做生意发了财，他给“我”介绍了一个新客户丁采臣，“我”决定把自己收藏的一对珍贵的音响AUTOGRAPH卖给这个人，希望由此摆脱生活的困境。丁采臣住在远郊的一所大房子里，这个人不苟言笑，身上常带着枪，发起脾气来很是吓人，“我”把音响装好给了他。丁的尾款却迟迟没有打过来，电话也打不通，“我”鼓足勇气又去了一趟丁家，一个疤脸女人接待了“我”，她说丁采臣已经自杀了。再后来，“我”就跟这个神秘的女人生活在一起，还有了自己的女儿。

有评论者从当代文学“小资”形象谱系的角度，结合新时期以来的社会文化问题，指出了《隐身衣》中“我”这个形象的独特意义，“无法归类但同时挑战了当代写作关于‘个人’的想象”；小说中对市侩哲学、犬儒主义的描述显露了作者缺乏现实担当的勇气和精神，暗喻着“‘有历史’、想担当的小资产阶级向‘脱历史’、去担当的小资产阶级投降了”*杨庆祥. 无法命名的“个人”——由《隐身衣》兼及“小资产阶级”问题[J]. 文学评论，2014(2):134.。有评论者从《隐身衣》的重要元素——古典音乐入手来探讨它的主题内涵，认为它深入地表现了古典音乐的陶冶和熏陶功能，“现实中，俗事俗物占据了我们的时空，甚至充斥着我们的记忆，而艺术却能将我们带回故园，那里无须隐藏、无须包裹”，我们借此重返洁净平和的精神世界，完成对于自我存在的审视和思考*张晓琴. 隐者之像与时代之音——关于格非的《隐身衣》[J]. 当代作家评论，2014(4):67.。有评论者则对这部小说的思想内涵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把一个如何在‘各种骗术大行其道，令人防不胜防’的社会上的生存问题，巧妙地转化为古典音乐的诗意美感下对人性善恶的拷问，……把一个深刻的现实生存困境思考，导向一个虚幻隐身的‘桃花源’缥缈境界，让人在迷幻的‘隐身衣’的诱引下进入一个艺术的‘幻城’，从而失去对生活的爱憎情感、是非善恶原则”*肖舜旦.“隐身”二重奏下的诗意生存及其困境——格非《隐身衣》的“隐身”寓意解读[EB/OL].[2014-07-21].http:∥www.aisixiang.com/data/79157.html.。

与格非以往的作品相比，《隐身衣》在情节和叙事元素上，似乎没有提供什么更加新鲜、激动人心的东西，古典音乐在他的笔下早就发挥过重要的叙事功能；倒是在叙事风格上，《隐身衣》堪称格非小说中最平白、直爽、锐利的一部，而且或许是因为篇幅相对短，《隐身衣》的结构也比他此前的长篇作品更加紧凑。这部小说最耐人寻味的地方是它的思想意蕴，它确实提供了一些值得关注和思考的、深具时代意义的话题，而要破解这些话题则须从他的另一部著作《雪隐鹭鸶》入手。在这部紧随《隐身衣》之后问世的研究型著作中，格非不仅阐发了他对《金瓶梅》的理解，而且显然也表达了他对人生、社会和时代诸问题的看法，其中的某些重要的观念在他自己的小说中得到了再次映现。

二、《金瓶梅》与《隐身衣》

在格非看来，《金瓶梅》产生的那个时代与《隐身衣》面对的时代是具有某些相通之处的。简言之，便是在大规模而迅猛的经济发展进程之下，整个社会陷入价值和道德失范的巨大困惑之中，等待可能发生的重建与更新。

“这个世界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这句话出现在《隐身衣》第一节的末尾，奠定了这部小说的整体情绪和气质，格非借此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某种现实忧虑和苦闷。但叙事旋即又将我们拉回到一种令人迷惘的状态之中。“这个社会上的绝大部分人，几乎意识不到我们这伙人的存在。这倒也好。我们也有足够的理由来蔑视这个社会，躲在阴暗的角落，过着一种自得其乐的隐身人生活。”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等人的笔下，我们常能见到这种躲躲藏藏、充满寓意的生活状态。格非并不打算讲述一个精神抗争的故事，他可能对此类故事失去了兴趣，他的视角和思路似乎更加复杂，但那种被精心描绘出来混杂着被迫与自愿、高贵自信与自卑自贱的心态的隐身策略，仍然表现出他在面对无解的现实时内心的矛盾和精神的高度紧张。这个时候是《金瓶梅》给他指出了超越困境的道路。

在《雪隐鹭鸶》中，格非将《金瓶梅》与“阳明学”放在一起比较研究，认为两者之间“显然存在某种思想脉络或方法论上的联系”，这主要表现在“佛道世界观”等四大方面，其中“无善无恶论”式的道德相对主义，以及由此引发的“去道德化”的时代新思潮，不仅构成了他对《金瓶梅》思想倾向的独特理解，而且也为我们理解他的小说《隐身衣》开凿了一条重要的渠道。

格非从王阳明的“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入手，首先描述了明代中后期，特别是嘉靖、万历年间的社会思想史背景，即商业经济的繁荣与社会矛盾的尖锐，改变了固有的道德观、善恶观、是非观，王阳明及其后学的所谓“心学”体系便是由此而生的思想上的应对策略，作为“核心问题”的“无善无恶”论，正是这场时代大论辩、思想大变革的重要成果，它并非圣人对于现实社会状况的基本评价，而是“重建一种全新的价值系统”的思想基础。与这场思想变革同时展开的《金瓶梅》的创作几乎不可避免地深受影响。

格非所谓《金瓶梅》中的“无善无恶”，一方面主要是从这部小说的写作立场上来讲的，即《金瓶梅》的那个匿名的作者对于善恶问题的呈现及其态度，这种态度历来大多受到批评与指责，格非将其与彼时的思想变革联系起来，多少是在为匿名作者洗刷，这种惺惺相惜也是可以理解的。但《金瓶梅》本身所描写的那个世界中的“恶”是显而易见、触目惊心的，这一点似乎无法用“无善无恶”来概而言之，格非对此恐怕是心知肚明。于是在实际的论述中他注意的多是“无善”的问题，对于“无恶”因难以自圆其说便避而不谈了。王阳明的“无善无恶”针对的主要还是人格的自我修养、人生境界的提升，特别是价值批判系统的重建，而非完整的社会现实，若据此简单地比附现实，那自然是无法令人信服的。格非由此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转向了另一个层面，即所谓“嫉伪”，对虚伪、虚假的厌恶和愤怒。

他认为，《金瓶梅》的成功之处不是写出了世俗生活的“无善”，而是写出了它的“伪善”，更令人赞赏的是写出了“伪善中有真善，虚假中有真实”的情形，这“无意中也带来了新的方法论变革，并催生出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小说‘惩恶扬善’既有主题的新维度”，格非将其称之为“真妄观”。由此，在格非看来，《金瓶梅》的意义与价值已经从善恶二元论转移到了真妄、真伪的问题上，譬如在潘金莲的塑造上，尽管小说写出了她的毒辣凶残，但也写出了她的率性真机、天真烂漫；与此相应，孟玉楼虽然没有恶的言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好人，但处处尽显虚伪矫饰、老成世故。格非据此提出：“《金瓶梅》在价值和道德层面上，真正关注的与其说是善恶问题，还不如说是真伪问题。”*格非. 雪隐鹭鸶·阳明学的投影[J]. 收获，2014(4):87.“在世俗人情社会的评价方面，让‘真伪观’渗入传统的善恶观，并在暗中改变传统道德的定见和教条，重估价值，为精神与道德生活开辟新路。”*格非. 雪隐鹭鸶·伦理学的暗夜[J]. 收获，2014(5):138.一言以蔽之，《金瓶梅》是一部去伪存真的尚真之作，真妄是高于善恶的价值批判标准和世界观，《金瓶梅》独特的艺术价值和时代意义正蕴涵于此。

三、对于“真”的信仰与推崇

在《隐身衣》中，有一个反复出现但始终未引起批评家重视的情节，即至亲家人之间的隔膜、猜疑和反目，这其实是格非最常写和最擅长写的题材之一。亲情和家庭是这部小说的一条主要情节线索，主人公“我”的全部努力甚至就是为了重建自己的家庭，他的痛苦和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远离了亲情和家庭。

相关的细节几乎遍布小说，譬如“我”和玉芬的结合与离婚，“我”对母亲的不理解乃至诅咒，我与姐姐两口子的房产纠纷，姐姐两口子被儿子抛弃，以及疤脸女人对丁采臣之死的冷漠，“我”和疤脸女人的最终结合，等等。对于家庭亲情关系，小说借人物之口讲过这样一段话：“亲人之间的感情，其实是一块漂在水面上的薄冰，如果你不用棍子捅它，不用石头砸它，它还算是一块冰。可你要是硬要用脚去踩一踩，看看它是否足够坚固，那它是一定会碎的。”家庭亲情的碎裂往往是社会道德败落的一个明证，从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开始，道德失去了它最基本、最终的归宿。家庭亲情包含的二元关系无法简单地用善恶来加以区别和定位，它们是无善无恶、无是无非、混沌无解的日常生活秩序和状态之下最为经典的一种故事类型。格非试图用这样司空见惯又能痛彻心扉的日常生活场景来呈现一个道德缺位和价值标准如薄冰一般一踩就碎的现实世界，为更加深入的主题意图做好铺垫，营造氛围。

很多人都注意到了，西方古典音乐是这部小说一个重要的叙事因素，但古典音乐显然没有战胜真实生活的强大逻辑。不仅如此，古典音乐甚至成了一些人隐藏罪恶、逃脱历史审判的障眼法，正如小说中的那位白律师一番充满道义感的慷慨陈说。亦可说，古典音乐最终臣服于叙事的逻辑，它在《隐身衣》中的作用并不比在格非的上一部作品《春尽江南》中更加重要，但格非借此第一次表达了他对古典音乐的消极态度：古典音乐本身就是一袭华美的、爬满了蚤子的隐身衣，它把恶隐藏起来，间接造成了无善无恶的历史假象，古典音乐成为对它自身的一种讽刺和调侃。在这些无善无恶的情节的不断铺叙之下，《隐身衣》的艺术情境骤然反转，进入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死胡同，这其实正是格非所理解的、《金瓶梅》所面对的、那个旧的陷入善恶的困境和悖论的价值批判系统，在此之后，道德的历史逻辑将会走向真妄、真伪的二元对立，由此超越道德本身与善恶的历史困境。

《隐身衣》对于“真”的信仰与推崇主要落实在主人公“我”的身上。这个人实在太普通了，他的普通甚至使他难以成为一个经典的艺术形象；但这个人物又不普通，他承载着格非的艺术理想，他是一个“真人”。他从不掩盖自己任何世俗的欲望和苦闷，但也没有去张扬和追逐，虽然没有什么明确的姿态，但用顺其自然来形容还是合适的。他有些自命不凡，在心底反抗着家庭灌输给他的穷人的生活理念，在母亲断定他留不住玉芬后，他甚至诅咒起他的母亲。“我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在心里默默地嘲笑她、怨恨她，甚至一度巴望着她早点死掉。就算她真的死了，我在她的葬礼上连半滴眼泪也没掉。她得了那么重的病，居然还苦苦支撑了4年之久，似乎就是为了活着看见她那不怀好意的预言变成现实。”对唯一在世的亲人——姐姐，他也充满了冷漠、猜疑和反感，在看过姐姐给他介绍的女人之后，自信心受到了打击，便恼羞成怒。但他对家庭的情感又是复杂的，小说几次写到他的动情皆与此有关，他主动从产权不明的房子中搬出来，多少含有维护姐姐家庭和谐的愿望；特别是在接到疤脸女人真心实意的电话之后，他“忽然有点鼻子发酸，忍不住流下了眼泪”。这是看到重建家庭的愿望可能达成的悲戚，又是不得不放弃更高、更美好的追求的悲痛，无论成败都很真实。小说还写道他做生意很真诚，从不骗人，不会乘人之危暗自提价。他甚至很“天真”，面对出轨的、去意已决的妻子，还要祈求她“再考虑考虑”；对发小、利欲熏心的商人蒋颂平他还抱有希望，想念着他的感情回报。他又很怯懦，惧怕丁采臣那样不明不白的人，不敢问他追索26万余款，最终还能委曲求全地与一个来路不明的疤脸女人生活在一起。他的“真”，当然还表现在对古典音乐的赤诚热爱之上，古典音乐取代了一切人间情感填充了他空洞、游移的心。

对“真”的抒写，在格非的小说中不是第一次出现，但似乎都不如《隐身衣》写得这样有浓度、深度和力度，令人印象深刻。格非对笔下的这个不起眼的主人公有一种不露声色、不被理解的喜爱，他远非一个成功的、令人敬佩的人，他的身上延续着格非笔下一些主要人物的共同特征——“无用”，但无用和一无所成被着意转化成了人性之真，或者说它们本身便是“真”的形态之一。现实的社会结构与世俗的社会意识容不下这种“真”，使他们最终一无所成。这种转化性叙事还体现在他对于潘金莲的赞赏之中，也蕴含在对于丁采臣的描绘之中。在《隐身衣》中真正被厌弃的是蒋颂平那样虚情假意、唯利是图的商人，是那些侃侃而谈、自相矛盾、附庸风雅的教授。这些文本证据无不清晰地告诉读者，格非是如何超越了世俗的道德规范和评价标准，将真妄、真伪放在善恶、好坏的前面来面对这个可笑的世界。

在放弃好人、塑造“真人”的艺术道路上，给了格非以影响的还有现代作家张爱玲。格非在《雪隐鹭鸶》中说道，肇始于《金瓶梅》的真妄观，“在近现代以来的文学创作中起着重要而特殊的作用，我们也许只消举出张爱玲的例子，即可清楚地看到这种作用的痕迹。”*格非. 雪隐鹭鸶·伦理学的暗夜[J]. 收获，2014(5):152.的确如此，张爱玲可能是现代文学中最早提倡“真的人”的作家之一，当“五四”以来的大多数作家还纠缠于新旧、善恶、左右之辩的时候，张爱玲在《封锁》等作品中便明确地表达了对于“真的人”的信仰与推崇。《封锁》里的女主人公吴翠远“是一个好女儿、好学生。她家里都是好人，天天洗澡、看报，听无线电向来不听申曲滑稽京戏什么的，而专听贝多芬、瓦格涅的交响乐，听不懂也要听”。吴翠远是个一点都不快乐的好人，她周围的人跟她一样。在一场突发性事件中，好人们脱下了伪装(隐身衣？)变成了“真的人”。一向安分的吕宗桢过来跟她调情，“翠远笑了，看不出这人倒也会花言巧语……她又看了他一眼。太阳红红地晒穿他鼻尖下的软骨。他搁在报纸上的那只手，从袖口里伸出来，黄色的、敏感的——一个真的人！不很诚实，也不很聪明，但是一个真的人！”

一个“真的人”，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远不如“好人”那样完美，但也许更可爱、更可靠，在某种语境中还会更可敬。格非笔下的那个主人公无疑也是这样一个“真的人”，但格非没有像张爱玲那样摆出一副绝望、冷漠的面孔，给小说一个悲剧性的、万劫不复的结局，而是摆出了一副嘲讽的、难舍红尘的姿态，小说的结局也是模棱两可的。张爱玲写的是非正常状态之下的“真”，带有一些传奇色彩；格非写的则是正常状态下看不见的“真”，这种“真”是普普通通、波澜不惊的，可能正因为如此，没有几个人能意识到它的存在与价值，它似乎穿上了隐身衣，以一种似真非真的状态被看见、被认可。它在意识形态化的象征界着实太稀罕了，而只能在实在界和想象界存活并得以凸显，所以它越得以凸显便越显得稀罕、越体现出了重大的现实价值和意义。在这种悖论性情境中展开的格非的创作虽然比张爱玲的故事少了些批判的力度和先锋的气质，却呈现出更加多元而强烈的反讽效果。由此我们可以更加准确地理解小说中那些引起争议和误解的话，譬如，“如果你不是特别爱吹毛求疵，凡事都要去刨根问底的话，如果你能学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改掉怨天尤人的老毛病，你会突然发现，其实生活还是他妈的挺美好的，不是吗?”格非笔下的“真”是更加真实而完整的，这或许正如罗兰·巴尔特所讲，写作的任务在于“把行为的现实性和目的的理想性结合起来”，在此情况下，“字词变成了一种假托(也就是一种‘另有他义’和一种借口)”*罗兰·巴尔特. 写作的零度[M]. 李幼蒸，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14.。

四、批判的力度和勇气

对于善恶准则的怀疑，对于“真”的推崇及其理想化，引导我们去思考这样一个极具现实和时代意义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失去了批判的力度和勇气？问题的症结不全在于市侩哲学、犬儒主义、商品拜物教的崛起和盛行，而主要在于主体批判的角度和自我的定位。

善恶自有它约定俗成的界限，但它们也是一对变幻不定的历史变量，特别是在急遽变化的时代、信仰真空或者混乱的社会，善恶的不确定性和相对性，使它们难以成为历史审判的依据和标准。格非认为：“在新思想冲决旧道德藩篱的过程中，它需要一种既维护旧道德(主要是策略上的说教)，同时又让新的思想观念得以出现(多半是以‘恶’的形式)的矛盾结构。”这种矛盾结构动摇了善恶大厦的根基，格非对于此类时代问题的理解非常准确，他举例阐释道：“黑格尔在解读《拉摩的侄儿》一书时，一眼就看出了前者(道德说教者)的惺惺作态，而认为后者(赤裸裸呈现的‘恶行’)才是狄德罗作品中唯一重要的东西。”*格非. 雪隐鹭鸶·伦理学的暗夜[J]. 收获，2014(5):149.相近、相似的历史个案和证据不胜枚举，不仅如此，善恶的历史相对性还有更加耐人寻味的含义。当个人之善与群体之善产生时代性的冲突时，个人之善便难以逃脱被阐释成“彻底之恶”的命运，而康德对“恶魔之恶”或人性本恶中的恶所表现出的宽容甚至赞赏——“因为这个人即使在恶劣环境的影响下，也没有屈从于恶”，更是超越了俗世的规则上升到历史伦理的高度*斯拉沃热·齐泽克. 实在界的面庞·论彻底之恶及相关问题[M]. 季广茂，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43.。由此可见，善恶在现实的层面确有一种难以超越和克服的模糊性，这不仅给伪善提供了大行其道的机会，也使得时代的价值批判系统难以应对而无法建立，我们可能因此失去批判的能力和弘扬正义的坚定立场，成为被历史嘲笑的对象。

无论是王阳明还是《金瓶梅》的匿名作者，无论是康德、黑格尔还是狄德罗，格非身处的历史情境与他们大同小异，固有的价值批判系统已经无法作为道德批判和人本尊严的精神资源，难以承担历史与自我重建的重任。在这样混沌而凶险的世界中，我们都穿上了隐身衣，卑微地躲在一个角落里偷窥般地若即若离，那个具有支撑作用的主体处于弥散乃至消失的状态之中。我们如果不能像王阳明、康德那样开辟一条拯救自我与历史的新路，我们至少可以做一件事，脱掉隐身衣，从隐蔽的状态中无所留恋地走出来。如果说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历史性的自甘卑微与乐得犬儒是情有可原的话，那我们也不应该放弃对于精神的健全与强壮的追求，以真实、完整的自我去应对真实、完整的现实。

隐身衣隐藏了什么不是关键性因素，关键在于隐藏本身，隐身衣的寓意亦在于此：“‘被压抑’的内容恰恰是压抑的结果”；“隐藏这个姿态本身，创造了它假装要隐藏的东西”*斯拉沃热·齐泽克. 实在界的面庞·论彻底之恶及相关问题[M]. 季广茂，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44-45。换言之，隐藏了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要隐藏。隐藏本身便是恶，恶之根源，知识、思想、精神批判力最大的魔障，市侩哲学、犬儒主义、商品拜物教崛起和盛行的终极原因，也是它们得以藏身的隐秘角落。破除隐藏的符咒，我们才能获得批判的真正动力，这也是王阳明、康德那些先贤们思想体系中的应有之义。在更高级、更伟大的灵魂那里，隐身衣的存在可能不会妨碍批判和自我认知功能的实现，但这样的灵魂毕竟为数不多。

无独有偶，青年女作家张悦然在其近作《动物形状的烟火》中，对“天真”的落寞和失败那令人印象深刻的描摹，可以与《隐身衣》对读。这些敏感的艺术家正在用他们真诚而勇敢的作品，揭示着我们这个时代一种流行的、糜烂的意识形态——虚伪、矫饰、假模假样、居心叵测。格非更加极端而深刻一些，他执着地把“真”的价值放在一切善恶和道德的前面，用它引领我们走出时代的魔障，走上重建真诚、健康的精神世界的坦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格非的《隐身衣》就像他所赞颂的《金瓶梅》一样，成为一部“激愤与悲悯之书”，格非由此再次凸显了他的“先锋”形象。

隐身衣的文化及其意识形态自然也不仅仅属于当代，它们是我们这个民族文化传统、日常生活礼俗的一部分，从上至下、各个阶层莫不如此，有时会令人感到愤懑、窒息，但大多数时候是让人无可奈何。若从这个方面来理解，说《隐身衣》表现出一种“国民性”批判的启蒙主题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每当这种时刻，笔者总是会深深地感到，鲁迅的文章、形象与智慧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稀缺的文本，从中可以照见那些隐身的活人与死人的本相。

〔责任编辑：都 媛〕

The dilemma of truth/lies and good/evil——On the significance of Ge Fei’sYinshenyi

Xu Jiang1， Hao Liping2

(1.SchoolofLiterature，LiaoningNormalUniversity，Dalian116081，China；
2.ChineseTeachingSection,AnshanTV&BroadcastSchool,Anshan114200,China)

Fastened on the scholar and writer， this is a different figure of Ge Fei in the Chinese literature today. The two worksTheEgretCoveredbySnowandYinShenyiar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of his harmonious but different identities. Ge Fei proposed inTheEgretCoveredbySnowthat the most important value ofJinPingMeiis to manifest a new concept of the time—the concept of Truth/Lies， which means that Truth/Lies is a higher standard than Good/Evil. In his novelYinshenyi， the same concept was told. Ge Fei portrayed a true man in this novel and faced a time full of lies， sought an ideal world without lies， and thought how we recall the bravery of critique.YinshenyiandJinPingMeiare both books on anger and sympathy and Ge Fei highlighted his image of avant-garde again.

truth/lies; good/evil;Yinshenyi; significance

10.16216/j.cnki.lsxbwk.201703085

2017-02-21

许 江(1976- )，男，新疆乌鲁木齐人，辽宁师范大学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I247

A

1000-1751(2017)03-008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