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曉虹

晚清“西學東漸”，西方小説觀念與作品大量湧入中國。由此引發的最大震盪，乃是打破了傳統的文類等級，使小説迅速躋身於“文學之最上乘”*《論小説與群治之關係》，《新小説》第1號(1902年11月)，第3頁。原文未署名，實爲梁啟超所作。。而引領這一風潮的“小説界革命”，不但强勢推進了“新小説”的創作，也在小説理論與批評新規範的建立上卓有成效。就後者而言，大體又可區分爲兩支： 一面對當下，著意於新理念的闡發；一回溯前代，致力於舊小説的重估。但無論哪一種取向，其所依托的背景，都是源自西方的新小説觀的移植與建構。本文有意考察傳統資源在晚清的新生，故選取此一時段頗爲熱鬧的《水滸傳》新評爲例，以探究舊學如何轉化爲新知的展開脈絡。

一、 《世界百傑傳》之“駭”

晚清“小説界革命”的“革命”意義，不只反映在與其他文類相比小説等級的升降，其實也落實在小説文體内部文白主奴的易位上。隨著小説地位的提升，原先處於下層的白話小説，此時已一躍成爲“新小説”創作的主體，章回小説也因此比文言小説獲得了論者更多的關注。新作如此，古書亦然。

儘管宋元以降，中國的白話小説歷經繁衍，已擁有悠久的歷史與巨量的作品，不過，若舉示代表，《水滸傳》與《紅樓夢》仍爲普遍認可的魁首。只是，二者的相提並論，並非都是在雙峰並峙的美好意涵上鋪展，早先更多見的反倒是沆瀣一氣的負面評價。而晚清對《水滸傳》的“新評”，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展開的。

還在《紅樓夢》行世之前，已有“《水滸》、《金瓶梅》，誨盜誨淫，久干例禁”*閑齋老人《〈儒林外史〉序》(乾隆元年)，吳敬梓著、李漢秋輯校《儒林外史(黄小田評本)》，合肥： 黄山書社1986年版，卷首第15頁。之説。迨《紅樓夢》出，“其書較《金瓶梅》愈奇愈熱”，被斥爲“誨淫之甚者也”*毛慶臻《一亭雜記·地獄治曹雪芹甚苦》、梁恭辰《勸戒録四編·紅樓夢》，王利器輯録《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説戲曲史料(增訂本)》，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77、376頁。，因而便有資格取代《金瓶梅》，成爲“誨淫”之作的首選。應該承認，“小説界革命”的論者起初對這一言説並不反感，甚至可謂爲照單接受。而對《水滸傳》的“新評”卻正是由此起步，愈走愈遠。

關於晚清的“小説界革命”，儘管明確的表述出自1902年11月在日本創辦的《新小説》雜誌，梁啟超於創刊號發表的《論小説與群治之關係》，提出了“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説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説始”*《論小説與群治之關係》，第8頁。的著名論斷；不過，追溯前史，維新人士在戊戌變法之前關於革新小説的論述，尤其是1897年天津《國聞報》連載的長文《本館坿印説部緣起》，明顯是一條前後貫通的線索。

由嚴復與夏曾佑執筆撰寫的《本館坿印説部緣起》議論新穎，刊發當日即引人注目。以致多年後，正熱衷於“小説界革命”的梁啟超，對其文仍念念不忘*參見《小説叢話》中飲冰語，《新小説》第7號(1903年9月)(實爲1904年1月以後出刊)，第69頁。《本館坿印説部緣起》在《國聞報》連載時未署名，梁啟超稱其“實成於幾道與别士二人之手”。。此文視野闊大，已將目光投向域外，倡言“聞歐美、東瀛，其開化之時，往往得小説之助”，隱含了以小説推動政治改良的深意。不過，稱讚小説具有影響社會的巨大感染力，“其入人之深，行世之遠，幾幾出於經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風俗，遂不免爲説部之所持”，其説固然是振聾發聵，言古人所不敢言；但接下來的舉例，卻又落入了舊窠臼：“《水滸傳》者，誌盜也，而萑蒲狐父之豪，往往標之以爲宗旨。”*《本館坿印説部緣起》，《國聞報》第2版(1898年12月11日)。可見在嚴、夏二人眼中，《水滸傳》人物的身份仍不脱盜賊，該書既被强盜們奉爲典範，自然確證了其“誨盜”的性質。

更重要的是，作爲“小説界革命”主將的梁啟超，1898年12月在《清議報》刊載其第一篇小説專論時，對《水滸傳》的評價也與嚴復、夏曾佑一般無二。《譯印政治小説序》在盛讚“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國政界之日進，則政治小説，爲功最高焉”的同時，也嚴厲斥責中國小説“自《虞初》以來，佳製蓋鮮，述英雄則規畫《水滸》，道男女則步武《紅樓》，綜其大較，不出誨盜誨淫兩端”*任公《譯印政治小説序》，《清議報》第1册(1898年12月)，本文第1頁。。而如果再向前追溯，我們也會發現，“誨盜誨淫”實爲梁啟超對舊小説的習用評判。1897年2月發表的《變法通議·論幼學》言及“説部書”，正是以“誨盜誨淫，不出二者，故天下之風氣，魚爛於此間而莫或知”*梁啟超《論學校五(變法通議三之五)·幼學》，《時務報》第18册(1897年2月)，第1頁。概言其害。

表面看來，嚴復、夏曾佑、梁啟超等人還在使用傳統的陳詞濫調，但不同處在於，三人對《水滸傳》異口同聲的指控，都是放在傾向鮮明的中西對立框架中提出的，由此使得批評的導向與結論迥異前人： 小説不是應當禁毁，而是必須革新。革新之路，諸位先進者已然認定爲效法西方，由此，根基深厚的古代小説便成爲急需破除的巨大阻礙。顯然，在這一論述理路中，《水滸傳》的功能不過形同箭靶，藉以指代遭受撻伐的舊小説整體。因而，《水滸傳》的“誨盜”説，亦如抨擊《紅樓夢》的“誨淫”一樣，實際都指向對舊小説的價值否定。這在一向被視爲“‘小説界革命’宣言書”的《論小説與群治之關係》中表現尤爲明顯，梁啟超“吾中國人江湖盜賊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説也”的斷言，實則與並列的“狀元宰相”、“佳人才子”、“妖巫狐兔(鬼)之思想”一樣，都只是爲舊小説乃“吾中國群治腐敗之總根原”*《論小説與群治之關係》，第6—7頁。的總體批判提供的一項佐證。而對傳統小説的絶對排斥，又意在爲“新小説”的誕生清理場地，論證其正當合理性，這恰是“小説界革命”進程中必不可少的步驟。

不過，這一沿襲舊説、對《水滸傳》的貶抑態度，很快即發生了逆轉。起碼，1904年，我們已經可以看到梁啟超之弟啟勳的如下評説：

《水滸》、《紅樓》兩書，其在我國小説界中，位置當在第一級，殆爲世人所同認矣。然於二者之中評先後，吾固甲《水滸》而乙《紅樓》也。*《小説叢話》中曼殊語，《新小説》第8號(1903年10月)(實爲1904年2月以後出刊)，第172—173頁。

這又並非梁啟勳的一人獨見。次年出版的小説《女媧石》，作者“海天獨嘯子”便與之持論相同：“我國小説，汗牛充棟，而其尤者，莫如《水滸傳》、《紅樓夢》二書。”比較之下，其人的取捨同樣偏向《水滸傳》*卧虎浪士《〈女蝸石〉敘》，海天獨嘯子《女媧石》，東亞編輯局1905年3月版；録自《中國近代小説大系·東歐女豪傑、自由結婚、瓜分慘禍預言記等》，南昌： 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1年版，第441頁。該敘多半記録小説作者之言。。即便始終對《水滸傳》的“誨盜”心存芥蒂的梁啟超，卻也在1899年對其作者施耐庵表達了敬意。《飲冰室自由書》中一則關於明治小説的概述，原本出自日本博文館出版的《明治三十年史》(中譯本有上海廣智書局1902年出版的《日本維新三十年史》)，梁氏既在開篇添加了“於日本維新之運有大功者，小説亦其一端也”，又在末後抒發了一通感慨：“嗚呼！吾安所得如施耐庵其人者，日夕促膝對坐，相與指天畫地，雌黄今古，吐納歐亞，出其胸中所懷磈礧磅礴、錯綜繁雜者，而一一熔鑄之，以質於天下健者哉？”*任公《飲冰室自由書》，《清議報》第26册(1899年9月)，《飲冰室自由書》第2頁。此則“自由書”原無獨立標題，後與前兩則合併，加題爲《傳播文明三利器》。排除了關涉“才子佳人”的《紅樓夢》與“妖巫狐鬼”的《西遊記》，施耐庵竟成爲梁啟超唯一可與之對話的古代小説家，語氣中且充滿了對施氏的傾倒之情。

如此天差地别的評價，固然體現了“小説界革命”理論認知的深入，然而具體到《水滸傳》一書，來自日本的影響應可確定爲最直接有力的催化劑。實際上，在晚清時人的論説中，這一淵源關係已是昭然若揭。最早有邱煒萲1901年出版的《揮麈拾遺》，中列《日人論〈水滸〉》一條：

余嘗見日本人北村三郎近著《世界百傑傳》，收及全地球古今人物，其例與《無雙譜》爲近，而其稱吾中國小説家，獨取施耐庵一人，謂爲所撰《水滸傳》有自由意境，此則金聖歎所未及知者矣。*邱煒萲《日人論〈水滸〉》，《揮麈拾遺》，1901年上海刊本；録自阿英《晚清小説叢鈔》(小説戲曲研究卷)，北京： 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410頁。

邱氏人雖在新加坡，卻熱心參與其時的文學改良，所出各書、所發議論、所著詩文，均廣泛流傳於國内及亞洲華人社會。現在尚存世的常熟文人徐兆瑋匯輯的小説資料集《黄車掌録》稿本中，仍可見其當年抄録的邱氏《日人論〈水滸〉》全文*徐兆瑋著、蘇醒整理《黄車掌録》，《徐兆瑋雜著七種》，南京： 鳳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176頁。。無獨有偶，1904年，梁啟超之友狄葆賢在《新小説》發表《論文學上小説之位置》，開篇亦稱述：

吾昔見東西各國之論文學家者，必以小説家居第一，吾駭焉。吾昔見日人有著《世界百傑傳》者，以施耐庵與釋迦、孔子、華盛頓、拿破侖並列，吾駭焉。吾昔見日本諸學校之文學科，有所謂《水滸傳講義》、《西廂記講義》者，吾益駭焉。*楚卿《論文學上小説之位置》，《新小説》第7號。世次郎(黄世仲)亦云：“日人所著《世界百傑圖》中，舉小説名家之施耐庵，與教育大家之孔子同列焉，吾昔也聞而驚之詫之，曰有是哉？”參見《〈水滸傳〉於轉移社會之能力及施耐庵對於社會之關係》，《粤東小説林》第3期(1906年11月)，第1頁。

而在這一連串令晚清文人震駭的文化衝擊中，邱煒萲提到的《世界百傑傳》也赫然在列。由此，不能不引起筆者對該書的格外關注。

應該説，北村(川崎)三郎(1864—1943)編著的《世界百傑傳》*據大谷正《歷史書と「歷史」の成立： 『西南記伝』の再検討(1)》(《専修法學論集》第100號，2007年7月)考證，北村三郎本姓川崎，爲明治至昭和年間的新聞記者與通俗作家，曾積極參與“東邦協會”、“黑龍會”等政治團體的活動，著述頗豐。其編寫《世界百傑傳》的緣起，與此前一年撰寫《支那帝國史》，在首編第一章論列東西偉人有關(第48—63頁)。筆者所見大谷文由北海道大學清水賢一郎教授提供，在查閲《世界百傑傳》的過程中，也得到了他的大力幫助，謹致謝忱。本屬於明治時期流行的“立志”讀物。1871年(明治四年)，曾任留英學生監督的中村正直所譯英國斯邁爾斯(Samuel Smiles)名作《自助論》(SelfHelp)出版，題名《西國立志編》，由此引發了被日本學界稱爲“立身出世主義”的社會思潮*參見筆者《明治“婦人立志”讀物的中國之旅——晚清女報中的西方女傑探源》，《晚清女子國民常識的建構》，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96—98頁。。在蜂擁而出、數以百計的古今東西人物立志故事中，北村之作以篇幅宏大，頗引人注目。該書從1890年(明治二十三年)3月開始出版，共分12編，實爲136人(含附録28人)立傳。正如邱煒萲與狄葆賢所言，書中所收乃“全地球古今人物”，包括了釋迦、孔子、華盛頓、拿破侖這些舉世公認的聖賢、偉人。而在每篇傳記之首，均有作者對人物的類别界定，如第一編中的《釋迦摩牟尼佛ノ傳》、第二編中的《耶穌基督ノ傳》，均冠以“宗教家——聖哲的社會”，第四編中的《孔子ノ傳》、附録的《孟軻ノ傳》，均冠以“哲家——學士的社會”；第三編中的《拿破侖第一世ノ傳》、第十一編中的《華盛頓ノ傳》，均冠以“英雄——功名的社會”。

《施耐庵ノ傳》載於第八編，標記爲“小説家——文學的社會”。文人(如柳宗元、韓愈、歌德)、詩人(如杜甫、李白、彌爾頓、松尾芭蕉)之外，《世界百傑傳》只收入三位小説家，即同列第八編的施耐庵與日本江户時代的通俗小説作者曲亭馬琴，以及第十一編中的俄國作家托爾斯泰。邱煒萲謂“其稱吾中國小説家，獨取施耐庵一人”，確爲事實，甚至尚可補充、提升爲，施氏係入選的“世界”三位小説家之一。據此而言，北村三郎對施耐庵的推重可謂登峰造極。雖然檢讀其所撰《自序》，北村所讚頌與心儀者盡在宗教家、英雄、政治家、哲學家、詩人、航海家與工業家*北村三郎《世界百傑傳自序》，《世界百傑傳》卷首(東京： 博文館1890年版)，自序第2—4頁。，不過，“世界百傑”榜上有名，對施耐庵已是至高的尊崇。

其實，這篇長達44頁的施耐庵傳，真正屬於作者自撰的文字極其有限。全篇三章，第一章“施耐庵”的主體是節抄或全録金聖歎《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的第一與第三兩篇序；第二章“施耐庵ノ傳”，則大體爲金氏假托施耐庵撰寫的“貫華堂所藏古本水滸傳前自有序一篇今録之”的過録本；最後一章“水滸傳ノ文(節録一章)”，更乾脆直接挪用了小説第二十五回“偷骨殖何九送喪/供人頭武二設祭”，當然，金聖歎的批語也全部照搬。因此，北村三郎在第一章開篇與結尾所發抒的議論便顯得格外珍貴，不妨全部迻譯如下：

思想高遠，風神淋漓，飄然而來，飄然而去，手觸而動天機，落筆可發天籟，我亦不知其所以然，蓋其爲文章之神仙也： 莊子之文即爲是。風骨崚嶒，手腕雄大；發於不得不發，止於不得不止；或如虎豹之怒，或如龍蛇之走，或如駿馬之翔，或如驟雨之灑；我亦不知其所以然，蓋其爲文章之英雄也： 司馬遷之文即爲是。如錦心繡手，絶奇絶妙，神來鬼助，窮變盡幻，玲瓏如玉，鏗鏘鳴金，發揮天地之美無所遺，我亦終不知其所以然，蓋其爲才子之文也： 施耐庵之文即如是。

莊子，有神識，故有神仙之筆；司馬遷，有雄識，故有英雄之筆；施耐庵，有才識，故有才子之筆。古今上下幾千年間，人物又何可限量？才子文人，如星如雨，實不可勝數。乃能屹立於幾千萬人之中，獨步於風塵之外，以絶代之靈眼，振絶代之快筆，欲求如莊子、司馬遷、施耐庵之輩，其果有幾人歟？嗚呼！或應謂天亦吝生大豪傑乎？否，非天吝生大豪傑，乃大豪傑之士，無破天之神識，無破天之雄識，無破天之才識耳。天實籠絡才士，而滔滔才士，竟爲天籠絡，竟不知自破天。

金聖歎，亦絶代之才子，故有絶代之才筆。其以絶代之才筆，評絶代之才子施耐庵之文章，實可謂之宇宙之大奇觀也。其評曰： (略)

嗚呼！自天生才子以來，未曾生有如施耐庵之輩；天子(下)自有文章以來，亦未曾有如施耐庵之文章者。而自天生批評家以來，未曾生有如金聖歎之輩；天下自有批評以來，亦未曾有如金聖歎之批評者。耐庵之文，入神入鬼；聖歎之評，入聖入仙。蓋作《水滸傳》，發揮天地之奇觀者，施耐庵也；然打磨《水滸傳》之玉，咀嚼其美，令天下人得掬其味者，金聖歎也。嗚呼！非英雄無以識英雄，非才子又安能識才子哉？*北村三郎《施耐庵ノ傳》，《世界百傑傳》第八編，第147—148、156—157頁。譯文得到了清華大學陳愛陽博士的幫助，特此致謝。

以上論贊，今日讀來並不稀奇，不過是模仿金聖歎的才子之筆，從金氏愛賞的“六才子書”作者中，再挑出個人偏愛的莊子、司馬遷與施耐庵做一番揄揚。即使置於當日，其説也不算出格。不過，這些言説落在别有會心的晚清士人眼中，如邱煒萲，便仍能從其“破天”之論中，引發出“《水滸傳》有自由意境”的别解。數年後，邱氏更重申“《水滸傳》得自由意境”，並據以斷言，此書“在中國集部，可謂别開生面，不徒佔小説界優勝地位也”*邱菽園《客雲廬小説話》，《新小説叢》第3期(1908年6月)，《小説話》第4頁。。而邱氏的這一發現，形同奪北村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大有超乎作者意外的發揮。

其實，問題的關鍵不在北村三郎説了什麽，甚至可以認爲，北村如何書寫施耐庵的傳記並不重要，進而小説家在其心目中居於何等地位也没關係；最要緊的是，《世界百傑傳》將施耐庵置於世界最偉大人物的行列中，成爲中國唯一入選的小説家，這份殊榮已説明與決定了一切。當然，受其刺激，晚清知識者也開始了對《水滸傳》的重新評估。

二、 “大著作家”與“大豪傑大英雄”

邱煒萲假借《世界百傑傳》，以“自由意境”説《水滸傳》，實際已含“新評”之意。不過，此舉真正形成風尚，仍有待衆多小説雜誌的面世。而1902年11月《新小説》在日本創刊，正提供了這樣的契機。隨後出現的《新世界小説社報》(1906年7月創刊於上海)、《粤東小説林》(1906年10月創刊於廣州，後改名《中外小説林》，1907年6月遷往香港*參見王燕《概説》，王燕輯《晚清小説期刊輯存(1)》，北京：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5年版，《概説》第93頁。)、《月月小説》(1906年11月創刊於上海)、《小説林》(1907年4月創刊於上海*《小説林》第一期所標出版時間爲光緒三十三年正月，實際出版時間延遲了一個半月。據欒偉平《清末小説林社的雜誌出版》，《漢語言文學研究》(2011年第2期)，第40頁。本文關於《小説林》各期的發行時間均以此爲準。)等，與之遥相呼應，共同構成了對《水滸傳》多聲部的演繹。

清理晚清諸多《水滸傳》新論，可以發現，邱煒萲之後，首發其端者當推狄葆賢。在表達受到《世界百傑傳》震駭的同一篇論文中，儘管由此直接推導出的結論乃是“小説者，實文學之最上乘也”，並隨即展開了作爲論文主體的“以文學之眼”對小説的觀察與性質的辨析，狄文末尾卻又回到了開頭的“入話”，大力呼應鼓吹：

吾以爲今日中國之文界，得百司馬子長、班孟堅，不如得一施耐庵、金聖歎；得百李太白、杜少陵，不如得一湯臨川、孔雲亭。吾言雖過，吾願無盡。*楚卿《論文學上小説之位置》，《新小説》第7號，第1、7頁。

這已經是將施耐庵的文壇地位抬高到司馬遷、班固之上。當然在此處，施耐庵仍是一個符號，代表了中國小説家。但其唯一性，無疑令人印象深刻。

需要指出的是，狄葆賢之文題爲《論文學上小説之位置》，他也確實是在文學性的脈絡中推贊施耐庵與《水滸傳》。這在下一期《新小説》雜誌刊載的《小説叢話》上也可以得到證明。狄氏關於《水滸傳》“描寫當時社會之情狀”的點評，如“多正筆”、“多明寫”、“多快語”、“明白暢快”、“抱奇憤”，雖是與《金瓶梅》相對而言，會受到限制，不過，其認同金聖歎的“才子書”説，釋義爲：“所謂才子者，謂其自成一家言，别開生面，不傍人門户，而又别於聖賢書者也。”則還是以“才子”論施耐庵，最注重其文學獨創性*《小説叢話》中平子語，《新小説》第8號，第169—170、172頁。狄葆賢同時評《聊齋志異》，謂其“雖膾炙一時，究不得謂之才子書，以其非别開生面者也”(同上，第171頁)。。

而與狄葆賢同時在《小説叢話》中現身的梁啟勳，將此意表述得更明白。在肯定《水滸傳》、《紅樓夢》同爲我國最優秀小説後，談及二者之中所以偏愛《水滸傳》的原因，梁氏聚焦處也只在敘事藝術：“凡小説之最忌者曰重複，而最難者曰不重複，兩書皆無此病矣。”不過，《紅樓夢》因所寫人物“男女老少貴賤媸妍”俱有，流品複雜，“不重複也尚易”；“若《水滸》，則一百零八條好漢，有一百零五條乃男子也。其身份同是莽男兒，等也；其事業同是强盜，等也；其年紀同是壯年，等也，故不重複也最難”*《小説叢話》中曼殊語，《新小説》第8號，第173頁。。這等於承認《水滸傳》以高超的藝術描寫勝於《紅樓夢》，實爲梁啟勳心目中我國獨一無二的最佳小説。若再將此説法推至極致，可以預料，其終點必然是“《水滸》可做文法教科書讀”*《小説叢話》中定一語，《新小説》第15號(1905年4月)，171頁。。

至此，我們亦可憬悟，狄葆賢、梁啟勳對於《水滸傳》的“新評”，其實尚不脱金聖歎標舉“《水滸傳》真爲文章之總持”*金聖歎《序三》，陳曦鐘、侯忠義、魯玉川輯校《水滸傳會評本(上)》，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1頁。的舊牢籠。上引留日學生許定一*許定一，湖南善化人，1902年留學日本，時年十五歲。1908年在日本病逝。參見《日本留學中國學生題名録》，房兆楹輯《清末民初洋學學生題名録初輯》，臺北：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2年版，第35頁；尋霖、龔篤清編著《湘人著述表(一)》，長沙： 嶽麓書社2010年版，第266頁。以“文法教科書”視《水滸傳》，接下來所述便正是“金聖歎所言，即有十五法”。爲許氏點數的“倒插法”、“夾敘法”、“草蛇灰線法”、“大落墨法”等，本是金聖歎在《讀第五才子書法》中指點子弟的獨得之秘，所謂“《水滸傳》有許多文法，非他書所曾有”*《小説叢話》中定一語，《新小説》第15號，第171—172頁；金聖歎《讀第五才子書法》，《水滸傳會評本(上)》，第20頁。，故説破與人看，以便其一通百通，移讀史部書，照樣可解得妙處。只是，晚清的新學人士如從《世界百傑傳》出發，僅止步於此，小説與小説家的地位與聲望儘管升高了，卻於《水滸傳》本書的評價並無實質改觀。

如此，1905年《新小説》第15號上刊出的許定一諸説，便值得另眼相看。雖如上所述，其中不乏對於金聖歎論《水滸傳》文法的承襲，但其特别之處在於，許氏對這部“誨盜之書”還進行了政治意涵的發掘。按照文中提示，一段寫於辛丑即1901年的問答體議論，已顯示出其時年方十四的熱血少年許定一的膽識。這節“或問”在筆法上也許仍模仿金聖歎，不過，比之金氏所問只是“施耐庵尋題目寫出自家錦心繡口，題目盡有，何苦定要寫此一事”、“題目如《西遊》、《三國》，如何”*金聖歎《讀第五才子書法》，《水滸傳會評本(上)》，第15、16頁。，答案總不出文法，許氏的設問卻是關乎大局：

或問於予曰：“有説部書名《水滸》者，人以爲萑苻宵小傳奇之作，吾以爲此即獨立自强而倡民主民權之萌芽也。何以言之？其書中云，旗上書‘替天行道’，又書於其堂曰‘忠義堂’，以是言之耳。雖然，欲倡民主，何以不言‘替民行道’也？”……或又曰：“替天行道，則吾既得聞命矣；叛宋而自立，豈得謂之忠乎？不忠矣，豈得謂之義乎？”

此節問難最可注意之點是，“獨倡民主民權之萌芽，使後世倡其説者，可援《水滸》以爲證”*《小説叢話》中定一語，《新小説》第15號，第168—169頁。。於此可見，現代西方民主與民權的國家性質，許氏認爲在代表民間與朝廷對抗的水泊梁山忠義堂中已具雛形。

到參與《小説叢話》寫作時，許定一已進一步將“施耐庵之著《水滸》”，總結爲“實具有二種主義”。除了早年讀解的“獨倡民主民權”，另一主義即指向民族革命。許氏因此表彰施耐庵，“因外族闖入中原，痛切陸沉之禍，借宋江之事，而演爲一百零八人。以雄大筆，作壯偉文，鼓吹武德，提振俠風，以爲排外之起點”*《小説叢話》中定一語，《新小説》第15號，第169頁。。不過，此説如追究起來，又並非許氏的特識，實爲承接了李贄《讀〈忠義水滸全傳〉序》之言：“施、羅二公身在元，心在宋；雖生元日，實憤宋事也。是故憤二帝之北狩，則稱大破遼以泄其憤；憤南渡之苟安，則稱剿三寇以泄其憤。”李贄因此以“忠義”歸於水滸*李卓吾《讀〈忠義水滸全傳〉序》，《水滸傳會評本(上)》，第28頁。。雖則有此一段因緣，李、許之間仍存在巨大的差别： 對明人來説，所“憤宋事”還是並未身處的前朝事；但在許定一口中道出，“陸沉”、“排外”儼然具有針對滿清政權的現實意義。這種情感體驗的力度差異絶不可小視，因此，當晚清民族主義思潮興起之際，對《水滸傳》的這一重新發現，纔會激起深遠的回聲。

實際上，由許定一開端的以政治之眼觀《水滸傳》，隨後也成爲晚清釋讀施耐庵與《水滸傳》的主流。其間，持論相近者有之，補充完善者有之，另出新意者亦有之。大體而言，由許氏所言“獨倡民主民權”，推出施耐庵具有“民權之思想”；由“鼓吹武德，提振俠風”，推出施耐庵具備“尚俠之思想”*《中國小説大家施耐庵傳》，《新世界小説社報》第8期(1907年6月)，論著第6頁。原刊未標出版時間，據謝仁敏《晚清〈新世界小説社報〉出版時間、主編考辨》，《明清小説研究》(2009年第4期)，第240頁添加。，以應和梁啟超在《新民説》中大聲呼唤、急欲振興的“尚武”精神*參見中國之新民《新民説·論尚武》，《新民叢報》第28—29號(1903年3、4月)。以“尚武”眼光打量《水滸傳》人物，李逵的形象也焕發出現代色彩：“昂藏黑大漢，盤旋雙鐵斧。偉哉軍國民，體魄無與伍。”見秦風(高旭)《題〈水滸〉·李逵》其二，《國民日日報彙編·第四集》，上海： 東大陸圖書譯印局1904年10月版，第95頁。。凡此，均尚未超出許氏的論述範圍。

而若以開拓出新意境相衡量，諸解之中，最具衝擊力的當屬《水滸傳》中“社會主義”思想的闡發。放在20世紀初的文化語境裏，所謂“社會主義”往往與無政府主義相混，或徑意指無政府主義。如1903年，上海廣智書局出版的日本福井準造《近世社會主義》中譯本，即包括了對無政府主義的介紹；1907年8月在東京發起成立的“社會主義講習會”，也是近代中國著名的無政府主義社團。並且，晚清對“社會主義”的理解，顯然更偏重其中的平等觀，尤其注目於經濟領域中消除貧富差别的理念*參見筆者《何震： 無政府主義的“女界革命”論》，《晚清文人婦女觀(增訂本)》，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273—277頁。。在這個意義上，“四海之内皆兄弟”、實行原始共産主義的《水滸傳》，也就能够與最新的學説思潮掛上了鉤。

最早揭櫫此意的當推時任東吳大學國學教習的黄人*參見楊旭輝《前言》，黄人著、楊旭輝點校《中國文學史》，蘇州： 蘇州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前言》第1頁。。1907年4月，在《小説林》創刊號開宗明義的發刊詞中，黄人已提出《水滸傳》“創社會主義”*摩西《〈小説林〉發刊詞》，《小説林》第1期(1907年2月)，《發刊詞》第2頁；實延至4月方纔出版。之説。限於體例，此處點到即止的話題，到同期刊載的《小説小話》中方得展開：

《水滸》一書，純是社會主義。其推重一百八人，可謂至矣。自有歷史以來，未有以百餘人組織政府，人人皆有平等之資格，而不失其秩序，人人皆有獨立之才幹，而不枉其委用者也。山泊一局，幾於烏托邦矣。

由“烏托邦”一詞，可坐實黄人眼中的梁山泊之近於無政府主義構思的理想社會。而被視爲人人平等、人人獨立的梁山，直接挑戰的正是根深蒂固的專制政權。黄人即指認：“耐庵痛心疾首於數千年之專制政府，而又不敢斥言之，乃借宋、元以來相傳一百有八人之遺事(《水滸》以前，宋、元人傳奇小説中，述梁山事者甚多)，而一消其塊壘。”*蠻(黄人)《小説小話》，《小説林》第1期，評林第4—5頁。此言與其説是對施耐庵心事的發明，不如説實爲黄氏本人思想的真實寫照*參見王永健《“蘇州奇人”黄摩西評傳》，蘇州： 蘇州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82—92頁。。因此，在發刊詞與《小説小話》中，他不斷提到龔自珍的《尊隱》，並直接引用其中“京師如鼠壤，則山中之壁壘堅”*參見《〈小説林〉發刊詞》、《小説小話》，《小説林》第1期，發刊詞第2頁、評林第5頁。一語，以透過“京師”與“山中”的對峙，傳達對民間反清革命力量的厚望。至此，小説評論也變成了作家表達政見的一條渠道。

另一位以“社會主義”論《水滸傳》的作者，則是當年的《申報》主筆王鍾麒*參見鄧百意《王鍾麒筆名與著述考》，《中國文學研究》第24輯，上海： 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年12月版，第100頁。。1907年在《月月小説》發表《論小説與改良社會之關係》時，王氏已明言：“吾嘗謂《水滸傳》，則社會主義之小説。”*天僇生《論小説與改良社會之關係》，《月月小説》第9號(1907年10月)，本文第1—2頁。而其具體闡論，也與黄人一般無二，揭示施耐庵作《水滸傳》之用心爲：“痛社會之黑暗，而政府之專横也，乃以一己之理想，構成此書。……生民以來，未有以百八人組織政府，而人人平等者；有之，惟《水滸傳》。”只是有黄説在前，王論也少了新鮮感。但其文仍有特别的觀照處，即以施耐庵置於世界思想家之列，而論定其小説性質：

使耐庵而生於歐美也，則其人之著作，當與拍(柏)拉圖、巴枯寧、托爾斯太、迭蓋司諸氏相抗衡。觀其平等級，均財産，則社會主義之小説也；其復仇怨，賊汙吏，則虚無黨之小説也；其一切組織，無不完備，則政治小説也。*天僇生《中國三大家小説論贊》，《月月小説》第14號(1908年3月)，第5—6頁。

柏拉圖、巴枯寧與托爾斯泰，在晚清本與烏托邦、無政府主義、虚無主義思想相繫連，這也是王鍾麒以“社會主義”、“虚無黨”與“政治”三種小説類别加諸《水滸傳》的原因。而按照林紓的看法，狄更斯“掃蕩名士美人之局，專爲下等社會寫照”，“以至清之靈府，敘至濁之社會”，“文字之奇特”、“文心之邃曲”無人可及*林紓《序》(1907)，《孝女耐兒傳》，上海： 商務印書館1915年版，序第2、1頁。。王鍾麒以之比肩施耐庵，在讚賞其同情下層社會之外，也傳達了對施氏小説藝術的傾倒。

依照晚清“小説界革命”的風氣，一部小説獲得的頭銜越多，即證明其價值越高。最典型的説法來自筆名“俠人”的論者評《紅樓夢》：“吾國之小説，莫奇於《紅樓夢》，可謂之政治小説，可謂之倫理小説，可謂之社會小説，可謂之哲學小説、道德小説。”*《小説叢話》中俠人語，《新小説》第12號(1904年12月)，第169頁。王鍾麒對《水滸傳》的評説，正與之有異曲同工之妙。而就另一個向度而言，這些具有新學背景的小説論者，其實也在努力運用新學知識裁量舊小説，以求推陳出新。循著這條線索向前追尋，在王鍾麒之前，黄世仲撰寫的《〈水滸傳〉於轉移社會之能力及施耐庵對於社會之關係》理應獲得特别重視。相比於前引諸説，黄文實爲“小説界革命”中第一篇《水滸傳》專論。

刊登在1906年《粤東小説林》上的黄世仲文，既是吸納了狄葆賢、梁啟勳、許定一諸位《小説叢話》作者的意見，也發表了自己的新得。其評“《水滸》者小説中空前之最上乘也”，讚歎其“用筆之奇”“皆小説中所未有”，認定施耐庵“寄托於《水滸》，固渾然一民族主義之大家也”，“其寫此百單八人之本色，自立之精神，皆勃勃有生氣”，均不脱前述諸人之論。至於黄文真正出彩的地方，乃是以《水滸傳》爲新學總匯，故在上説之外，又稱：“不寧唯是，其寫此百單八人中，固又隱然具有最近時代之新學思想也。”小而言之關乎現代科技，黄世仲從没羽箭張清的“以石代彈”發現了“今日新式快槍之思想”，從轟天雷凌振發現了“今日新式快炮之思想”，從神行太保戴宗發現了“今日電學之思想”；若大而言之，則關乎政治學説與制度，故“今日民權民主之政體”、“今日之平等主義”，黄氏也均從《水滸傳》中一一得見。據此，施耐庵的偉大已毋庸置疑：“以五百年之前人物，而其思想無不與今日新學之思想相吻合焉，此其所以爲人傑也。”既然《水滸傳》早已包孕了各種世界最新知識，其爲中國以至世界最偉大的小説自不待言，其爲今日“社會上最有關係之小説”*世次郎《〈水滸傳〉於轉移社會之能力及施耐庵對於社會之關係》，《粤東小説林》第3期(1906年11月)，第4—5、2頁。亦無可疑。

應當是受到文章開頭所引《世界百傑傳》(黄世仲誤“傳”爲“圖”)以施耐庵與大教育家孔子及其他東西方聖賢豪傑並列的啟發，黄世仲在對《水滸傳》的諸般新思想進行闡發之後，也從“轉移社會之能力，與製造國民之知識”著眼，將施耐庵與法國的伏爾泰(福禄特耳)、英國的莎士比亞(索士比亞)、俄國的托爾斯泰、德國的墨克與日本的柴四朗*原文錯寫爲“柴四郎”，其所著《佳人奇遇》中譯本1898年12月初次在《清議報》第1册開始連載時已致誤。(日本政治小説《佳人奇遇》的作者)五“大小説家”相比較，斷定“民族家與新學家之施耐庵，殆無多讓焉”*世次郎《〈水滸傳〉於轉移社會之能力及施耐庵對於社會之關係》，第6頁。。這樣一種中西等量齊觀的論説方式，在王鍾麒那裏，已將人物比較的系列改换爲思想家，而到了《新世界小説社報》同人，又更趨精細： 以《水滸傳》具“民權之思想”，而謂“耐庵可比盧梭”；具“尚俠之思想”，而謂“耐庵可比西鄉隆盛”；具“女權之思想”，而謂“耐庵可比達爾文”*《中國小説大家施耐庵傳》，《新世界小説社報》第8期，論著第6—7頁。。還原到晚清的新學界，盧梭的《民約論》已有譯本，西鄉隆盛以幕末武士而成爲“日本維新二大傑”之一，亦聲名遠播；惟有達爾文與女權的關係，因譯者馬君武以《達爾文物競篇》與《斯賓塞女權篇》合爲一書出版*楊廷棟譯盧騷《民約論》連載於1900年12月—1901年12月《譯書彙編》第1、4、9期；湖南生編輯《日本維新二大傑》1903年由湖南編譯社出版；《斯賓塞女權篇達爾文物競篇合刻》1902年由少年中國學會印行。，論文作者混淆了二者，卻讓人窺見晚清新知識流傳中饑不可耐、囫圇吞棗的原生態。當然，《水滸傳》而含女權思想，本身即不可思議，只能認爲是作者出於把施耐庵變爲“新學家”而衆善歸之的心理與願望。

晚清新學界的思維活躍，想象力豐富，由上述各例已盡可領略。不過，日後以學者聞名的陳垣仍會有出人意表的奇論。1907年，作爲廣州《時事畫報》主筆的陳垣，在該刊發表了《書〈水滸傳〉》一文。服膺報刊爲啟發革命利器的陳垣，也把這份信任投射到《水滸傳》，文章開篇第一句竟然是：“《水滸傳》，元世之革命黨雜誌也。”陳將施耐庵的身份設定爲“宋季遺老”，懸想其“痛故國之飄零，悲腥膻之逼人”，無力回天，故以著書發明心事。其所采取的傳播方法，也一如梁啟超最爲稱道的報章與演説兩大“文明普及之法”： 施氏“創體章回，則每卷一出，人輒得觀”，被陳垣比爲“其辦法蓋如今旬報，故每卷末有‘且聽下回分解’等語”；説書之演繹水滸故事，也被描述爲“又有秘密黨人，江湖遊士，隨地演講”，令人聯想到當日流行的講報。於是，晚清人讚頌盧梭的詩句“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便落實到施耐庵，而謂爲“掊擊胡元”的“明太祖諸人，皆《水滸傳》所製造來者也”*錢(陳垣)《書〈水滸傳〉》，《時事畫報》丁未年第30期(1907年12月)，第13頁；任公《飲冰室自由書》，《清議報》第26册(1899年9月)，《飲冰室自由書》第2頁；觀雲(蔣智由)《盧騷》，《新民叢報》第3號(1902年3月)，第100頁。。《水滸傳》在陳垣筆下又成爲革命的寶典，暗中也與其正做主撰的旬刊《時事畫報》發生勾連。

在黄世仲、陳垣兩位廣東文人的《水滸傳》專論之外，此時也出現了真正意義上的施耐庵傳。如前所述，北村三郎的《世界百傑傳》雖以《施耐庵ノ傳》標題，且爲該傳第二章設定的敘述内容，卻不但以抄録金聖歎偽撰的古本序塞責，且理直氣壯地聲明：“記者未曾知施耐庵之傳，亦未欲知之，何也？以一部之《水滸傳》，則知耐庵之大本領如何而有餘，則不欲知此外其傳之有無也。亦由此，可以以耐庵之《水滸傳》之自序以言之。”*北村三郎《施耐庵ノ傳》，《世界百傑傳》第八編，第157—160頁。而《世界百傑傳》的這一缺失，在晚清文人便成爲責無旁貸。時隔一年半，黄世仲將《〈水滸傳〉於轉移社會之能力及施耐庵對於社會之關係》，改寫爲《著〈水滸傳〉之施耐庵與施耐庵之著〈水滸傳〉》，在《中外小説林》重新刊發*《著〈水滸傳〉之施耐庵與施耐庵之著〈水滸傳〉》，《繪圖中外小説林》第2年第8期(1908年4月)。發表時未署名，然其大意與《〈水滸傳〉於轉移社會之能力及施耐庵對於社會之關係》相同。，顯然含有以論代傳之意。

更標準的傳記則出自《新世界小説社報》，此文發表時未署名，不知是否爲主編孫延庚(警僧)所撰。孫氏其時在上海民立中學任教*謝仁敏《晚清〈新世界小説社報〉出版時間、主編考辨》，《明清小説研究》2009年第4期，第241頁。，雜誌編輯部既設於上海，本人也便於吸納學界最新潮流。所刊《中國小説大家施耐庵傳》架構完整，分“緒論”、“施耐庵之事迹”、“施耐庵之戟刺”、“施耐庵之著録”、“施耐庵之思想”、“施耐庵之效果”與“結論”七部分。該文最醒目之點，一是揭出施耐庵著《水滸傳》，“以宋江百八之傳紀，而活已死之人心”，其作施耐庵傳，亦存此念；二是在著作目的上，於前人已論之“異族虐政”外，特别著意於南宋後之“理學餘毒”，以爲其“死守尊皇之義”，“犬之馬之不知羞”；三是以“西國聖哲”及日本維新志士比附施耐庵，前述之“民權”與盧梭、“尚俠”與西鄉隆盛、“女權”與達爾文均是，甚至更推許施著《水滸傳》之成效遠勝於布爾特奇之《希臘羅馬四十六人傳》(晚清更流行的譯名是《英雄傳》)，因布傳産出之英雄魁首拿破侖徒然“撓亂法疆”，而《水滸傳》産出之英雄魁傑朱元璋則能“光復漢土”，故可認爲元“亡於《水滸》”*《中國小説大家施耐庵傳》，《新世界小説社報》第8期，論著第1、3、4、1、6—8頁。。如此設論，處處體現出作者的民族革命情懷。

傳記中最特别的議論，還是關於《水滸傳》爲“誨盜之書”的辯説。起碼到“小説界革命”領袖梁啟超那裏，對此説法，歷來都是在貶義上加以使用。而《中國小説大家施耐庵傳》一反前人，從正面意義上大力褒揚“誨盜”，尤能見出作者對民族革命的强烈認同：

耐庵固誨盜，抑知盜固當誨耶？盜而不誨，則必爲張角之盜，爲朱三之盜，爲黄巢之盜，爲李闖之盜，擾亂治平，爲天下害。盜而受誨，則必爲漢高祖之盜，爲朱元璋之盜，爲亞歷山大之盜，肅清天下。*同上書，論著第8頁。

於此，不能不佩服作者撥亂反正的識見。對《水滸傳》的“新評”也只有走到這一步，纔算徹底擺脱了舊評點系統的道德束縛。其所“誨”之“盜”也具有了革命黨的意義，《水滸傳》因此也應成爲革命黨的必讀書。

回望晚清這段“新評”《水滸傳》的歷程，其實從始至終一直存在著對施耐庵的定位問題，而這又關係到與古人即李贄與金聖歎的對話。黄世仲的《〈水滸傳〉於轉移社會之能力及施耐庵對於社會之關係》一文，在第一點上已做了明確區分，指出施耐庵兼具“大著作家”與“大豪傑大英雄”兩重身份。據此，我們可以認爲，“小説界革命”初期以“文學之眼”觀《水滸傳》的論者狄葆賢與梁啟勳，是以“大著作家”看待施耐庵。而抱著與黄世仲同樣的“以大著作家視施耐庵，誠不如以英雄豪傑視施耐庵”*世次郎《〈水滸傳〉於轉移社會之能力及施耐庵對於社會之關係》，第3、6頁。想法的後來者，則更多彰揚《水滸傳》的獨立精神、民權思想、武德風範、民族主義，直至無政府理想。

這一分歧又可上溯到李贄與金聖歎的對立。李贄以《水滸傳》爲“發憤之所作”，認爲其所憤爲異族入侵與宋廷苟安，故以“忠義”在梁山*李卓吾《讀〈忠義水滸全傳〉序》，《水滸傳會評本(上)》，第28頁。。金聖歎則視施耐庵做《水滸傳》乃是“飽暖無事，又值心閑”，只要“尋個題目，寫出自家許多錦心繡口”，故專注於以“文法”解《水滸傳》，反對“忠義而在水滸”，理由是“水滸有忠義，國家無忠義耶”*金聖歎《讀第五才子書法》、《序二》，《水滸傳會評本(上)》，第15、20、7頁。。由此，從李贄牽引出的民族革命論述線索明晰，儘管有關“忠義”的設定多半被忽略。而肯定《水滸傳》文學價值的人不必説，即便同時看重施耐庵兩種身份的論者，也不妨讚歎金氏的評點，以爲“合二人全副精神，所以妙極”。也有論者已然看出金説的不妥，但或者曲爲之説，如許定一之“所以不説明，欲使後人猜猜”*《小説叢話》中定一語，《新小説》第15號，第171頁。的揣測，或者如陳垣，直謂之故意“反言”*錢《書〈水滸傳〉》，《時事畫報》丁未年第30期，第13頁。；卻終不如黄人的目光如炬，一聲喝斷：“又不幸而有鼠目寸光之金采，簧鼓邪説，以取好於民賊。”在黄人這裏，表彰“忠義”的李贄與金聖歎一併遭到了唾棄，以爲其“不脱俗情，無當本旨”，“李贄、金喟强作解事，所謂買櫝還珠者”*蠻《小説小話》，《小説林》第2期(1907年5月)，評林第7頁；摩西《〈小説林〉發刊詞》，《小説林》第1期，發刊詞第2頁。。而黄人與舊評點派一刀兩斷的姿態，要義是認定“忠義”的對象朝廷乃是“民賊”，由此表現出其人昂揚的民主思想。以此，晚清《水滸傳》的價值重估也如同一面鏡子，映照出新思想流播的軌迹。

三、 “祖國第一政治小説”

1908年(光緒三十四年)9月由新學書社刷印局印刷、保定直隸官書局與大有書房發行的《新評水滸傳》，在《水滸傳》評點中是一部奇書，亦可謂晚清《水滸》“新評”的集大成之作。

此書封面右側直接用墨筆標出“祖國第一政治小説”，中間爲紅色的書名《新評水滸傳》及横寫於下方的“第一册”，左側墨書“燕南尚生稿本”。除抄録雍正十二年(1734)句曲外史所作《敘》、金聖歎偽撰之《古本水滸傳》施耐庵自敘等，最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自出機杼的《〈新評水滸傳〉敘》、《〈新評水滸傳〉凡例》、《新或問》、《方言釋義》、《命名釋義》及眉批，並編排了《一百八人出身表》。於中，自敘猶如總綱，《新或問》與《命名釋義》則“以當此書總評，以表作者深意”*尚生《〈新評水滸傳〉凡例》，《新評水滸傳》，保定： 直隸官書局、大有書房1908年版，第13頁。，眉批見於小説正文上方，隨處生發，以與自敘等相呼應。所用底本應爲雍正十二年之後刊行、句曲外史作序的金聖歎批點七十回本，亦參考了帶有王仕雲(望如)總論與回末總評的醉耕堂一系刻本*《〈新評水滸傳〉凡例》提及：“王望如本雖未深得耐庵之奥旨，然本舊思想以立言，亦有不致大差者，採録之以表尊古之意。”(第13頁)實則所見第一册未録王氏評語。。目前只見第一册，故經燕南尚生評點者僅限於“楔子”。封底另有兩則新書預告，一爲《新評鏡花緣》，一爲《新評桃花扇》，均稱“不日出版”*《〈新評鏡花緣〉廣告》、《新評桃花扇》，《新評水滸傳》，封底。；實則與版權頁宣告《新評水滸傳》“第二册已付印，全書陸續出版”相同，都不見下文。然於此亦可見，《新評水滸傳》原是舊本小説/戲曲“新評”系列的發端之作，評點者是將其作爲一樁正經事業來經營的。

目前關於“燕南尚生”，還没有多少可靠的資料。卷首有一張題爲“燕南尚生之肖像”的照片，乃是一著中裝、留辮、英氣勃勃的青年。而按照書中的署名，可知“燕南”指的是評點者身處的地域，具體應爲保定，“尚生”則兩次作爲其人的自稱單獨出現*《〈新評水滸傳〉凡例》與《命名釋義》均署“尚生識”。。另由《凡例》中“仿日本之譯本”等言，可推知這位評點者有過留學日本的經歷。因此，《新評水滸傳》原擬借用日本江户時代漢學家岡島冠山(1674—1728)所譯《忠義水滸傳》的配圖*《〈新評水滸傳〉凡例》，《新評水滸傳》，第14頁。同頁又記：“是編敘事之圖則取材於日本岡島冠山本，所惜者圖太少耳。”，可惜因急於發行，且第一册只印出“楔子”，未及植入。更進一步探究，其所見岡島譯本，也可確定爲由東京共同出版株式會社1907年(明治四十年)10月印行者。證據即在卷首信夫粲(1835—1910)同年9月撰寫的漢文序中，其言“此書有益於初學者三： 起勇俠斯尚氣概矣，解小説斯資俗文矣，鼓武道斯振信義矣”，也被燕南尚生作爲“日本志士”的批語引入《新或問》*燕南尚生《新或問》，《新評水滸傳》，第23頁；信夫粲《校刻冠山水滸傳序》，岡島冠山譯編《忠義水滸傳》前編，東京： 共同出版株式會社1907年版，序文第8—9頁。惟“此書”二字，《新或問》易爲“《水滸》之”。。而此本行世，距《新評水滸傳》之出版不足一年，可見評點者對日本之關切。

此外，《新評水滸傳》中的《命名釋義》也留下了一條線索，與其他由燕南尚生撰寫的文字不同，該文特别注明爲“白話體”，篇首的識語中提及：“此篇曾在《白話報》載過一段，假爲譯文，名曰《五才命名考》，避文字獄也。”*尚生《命名釋義(白話體)》，《新評水滸傳》，第33頁。不過，因晚清時期保定以至河北印行的白話報存世稀少，筆者尚未能有所發現。倒是循此追蹤，在1906年12月創刊於保定、由王法勤主編的《地方白話報》中，查到了“尚生”發表的《農政學》與《風俗改良論》*《農政學》自第2期(1906年12月)起，連載至目前可見的第13、14期合册(1907年6—7月)，其間只有兩期(册)未刊；《風俗改良論》見第10、11合册(1907年5—6月)。。而以幾乎每期出現的頻率推斷，“尚生”應爲該報的重要成員，並且，其留日所學科目或與農學有關。

無論有何種專業學習背景，燕南尚生之爲新學之士可謂印記鮮明。眉批中提到的《子墨子學説》及《論專制政體有百害於君主而無一利》，均爲梁啟超流亡日本後的名作，亦爲其人所熟悉*參見《新評水滸傳》第19、59頁。。尚生對“小説界革命”也相當熱衷，一些著名的小説雜誌與“新小説”均曾寓目。而他對《水滸傳》的“新評”，實則正是建立在這些已有評論的基礎上。不過，出於其口中，表達的多爲不滿之辭：

《新小説》之《小説叢話》，有贊《水滸》者，只論文章，不足言贊《水滸》；《月月小説》，有贊《水滸》者，又嫌其太於簡略，亦不足言贊《水滸》。*燕南尚生《〈新評水滸傳〉敘》，《新評水滸傳》，第9頁。

應當承認，尚生的眼光相當敏鋭。如前所論，見於《新小説》的狄葆賢與梁啟勳諸説，的確都是從“文章”的角度讚揚《水滸傳》。當然，若認定《小説叢話》各家“只論文章”，也不公允，起碼許定一在“文法”之外，已兼顧了政治性的解讀，並且分量更重。至於批評《月月小説》議論簡略，主要當針對王鍾麒的《中國三大家小説論贊》而發。言及施耐庵的文字不足三百字固然嫌少，而施氏與王世貞、曹雪芹並列，恐怕也讓燕南尚生無法接受。

雖然有上述批評，但閲讀《新評水滸傳》，仍可見其與前述諸家之論一脈相承。並且，若不放在這一不斷延展的脈絡中，燕南尚生的“新評”也勢必逃不脱今人所責難的“任意比附、牽强附會”*譚帆《中國小説評點研究》，上海：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39頁。。如以施耐庵與盧梭、孟德斯鳩、拿破侖、華盛頓、克林威爾、西鄉隆盛、黄宗羲、查嗣庭等“海内外之大政治家、思想家”相提並論，甚至認爲施氏“無師承，無依賴，獨能發絶妙政治學於諸賢聖豪傑之先”*燕南尚生《〈新評水滸傳〉敘》，《新評水滸傳》，第9頁。，更其偉大。此説若不納入許定一、黄世仲、黄人、王鍾麒、陳垣論説的延長線上，直可謂之胡言亂語。

而由燕南尚生的自述可以清楚看出，西學在改變國人對《水滸傳》的認知上起了關鍵作用：

僕自初知人世，即喜觀《水滸傳》之戲劇，取其雄武也。八九齡時，喜觀《水滸傳》，取其公正也。迨成童稍知文理，知閲金批，遂以金爲施之功臣，而不知已中金毒矣。年至弱冠，稍閲譯本新書，而知一國家也，有專制君主國、立憲君主國、立憲民主國之分,又稍知有天賦人權、物競天擇等學説，恍然曰： 《水滸》得毋非文章乎？

這一轉變過程頗具典範意義。西學在其間充當了啟蒙者的角色，使燕南尚生從崇拜金聖歎，轉而棄如敝屣，更進而痛斥《水滸傳》“横遭金人瑞小兒之厲劫，任意以文法之起承轉合、理弊功效批評之”*同上書，第11、10頁。。至此，評點者已擁有了新的思想武庫，眼光已然更新，其論説《水滸傳》之言自迥異於古人，而成爲“新評”。

一切正如《〈新評水滸傳〉敘》首句所言，“小説爲輸入文明利器之一”*同上書，第9頁。。以“改良群治”與“新民”爲目標的“新小説”不必説，即便是古代流傳下來的舊小説，也同樣可以經由閲讀者或評點者的新眼觀照，成爲“輸入文明”的利器。這也是《水滸傳》之所以不能作爲“文章”即文學作品來看待的理由，因其價值在彼不在此。而且，用來“輸入文明”的載體不只是古代小説，也指向評點本身。研究者謂其“已經把小説評點淪爲表達個人政見、表現政治理想的工具”*譚帆《中國小説評點研究》，第39頁。，語氣上雖有不屑，説出的卻是事實。而這恰是燕南尚生自覺的追求，所言：“批評云者，借現存之書，敘述一己之胸襟學問而已。”*燕南尚生《新或問》，《新評水滸傳》，第15頁。本爲夫子自道。是以展現其現代文明之“胸襟學問”的《新評水滸傳》，也與傳統評點劃出了鴻溝。

既要借《水滸傳》“輸入文明”，就要儘先破除金聖歎以施耐庵爲“飽暖無事”、“錦心繡口”寫小説之論，故燕南尚生一再强調《水滸》乃有寄托之書：

著述云者，或借前人往事，或借海市蜃樓，敘述一己之胸襟學問而已。

施耐庵生於專制政府之下，痛世界之慘無人理，欲平反之，手無寸權，於是本其思想發爲著述，以待後之閲是書者，以待後之閲是書而傳播是書者，以待後之閲是書而應用是書、實行是書之學説者。*燕南尚生《新或問》，《新評水滸傳》，第15頁。

因此，在燕南尚生眼中，《水滸傳》若作爲“文章”閲讀，即是對其中文明思想的遮蔽與抹煞*《新評水滸傳》“楔子”眉批反駁金聖歎回前總評曰：“若謂混帳讀過爲有負作者之心，是誠有之；若謂當於文章處用心，則負作者之心更甚於混帳讀過也。”(第53頁)。《〈新評水滸傳〉凡例》於是在第一條鄭重宣告：“是編悉去金人瑞之批評，實事求是，不尚虚文之意也。”其實，對勘“楔子”，《新評水滸傳》不僅保留了金聖歎撰寫的回前總評(即“聖歎外書”)，也照録了大部分金氏夾批。以此，《凡例》第二條又作了補充説明：“是編雖去金批，去其講文法者耳。有論事而談言微中者，則仍留於原處。”*尚生《〈新評水滸傳〉凡例》，《新評水滸傳》，第13頁。如此處置，自然是爲了凸顯《水滸傳》的微言大義。而將其尊稱爲“著述”，以“孔子作《春秋》之義”*燕南尚生“引首”眉批，《新評水滸傳》，第51頁。視之，已顯示出評點者對此書的高度推崇。

細繹燕南尚生所揭示的微言大義、文明思想，實集注於政治一端；而在論證過程中，又采用了多層鋪墊。先則倡言“平權、自由”這些“歐洲方綻之花，世界競相採取者”，幾百年前，早經施耐庵發明，尚“恐人之不易知也，撰爲通俗之小説”，由此斷言：“《水滸傳》者，祖國之第一小説也；施耐庵者，世界小説家之鼻祖也。”繼而，借鑒貼上衆多小説類型標籤以增重其價值的前例，評説《水滸傳》爲：

述政界之貪酷，差役之惡横，人心之叵測，世途之險阻，則社會小説也；平等而不失氾濫，自由而各守範圍，則政治小説也；石碣村之水戰，清風山之陸戰，虚虚實實，實實虚虚，則軍事小説也；黄泥岡之金銀，江州城之法場，出入飄忽，吐囑畢肖，則偵探小説也；王進、李逵之於母，宋江之於父，魯達、柴進之於友，武松之於兄，推之一百八人之於兄於弟、於父於母、於師於友，無一不合至德要道，則倫理小説也；一切人於一切事，勇往直前，絶無畏首畏尾氣象，則冒險小説也。

最終，上述種種小説分類所代表的精義，又凝聚爲“講公德之權輿也，談憲政之濫觴也”、“純重民權、發揮公理，而且表揚最早、極易動人”的政治學説。以之與孔子、孟子、墨子、耶穌、釋迦牟尼、邊沁、亞里士多德諸家學説相比，燕南尚生亦判定“誰有過於此者”*燕南尚生《〈新評水滸傳〉敘》，《新評水滸傳》，第9—11頁。邊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英國學者與思想家，以創立功利主義學説聞名。梁啟超1902年撰有《樂利主義泰斗邊沁之學説》。。由是，《水滸傳》方獲得了“祖國第一政治小説”的尊稱。而以晚清“新小説”中最高等級的“政治小説”推許《水滸傳》，亦可見其人的政治抱負。

《新評水滸傳》印行之際，已在清廷1906年下詔預備仿行憲政、各省立憲運動深入展開之後，《地方白話報》主編王法勤即曾於1908年8月作爲直隸省國會請願代表入京，呈遞請願書*參見《國會問題》，《申報》第1張第4版(1908年8月6日)。。而這一政治動態也反映在同時付印的小説評本中。《命名釋義》之所以敢於脱去“譯文”偽裝、自認作者，亦是出於“當預備立憲之時，避無可避”*燕南尚生《命名釋義(白話體)》，《新評水滸傳》，第33頁。的緣故。而《新評水滸傳》之出版，更由燕南尚生自道出獻禮之意：“適值預備立憲研究自治之時，即以供獻於新機甫動之中國。”*燕南尚生《〈新評水滸傳〉敘》，《新評水滸傳》，第11頁。爲順應潮流，《水滸傳》於是被挖掘出“談憲政之濫觴”的特質。小説“楔子”正文的第一則眉批竟至聲稱：“作者繼《春秋》之筆，發揮真理，得有立憲政體之思想，著爲此編，故此編屢言天下太平也。”*燕南尚生“楔子”眉批，《新評水滸傳》，第54頁。這分明是奪施耐庵之筆以申己意。

如若再作追究，在籠統言之的“憲政”或“立憲”中，燕南尚生傾心者實在“立憲民主國”。稱説《水滸傳》“純重民權”，已透出此意。《新或問》則乾脆明説：

《水滸傳》者，痛政府之惡横腐敗，欲組成一民主共和政體，於是撰爲此書。迨至梁山泊無人敢犯，分班執事，則已成完全無缺之獨立國矣。

雖然有許定一“獨倡民主民權”等論述在前，此説並非新創，卻也真實傳達出燕南尚生參與立憲活動的最終追求。不過，考慮到小説中無可回避的“招安”情節，同時也有意與當時正在熱烈進行的國會請願運動相呼應，《新評水滸傳》因而肯定，“耐庵不是急進派一流人物”，只想“教人們在文明世界上，立一個立憲君主國，也就心滿意足了”。這便是燕南尚生爲何以“立憲”解“招安”的原因：“爾時共和立憲之説，尚未暢行，施耐庵獨抒卓見，創爲是書。於此等處，未知有妥帖之名詞，於是以招安代之，究其實終欠恰當也。”*燕南尚生《新或問》、《命名釋義(白話體)》，《新評水滸傳》，第21、36、22頁。而無論如何辯解，將“立憲”這樣時尚的話語加諸數百年前的施耐庵，並與“招安”相繫連，仍然讓人無法接受，只能認作是評點者借此表達自家對立憲政體的熱切向往。

爲了關合時事，《新評水滸傳》的解説頗多隨意、穿鑿，尤以《命名釋義》爲最。以《水滸傳》的書名爲例，其説：“‘水’合‘誰’是相仿的聲音(諧聲)，‘滸’合‘許’是相仿的樣子(像形)。”已經很離譜。由此所做的闡發更加不可思議： 因施耐庵“想著發明公理，主張憲政”，“於是作了這一大部書”。“他那命名的意思，説這部書是我的頭顱，這部書是我的心血，這部書是我的木鐸，我的警鐘。你們官威赫赫，民性蚩蚩，誰許我這學説，實行在世事上啊！”最終將書名的意思歸結爲《中庸》的兩句話，“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燕南尚生《命名釋義(白話體)》，《新評水滸傳》，第33頁。，《水滸傳》於是完全可以媲美孔子所作的《春秋》了。

但無論怎樣穿越，有一點很明確，在燕南尚生那裏，作爲評論對象的《水滸傳》與“新評”本身，都始終持守著“政治小説”的定位。如批評梁山泊排座次後，“未定自治之章程，自由之界説，是其短處”，即是以分别連載於《新小説》與《民報》的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及陳天華《獅子吼》兩部著名的“政治小説”爲標尺：“若能仿今日《新中國未來記》、《獅子吼》諸書，明訂各項章程，作爲國民之標本，則善之善者也。”*燕南尚生《新或問》，《新評水滸傳》，第22頁。顯然，以此苛責古人了無意義，故其看重的對象仍在當下，即力圖將現代政治常識昭告國人。

處於立憲運動的語境中，《新評水滸傳》假借小説評點所要昭示的政治常識可謂繽紛萬象而意有所歸，並依據其采用的評點形式，出語或莊或諧。如“楔子”中敘及宋仁宗因瘟疫盛行，下詔“應有民間税賦，悉皆赦免”，上加眉批：“按政治學言，賦税者，國民之公積也；又曰，國民之保險料也。今乃隨一人之意而可加可減，則用此賦税之途可知矣。”*燕南尚生“楔子”眉批，《新評水滸傳》，第57頁。所言便涉及現代財政學知識。拆解書名與人名的《命名釋義》則以遊戲筆墨的口吻任情發揮，如以關勝之“關”爲“官長的‘官’”，意在宣説：“官在專制國裏，上可以蒙蔽君主，下可以欺壓平民，絞民膏，刮地皮”；“若在立憲政體以下呢，辦事情，吃俸禄，統有一定的範圍，一不稱職，就得滚蛋，讒諂面諛，一點效力没有”，“所以變法維新的時候，第一大阻力就是官”*燕南尚生《命名釋義(白話體)》，《新評水滸傳》，第37頁。。在突出憲政國家注重法律和制度建設的同時，也對現實中正在展開的官制改革抱有期望。

其間，最正經的言説出自《新或問》，若“所謂利己者，在以愛他爲利己，而非以利己爲利己”；“立國之道，在於强兵，欲强兵非有尚武精神不可”——均屬當日盛行的新學説，評點者照例以之歸於施耐庵。而諸論之中，由“新評”《水滸傳》人物透顯出的政治學新視野堪稱别開生面。在燕南尚生看來，小説中第一號反面人物高俅本是“才智之士”，之所以“流於陰賊險狠”，只因“未受正當之教育”。其他如黄文炳、西門慶，以至李固、閻婆惜、王婆等，無不如此。結論爲：“是以謀國家者重德育。”在回答“祝朝奉父子爲何如人”之問時，其説也與衆不同，許之爲“有道德之士”，但“特知保守而不知進取耳”。由此開説社會進化歷程，乃是“由遊牧而酋長，由酋長而專制，由專制而立憲”，並稱之爲“定理”。“祝氏父子，生於專制政體之下，溺於天皇不可侵犯之説”，“放出死力以抗拒新軍”，適成悲劇人物。其評論小説中的古人，用心實在眼下，故最終轉到“今當過渡時代，此等人物甚多”*燕南尚生《新或問》，《新評水滸傳》，第18—19、20、19、19—20頁。，以此急需用進化，尤其是立憲思想啟發、教育國人。

上述對《新評水滸傳》的解讀，乃是沿著燕南尚生的思想線索，緊貼晚清立憲運動的時代脈動，集中揭櫫評點者以添加“新評”之《水滸傳》作爲“輸入文明”的利器，運載、傳播有關立憲政體諸般知識的意圖。而這一利用古代小説名著已有之聲名與章回小説通俗之形式，以求在更廣大的社會人群中普及政治常識的做法，可謂對晚清“小説界革命”精神最徹底的實踐。反觀封底廣告，《新評鏡花緣》之擬“本新學以批評之”，《新評桃花扇》之欲“按時事以立言，使閲者疑古疑今，頓生實心任事之機”*《〈新評鏡花緣〉廣告》、《新評桃花扇》，《新評水滸傳》，封底。，設心正與《新評水滸傳》相同。由此證明，所謂“新評”，乃是借小説評點立言，以推動當下社會改良或政治革命的一種特殊手段。這也使它與傳統評點完全分道揚鑣。

其實，自許定一以下諸多晚清新學之士對《水滸傳》的“新評”因嚴重偏離原著思想境界，當時即招致過批評。著名小説家吳趼人的説法最值得徵引：

輕議古人固非是，動輒牽引古人之理想，以闌入今日之理想，亦非是也。吾於今人之論小説，每一見之。如《水滸傳》，誌盜之書也，而今人每每稱其提倡平等主義。吾恐施耐庵當日，斷斷不能作此理想，不過彼敘此一百八人，聚義梁山泊，恰似一平等社會之現狀耳。*趼《雜説》，《月月小説》第8號(1907年5月)，第207頁。

此言誠然在理。但有意味的是，在“以新眼讀舊書，舊書皆新書也”*孫寶瑄《忘山廬日記(上)》，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光緒二十八年(1902)四月二十八日日記，第526頁。已成一時風尚的20世紀初年，質疑“新評”的吳氏仍然未能擋住誘惑。試觀其從認定《水滸傳》爲“憤世之作”，乃是“一部貪官污吏傳之别裁也”，一轉而“謂《水滸傳》爲今日官吏之龜鑒也亦宜”，其間正是“雅不欲援古人之理想，以闌入今日之理想”的吳趼人，不免仍要“持此意以讀《水滸傳》”的結果*趼《雜説》，《月月小説》第8號(1907年5月)，第207—208頁。，背後透出的還是閲讀者的現實情懷。

縱觀晚清“新評”《水滸傳》從文學意趣走向政治寄托的閲讀風尚轉移，實爲重新發現與再生利用傳統資源提供了一個有趣的案例。而其誕生在新學日漸興盛、明治文化影響强大、“小説界革命”蓬勃展開的特定年代，自然帶有這個時代的鮮明印記。在此期間，不但完成了小説文本由“誨盜之書”變身爲“祖國第一政治小説”的轉型，爲日後《水滸傳》的正面評價作好了充分鋪墊；同時也開啟了以古典小説直接介入當代社會思潮與政治活動的先例，從而留下了諸多應當總結的經驗與需要反省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