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 農

中國近代向日本大規模派遣留學生始於1902年。八國聯軍侵華之後，摇摇欲墜的清政府不得不由鎮壓變法維新一變而爲宣佈實行維新新政，“維新有老譜，照例是派官出洋去考察，和派學生出洋去留學”*魯迅《且介亭雜文末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魯迅全集》第6卷，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557—558頁。，於是不少趨時的進步的青年利用這一新的政策到外國去尋求新知和出路，魯迅正是其中的一個。

1902年至1909年魯迅在日本留學，這七年決定了他此後的發展方向和人生道路，其間最重要的收穫則是確立了對中國未來發展道路的認識。

魯迅的留學生涯大體可分三段，首先是在東京弘文學院讀了兩年速成普通科；第二段是去仙臺學了將近兩年醫學；第三段是回到東京，有三年時間掛名學德語，實際在走自學成才的路子。這三個階段各有其重要性，到最後一段，魯迅對國家和自己未來的路怎麽走都想得比較清楚而且相當深入了。

一

魯迅在國内已經畢業於礦路學堂，本來並非一定要在弘文學院學那些實際是中學程度的數理化一類“普通教育”課程；可是早期的清國留學生以舊式書生居多，到日本後非首先補習各種普通課程不可，魯迅只得奉陪。所以他的課業相對輕鬆，可以用更多的工夫學日語，很快就能譯書；他又選修了英語，也能粗通。因爲有相當充裕的時間用於自學，其間閲讀了大量哲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文學方面的書，知識水準和思想境界迅速提高。

其間魯迅積極參加留學生的集體活動，深入思考各種思想政治問題。在東京不到一年，魯迅就剪去了作爲清廷臣民奴僕標誌的辮子，並在《自題小像》一詩中立下了“血薦軒轅”的誓言*詳見拙作《説魯迅詩〈自題小像〉》，載於《文藝報》(2012年12月12日第7版)，又收入《與魯迅有關》，南京： 鳳凰出版社2014年版。。稍後，魯迅又參加了浙江學生的“浙學會”，研究如何聯絡會黨，實行暴動，佔領一省或數省，最後推翻清王朝；又討論如何組織革命團體光復會*詳見沈瓞民《記光復會二三事》，《辛亥革命回憶録》第4册，北京： 中華書局1960年版。在日本東京弘文學院時，沈瓞民先生與魯迅住同一寢室。。

先前在南京上學的時候魯迅還只是知道一點“排滿的學説和辮子的罪狀和文字獄的大略”；到了日本以後，周圍的小氣候完全不同了，他又“赴會館，跑書店，往集會，聽演講”*魯迅《且介亭雜文末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魯迅全集》第6卷，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558頁。，强烈地受到了時代思潮的影響，很快地樹立了革命思想。

剪辮子在清末是一件非同小可、要擔風險的事情。1900年章太炎先生剪去辮子時曾鄭重聲明從此與“滿洲政府”(清廷)決裂；魯迅的斷髮也具有同樣的意義。魯迅很佩服太炎先生，就在他進入弘文學院以後不久，太炎先生在東京發起“中夏亡國二百四十二周年紀念會”，由於清駐日公使蔡鈞的干預破壞會議没有開成，但太炎先生爲會議撰寫的宣言曾在報刊發表，引起很大反響。1903年元旦留日學生在會館舉行團拜大會，留學生中的革命派在會上公開宣傳革命，指出不推翻腐朽的清政府就不能挽救國家的危亡，從此革命活動在留學生中廣泛展開。魯迅在弘文學院江南班的同學鄒容積極從事反清活動，遭到壓迫，於1903年夏返回上海，稍後在太炎先生的幫助下出版了宣傳革命的小册子《革命軍》，魯迅很愛讀這本書，認爲“别的千言萬語，大抵都敵不過淺近直截的‘革命軍馬前卒鄒容’所做的《革命軍》”*魯迅《墳·雜憶》，《魯迅全集》第1卷，第221頁。。在弘文學院時的魯迅已立志做“革命黨之驍將”*沈瓞民《回憶魯迅早年在弘文學院的片斷》，載於《文匯報》(1961年9月23日)。。

1903年春天，沙皇俄國不按照《交收東三省條約》(1902年4月)的規定從中國東北撤軍，反而向中國提出七條無理要求，引起中國人民極大憤慨，中國留學生在東京錦輝館舉行拒俄大會，發起組織拒俄義勇隊，“誓以身殉，爲火炮之引線，唤起國民鐵血之氣節”(《江蘇》第2期紀事)。參加拒俄義勇隊者有一百餘人，但魯迅没有參加，其原因大約有兩條： 一是該隊成立之初還寄希望於清政府能够改變國策，而魯迅認爲這個政府已經完全腐敗，根本不足與言拒俄，請願完全無用，必須把它推翻。二是當時日本帝國主義正覬覦我東三省，陰險地企圖利用中國留學生的拒俄運動達成自己的目的，而當時卻有一部分中國留學生天真地幻想聯日以拒俄，甚至有一味崇拜日本者。魯迅認爲，因拒俄而袒日缺乏遠見而且是危險的，他向上海《俄事警聞》提出意見道：“(一) 持論不可袒日，(二) 不可以‘同文同種’、口是心非的論調欺騙國人，(三) 要勸國人對國際時事認真研究。”*沈瓞民《魯迅早年的活動點滴》，載於《上海文學》(1961年第10期)。魯迅不僅立場堅定，而且目光深遠，獨樹一幟。

東京的拒俄運動原是一場愛國運動，而官方卻認爲“名爲拒俄，實則革命”*《駐日公使蔡鈞致鄂督端方電》，載於中國史學會編《辛亥革命》第1册，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90頁。，嚴加鎮壓。這樣就使更多的人認識到，要抵制外國的侵略，保衛自己的祖國，首先就得推翻腐朽賣國的清政府。魯迅在這一方面可算是一位先覺者。

在護礦鬥争中魯迅也有獨樹一幟的表現。1902年買辦劉鶚(鐵雲)與浙江候選道高爾伊互相勾結，企圖爲帝國主義攫取浙江省衢、嚴、温、處等地的礦産，到1903年，他們的賣國勾當被揭露，留日浙江籍學生掀起了護礦鬥争。當年10月初，留日浙江學生與旅日浙江人士在東京上野公園連續舉行兩次集會，堅決要求廢除“劉鐵雲條約”，保護浙江礦産資源。魯迅參加了會議，並迅速寫出一篇《中國地質略論》，發表於《浙江潮》第8期(1903年10月10日)，同時又開始與顧琅合作撰寫《中國礦産志》一書*此書於1906年5月由東京並木活版所出版，此後又增訂再版多次；現已收入《魯迅全集補遺》(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取讀最便。，他以這樣的方式投入到護礦運動中來。

當時《浙江潮》上許多文章往往就事論事地專談浙江護礦問題，魯迅則著眼於全國，並且首先提到沙皇俄國“索我金州、復州、海龍、蓋平諸礦地”等當下發生之事，然後激昂地寫道：“嗚呼，此垂亡之國，翼翼愛護之猶恐不至，獨奈何引盜入室，助之折桷撓棟，以速大廈之傾哉。今復見於吾浙矣。”魯迅抨擊的對象不限於劉鶚、高爾伊，他將矛頭直指“老病昏聵”的清政府。關於如何護礦，《浙江潮》上的文章以及同鄉會的決議是向政府呼籲，請求上層來解決；而魯迅則寄希望於“大群”：“合大群以興業”，使“工業繁興，機械爲用”，最後争取“竟得獨立，榮光糾紛，符吾夢想”。《中國地質略論》洋溢著强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激情。魯迅寫道：“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檢；可容外族之讚歎，不容外族之覬覦者也。”他痛斥帝國主義侵略者掠奪中國的礦産資源，“伸手如箕，垂涎如雨”，其最終目的在於瓜分和滅亡中國；而他們的侵略行徑之所以能够得逞，又完全是由於清政府的腐朽賣國、持以贈盜。主人荏弱，暴客乃張，二患交伐，使得中國面臨滅國之禍。魯迅把反帝和反封建聯繫起來考慮，提出必須對外“左操刃右握算”，一方面武裝自衛，一方面發展民族經濟；對内則實行革命，“一血刃而驟列於共和”。魯迅呼籲，在嚴重的内憂外患面前，“豪俠之士，必有悢悢而思，奮袂而起者矣”。魯迅由護礦問題入手，呼唤民族民主革命迅速到來，這就抓住了問題的根本。

與《中國地質略論》同時發表於《浙江潮》第8期上的還有一篇《説鈤》。“鈤”指化學元素Ra(現通譯爲鐳)。該文詳細介紹X射線、柏克勒爾射線和新元素Ra的發現。用中文介紹鐳，魯迅這文章是第一篇。此後魯迅還計劃譯介《物理通詮》一書，譯出了其中《世界進化論》、《元素週期則》二章。當時科學界關於原子能的研究還剛剛開始，魯迅對鐳射線的能量從何而來也未能作出回答，只能以存疑了之。但他認爲這種不知並非“不可知”而是一時“未及知”。在文章的末尾魯迅又用兩句話來歸納自己的想法，一曰“吐故納新”，一曰“敗果既落，新葩欲吐”，把分析提到形而上的層面，顯示了思想家的風采。

魯迅在東京弘文學院時關心政治，關心哲學和自然科學，而尤其注重研究國民性問題，並爲改革國民性、振奮民族精神，開始了他的文學工作。

魯迅經常和許壽裳等同學“討論下列三個相關的問題： 一、 怎樣纔是最理想的人性？二、 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麽？三、 它的病根何在？”*詳見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版，第19頁。他研究的基本結論是： 關於理想的人性，“古今中外哲人所孜孜追求的其説浩瀚，我們盡善而從”，所以並不多説；“我們民族最缺乏的東西是誠和愛——换句話説，就是深中了偽詐無恥和猜疑相賊的毛病，口號只管很好聽，標語和宣言只管很好看，書本上只管説得冠冕堂皇，天花亂墜，但按之實際，卻完全不是這回事”；“癥結當然要在歷史上去探究，因緣雖多，而兩次奴於異族，認爲是最大最深的病根。做奴隸的人還有什麽地方可以説誠説愛呢”？所以“唯一的救濟方法是革命”*詳見許壽裳《回憶魯迅》，《我所認識的魯迅》，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版，第59—60頁。。

作爲留學生的魯迅深感一部分日本人對中國人的輕視。爲了尊嚴，他敢於堅持鬥争，參加過弘文學院留學生反對亂收費的學潮並取得勝利。面對某些日本少年的責駡，他將屈辱化爲動力，對同學説：“我們到日本來，不是來學習虚偽的儀式的。這種辱駡，倒可以編在我們民族的歌曲裏，鞭策我們發憤圖强。”*厲綏之《五十年前的學友——魯迅先生》，載於《文匯報》(1961年9月15日)。

魯迅認爲改造國民性，就外面而言，要實行社會革命，不再做暴君的奴隸；就内部而言，則實行個性的解放，不做舊思想的奴隸。後來在辛亥革命勝利之初，他提出“專制永長，昭蘇非易”*魯迅： 《集外集拾遺補編·〈越鐸〉出世辭》，《魯迅全集》第8卷，第40頁。——清政府雖被推翻，而人們思想上的“卷攣”卻不是短時間裏就能得到解放的。這個艱巨的任務要付出艱苦的努力。到五四運動前後，他更奮起呐喊，爲促進國人的思想解放寫了大量的文章，做了大量的工作。

魯迅在弘文學院時讀了許多新的書籍報刊，其中多有文學方面的内容，他本人也翻譯和創作了若干文學作品。據許壽裳回憶，當時林紓翻譯的小説，魯迅是每本必讀的，此外又購讀日文本“拜倫的詩、尼采的傳、希臘神話、羅馬神話等等”*詳見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第4頁。。他當時最喜歡外國浪漫主義文學，曾經翻譯過雨果(當時譯爲“囂俄”)的《哀塵》，買過一套八大本的《囂俄選集》，對具有高昂民族民主精神的作者非常欣賞崇拜。他自己寫文章，也走浪漫主義的路子，“激昂慷慨，頓挫抑揚”*魯迅《集外集·序言》，《魯迅全集》第7卷，第4頁。。魯迅青年時代的浪漫主義文風是那個時代的産物，同他本人的革命民主主義激情互爲表裏。

魯迅既不能忘情於自然科學，又非常愛好文學，於是科學文藝作品在魯迅眼中就顯得特别有意義了。他連續翻譯了法國著名科幻小説作家儒勒·凡爾納的兩部作品，《地底旅行》和《月界旅行》，他的另一部譯稿《北極探險記》(未出版，稿亦亡佚)大約也是兼具科學和文藝雙重色彩的。魯迅翻譯這些書，目的在於借文學的力量來普及科學知識，破除傳統的迷信思想，也預示著他可能將由自然科學轉向文學領域。

據魯迅的老同學沈瓞民説，魯迅當時寫過一些詩，頗露諷刺的才華，也寫過若干“鬥争性强的短文”*詳見沈瓞民《回憶魯迅早年在弘文學院的片斷》，載於《文匯報》(1961年9月23日)。。他後來在這兩方面都有長足的發展。

總之，此時魯迅認定中國必須通過革命推翻腐朽賣國的清政府，建設富强文明的共和國，並在這一過程中全面提高國人的素質。

二

魯迅在日本東京弘文學院畢業以後，一個人老遠地跑到仙臺去學醫學，他立志學醫的動因有種種。魯迅十幾歲的時候，他的父親纏綿病榻多時，早早地亡故了。魯迅認爲，學好了醫學，就可以救治像他父親這樣的被庸醫所誤的病人。魯迅本人對於中西醫的對比也有切身的體會，他從小有牙病，或蛀，或破，牙齦出血……試了許多驗方、秘方皆無效，也正式請過中醫，服過不少湯藥，仍然無效；一直拖到他到日本以後，在長崎由一位西醫的牙醫給他“刮去了牙後面的‘齒垽’，這纔不再出血了，化去的醫費是兩元，時間是約一小時以内”*魯迅《墳·從鬍鬚説到牙齒》，《魯迅全集》第1卷，第248頁。。這種親身經歷、切身體驗也促使魯迅立志學習西方醫學。但更深層原因還在思想政治方面。魯迅後來説，清朝末年“‘老新黨’們的見識雖然淺陋，但有一個目的： 圖富强。所以他們堅決，切實。學洋話雖然怪聲怪氣，但是有一個目的： 求富强之術。所以他們認真，熱心。待到排滿的學説播布開來，許多人就成爲革命黨了，還是因爲要給中國圖富强，而以爲此事必自排滿始”*魯迅《准風月談·重三感舊》，《魯迅全集》第5卷，第325頁。。魯迅本人的思想也經歷過類似的演進過程，他先是受到改良主義譯著的啟蒙，稍後又確立了革命的立場，目的都在圖中國的富强。他立志學醫的根本原因也正在於“知道了日本維新大半發端於西方醫學的事實”，因此希望通過行醫來促進“國人對於維新的信仰”*魯迅《呐喊·自序》，《魯迅全集》第1卷，第416頁。，争取中國儘快富强起來。

西方醫學知識的傳播同日本的明治維新有著密切的關係*本來自16世紀以來歐洲醫學已經慢慢滲入日本，但日本的幕府統治者推行鎖國政策，閉關自守，到德川時期禁令稍鬆，1720年以後歐洲醫學的成果在日本漸漸被運用於實際，“蘭學”——自荷蘭傳來的西洋學術，相當於中國之所謂“西學”——特别是醫學知識日益傳播流行。“蘭學”大師荷蘭人博哈夫及其學生斯維坦、德國人希斯特等人的著作紛紛被介紹到日本，增强了日本人學西方的信心，産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19世紀晚期先進的中國人——維新派言必稱日本，衷心向往學習日本的維新“以定國是”，認爲這乃是救國的上策。中國的維新派同樣十分重視醫學，1897年梁啟超在《時務報》上寫道：“凡世界文明之極軌，惟有醫學……醫者，純乎民事者也，故欲言保民必自醫學始。英人之初變政也，首講求攝生之道，治病之法，而講求全體，講求化學，而講植物學，而講道路，而講居宅，而講飲食多寡之率，而講衣服寒熱之果，而講工作久暫之刻，而講産孕，而講育嬰，而講養生，而講免疫，而講割紮……”(《醫學善會序》)另一位維新派要人康廣仁曾經追隨美國醫生嘉約翰習醫三年，他在澳門主持《知新報》，開闢專欄介紹西洋醫學，同時不斷發表關於醫學維新的評論。1897年11月11日該報第37册發表劉楨麟的《富强始于衛生論》，稱：“欲治天下必自治國始，欲治國必自强民始，欲强民必自强體始。强體之法，西人醫學大昌，近且駸駸近乎道矣。”這些文章魯迅都是讀過的。正因爲維新派如此重視西方醫學，所以到1898年光緒皇帝下決心變法時，曾就此下過一道聖諭，稱：“醫學一門關係至重，亟應另立醫學堂，考求中西醫理，歸大學堂管轄，以期醫學精進。”梁啟超評述這份上諭説：“醫者……泰西大學爲一科，今特許增之，實爲維新之一政。”通過醫學促進國人對維新的信仰，在當時確實是切實可行的。魯迅到日本留學時，維新派已經墮落爲保皇派，但是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内，梁啟超一派的改良主義者與革命者的矛盾尚未充分激化，孫中山一度考慮同他們合作，而梁啟超的啟蒙文章有著更長久的生命力。魯迅1904年進仙臺醫學專門學校時早已決心獻身於民族民主革命事業，“血薦軒轅”，但是改良主義者的某些啟蒙思想對他的影響仍然長期存在。魯迅後來回憶往事時説自己的學醫是爲了促進國人對於“維新”的信仰，這裏的“維新”是學西方求富强的意思，而非改良主義的政治主張。

總之，此時魯迅高度重視學習西方醫學和其他先進的科學技術，以圖中國的富强。

三

人們在談到魯迅棄醫學文的原因時，一般都根據魯迅本人在《呐喊·自序》以及《朝花夕拾·藤野先生》中的説法，認爲乃是受到一場著名的電影(實指幻燈)的刺激，那上面有一個“替俄國人做軍事上偵探”的中國人將要被日軍砍下頭來示衆，而周圍卻有許多中國人圍著來“鑒賞這示衆的壯舉”，他們的體格是健壯的，而神情卻很麻木；於是魯迅便忽然悟得“學醫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衆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爲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們那時以爲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這一段話很容易給人一種印象，即先前魯迅大約也是認爲“欲治國必自强民始，欲强民必自强體始”的，現在纔知其不然，體强者未必就是合格的公民，他的精神很可能愚而且弱；新的結論應當是欲治國必自改變國民的精神始。

魯迅思想變遷的路徑大致如此，但尚有值得進一步考察的情況。魯迅觀看那場幻燈正當中國革命派與改良派展開大規模辯論之時。隨著時間的推移，前維新派逐步失去其進步性而墮落爲保皇派，他們的種種活動使得革命派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革命、保皇決分二途，肅清保皇毒焰乃是發展革命事業的關鍵。1905年同盟會成立以後，立即以《民報》爲主要陣地，大力開展反對維新派喉舌《新民叢報》的鬥争；1906年春《民報》第3號更推出題爲《民報與新民叢報辯駁之提綱》的號外，對改良派提出系統的批判。在這一場大論戰中革命派取得極大的成功，奪得了思想上的領導權，爲辛亥革命的勝利作出了思想和輿論上的準備。但是在這場辯論中革命派也暴露出若干弱點，例如當時改良派認爲中國“民智未開”，因此現在只能搞立憲，實行開明專制；革命派在駁斥他們的時候針鋒相對，但不免作了過於樂觀的估計，認爲中國民智已經大開，陳天華在《論中國宜改創民主政體》一文中説：“即以近日而言，民族主義提倡以來，起而應之者，如風之起，如水之湧，不可遏抑，是豈絶對無能力者所能之耶？”這樣的駁斥當然是必要的，但是在這種估計之下革命派很容易有意無意地放鬆宣傳群衆、組織群衆的工作，以致直到很晚的時候，革命思想只在少數精英中傳播而並未真正深入人心——後來魯迅在著名的小説《藥》裏沉痛地總結過這方面的教訓。

魯迅贊成民主共和國的政治方案，早在1903年就指出中國完全可能“一血刃而驟列于共和”，未必非要經過一個君主立憲的階段不可；但是魯迅同時也深刻地看到宣傳群衆、組織群衆的必要性。那時改良派十分注意利用文藝爲武器宣傳自己的主張，寫過許多小説；而革命派卻不够重視文藝，幾乎是放棄了這個陣地。就在這時他恰恰看了那場幻燈，其中中國人麻木的神情給了他很深的刺激，於是決心放棄醫學，爲革命拿起文藝的武器，去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提高群衆的覺悟，迎接革命高潮的到來。

魯迅不僅是一個立場堅定的革命派，而且也是頭腦清醒的革命派，他對發動群衆的意義有著相當的理解。

先前魯迅之所以決計學醫並非單純地打算學一點科學技術，魯迅從來就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所謂“科學救國論”者，他的學醫從根本上來説乃是通過學西方學日本來救中國，由維新而走向富强；現在魯迅放棄醫學了，那麽按照邏輯，這應當透露了他對西方資産階級新學的動摇和懷疑，對維新可以救中國打了問號，對中國將走什麽道路有了新的思考。

當時的新派人物對西學表示懷疑的很少，魯迅卻有些獨特的想法。他後來回憶説：“當我留心文學的時候……不過想利用他的力量，來改良社會。但也不是自己想創作，注重的倒是在紹介，在翻譯，而尤其注重於短篇，特别是被壓迫的民族中作者的作品。因爲那時正盛行著排滿論，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爲同調的……因爲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勢必至於傾向於東歐，因此所看的俄國、波蘭以及巴爾幹諸小國作家的東西就特别多，也曾熱心地搜求印度、埃及的作品，但是得不到。記得當時最愛看的作者是俄國的果戈理(N. Gogol)和波蘭的顯克微支(H. Sienkiewitz)。”*魯迅《南腔北調集·我怎麽做起小説來》，《魯迅全集》第4卷，第511頁。魯迅又説，在他的青年時代，“我們的一部分的青年卻已經覺得壓迫，只有痛楚，他要挣扎，用不著癢癢的撫摩，只在尋求切實的指示了。那時就看見了俄國文學。那時就知道了俄國文學是我們的導師和朋友。因爲從那裏面，看見了被壓迫者的善良的靈魂，的酸辛，的挣扎；還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燒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我們豈不知道那時的大俄羅斯帝國也正在侵略中國，然而從文學裏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兩種人： 壓迫者和被壓迫者”*魯迅《南腔北調集·祝中俄文字之交》，《魯迅全集》第4卷，第460頁。。魯迅還説：“時當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國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復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應。”*魯迅《墳·雜憶》，《魯迅全集》第1卷，第220—221頁。由此可見棄醫學文以後的魯迅仍然致力於學外國，但已經不像過去那樣主要强調學西方和日本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以促進中國的維新，在中國建設現代型的共和國，而是要從外國的進步文學中吸取精神力量，爲反帝反封建的鬥争呐喊助威。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變化。

這時魯迅的目光已由西歐和日本轉向了俄國和東歐。當時一般的維新派人物大抵以爲俄羅斯很落後，想學的很少，而魯迅卻十分看好俄國進步文學中强烈的反壓迫的呼聲。在《摩羅詩力説》一文中魯迅指出：“俄如孺子，而非喑人，俄如伏流，而非枯井。”在這篇論文的結尾處魯迅引用俄國作家柯羅連珂的小説《末光》(《最後的光芒》)中十二月黨人的後代在風雪之夜沉思、盼望光明的來臨，藉以表示希望中國的“蕭條”也能及時破除。

東歐的波蘭、匈牙利及巴爾幹諸小國長期受帝國主義，特别是俄國的侵略，出了不少愛國主義的作家，魯迅所激賞的密茨凱維支、裴多菲就是其中傑出的代表。魯迅後來説，密茨凱維支“是波蘭在異族壓迫之下的時代的詩人，所鼓吹的是復仇，所希求的是解放，在二三十年前，是很足以招致中國青年的共鳴的”*魯迅《集外集·〈奔流〉編校後記(十一)》，《魯迅全集》第7卷，第185頁。，“紹介波蘭詩人，還在三十年前，始於我的《摩羅詩力説》。那時滿清宰華，漢民受制，中國境遇，頗類波蘭，讀其詩歌，即易於心心相印”*魯迅《且介亭雜文二集·題未定草(一至三)》，《魯迅全集》第6卷，第355—356頁。；他又説，裴多菲是他青年時代敬仰的詩人，“在滿洲政府之下的人，共鳴於反抗俄皇的英雄，也是自然的事情”*魯迅《集外集·〈奔流〉編校後記(十二)》，《魯迅全集》第7卷，第189頁。。棄醫學文以後的魯迅不再向西方資本主義列强尋求真理，而向“華土同病之邦”*魯迅《集外集拾遺補編·破惡聲論》，《魯迅全集》第8卷，第33頁。的東歐諸國去求其友聲。魯迅當時欣賞拜倫，也是因爲他曾經幫助希臘獨立，《摩羅詩力説》介紹其人，也以這一節爲最詳。

棄醫學文以後的魯迅同他的二弟周作人共同翻譯出版了《域外小説集》二册，共收十六個短篇，其中俄國四人七篇，波蘭一人三篇，波士尼亞一人二篇，芬蘭、英、法、美各一篇。魯迅本人翻譯的三篇，全是俄國的作品。他在該書序言中指出：“《域外小説集》爲書，詞致樸訥，不足方近世名人譯本。特收録至審慎，迻譯亦期弗失文情。異域文術新宗，自此始入華土。使有士卓特，不爲常俗所囿，必將犁然有當於心，按邦國時期，籀讀其心聲，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則此雖大濤之微漚與，而性解思惟，實寓於此。中國譯界，亦由是無遲莫(暮)之感矣。”這裏直接聲明了此書取材之超越“常俗”，而主旨意在介紹被壓迫民族和人民的“心聲”，希望借此他山之石以促進中國人民的覺悟。這時魯迅還計劃翻譯其他作品，也在日本和西歐以外，尤以俄羅斯文學居多；可惜他的計劃因匆匆回國而未能實現。

魯迅學外國的動機和方向都變化了，如果再聯繫他在《文化偏至論》中對西方議會民主制度的深刻批判來看，我們簡直可以説，此時的魯迅已經認識到中國不應該也不可能再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或日本那樣的老路，而要走一條自己的道路。

《文化偏至論》寫道：“近世人士，稍稍耳新學之語，則亦引以爲愧，翻然思變，言非同於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於西方之術弗行，掊擊舊物，惟恐不力，曰將革前繆而圖富强也。”這是當時一般新派人物的態度，也是魯迅先前的態度；但魯迅現在認爲這一主張是值得反思的了。魯迅這時認識到，西方資本主義的制度包括他們的議會民主並不高明，“古之臨民者，一獨夫也；由今之道，且頓而變爲千百萬無賴之尤，民不堪命矣，於興國究何與焉”，所以中國不能實行這樣的制度。中國人民的任務在於： 對外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對内反對封建壓迫，在中國建立起一個“人國”，即人民自己的國家。

魯迅認爲，西方19世紀的資本主義文明雖然“度越前古，凌駕東亞”，具有很大的優越性，但“洎乎末流，弊乃自顯”，這一“遷流偏至之物，已陳舊於殊方”，因此不應當也不可能“舉而納之中國”。那麽中國應當怎麽辦？魯迅在《文化偏至論》中提出的方案是：

明哲之士，必洞達世界之大勢，權衡較量，去其偏頗，得其神明，施之國中，翕合無間。外之既不後於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復古，别立新宗，人生意義，致之深邃，則國人之自覺至，個性張，沙聚之邦，由是轉爲人國。人國既建，乃始雄厲無前，屹然獨見於天下。

中國應當走自己的路，要建立有中國特色的新社會。當然魯迅還没有來得及對他心目中的“新宗”和“人國”提出更具體的意見，因而不免有些空想的色彩，但他否定了“言非同於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於西方之術弗行”的流行思潮，中國歷史後來的發展充分證明了魯迅這一思想的預見性和深刻性。

中國之所以不能走西方的老路，根本原因在於中國既是一個文明古國，又是深受侵略的弱國，“四鄰競集而迫拶”*魯迅《墳·文化偏至論》，《魯迅全集》第1卷，第56頁。，故國風雨如磐，在這樣的情況下，“志士多危心，亦相率赴歐墨，欲采掇其文化，而納之宗邦”，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中國作爲“一受侵略之國”*魯迅《集外集拾遺補編·破惡聲論》，《魯迅全集》第8卷，第34頁。，把侵略者的那一套簡單地全盤拿來直接運用必然“於理至悖”。魯迅預感到中國得走新的道路，但究竟怎麽走，他一時也説不清楚。

魯迅棄醫學文的深刻涵義應當在此。

棄醫學文之初魯迅本打算創辦《新生》雜誌作爲發言之地，雜誌後來没有辦成，而他當時是“迫切而不能已於言”(《呐喊·自序》)的，於是便寫了幾篇長論，陸續在《河南》雜誌發表，這些文章以及其他一些比較零星間接的材料，乃是我們討論魯迅這一階段思想特色的依據。

總之，棄醫學文之後的魯迅仍然重視學外國，但目光已經由西方和日本轉向東歐和俄國，重點是反侵略求獨立，而對西方式的民主則持批評的態度。

四

留日第三階段的魯迅正式加入了光復會，但他對這個革命組織過於强調個人恐怖手段很有保留*詳見拙作《魯迅與光復會關係通考》，載於《魯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3期)。。其時魯迅又與光復會成員主辦的《天義報》有相當的聯繫。《天義報》1907年6月創刊於東京，宗旨爲“破壞固有之社會，實行人類之平等”，“破除國界種族，實行世界主義，抵抗世界一切强權，顛覆現今一切之人治，實行共産制度，實行男女絶對之平等”。主編何震，她的丈夫劉師培(申叔)在這裏也起很大的作用。劉、何夫婦於1907年春亡命日本，與日本無政府主義者交往甚多，辦刊物鼓吹無政府主義，衝擊封建思想和專制政體，並在這個意義上與民主革命派結爲同盟，正如劉師培1907年8月間在一次講演中所説：“排滿主義，雖與無政府不同，然今之政府既爲滿人所組織，而滿漢之間又極不平等，則吾人之排滿，即係排帝王，即係顛覆政府，即係排特權，正與無政府主義之行事相合。”*轉引自郭院林《劉師培年譜》卷三(1907年部分)，《彷徨與迷途——劉師培思想與學術研究》，南京： 鳳凰出版社2013年版，第238—255頁。魯迅的同學中有汪公權，是劉師培的姻弟，魯迅和周作人的文稿就由汪公權傳過去。章太炎當時也有某種無政府主義傾向，魯迅籌辦《新生》的同人之一蘇曼殊乃是一個“頽廢派”*魯迅語，轉引自增田涉著、鍾敬文譯《魯迅的印象》，長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8頁。，其時也熱衷於無政府主義。通過這些渠道，魯迅得到不少資訊，頗受影響。這就是周作人回憶録中所説的“劉申叔是揚州有名的國學專家，以前參與《國粹學報》，所做文章久已聞名，這時在東京替他的夫人何震出名，創辦破天荒的女性無政府主義雜誌，尤其名聲很大。這事常有龔未生來談從章太炎和蘇曼殊方面得來的消息，所以知道得很多”*周作人《知堂回想録》，香港： 三育圖書文具公司1980年版，第218頁。。

魯迅不贊成個人恐怖手段，而對於個人絶對自由、以一己之誠來否定任何外界權威的無政府個人主義思潮，則表現了濃厚的興趣，以爲可以作爲改革國民性的一帖良藥。

20世紀初葉，無政府主義思潮在日本頗爲流行，成爲社會主義運動中很有影響的一派，該派領袖人物爲著名的革命家幸德秋水和宫琦寅藏。1906年10月魯迅曾去過《革命評論》編輯部，與該刊主編宫琦寅藏見面*見《革命評論》第4期(1906年10月20日)“編輯日誌”欄。參見唐政《魯迅與日本的父子、翁婿、夫妻友人三題》，載於《魯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2期)。，“談得很是投機”*周遐壽《魯迅與日本社會主義者》，《知堂集外文·49年以後》，長沙： 嶽麓書社1988年版，第602頁。，後來又見面談過一次。

在留日前期的1903年前後，魯迅社會政治思想的核心是武裝革命，推翻清政府，他希望中國也能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一樣“一血刃而驟列于共和”，“結合大群起而興業”*魯迅《集外集拾遺補編·中國地質略論》，《魯迅全集》第8卷，第6、17頁。；當時魯迅已致力於研究國民性問題，基本結論是“唯一的救濟方法是革命”*許壽裳《回憶魯迅》，《我所認識的魯迅》，第60頁。。可是到了留日後期，同盟會已經成立，“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平均地權，建立民國”的綱領已經提出，革命風潮一日千丈；而此時魯迅反而少談革命，對同盟會及其綱領也没有表現出多大熱情，卻提出了不少獨特的政治、文化見解，這是很引人注目的。

1905至1906年間，中國資産階級民主革命派以《民報》爲主要陣地與改良——立憲保皇派展開了一場大規模的論戰，取得了極大的勝利，爲此後革命形勢的進一步發展和辛亥革命的勝利作了重要的準備。魯迅没有直接參加這場大論戰，卻寫出了《文化偏至論》、《破惡聲論》等文，針對當時革命派的弱點提出了一系列獨特的見解。許壽裳説過，魯迅這些文章“都是怵於當時一般新黨思想的淺薄，不知個性之當尊，天才之可貴，於是大聲疾呼地來匡救”*許壽裳《我所認識的魯迅》，《我所認識的魯迅》，第1頁。。在重大思想政治問題上不肯隨聲附和而另有灼見，這正是魯迅的一大特色，後來發展得日益明顯。

魯迅的匡正主要有兩點。一是他十分强調反對帝國主義的鬥争，二是表示不贊成資産階級共和國的政治方案。

那時改良派——立憲保皇派極力强調革命必然招致帝國主義列强瓜分中國，因此只能搞君主立憲；革命派在駁斥他們的時候，除少數人表現出較清醒的反帝意識外，大部分人反帝旗幟不鮮明，對帝國主義的本質認識不清楚，態度軟弱，存在幻想。他們認爲，一切罪惡的根源都在清政府，只要推翻了腐朽的清廷，中國就可以斷絶被瓜分之禍；他們天真地相信西方“文明之國”不會干涉中國革命，因此他們希望中國革命是不損害帝國主義在華利益的“文明革命”，有人甚至許願説，中國革命成功以後，過去中外之間一切條約(不平等條約)仍然有效，試圖以此爲條件來换取列强贊成中國革命。當時的許多革命者又認爲，不必經過什麽嚴重的鬥争，中國就可以走上西方國家的富强之路，歐美列强一定會幫助中國人建設獨立的資産階級共和國。他們完全看不到帝國主義列强侵入中國的目的，決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國變爲資本主義的中國，相反地，他們是要把中國變成他們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而魯迅則清醒地認識到，對於中國來説，反對帝國主義乃是頭等大事，絶對不能存在任何幻想。魯迅説，帝國主義侵略者並不文明，例如沙皇俄羅斯就是打著“一切斯拉夫主義”(泛斯拉夫主義)的旗號，“援甲兵劍戟之精鋭，獲地殺人”，面對這樣的侵略者只有拿起武器來反抗，别的辦法都無用：“而今而後，所當有利兵堅盾，環衛其身，毋俾封豕長蛇，薦食上國”；等到中國獨立强大以後，應當支援其他被侵略被壓迫的國家和民族，“爲自由張其元氣，顛撲壓制，去諸兩間，凡有危邦，咸與扶掖，先起友國，次及其他，令人間世，自由俱足”*魯迅《集外集拾遺補編·破惡聲論》，《魯迅全集》第8卷，第33—34頁。。這是極其深刻正確的主張，代表了中國人民愛好和平永不稱霸的高尚品格。

正是從堅決反抗外國帝國主義的侵略這個基本點出發，魯迅在文學上特别重視“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的“摩羅詩人”，給予高度評價，鄭重地介紹給國人。這些詩人既反對封建主義的傳統，更反對外來的侵略和壓迫，後一方面尤爲突出。在《摩羅詩力説》中魯迅介紹了下列人物： 拜倫，親自參加希臘抗拒土耳其侵略的戰争，並爲此獻出自己的生命；雪萊，同情英國殖民地愛爾蘭的人民，並希望他們在政治、宗教等方面有所改革；普希金，同情國内被壓迫的少數民族，對沙皇的殘暴統治多所諷喻；萊蒙托夫，十分同情抗擊沙皇殘暴統治的高加索人；密茨凱維支，熱愛祖國，鼓吹向沙俄侵略者復仇；斯洛伐之奇，描寫亡國的痛苦，痛斥賣國者，鼓吹向侵略者復仇；克拉旬斯奇，關心祖國的憂患；裴多菲，親自參加1848年革命，反抗沙俄侵略者，最後英勇獻身……

在這些詩人中，魯迅介紹最詳、評價也最高的，是拜倫、密茨凱維支、裴多菲三位，而對普希金則略有微辭，這是因爲普希金晚期“立言益務和平，凡足與社會發生衝突者，咸力避而不道，且多讚頌，美其國之武功”，他這種“愛國主義”魯迅堅決反對，曾引用丹麥評論家勃蘭兌斯的話斥爲“獸愛”*魯迅《墳·摩羅詩力説》，《魯迅全集》第1卷，第89頁。。相反地，由於萊蒙托夫“推其愛而及高加索土人，此土人者，以自由故，力敵俄國者也”，魯迅就給予很高評價。魯迅介紹“摩羅詩人”時，燃燒著熾烈的反帝熱情。魯迅在20世紀初葉大力介紹“摩羅詩人”，完全是從反帝反封建的立場出發的，他希望用這些詩人的作品鼓舞中國人的鬥志，去争取中華民族的解放。

魯迅所介紹的這些詩人情況本來相當複雜，魯迅大抵只取其一點，不及其餘。他不是要做學院派的學問，而是爲了現實的戰鬥。《摩羅詩力説》分析密茨凱維支等三位波蘭詩人作品的影響道，其詩“莫不追懷絶澤，念祖國之憂患，波闌(波蘭)人動於其詩，因有千八百三十年之舉，餘憶所及，而六十三年大變，亦因之起矣。即在今兹，精神未忘，難亦未已也”。爲中國民族民主革命作輿論準備，不但是魯迅介紹外國文藝的動因，而且是他全部文藝活動的出發點。

在《文化偏至論》一文中魯迅又指出，資産階級共和國的政治方案在中國行不通，資本主義“見於西方者不得已，横取而施之中國則非也”。

那時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使中國人羨慕不已的主要有兩條： 一是發達的科學和工業，一是資産階級議會民主。魯迅對前者充分加以肯定，後者則不能苟同。他認爲中國自有其國情，中國是文明古國，近代以來由於受到帝國主義的侵略而變得十分孱弱，要重新富强起來，應有自己獨特的道路；而且魯迅當時認爲精神文明比物質文明更重要，首要的任務是改革國民性，“首在立人”，在中國建立一個既“不後於世界之潮流”而又“弗失固有之血脈”的“人國”，“人國既建，乃始雄厲無前，屹然獨見於天下”，不僅能光復舊物，而且能建設一種高於西方文明的文明。魯迅還指出資本主義文明有一種很不好的趨勢：“諸凡事物，無不質化。靈明日以虧蝕，旨趣流於平庸……物欲來蔽，社會憔悴，進步以停，於是一切詐偽罪惡，蔑弗乘之而萌，使性靈之光，愈益就於黯淡。”西方資産階級物質文明雖高，精神方面卻有墮落之勢，魯迅認爲中國一定要防止這種弊病。

對於資産階級民主，魯迅的估價也很低。1901—1904年間，清廷不斷頒佈所謂改革詔書，推行所謂“新政”。1905年以後，在革命風潮一日千丈的情況下，更進一步擺出一副“預備立憲”的姿態，妄圖搞一點虚偽的“民主”來欺騙人民，消弭革命。當時在國内外大肆活動的改良/君主立憲派就此大做文章，“托言衆治”，一時稱盛。《文化偏至論》著重抨擊這種“托言衆治”的虚偽，同時對資産階級“衆治”本身也提出深刻的批判。魯迅認爲資産階級民主並不充分，無非是“將事權言議，悉歸奔走干進之徒，或至愚屯之富人，否亦善壟斷之市儈，特以自長營搰，當列其班，況復掩自利之惡名，以福群之令譽”——資産階級議會實際乃是少數政客富翁藉以謀取私利的工具。魯迅認爲那一套制度並没有普世價值，中國不能搞資産階級議會民主。這些想法很能體現青年魯迅對中國歷史進程的深刻思考。

魯迅這一思路明顯受到章太炎的影響，章先生在著名的《代議然否論》中猛烈抨擊資産階級議會民主，卻回過頭去肯定君主專制；魯迅則根本反對君主制，他用來取代資産階級議會的是所謂“人國”，這是他高於其師的地方，只是那“人國”明顯帶有空想的色彩。

魯迅將他不滿於資本主義物質文明、反對資産階級議會民主的主張概括爲“掊物質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衆數”兩句話。因爲要對仗，將物質文明簡稱爲物質，很容易産生誤解，過於看重精神文明，也很容易産生片面性。中國並非不需要物質文明，没有物質基礎，精神文明是建設不起來的。魯迅原先夢想過的“工業繁興，機械爲用”*魯迅《集外集拾遺補編·中國地質略論》，《魯迅全集》第8卷，第17頁。亦即工業化、現代化，原是很好的，不必因爲强調精神文明而取消或淡化。

魯迅當時片面强調精神文明大約也是受了章太炎的影響。章先生看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貧富不均、社會不公，便覺得與其那樣發展大生産，還不如保持中國固有的小農自然經濟；寧要古代的質樸生活，不要現代的花花世界。這一思路雖有其合理的内核，但結論是錯誤的，與歷史潮流背道而馳，事實上也做不到。魯迅這時也不提生産的現代化而强調精神文明，不免帶有很大的局限。

一味講“重個人”也有片面性。毫無疑問，魯迅要求在中國人中間培養“獨立自强”、“勇猛無畏”、“寶守真理，不阿世媚俗”、“剛健不撓，雖遇外物而弗爲移”等等高尚的精神是非常之好的，直到今天仍有意義；問題在於這些是不是所謂“第一要著”*魯迅《呐喊·自序》，《魯迅全集》第1卷，第417頁。。離開革命實踐來談“立人”，談精神文明，總不免有些空洞。所以，魯迅説不出拿什麽思想理論或有什麽舉措來“立人”，只是含糊地提倡一種“外之既不後於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的“新宗”，而這種作爲啟蒙教育依據的“新宗”究竟包含哪些内容，則並無具體的解説。

正由於魯迅把“張靈明”、“任個人”或曰“立人”看作是頭等大事，因此他崇拜天才，並帶有無政府個人主義的傾向，對廣大人民群衆的革命性估計不足。他當年還要爲群衆保留宗教，他説：“墟社稷毁家廟者，徵之歷史，正多無信仰之士人，而鄉曲小民無與。偽士當去，迷信可存，今之急也。”又説：“人必有所憑依，非信無以立，宗教之作，不可已矣。”這裏也有很合理的成分，魯迅對“偽士”始終痛恨，後來在小説中多次予以抨擊，如《祝福》中的魯四老爺等等，而那些雖然迷信但純樸善良的勞動人民，如閏土、祥林嫂等等，則比“偽士”高明得多*參見拙作《“偽士當去”——重讀〈祝福〉》，載於《文藝報》(2012年8月15日第7版)。。但毋庸諱言，通過宗教尋求精神力量、維繫群衆的信仰的思路，仍然是從群衆落後論出發的，同時也不免是一種空想*參見拙作《關於魯迅佛教文化觀的通信》，載於《魯迅研究月刊》(1991年第2期)。。這大約也是受了章太炎的影響。章先生爲了批判資本主義的政治思想，特别强調非人格神宗教和絶對個人主義具有很大的力量，希望以此來發起信心，鼓舞人們奮不顧身地投入革命。

這也是一種歷史的無奈。當時無産階級没有登上歷史舞臺，農民没有被發動，而資産階級及其知識分子的軟弱無力已相當明顯。在這樣的條件下要取得革命的成功，就不得不幻想有那麽一批威力無比的“超人”或“英傑”來擔當重任。魯迅也清醒地看到，這種希望是很渺茫的，問題在於没有更好的出路，只好寄希望於此。魯迅不勝感慨地寫道：“嗟夫，觀史實之所垂，吾則知先路前驅，而爲之辟啟廓清者，固必先有其健者矣。顧濁流茫洋，並健者亦以淪没……雖然，事多失於自臧，而一葦之投，望則大於俟他士之造巨筏。吾未絶大冀於方來，則斯論之所由作也。”*魯迅《集外集拾遺補編·破惡聲論》，《魯迅全集》第8卷，第26頁。這種心情是很悲壯的。青年魯迅只能向西方尋找真理，有些東西如資産階級共和國的政治方案找到以後又抛棄了，於是又到處去找，上下求索，幾乎要絶望，但又不甘心絶望，仍然在反思中艱難地前行。這種狀態大體上延續到五四。青年時代的痛苦思考反映在他的創作中，便表現爲《呐喊》、《彷徨》、《野草》中對“庸衆”的憤激情緒。

世界上確實存在“庸衆”，任何革命或改革中首先覺悟的總是少數先進分子，而大部分人則不免仍爲舊的秩序、舊的觀念和世俗習慣所束縛，其中有些人甚至成爲革命或改革的阻力。在《狂人日記》中他們跟著正統派大駡先覺者乃是“狂人”，在《藥》裏他們甚至糊裏糊塗地去吃革命先烈的血。所以魯迅一再大聲疾呼要改革國民性，揭出這個病根，引起療救者的注意。魯迅對“庸衆”往往不惜痛斥，《野草》中有些作品因此顯得憤激而陰沉。但他内心深處又有些對自己的懷疑，後來更作過深刻的反省：“我時時説些自己的事情，怎樣地在‘碰壁’，怎樣地在做蝸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惱，萃於一身，在替大衆受罪似的，也正是中産的智識階級分子的壞脾氣。”*魯迅《二心集·序言》，《魯迅全集》第4卷，第191頁。

革命或改革歷來是千百萬群衆的事業，只靠幾個“精神界之戰士”是幹不成什麽大事的；先覺者的任務是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引導群衆向前進，如果一時不能爲群衆所理解，也只好忍辱負重，多做工作，以規將來。像《在酒樓上》的呂緯甫那樣復回故轍，或《孤獨者》魏連殳那樣倒行逆施，都是不能有所作爲的。魯迅對此持批判的態度。《野草·復仇》中的復仇辦法，也只是魯迅一時的憤激之談，他本人事實上並不用其法。脱離廣大群衆，終將一事無成。魯迅晚年有一段話説得好：“由歷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總是覺悟的智識者的任務。但這些智識者，卻必須有研究，能思索，有決斷，並且有毅力。他也用權，卻不是騙人，他利導，卻並非迎合。他不看輕自己，以爲是大家的戲子，也不看輕别人，當作自己的嘍囉。他只是大衆中的一個人，我想，這纔可以做大衆的事業。”*魯迅《且介亭雜文·門外文談》，《魯迅全集》第6卷，第102頁。魯迅的精神結構是向著這個方向發展的，他留日後期則尚處於青年浪漫時期，還以爲只要靠少數英雄豪傑登高一呼，便能啟群衆之蒙，救中國之病。他還要經過許多探索和痛苦，纔能成爲“大衆中的一個人”，成爲中國文化革命的旗手。

這樣看來，留學生魯迅曾經受到無政府主義思潮的某些影響，極其重視“精神界之戰士”的作用，他要由一個啟蒙主義者走向“做大衆的事業”，還有很長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