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 怡

(安徽大学大学外语教学部，安徽 合肥 230601)

语言景观理论框架研究

金 怡

(安徽大学大学外语教学部，安徽 合肥 230601)

语言景观研究主要考察公共空间中语言标牌的呈现方式，探究标牌背后蕴含的意识形态、权势关系和语言政策等问题，是当今社会语言学研究热点之一。本文梳理了语言景观建构及分析的三个主要理论框架：SPEAKING模型、语言选择原则和语言景观建构原则，系统地介绍了其理论基础和主要观点，旨在引起国内学者对这一前沿学科的关注，促进国内语言景观研究的开展与深入。

语言景观；语言标牌；SPEAKING模型；语言选择原则；语言景观建构原则

语言景观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Rosenbaum等人[1](P179)对耶路撒冷地区Karen Kayment街道的调查发现，尽管官方的语言政策倾向使用希伯来文，但现实中英文标牌的使用更为广泛，这从侧面反映出官方的语言政策与具体落实实施之间的差距。语言景观早期研究主要调查多语言、多文化地区公共场所语言的使用状况。受技术条件的限制，语料收集零散，分类方法各异，因此相关研究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1997年，Landry &Bourhis在LinguisticLandscapeandEthnolinguisticVitality:AnEmpiricalStudy一文中首次提出了语言景观这一概念，即公共道路标牌、广告牌、路名、地名、商业标牌及政府建筑的公共标牌之上的语言共同构成某个领地、地区或城市群的语言景观[2]。该文成为语言景观的奠基之作，此后，语言景观研究也逐渐发展成为社会语言学的研究热点之一。

一、研究背景

语言景观的多学科性决定了可以从社会语言学、城市规划、语言混合、语言政策等视角来解读语言标牌[3]，因此，学者们对语言景观的理解也不尽相同。Spolsky认为，全球化背景下，城市中双语或多语标牌日益增多，目前该领域的研究对象都是双语或多语城市空间中的语言标牌，因此都市语言景观(linguistic cityscape)这一称谓可能更为准确[4](P83)。Ben-Rafael把语言景观定义为“标注公共空间的语言物件”，即任何出现在私人空间之外的路名、校名、店名等文字标牌。随后，从社会学角度出发，他指出语言景观具有构成公共空间体系的重要象征意义，因而又进一步将语言景观定义为公共空间的象征性构建(symbolic construction of the public space)[5]。Jaworski&Thurlow提出了符号景观(semiotic landscape)概念，强调语言、视觉、空间与文化维度之间的相互作用，尤其是以文本为媒介并利用符号资源所进行的空间话语建构[6](P23)。纵观国外语言景观研究的发展历程，其建树主要涉及：1)多语言、多文化地区语言标牌的使用状况及标牌语言的冲突现象[5][7-8]；2)语言标牌反映出的语言冲突、语言政策、身份认同、意识形态等问题[9-11]；3)英语在语言景观中的分布、比重、功能等，即语言帝国主义的发展[12-14]。

相比之下，国内对语言标牌的研究大都以翻译为视角，研究对象多为中英双语公示语，研究目的多为分析、纠正公示语翻译中的问题[15-17]，鲜有涉及语言标牌背后的意识形态和权势关系等问题，因而属于翻译学研究范畴，而非真正意义上的语言景观研究。近几年来，国内语言景观研究才刚刚兴起[18-22]。研究发现，语言景观的全球化倾向日趋明显，语码混合、语言杂糅创新体现了多元文化的全球化和本土化、标准性和移动性。本文梳理了语言景观建构及分析的三个主要理论框架，介绍了国外语言景观研究的新动态，旨在引起国内学者对这一新近研究热点的关注，并促进国内语言景观研究的发展。

二、语言景观理论框架

(一)SPEAKING模型

Huebner以美国语言人类学家Hymes提出的SPEAKING交际模型为基础，结合视觉设计语法和多语言广告学研究，从人类交际文化学角度出发，以背景与场合(setting & scene)、参与者(participants)、目的(ends)、行为顺序(act sequences)、基调(key)、媒介(instrumentalities)、规约(norms)及体裁(genre)八个方面为框架，解读语言景观的内容和形式。

1)在背景与场合方面，Huebner认为，语言景观的性质和内容受到了语言标牌相对于读者的时空方位的影响。如火车站站台上的广告与火车车厢内部的广告相比，呈现出文字少、图片多的特点，而早期的研究很少考虑语言标牌的即时语境(immediate context)[23]。2)语言景观的参与者包括标牌的创立者和读者，创立者对潜在读者的认知会影响标牌的语言形式。如泰国街头的泰英双语广告就将读者锁定为同时通晓泰语和英语的人群[24]。3)语言标牌功能不同，可以实现不同的交际目的。如广告牌对产品、服务或活动的推销功能；管制标牌的管理功能；涂鸦作为越界式语篇的一种，其目的是对社会权威发起挑战[25](P147)。此外，语言景观对民族身份认同的构建、保持和增强作用也不容忽视[26](P79)。4)行为顺序主要考察标牌的语言材料与其他语言材料以及非语言材料的空间组织关系。读者不会脱离相关的文本信息单独识读图像信息，同样也不会割裂关联的图像来解读文本信息[27](P13)。Huebner借用视觉设计语法[28](P188)中的显著性(salience)、取景(framing)和信息值( information value)三种图像语篇组织资源来分析标牌的空间组织关系。显著性涉及图像的大小尺寸、颜色亮度、色彩对比以及文本字体、字形、大小写等要素。取景是指通过分割线条来割断或连接图像中的元素，表示它们在某种意义上是属于还是不属于的关系。信息值是指各种要素占据上下、左右、中心和边缘不同空间位置所具有的不同价值。根据人类的读写习惯，左边是已知信息(given is left)，右边是新信息(new is right)；置于上方的信息为理想的(ideal is up)，具有理想化或概括性的实质，置于下方的信息为真实的(real is down)，更具实际意义；中心信息是重要的(important is central)，边缘信息是次要的(unimportant is peripheral)。显著性、取景和信息值任何一个变量的改变都会引起语篇整体布局的改变, 从而影响语篇意义和构图意义的解读。5)基调方面，语言景观研究关注文字的数量、信息明晰程度以及语码的选择。语码的选择传递了身份认同信息。6)媒介除了指信息传输的渠道(口头或书面)，还包括对语域和语码的考量，具体体现在词汇选择、正字法、句法、语码转换(code switching)和语码混合(code mixing)层面。如曼谷街头的泰英双语标牌中，泰语在音韵、正字法，尤其是在词汇和句法层面受到了英语的影响，反之，泰语对英语的影响甚微[24]。这种相互影响的不对等性也反映出在国际化浪潮中，英语作为一种强势语言得到了广泛的传播。7)规约包括交际规约(norms of interaction)和理解规约(norms of interpretation)。前者隶属于语言的具体行为和特征，如语言景观会受到官方政策法规的影响，也因社会阶层、年龄、种族和言语社区的不同而有所差异[29](P197)；后者是指行为和特征的具体意义。两者共同反映了群体的信仰体系。8)体裁是指语言景观研究可以按照标牌的类型(如海报、广告、路牌等)进行分类研究。

Huebner认为，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背景下，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言对其他地区的语言景观产生了巨大影响，但以往的语言景观研究多局限于语码转换和词汇借用层面，未来应密切关注语言接触(language contact)对本土语言的影响，关注言语社区内其他语言对多语标牌语言形式的影响。语言接触产生了多语地区语言标牌的语码混合和杂糅现象，英语与本土语言的混杂和替代更多地体现了英语的象征功能，即面向国际、面向未来、潮流、现代和成功的价值观[30]。此外，应重视语言景观所反映出的语言政策、社会结构、权力关系以及语言地位等问题。

(二)语言选择原则

Spolsky将语言景观研究定性为社会语言学和语言政策的分支。他认为语言标牌是考察一个社会语言生态状况的极佳途径，一个地区的语言政策实质上就是语言选择(language choice)的过程，这种选择往往基于社会或政治因素，并非由语言本身特质所决定[31](P1)。据此，他划分了公共标牌语言使用的三种情况，并提出了语言选择原则。

原则一：使用标牌创立者熟知的语言书写。这一原则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没有文字系统的语言不会出现在标牌上，为什么用外语书写的标牌常常出现拼写错误。

原则二：使用读者能够读懂的语言书写。这一原则解释了，在单一语言地区，标牌使用该地区最主要的语言书写，而外国游客出现的景区以及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双语标牌或多语标牌则很常见。这一原则旨在达到交际目的，因此也可以称作假定读者情境(presumed reader’s condition)。

原则三：使用自己的语言或者是能够表明自己身份的语言书写。这一原则解释了多语标牌上不同语言排列的先后顺序。对东耶路撒冷老城区语言标牌的调查发现，不同的历史时期，统治者的语言总是无一例外地置于多语言标牌的最上方，对应的英语翻译也以统治者的语言为基础[32](P67)，这不仅反映了标牌的所有权，而且折射出语言标牌背后隐藏的语言政策和语言管理等问题，因此，该原则体现了象征价值(symbolic value)。

在多语言、多文化地区，人们通过选择语言和语言排列的顺序实现交际需求并彰显象征价值[33](P29)。其中原则一为必要条件，适用于所有标牌，后两个原则为典型条件，不一定适用于所有标牌。

Spolsky认为，目前语言景观研究多基于对语言标牌的观察、拍照和统计，极少关注标牌的制作过程及参与者。参与者除了标牌的所有者、生产者和读者之外，还包括语言管理权威，它可以是制定语言选择政策的国家或地方政府，也可以是民族宗教机构。某些情况下，参与者还包括第五方——标牌的反对者，他们往往试图修改或清除标牌，表达对语言政策的不满。对于标牌语言选择的考察应当追根溯源至标牌的所有者，并分析所有参与者的互动过程，主观臆断会影响对语言标牌的正确解读[32](P31)。此外，在对语言标牌进行统计时，看似客观的量化研究过程存在着两个亟待解决的难题：标准和地点。前者是指哪些语言实体应算作一个标牌纳入统计实体，这个问题在多语言标牌统计过程中尤其显著；后者是指如何选取最具代表性的研究地区，不恰当的选择可能导致对该地区语言景观片面的、甚至错误的解读。

(三)语言景观建构原则

Ben-Rafael[10](P48)从社会学视角出发，结合Goffman的自我呈现原则，Boudon的社会行为理论和Bourdieu的文化资本论，提出了语言景观建构四原则。

原则一：自我呈现原则(presentation of self)。Goffman认为，在社会生活中，社交的行动者(actor)总是将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给别人，以期达到预定目标。这一原则也适用于语言景观构建。都市里各式各样的标牌构成了语言景观的“森林”，各类标牌相互竞争，只有与众不同才能引起路人关注。标牌密度越大，竞争强度越高，越倾向于使用出其不意的手段来夺人眼球。

原则二：理由充分原则(good-reason)。根据Boudon的社会行为理论，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浪潮中，在顾客就是上帝的文化背景下，行动者要想影响大众，灌输其理念，就必须首先尊重大众的感受、爱好、品味和价值观等，强调舒适、奢华和名气等取向，使用相同或相似的时尚文化代码。在城市中心商业圈的竞争中，自我呈现和理由充分两个原则是语言景观建构的必要元素。

原则三：集体认同原则(collective identity)。在全球化和多元文化的影响下，行动者通过标牌设计反映其身份特质，彰显自身个性，寻求大众中某些群体的认同，以志同道合、气味相投来吸引路人，用以构建不同于其他社会成员的地区、民族和信仰的社会生活。集体认同原则和自我呈现原则都是通过“个性”引起路人注意，但两者的取向截然相反：前者强调的是“同”，即通过构建相同或相似的身份特质来招揽顾客，如清真餐厅，同志酒吧；后者强调的是“异”，即依靠与众不同的特质，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原则四：权势关系原则(power)。权势关系作为社会和政治的监管要素，主要体现为行动者能在多大程度上对另一社会群体施加语言控制。一般来说，强势的行动者对弱势的行动者施加语言控制，主要体现为前者限制后者对自身语言资源的使用。依据Bourdieu的文化资本论原理，特定场域内参与者之间的权势关系是社会实现的主要部分。在语言景观构建的过程中，不同语言代码的使用，反映了不同的权势关系，权势关系影响越大，对抗越多。

Ben-Rafael对标牌的分类基本沿用了最常见的自上而下即官方标牌(top-down)和自下而上即私人标牌(bottom-up)的两分法，同时又对这两类标牌进行细化。前者具体表现为国家或地方的文化、社会、教育、医疗或司法机构的标牌，往往反映了对占主导地位文化的认同；后者具体划分为专业技术、商业类和服务类等标牌，更多体现了标牌创立者的自由性。因此自我呈现和理由充分原则更多地体现在自下而上的标牌上[5]。但是在全球化势不可挡的今天，Ben-Rafael也开始质疑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分法的科学性和可靠性。跨国公司和世界品牌等非官方机构，通过掌控媒体，积极有效地传播扩散，也会“自上”对标牌施以控制监管。因此，商业类标牌有时在一定程度上并不能够真实反映自下而上标牌的自由性和灵活性。

三、结语

在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的背景下，语言景观研究正经历着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早期的语言景观研究多采用量化研究，即通过统计各类标牌的数量，分析各种语言在公共空间分布情况，但对标牌设计的原因和意图解读不足。近年来，量化研究到质化研究的转移日趋明显，其中考察语言景观背后隐藏的身份认同、意识形态、权势关系、语言政策等将逐渐成为研究重点。因此，国内学者如果能够在前期的公示语研究的基础上，拓展研究视野，开发研究维度，国内语言景观的发展将会取得长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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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Linguistic Landscape

JIN Yi

(DepartmentofCollegeEnglishStudies,AnhuiUniversity,Hefei230601,China)

As one promising discipline in sociolinguistics, linguistic landscape examines the display of linguistic signs in public space and probes into the underlying ideology, power relationship and language policies. This paper reviews three main theoretical frameworks of linguistic landscape studies in an attempt to draw the attention of domestic scholars and promote the relevant studies in China.

linguistic landscape; linguistic signs; SPEAKING model; language choice principle; linguistic landscape structuration principle

2017-03-17

安徽省哲学社科项目“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语言景观研究”(AHSKQ2016D114)；安徽大学青年骨干教师培养项目(02303301-12333010324)。

金怡(1981-)，女，安徽合肥人，讲师，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

H0-0

A

1009-9735(2017)04-010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