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W·哈维

(美国阿肯色中央大学 宗教与哲学系，阿肯色 康威 72035)

悬搁、娱乐和伦理：关于日常生活的超现实性

查尔斯·W·哈维

(美国阿肯色中央大学 宗教与哲学系，阿肯色 康威 72035)

娱乐可以或多或少地被理解为胡塞尔的“悬搁”，同样，“悬搁”也可以或多或少地用娱乐来解释。为此，我用胡塞尔的“悬搁”概念来解释《星际迷航》中的娱乐性的片段，并阐释它在心理学和伦理学方面的影响。这个做法有双重意义：(1)再次证明了胡塞尔交给我们的方法论程序的特殊意义。与其他的哲学家不同，胡塞尔的方法论帮助我们制造乃至重塑了生活的意义；(2)我们将展示娱乐在制造和重塑我们生活的意义方面所居于的中心地位。如果我的做法能够令人信服的，而且它也是忠于胡塞尔哲学的，那么它将在现实世界中向我们展示娱乐的生成效力及其本质构成的力量。娱乐通过我们的意识，已经成为意义世界的生产者。

结构；娱乐；悬搁；虚构；胡塞尔

胡塞尔使用“悬搁”等方法展示了人类是如何建立、维系其意义的“生活世界”，并使其真实意识合法化。我认为，“娱乐”也具有相同的功能，娱乐并不仅仅是搞笑和游戏，也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建立、维系我们的生活世界，并使我们的真实意识合法化。娱乐还是“悬搁”等方法具体的和可操作的方式，它让我们看不清楚现实，却又把种种表象转化为现实，甚至变得更加现实。胡塞尔致力于以自觉的思维程序去解释哲学，而笔者则以自身经历表明，娱乐已经成为经由我们的意识而生成感觉世界的主要方式。

一、娱乐和“悬搁”

现象学“悬搁”是指对现实中某些事物信念的中断。当一个人提出“终止游戏”，并说“X是真的”或“X是对的”[1](P57-62)的时候悬搁便产生了。在现象学悬搁中，一个人总是试图以本体论和价值论去判断一些事情。在此种情形下，悬搁试图使某些事情变得容易，使存在成为存在，使事物顺其自然去展现它们本来的样子。

现象学“悬搁”以“纯粹经验”为目标，试图尽可能没有偏见地去表达对事物的感觉，以“纯粹表象”的方式描述事物，它努力使表象成为现实。但到目前为止，我们相信现实是超越表象的，或者说仍然是处于“悬搁”状态的。同样，当我们专心于娱乐时，这种“悬搁”就发生了。

有趣但也有可能是一个悖论性的问题：当我们停止判断事物的真相时，现实可能使它们变得更加正确、更有吸引力、更具有真实性。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由于一些事物即对某些意义的解释允许被“悬搁”的事情所取代。因此，我们不能以沉淀的方式来体验日常事物。在某种意义上，“悬搁”迫使我们去理解一个事物的重要性，然而，我们期待却会发生奇怪的反转，一个事物因其变得不真实而使得它们更加真实，我们在下文还会提到这个主题。

当一个人准备去娱乐，他就处在现象学的“悬搁”之中。这种“悬搁”如何发生的呢？比如，当一个人提前得知《星际迷航》将于晚上8:00前上映。作为一个奉行存在主义的人，肯定会在这一天来临时提前把这一天的时间空出来，然后集中注意力去看这个节目。一个人只有空出一段时间，才能纯粹地去欣赏节目，因此，这个节目也才能向他展现出真我。为了这些，那个人必须摆脱日常生活中对外部世界的担忧，他必须先做好饭菜，关上手机，让孩子安静下来，唯有停止了对日常生活的关心，才能使其在看节目的过程中将干扰降低到最低程度。

进一步地说，一个人如果“不思考”就知道将看这些节目，他该如何做呢？当我们面对节目时对其正确性和现实性不作判断，只是看后做出评价——如果对这个人的状态进行评估的话，他的真理和信仰的状态就是处于“悬搁”状态。我们认为从现实性的角度去评价《星际迷航》的方向是错误的，实际上我们认为关于娱乐事件的说法也是一样的。“他们不应该成为现实”，然后，我们又天真地补充道：简单享受它们。

例如，我们把《星际迷航》中的一集命名为“人的估量”[2](P76-77)。关于这段情节所呈现的具体问题是“进取号星舰——D”的数据①、系统和中尉长官是否有某种权利？在这个案例中他们没有为了研究而进行尸检解剖的权利。当我们坐下观看这个节目时，我们不能说它们并“没有人为的意识和智慧，因此，我不关注它”，相反，我们应暂停对人工智能的存在判断，我们先将事实的真相和相关的价值主张问题放在一边，然后我们去看了这一节；我们让叙事在其一系列的特征、价值观和信仰中发挥作用，就如同我们将对来自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事实真相和价值主张放在一边一样，我们摆脱了虚拟世界中的真理问题和价值主张问题，我们只是打算以此来娱乐自己。只要那个世界的“规律”与其自身的“自然”规则是一致的，我们便会接受[3](P31,45-47)。

最后,对娱乐和“悬搁”问题作一些评论：在娱乐方面，“悬搁”并不执行一些困难、深奥的任务；当我们准备娱乐时我们不必抱有坏的心态[4]；我们应该放松一点，摆脱我们的担忧，然后准备集中注意力并“虚妄”自己。当我们没有“虚妄”，当娱乐没有使我们真正感受到娱乐，我们应该意识到这可能是我们自己或者节目存在问题。如果我们希望自己娱乐却没有达到期望的效果，如果我们的思绪没能真正进入节目，我们可能会说“我想的太多，太多现实的事情纠缠了我的注意力”。那样的话，我认为是我们犯了一个错误，因为我们没能达到“悬搁”。或者有时候我们会说，“它没有抓住我，所以，我不能融入它”。这个说法表明有时候或在大多数时候，娱乐节目的任务就是通过一些显然的真实性去替代日常世界的真实性，以阻断日常世界对我们的纠缠，从而帮助我们实现“悬搁”。因此，在“带我们进入”的行动中人们对它所揭示的东西会产生怀疑，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说，娱乐可以为悬搁提供动力，它能够在我们不付出任何努力情况下发生，娱乐常常能够成功地做到这些工作。

二、娱乐、还原和现象学还原

在前面一部分，我说了现象学还原是富含经验的，就像我们看到的那些没有本体论和价值论支撑的事物。我也主张这种状态可以通过现象学“悬搁”被实现。“悬搁”被描述为一种排序行为，还原最好被认为是一个事件。现象学还原被看作重新看待事物，是我们看到的东西减去了一些通常人们会认可的信念[5](P81,83,127, 134,142,159)。在现象学还原中我们在一个开放的古老的形式中经历事件；可能我们在孩提时代就曾经经历过它们。娱乐也一样，它可以让我们通过这种方式看到一些事。

当一个电影或电视节目吸引了我们，我们就依照它们设置的情境进入了它们的世界。当我们开始看“数据”实验时“悬搁”可能被削弱，但一旦我们开始分享这个虚构世界的内容，这个节目中的外部世界会被削弱。在类似这样的过程中，现象学还原强化了“悬搁”；生动、强烈和统一的“现象”会提升我们在现实世界中的信念。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比起电视更喜欢电影院；他们说，“在电影院不会被打扰”；我们可能会说，就“悬搁”而言，干涉会被最小化；对于“纯粹”的现象来说，“还原”事件是被允许的。

正是这种娱乐还原现象的整体吸引了我们，并且它几乎可以使我们拥有任何情感。当一个孩子因为恐怖电影而尖叫和狂奔的时候，她正在做的可能是我们所有人都会做的，这就是过去生活经验积累的基本信仰使然。或者当我们在一个悲惨情景中，在电影之外看到并“不现实”的场景而哭泣的时候，它表明我们已经“还原”我们的经验，已经减少了其他“纯现象”世界中的奇怪之处。在这种现象学还原中，我们被显现给我们的现象之内部价值所“接管”。因此，当我们或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说“这仅仅是部电影”时，我们试图回到被我们“暂停”了的现实世界；我们想要去现实化一个“不真实”的世界，使它变得比现实世界更加真实。这告诉我们有关娱乐的一些重要性，即它不仅仅是娱乐，它建造和重塑我们自己和这个世界。

重新审视“人的估量”一节。当我们被“数据的人性”考验所吸引，我们感受到它的生活处处是赌注，我们会陷入责任和义务的论争。我们发现我们与其他人的许多责任是冲突的。如果“数据”的功能可以被理解和重现，未来的人性问题的讨论可能会因此而受益。然而，如果数据是一个人，并在拆卸的过程中消失，那么，它仅仅是被视作一种手段或工具，而不是作为它自身的目的而存在。在更深层次来说，如果数据被证明是一个人，在未来的人造“人”的过程中，它也仅仅是作为他的尸检结果而存在的，在这个意义上，这种产品的生产是可能的。这种先例的滑坡效应也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这种情况是从人格性质的问题中产生的。当我们看到试验，听到争论，我们一定会认为这些是真的。表象成为现实，我们便在现象中迷失。我们可能在我们的座位边缘发现我们自己的紧张和生气的情绪根源，那就是“数据”。在这些问题关系到生死、人格和正义。

三、逼真还原

什么是“逼真还原”呢？人们可能认为娱乐是表象的还原。的确，娱乐经常像这样被误解——仅仅是一种表象。但是，什么是“逼真还原”，还原现象的关键是什么？这些问题也出现在娱乐中。的确，说娱乐的本质是本质的还原也并不错。

娱乐对日常生活起着“剃须刀”的作用，他们通常会为了获得清晰感觉而自我增加一些东西，同时剃除日常生活中的另外一些东西。通过“作品里的活动扳手”，娱乐每天都在变化，这足以让它隐性的存在主义参量获得更为清楚的显现。它的运行方式与胡塞尔的想象变化方法相同[6](P340-341)。在我们给出的范例中，安卓的数据是不清楚的，但如果娱乐的剧集是成功的，非人类的数据会帮助我们更充分地理解什么是“真正的人类”，它会促使我们不断地思考数据所作出的努力。

在这个起诉的案例中有三个关键情节：其一是指挥官瑞克，反对数据的合法权利，要求数据折弯金属棒，数据照做了。瑞克通过简单的扭转移除数据的手，虽然数据感到惊讶，但它没有退缩。想必这些事情没有人能容忍或做到。最后，瑞克读取数据上的文件，按下数据颈部背面的一个点，数据关闭；它失去意识，然后在它所坐的桌边倒下。瑞克说：“匹诺曹的字符串已经被剪切”，请求实际的问题。这暗含的意思是只有机器，不包括人，可以在制作过程中被关闭。

注意这里发生了什么。构成这一段情节的问题是数据是否应该拥有像人一样的权利。在什么情况下它是有生命权的。瑞克试图通过展示数据的物理能力与生物人能力的不同来设立人格的界限。他的做法被看作是最具有说服力的案例之一。实际上，他对数据做了一个富有想象力的改变，并表明数据的物理特征和能力使它超越了人性的本质。如果一个人能够折弯金属棒，能够冷静而且并不感到痛苦地拆卸身体的一部分，能够通过简单的触碰而关闭生命意识，这将会使我们倍感震惊。因此，瑞克似乎已经界定了人性的本质。

其二是皮卡德船长为他的船员和朋友所做的一段艰难的辩护。在他与已离世的黑人妇女奎南——在排序为D 的企业里做酒保——商量之前，他一直处在困难的境地。如果他仅仅是一个机器，数据则是星舰队的财产。皮卡德认识到瑞克的整个辩论都是基于数据的物理特性，事实上错过了问题的真正所在。回到法庭，皮卡德首先注意到数据是一个机器，他是被人类所创造的，这个观点与数据是否道德和合法不相关。我们每个人都是一种机器，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由人类所创造。但是这些因素并没有剥夺我们所拥有的道德和法律地位。这个问题必须在其他层面上才能被厘清。

数据在它的房间里保存了一些纪念品，其中包括皮卡德船长给它的莎士比亚作品集。虽然数据能够回忆起文本中的每一个词，但它保留它们主要是因为它们代表着皮卡德与它的友谊。同样地，数据也保留它的各种荣誉徽章，更富戏剧性的是它保留了一个塔莎雅为纪念她曾经和数据亲密至交的全息图。在她的听证会上，数据犹豫过是否提起过去的关系以展示它对塔莎雅的忠诚。

皮卡德的观点是清楚的：数据的行为透露了它的知觉，表现了他的意识和自我约束。正是因为这些，皮卡德断言它们将会具有确切的个性，从而确定的个人权利。

当然，以上的所有讨论将会被专业哲学家所熟知。皮卡德通过玛丽·安妮·沃伦之口提出的堕胎问题[7]、通过威廉姆·莱肯之口提出的人工智能问题[8](P123-130)，都是涉及权利和人格的问题。因为人格是以心理而非身体为依据的，是以其拥有的权利来定义的，也是由心理和非物理标准决定的。在娱乐事件中，这个概念的逻辑并不像哲学家所提到的那样清晰，但是它能引发很多人的关注，在这个程度上它比一般的哲学论文有更大的影响。在一些语境中，我们不能发现，我们获得了模糊表达的人格的特征。

欧文·高夫曼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一切[9](P1-9)。他在其《性别广告》一书中将广告描述为小规模的空间隐喻，同时描述了分裂和等级的社会现实之意义和价值。广告以微观生态形式描述广泛的社会结构。为了在短时间或微空间内发挥广告的最大效率，他们必须调用和推荐看上去一目了然的价值取向。娱乐通常也必须做这样的事。因为在世界任何角落都可以有娱乐，因此娱乐必须以某种方式在自己的微观情境中表达某些价值观。正如我们所见，这是通过剃除散乱的日常生活的偶然表象，反过来，把注意力集中在所做事情的本质特征之上，通过构建语境(悬搁)，接受事物的表象(现象学还原)，并改变它们足以使我们丧失的基本认知(逼真还原)，娱乐有助于澄清、加强，甚至改变我们对日常生活认识的基本结构。在《人的估量》中最具戏剧性的时刻，皮卡德在关于法庭的建立本质中提出了同样的主张。他的主张是“法庭是熔炉，在法庭中无关事物逐渐消失；留下的是一直存在的、纯粹的东西和真理”。他声称在人格问题上娱乐作了许多这样的事。

四、娱乐和章法

“章法”可以被理解为信仰的建立，意义和理解被公认为是“悬搁”和还原。对于章法随着还原的发生，不熟悉和陌生因素会逐渐减少。当描述性、解释性和表象性事件开始重构我们对于世界的信仰时，这个世界就表现出不同的意义，其深度、颜色、符号网络等开始重新调整，原先的世界的意义因此会被维持或遭遇挑战——加强或颠覆、变得浓厚或变得淡薄。娱乐活动通常是以动作、声音和图像等形式，以情景微观的方式实现管理的目的。这是最有效的构建本质的方式。

通过构建某些片段关注日常世界，娱乐能够实现日常生活中很少能够实现的戏剧化和问题的聚焦。比如，精确的和彻底的“章法”描述，这种戏剧化和聚焦能够塑造和强化我们的感觉的真实性。娱乐中的这些因素常常会出现在我们所熟知的故事中。比如，活泼、清晰的细节，统一性和一致性，复杂性和一体化，范围、能源、增长和发展等[10](P128-140, 182-199)。当事物的现象能够以叙述的形式被控制、聚焦、深化、变化和拓展，它们就获得了现实的感觉。通过聚焦、描述和塑造的方式，注意力能生成其关注的现实中心，通过虚构实现某种“真实”。正如罗伯特·诺齐克所提醒我们的，通过集中我们的注意力我们能够变得更加专注[11](P131)。

我所声称的真实感觉往往来源于某些由想象所控制的表象。电气化的逼真的雕刻对表象进行了微调和磨炼以使它们成为最逼真的现实。娱乐是现在有计划地关注世界的主导形式。当我们沉浸在娱乐事件中，并与我们不相关的世界剥离，在这个程度上我们关注的焦点便成为生动的、可理解的具有人类现实特征的叙事形式。这类娱乐事件帮助我们超越“悬搁”，帮助我们构建真实现象的焦点。奥森·斯科特·卡德认为娱乐中具有真实性。他曾经写道：推理小说的最大价值是它创造了一个奇怪的想象世界，这通常是帮助读者通过独特的眼光发现新世界的方式，推理小说不是逃离真实世界，相反，它提供了一个看世界的透镜，通过它我们能看到比我们的肉眼能看到的更加真实的世界[12](P61-62)。毫无疑问，它显示了胡塞尔论述的部分意思，也就是说，小说是现象学的本质[13](P160)。依据卡德的说法，胡塞尔的“悬搁”、还原和章法则在帮助我们戏剧化地把一个真实的世界变成了虚构。

五、娱乐和现实

我们的时代有许多关涉娱乐对意识、个性及行为影响方面的争论。我们的分析有助于澄明这场辩论。当代西方世界几乎每个父母都知道当他们的孩子沉迷于他们喜爱的电视节目时就变成了“呆滞的眼睛”。此时，这个生活世界的真实性降低，娱乐事件的纯粹现象在本体上超过了日常社会世界，这个时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先前我提到过对某些事物的信念进行“悬搁”可能使它看起来更真实，也就是说，它与其他一些情况比起来可能更生动、强烈、统一和集中。作为世俗事物的简要构成部分，它将拥有比它所做到的更少的结构力量，使得它能够看起来像它自己那样，而不是运行的世界一部分。与运行的世界相分离似乎也能够除去以往的偏见，并且使某些事物变得更加清晰，它使他们展现出最真实的一面。进一步说，如果我们添加这样的语境控制——这是有组织的、通过生动的、统一的和连贯的故事展现的——然后这种表象会变得更加真实。它似乎更深刻、更丰富、更厚重，它似乎有更多的实质和质量，现实就是由奇境构成的[14]。

所有这一切的效果是“悬搁”的消极态度和健康娱乐的积极引导方式，共同展现了我们所处的微观世界的构成。“悬搁”和娱乐使我们放松了警惕，并使我们按照最初的方式重新建构我们自己。艺术和娱乐离开客观世界进入我们自身，使我们每个人成为我们应然的样子。我们成为我们所看到的，然后发生辩证的转向，我们使自身成为的世界，再也没有从现实世界中提炼出娱乐的简单的感觉，事实上，娱乐想象往往是基于某种模型绘出的[15]。

我们重新审视数据的案例。在所有的可能性中，有关“人的估量”片段的伦理的和政治的结论会走出荧屏进入大多数观众的生活。物理特征的观点与道德和法律地位无关，这可能会重新建构我们的思考对象，改变我们关于权利和现实的认识，迫使我们重塑真实的社会生活。意识或感知作为权利和尊重的基础，不仅仅是因为《星际迷航》的剧集做得好，而是因为它是由玛丽·安妮·沃伦的讨论，这个讨论确实比哲学家做得更生动，娱乐让她讨论的现象变得更加真实，也比沃伦和莱肯所设想的还要真实，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因为我们更为关注生动的虚构人物，它在引导着我们回归家园。《星际迷航》的人物是我们世界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它们。不管是好还是坏，皮卡德都比沃伦、莱肯或其他任何一个人更像是一个权威人物。这些戏剧从哲学文本和电影荧屏富有戏剧性地向外渗透，有时甚至出现在我的课堂——一些学生因此而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正如我所认为的，与“悬搁”、还原和章法相关的情形[16](P209-211,225-230)，在思想中会像泉涌般的泄露，并按照章法指示重组世界。正如胡塞尔所意识到的，不仅过去的人类成就会流向由意识构成的世界，构成的意识也会不断地流向这个世界[17](P208-210)。当现实关注的焦点通过娱乐事件进入意识，这些强烈的意图将利用某些事件指导着世界。

我提供一个范例的变体。多年来，我儿子一直是一名体操运动员，但他并没那么喜欢体操。在这么多年的体操生涯中，他一直想练跆拳道或空手道。最后，为了确定他是否有足够的运动天赋，我决定和他一起考察这些运动项目。我确认了这些运动项目究竟如何，然后我们决定将体操换为空手道——这是从开始他就很爱的一项运动。但以下情况是我认为是会发生的：得知特里斯坦和他的朋友在跆拳道节目中与其他孩子的父母谈话之后，我认为，似乎很长时间以来，我们的孩子不只是我们的孩子，他们是李小龙、成龙、史蒂芬·席格、杨紫琼。这些英雄流传给了他们，成了他们，而他们，反过来，当他们练习跆拳道时就成了这些英雄。他们成了他们所看到的那样，而不仅仅是简单的替代。他们看到的电影中的人物特性经过他们吸收之后出现在他们各自的特性之中。这里虽有很多导致担心的因素，但也有很多能制造快乐的东西。我将不断增加有关娱乐中的“悬搁”程度，并以解决问题的好处和坏处、危险和快乐来结束这篇文章。

六、道德问题

我认为不能对娱乐在当代的作用仅仅作过于简单和片面谴责。太快的批评听起来像夸张的、古怪的，就像华兹华斯对疯狂和病态的过高消费进行警告的小说那样，他认为，那些闲扯的和奢侈的故事会增加保守的基督徒的愤怒[18](P243)，这样的阅读也会增加读者的暴怒与无情的情绪。当然，这些对流行娱乐的态度是我们今天许多人所担心的。但是，我们应该担心吗？

我难以想象成龙对我儿子的影响比哈克·费恩、野蛮博士、霍尔顿·考尔菲德(上帝所禁止的)曾经对于我的影响更深刻。再往前推远一点来说，比野蛮博士、汤姆·斯威夫特，阴影甚至是《无赖》对我父亲的影响更深。在所有这些情况下，那些令人担心的原因同样也是令人喜悦的原因，考虑我们所应用的例子应该会得出以上结论。

在重新观看“人的估量”之后，我们可以回想“特蕾西”，采取与她相联系和冲突的开放而又平等的行为。例如，如果她决定对所有具有感情、意识和自我意识的人给予平等的道德考虑，那么她的行为将是对所有同龄人发出的挑战。再如，她决定停止食肉，或者是不再欣赏性别、种族或种族的笑话，这可能会引起其熟人的愤恨和怀疑。采纳“人的估量”的伦理视角将会被证明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试图实现它们将会使许多古典美德得到重现。年轻的女士需要推理的技巧、勇气和毅力，相信她自己和她自己新发现的思想等，这将是娱乐活动和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之间的非常具有真实性的辩证法。类似地考虑虚拟角色对孩子们的影响。同样，他们必然会遭遇充满娱乐事件的外部世界。特里斯坦表演的优雅的旋转侧踢，他感觉到自己和成龙合为一体，当他在空中旋转试图打破板子时，因为没有击破板子而迅速停止。他的脚很痛，在观众面前他十分尴尬——这些都是被虚构事物吸引的孩子可能遭遇的，他常常在一个简单的世界里重构自己。

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他仍然坚持，那么虚构的、超现实的设想就会被修改，对于孩子也是这样，而且他们可能会做得更好。由于孩子的努力使得虚拟人物不断具体化和现实化，虚拟人物将会被降落到地球，进行严格的审查和现实性测试。一些蓝图将会因“简单且非现实”而被拒绝，而其他元素将会因为值得模拟而出现。同时，孩子被重塑，他成为一个更加专注的个体，更具有批判精神，并且在如何工作和如何有纪律方面更具有现实导向性。然后，电子科学使孩子开始走向超现实的路，但是现实中的“超现实”从来没有在现实的强烈打击下真正释放自己。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我们应该如何评价这个过程呢？

在一定层面上，娱乐活动所提供的欢乐、解释模型和团结意识是非常好的东西，因为它们增加了生活的稳定性；它们不断强化，使生活更加多样化，并对丰富的生活予以赞美。然而，问题的另一方面，它们通过使人类存在简单化，通过促进实际生活狭窄的现实感，用简单代替复杂的方式提供了团结意识和稳定性[19]。但我对现实的信仰是：现实将会一直减弱它的非现实性。生存的假设和偶然性永远不会给简单的、想象的逼真性以绝对的统治地位。超现实肯定会带来更多时尚元素，并更加关注现实，但是现实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绝不会成为超现实。它在我们制造和虚构事实方面永远都设有程度上限制，现实是绝对的，真实是绝对的另一种存在。我们的比照刻画必须始终参与其中，而创造性的意识必须在某个点或另一个点上屈服。

因此，没有任何环境可以因为人的特定行为方式的简单性和单一性能够被合理地孤立。没有任何一个超现实的“世界”是一个真正的客观世界，最多它只是使特定的人或组织中的人显示其重要性的广泛背景之组成部分。在个人生活中任何扮演重要角色的特定的超现实活动或事件都几乎总是先要受到选择和评估的，在它们能够个人休闲活动中发挥作用之前，或许可能、或许不可能被认定是有意义的。当重复选择时，娱乐事件总是在一定程度上与某人选择的世界观视野相一致。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异化、侵略和感性寻求的特征可以作为青少年观看暴力电影，使用计算机和浏览网站内容的预测因素，并且更有可能的是这些媒体的使用可以被作为使用者使用实际侵略和暴力的预测因素。将一个人的存在意义降低为简单的单向因果关系，这是由于大多数社会科学承诺这样去做[20]，这种做法是将人类主体理解为一种休闲产品、一类事物，而不是作为一个具有意识动机和审议人，这种对于人的看法是一种鲜见的观点，胡塞尔现象学还原显示它是错误的。

这里强调道德问题意在给出有关现象学分析的完整意义。娱乐活动是微观环境，它们在更为广泛的现实世界的宏观环境中存在，而且有其独特的意义。在娱乐活动能够发挥作用的任何情况下，它们也通常通过隐含的或无意识的意图进行筛选，并且根据和谐或不协调的关系去对重要的(或不重要)事物进行筛选。从现象学角度来讲，一个人的价值将是以无限的、更加微妙的方式去有意图地对娱乐活动产生影响，而且是以比娱乐活动更有影响力的方式决定一个人的在世界中的价值。这就是为什么家庭世界的伦理——家庭、朋友、社会——预想的所有媒体会遭遇的影响和后果。在家庭中会允许个人依其视野选择性地使用甚至是误用对他或她有交互作用的娱乐事件。然而，即便考虑到影响因素的复杂性和权重，它也总是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就在于将人类复杂的行为简单地指认为孤立的、单一的媒体因果事件。如上所述，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把人降低为事，把他或她的世界看成是一堆死物质的堆砌，是简单地将人与事堆放在一起。

总之，让·鲍德里亚以他的著作《世界的模拟》而闻名，它是一份从真实(事物)到超真实(想象)的没有原稿的复制品。但是，在我看来，至少从对事物理解的方法论意义方面说，胡塞尔不仅再次站在开始，也站在他的继任者道路的尽头。世界一直处在从真实到超现实的转变之中，从模糊的、不连贯的、平凡到有意识地聚焦、连贯和逼真地强化之中。事实上，如果我的描述和论点是令人信服的，那么理解“电子遗传”可能就是理解我们当代世界的关键。娱乐业已经做了什么，正在做什么，将来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继续做什么，将日常世界“悬搁”，以减少它的表象，逼真它的变化，从而重新聚焦和建构，使它比以前更加真实。当然，我们每个人——我们的孩子，我们自己——共同在作为这个过程的中介瞬间。以胡塞尔的方式理解这个过程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迈出第一步，这种方式也能够确保在我们的生命结束时我们留下的不仅是数字记忆——至少对我们每个人来讲我们可以主导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事情。

(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伦理学专业硕士生李晴晴译，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习胜校)

注释：

① 数据(Data)是美国科幻片《星际迷航：下一代》中的企业号二副兼操作官、科学官。

[1]Husserl, E. Ideas: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Pure Phenomenology[M]. Trans. F. Kersten,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82.

[2]Snodgrass, M. The Star Terk Companion: The Next Generation[M].New York: Pocket Books, 1995.

[3]Card, O.S. How to Write Science Fiction and Fantasy [M].Cincinnati, OH: Writer’s Digest Books, 1990.

[4]Pettit, P. Is Reduction Necessary for Phenomenology? Husserl’s and Pfander’s Replies: A Reply to Herbert Spiegelberg[J]. Journal of the British Society for Phenomenology, 1973，4(1)：16-19.

[5]Natanson, M. Edmund. Husserl: Philosopher of Infinite Tasks[M].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3.

[6]Husserl, E. Experience and Judgment[M]. Translated by J.S. Churchill and K.Ameriks.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3.

[7]Warren, M.A. On the Moral and Legal Status of Abortion[J].The Monist 1973，57(1):21-24.

[8]Lycan, W. Consciousness [M].Boston: The MIT Press, 1987.

[9]Goffman, E. Gender Advertisements [M].New York: Harper Colophon Books, 1976.

[10]Nozick, R. The Examined Life: Philosophical Meditations[M].New York: Simon & Schuster,1989.

[11]Nozick, R. The Examined Life: Philosophical Meditations [M].New York: Simon & Schuster,1989.

[12]Card, O.S. How to Write Science Fiction and Fantasy [M].Cincinnati, OH: Writer’s Digest Books, 1990.

[13]Husserl, E. Ideas Pertaining to a Pure Phenomenology and to a 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y[M].Translated by F. Kersten.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82.

[14]Baudrillard, J. Simulacra and Simulation[M].Translated by Shelia Faria Glaser, Ann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4.

[15]Baudrillard, J. The System of Objects[M]. Translated by S.F. Glaser. New York: Verso, 1996

[16]Harvey, C.W. Husserl’s Phenomenology and the Foundations of Natural Science [M].Ohio University Press, 1989.

[17]Husserl, E. The Crisis of European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M].Translated by David Carr.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0.

[18]Wordsworth, W. Lyrical Ballads[M]. “Prefaces of 1800 and 1802,” ed, R.L. Brett and A.R. Jones. New York: Barnes & Noble, 1963.

[19]Baudrillard, J. The System of Objects[M]. Translated by S.F. Glaser.New York: Verso, 1996.

[20]Kromar, M. and Greene, K. Predicting Exposure to and Uses of Television Violence[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999,49(3):24-45.

Epoche, Entertainment and Ethics: On the Hyperreality of Everyday Life

Charles W. Harvey

(DepartmentofPhilosophy&Religion,UniversityofCentralArkansas,Conway,AR72035,USA)

In this essay, the author argues that popular entertainment can be understood in terms of Husserl’s concepts of epoche, reduction and constitution, and, conversely, that epoche, reduction and constitution can be explicated in terms of popular entertainment. To this end the author uses Husserl’s concepts to explicate and reflect upon the psychological and ethical effects of an exemplary instance of entertainment, the renowned Star Trek episode entitled “The Measure of a Man.” The importance of such an exercise is twofold: (1) to demonstrate, once again, the fecundity of the methodological procedures Husserl bequeathed to us; more than any other philosopher, he tapped into the fundamental manners in which we lose, make and remake the meaning of our lives; and (2) to demonstrate how popular entertainment, similarly, plays a central role in the making and remaking of the meanings of our lives. If my zig-zag procedure between Husserl’s philosophy and popular entertainment is productive and cogent, in addition to elucidating Husserl’s philosophy, it will demonstrate the reality-generating potency and the constitutive power of entertainment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Entertainment, via ourselves, has become the primary producer of the meanings via which consciousness constitutes the world.

constitution; entertainment; epoche; fiction; Husserl

2017-03-22

查尔斯·W·哈维(1954-)，男，美国人，美国阿肯色中央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教授，博士，主任，研究方向：现象学、存在主义哲学、自我与社会批评。

B82

A

1009-9735(2017)04-003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