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 刚

(澳门大学 人文学院，澳门)

中国当代文学在英语世界的反响

龚 刚

(澳门大学 人文学院，澳门)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在美国汉学界的地位有所提高，申请攻读这一学科的人数有所增长。这种情况的出现显然与中国当代文学自身的发展息息相关。诸如王安忆、莫言、苏童、残雪、北岛等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在英美等国的主流出版社出版英译本，也放大了中国当代文学在英语世界的“音量”。我们有必要通过中西方学者的跨文化对话以促使英语世界的评论者更为全面客观地看待中国当代文学与当代文化，同时也有必要在多种审美评价体系相互激荡的互动中，更为深入系统地总结中国当代文学的美学成就与中国的现代性文化成就。

英语世界；中国当代文学；中国的现代性美学成就

在西方汉学界，一度流行过所谓“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的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就是把西方看成现代文明的传播者，把中国看成被动的接受者。换句话说，中国人只有“听话”的份，没有“对话”的份。西方人即使愿意“屈尊”和中国人对话，也主要是和中国人的祖先对话，因为后者创造了称雄千年的古代文明。

在西方学者关于利玛窦在华传教活动的描述中，近代中国人成了一群等待“精神药物”疗救的低能儿，西方人则是真理在握的拯救者，所谓中西交流，其实只是西方文化的输出而已，中国人只有被震惊的份。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史景迁(Jonathan Spence)更是学理化地把利玛窦当年的中国之行表述为西方“改变中国”的单向度进程的开端(Spence, 1980:5-7)。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汉学界“厚古薄今”的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中西文化交流的不断扩展与深化，西方学界对生长着的中华文明的关注度有所提高，对现当代中国文学有浓厚兴趣的学者也不再局限于老是那几张熟面孔的小圈子。

2007年, 最高英语文学奖“布克奖”(Booker Prize)的赞助商曼氏集团，创立了曼氏亚洲文学奖。该文学奖的宗旨是要“放大亚洲作家在英语世界中的音量”，获奖作品将被出版推荐到全世界(郝洪捷，2007)。中国作家姜戎根据自己在蒙古插队的真实体验写成的《狼图腾》一书摘取了首届曼氏亚洲文学大奖，该书英文版已在全球发行。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性意义的重大文化事件，它首先意味着古老的东方文明在现代时空中所焕发出的生命力与创造力，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重视与认可，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与西方文明对东方文明的单向影响将逐渐被交光互影的多元文化互动所取代；它同时还意味着西方文学在当代世界文学版图中的霸权地位已经面临着挑战，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亚洲文学随着亚洲各国政治经济地位的提升以及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全球化，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激起了越来越大的反响与回声。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2016年，韩国作家韩江(Han Kang)的《素食者》(Vegetarian)获得布克国际文学奖(Man Booker International)，均是亚洲文学在英语世界以至全世界范围内影响不断增大的标志。《素食者》讲述一名拒绝肉食，并相信自己变成一棵树的女性的故事，采用了与莫言的《生死疲劳》相似的超现实主义风格。区别在于，莫言擅长表现人与动物的契合感应，韩江擅长表现人与植物的契合感应。莫言在人类世界做着动物的梦，韩江在肉欲世界做着植物的梦。

1997年，美国最古老的出版公司之一——Henry Holt 出版公司推出了残雪的英文版小说集《绣花鞋》(Can, 1997)。Henry Holt 出版公司成立于1886年，素以印行高质量的文学或人文学术类图书自我标榜。该公司早期主要着眼于西方学界和文坛的名流，其中确实不乏大师级的人物，如法兰克福学派核心成员弗洛姆，美国诗人弗洛斯特，德国作家、194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海塞，英国新浪漫主义代表人物斯蒂文森，俄国文豪屠格涅夫。自20世纪中后叶以来，Henry Holt公司的文化视野逾出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囿限，开始关注起西方以外的现代文明。从这个角度来看，残雪的小说能够由美国老牌出版公司出版，不仅是对她的先锋派小说实验的一种褒奖，也是中国的现代性文化成就得到西方认可的一种标志。

不过，当代亚洲文学的影响幅度较之其实际成就，还是很不相称，西方人的审美口味还依然主导着世界文学的评价体系，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审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证。造成这种不平衡状况的原因有多方面，其中之一就是语言问题。在英语作为国际“普通话”的局面一时难以扭转的情况下，通过设立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亚洲文学奖，并在全球范围内发行获奖作品的英文版，以“放大亚洲作家在英语世界中的音量”，确是一种明智而有效的策略。

除此之外，亚洲各国的比较文学学者也可以从学术面的操作入手，放大亚洲作家的“音量”。从当代中国文学的跨文化交流与研究着眼，就可以通过创建“英语世界中的中国当代文学”这样的研究方向，以深入考察当代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接受面与接受程度，并为扩大当代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影响，扭转以西方人的审美口味为主导的世界文学评价体系，以及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化”(canonization)，进行学理上的探索。

耶鲁大学东亚系孙康宜教授于1996年刊文介绍说：“中国现代与当代文学在美国汉学界的地位可谓突飞猛进。突然间申请攻读这一学科的人数戏剧性地增多，许多大学的东亚系都有供不应求的现象。这种兴盛显然与中国当代文学自身的发展、流传与进步息息相关。像王安忆、莫言、苏童、残雪、北岛等人的作品英译都由美国主流出版社出版，而且也先后得到读者的好评。”(孙康宜，1996)

据笔者粗略观察，英语世界中的中国当代文学评论大致有学院评论(汉学家、非汉学家)与报刊评论两类，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偏重社会历史批评。如Salil Tripathi在评论当代中国作家莫言的作品时说，在“致富光荣”的观念引导下，中国社会正在一步步地走向商业化(Tripathi, 2000)。Richard Bernstein则对苏童的《米》这部小说所显现出的社会批判意识格外推崇(Bernstein, 2007)。华裔学者张旭东在《上海的怀旧：王安忆20世纪90年代作品中的后革命寓言》(Zhang, 2000)一文中谈道，在王安忆所有描写上海的小说中，看不到“救赎性的理想姿态”，甚至看不到“保守的乐观主义”，王安忆因而成了集体怀旧氛围中的一个感伤者，而不是引领大家走出怀旧氛围的摩西。

我们知道，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包括两种潮流，一种是以泰纳为代表，主张从“种族、环境、时代”这3个角度考察文学艺术的发展；另一种则是注重阐释文学艺术所包含的政治经济因素的文学批评。虽然新批评、结构主义文评等新的批评模式的出现，已经大大冲淡了传统社会历史批评的影响力，但在西方人对当代中国作家的评论中，社会历史批评却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一方面是因为文化研究的兴起赋予了传统社会历史批评以新的生命，另一方面是因为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所谓 “第三世界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的论断在英语世界以至西方世界有着广泛的观念基础。不过，在偏重关注当代中国文学的政治经济因素、社会历史内涵的批评倾向中，也间有着眼于审美价值的形式批评。

从批评视野上来看，英语世界中的中国当代文学评论又呈现出注重现/当代中国作家的对照、注重中/西文学对话的特点，前者显示出了文学研究中的历史感，后者显示出了文学研究中的横向比较意识。如美国学者Richard Bernstein就将当代先锋作家苏童与巴金、鲁迅这两位中国现代文学巨匠相提并论。在 Bernstein看来，苏童和他同时代的一批作家在极“左”思潮逐渐淡出的时代氛围里，重拾了巴金、鲁迅等前辈作家的传统，开始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再出发(Bernstein, 2007)。对于王安忆，英美的评论者则喜欢将她与现代作家张爱玲作比较，而且把她视为张爱玲的传人(torch-bearer of Zhang style)，他们也因此把王安忆视为新海派文学的代表(champion of a new Shanghai Style)(Movius, 2003)。王德威在评论余华的《活着》时认为，小说中的男主人公福贵是“中国版的约伯”，但又“恰如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咏》的老舟子”(王德威，2006:143)，这样一种跨时空的类比分明是运用了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的视角，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新批评派认为，讲述作者的生平及作品产生过程，实际上是让研究者在阅读之前就带上了先入之见，其后果是根本不会通过独立思考来判断文学作品的价值。新批评派因而反对传统的传记批评，不赞成从作家的传记资料和生活背景来理解文学作品。在新批评家看来，索隐式的阅读，犹如未读，因为，新批评的观点不仅是文本中心，而且是文本独立，即文本独立于作者意图(intention)。可是,《纽约时报》关于余华的评论文章却以相当简洁的笔触为我们勾勒了一幅生动传神的印象画：“余，46岁，看起来不像一个离经叛道的家伙(renegade)。个子不高，面容还青春，有一头浓密的黑发，时时面带微笑，喜欢说笑话，嘴里一刻不停地叼着一支中国烟。乍一看，活像一个从工厂里走出来的工人。”(Barboza, 2006)此外，美国长岛大学的劳拉女士为了加深对残雪的小说艺术的理解，还专程赶赴残雪的长沙家中拜访(McCandlish，2002)。可见，传统的传记批评在英语世界的中国当代文学评论中依然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除了社会历史批评与传记批评以外，侧重探讨中国当代先锋小说写作技巧的审美批评也时有所见。Matthew Badura在为残雪的小说集《绣花鞋》所写的书评中说，“这部集子中的许多人物的身份和真实性都像叙述语言一样，逐渐变得模糊不清。在物象和心像的流转形变中，在飘忽不定的语言时空中，叙事行为逐渐意识到了它的被建构的本质。”(Badura，1998)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Badura译出了残雪《种在走廊上的苹果树》中的一段叙事者独白： I haven’t told the story as I intended. I am forever circling around, never able to approach reality. Once I open my mouth, I discover I’m telling something that I have falsified, instead of the thing … I never intend to tell anything but only to make some noise.

(Badura，1998)

只要读过马原《冈底斯的诱惑》、格非《褐色鸟群》、王朔《动物凶猛》之类先锋小说的人，对于上述的独白一定不会陌生，因为这种有意识地制造亦真亦幻叙事效果的“元叙事”，乃是先锋作家用以破解传统现实主义“似真幻觉”的惯用招数，不是什么太新鲜的玩意(陈思和，1999：295-296)。Badura指出，这种自我否定的“元叙事”解放了残雪，使她得以摆脱“现实”的束缚，自如地驰骋超现实的想象，从而创作出一系列由梦魇中的幻象与象征主义的诗意片段混合而成的传奇故事，这是一种美丽的“噪音”(Badura，1998)。

此外，在《亚洲民间传说研究》(AsianFolkloreStudies)1993年4月号上，有一篇谈论残雪的中篇小说集《苍老的浮云》的书评。残雪的这个英文版的集子由美国西北大学于1991年出版，其中收录了她的小说名篇《黄泥街》和《苍老的浮云》。

Bauer在书评中说，这两部迷人的中篇小说将继续“取悦”和“迷惑”读者，它们延续着残雪在短篇小说集《天堂里的对话》中所显示出的叙述技巧和表达策略，只是更为冗长，所以恐怕会使某些读者感到厌倦。在残雪的叙事中，充斥着血污和惊怖，读她的小说，就像是光着脚走在满布荆棘、蛛网的道路上，一步步走向深黑的海底(Bauer, 1993)。这样的评论文字大有钱锺书所谓牛津文人的派头，刻薄、反讽、态度暧昧，让人搞不清评论者到底喜不喜欢他所评论的作品。

在谈到《黄泥街》时，Bauer指出，在残雪关于社会政治生态的隐喻中，总能隐约感受到一双 “窥视者的眼睛(the prying eyes)”(Bauer, 1993)。Bauer的这一观察倒是相当精准。事实上，“窥视者的眼睛”和被窥视的恐惧，恰是残雪小说的基本情感结构，由这种情感结构衍生出的压抑氛围，既弥漫在《黄泥街》上，也郁积在《苍老的浮云》下：

他生气地踏倒了一朵目中无人的小东西，用足尖在地上挖了一个浅浅的洞，拨着泥巴将那朵花埋起来 。在他“劈劈啪啪”地干这勾当的时候，有一张吃惊的女人的瘦脸在他家隔壁的窗棂间晃了一晃，立刻缩回房间的黑暗里去了。“虚汝华……”他茫茫然地想，忽然意识到刚才自己的举动都被那女人窥看在眼里了，浑身都不自在起来。

(残雪，1988:178)

他气喘吁吁地奔到街上，那双眼睛仍旧盯死在他狭窄的脊背上。“窥视者……”他愤愤地骂出来，见左右无人，连忙将一把鼻涕甩在街边上，又在衣襟上擦了擦拇指。

(残雪，1988:178)

在残雪的早期名作《山上的小屋》中，也同样可以看到那双“窥视者的眼睛”：

我心里很乱，因为抽屉里的一些东西遗失了。母亲假装什么也不知道，垂着眼。但是她正恶狠狠地盯着我的后脑勺，我感觉得出来。每次她盯着我的后脑勺，我头皮上被她盯的那块地方就发麻，而且肿起来。我知道他们把我的一盒围棋埋在后面的水井边上了，他们已经这样做过无数次，每次都被我在半夜里挖了出来。我挖的时候，他们打开灯，从窗口探出头来。他们对于我的反抗不动声色。

(残雪，1988:291)

窥视与被窥视，凸显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对立、隔膜与不信任。有“中国卡夫卡”之称的残雪(曾艳兵，2016)，从她独特的生存体验出发，深刻演绎了人性异化的主题，彰显了传统价值与理想主义被解构之后的荒诞社会里的冷漠、孤独与绝望。Bauer在对残雪的英译小说集《苍老的浮云》所作的批评中，既揭示了残雪式叙事的先锋意义，也敏锐观察到了其小说中的疏离意识，并非雾里看花之泛论。

综上所述，中国当代文学在英语世界的影响力确有扩大的趋势，中国先锋作家的英译版已经能够经常性地由英美主流出版社出版，而且先后得到了专家学者与普通读者的好评。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论，也呈现出学院评论与报刊评论相呼应的格局，这就意味着中国当代文学已不仅仅是汉学家的观赏品，同时也成了西方人精神生活的一个构成部分。从批评思路与方法来看，英语世界中的中国当代文学评论呈现出社会历史批评、传记批评、印象式批评、形式批评、文化批评等多种新旧批评模式并存，及现当代文学的纵向比较、中西文学与文化的横向对照等多种批评视角交替运用的多元化景观。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詹明信所谓 “第三世界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的论断在英语世界和西方世界还是有着相当广泛的观念基础，萨伊德(Edward Said)所谓东方主义式的猎奇眼光也并不鲜见。这就意味着，我们有必要通过中西方学者的跨文化对话以促使英语世界的评论者更为全面客观地看待中国当代文学与当代文化，同时也有必要在多种审美评价体系的互动中，更为深入系统地总结中国当代文学的美学成就与中国的现代性文化成就。

Badura，Matthew. 1998. The Embroidered Shoes [J].TheReviewofContemporaryFiction. Jun：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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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路小明

A Brief Description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sRepercussions in the English World

GONG Gang

Since the 1990s,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has increased in the field of sinology study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re have been more applicants in this field. The appearance of the situa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nd the English versions of the works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writers such as Wang Anyi, Mo Yan, Su Tong, Can Xue, Bei Dao etc. have been published by mainstream presses in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strengthening the volume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in the English world. It is necessary that we help critics in the English world to view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nd culture through a more comprehensive and objective perspective by cross cultural conversa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scholars, and conclude the aesthetic achievements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nd the modernistic cultural achievements of China in a more profound and systematic way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interactions of multiple aesthetic evaluation systems.

English world;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modernistic aesthetic achievements in China

I109.9

A

1674-6414(2017)03-0157-04

2017-01-05

龚刚，男，澳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理论与比较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