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于静

(北京联合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101)

诗人作为“代表性人物”的思想传承
——论爱默生诗学对金斯堡诗歌创作的影响

鲜于静

(北京联合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101)

美国诗人爱默生与金斯堡在迥然不同的历史时期进行诗歌创作，但是爱默生的诗歌和诗学理论无疑对金斯堡的诗歌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爱默生关于诗人作为“代表性人物”的观点使金斯堡认识到了作家的责任与使命，这两位作家作品的相通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诗人对社会主流文化的挑战，诗歌的民族性及其唤起民众觉醒的功用，“催生韵律”的个性化表达，与神秘主义的共通性：直觉性感悟与追求超越。金斯堡在后现代语境中对传统诗人爱默生的回应是对后现代时期主流话语和文化的对抗。

“代表性人物”；民族性；“催生韵律”；神秘主义

0 引言

“垮掉的一代”的重要作家艾伦·金斯堡的诗作曾获美国国家图书奖，其代表作《嚎叫》(1956)被认为是美国后现代派诗歌的先锋。摩根·希普利指出了金斯堡对爱默生与惠特曼的依赖，金斯堡“强调了个人在20世纪60年代发现自我的神圣现实，他唤起超验主义者是为了挑战现代具体的制度和状况”(Shipley,2013:235)。斯蒂芬·普罗特劳也关注到超验主义作家对“垮掉的一代”的作家的影响，他指出了以金斯堡为代表的“垮掉的一代”对正统观念的批判以及对精神经验的强调。以上论述涉及金斯堡与超验主义作家的相关性，但是缺乏深入的研究，因此本论文将挖掘超验主义作家爱默生的诗学理论，通过比较爱默生与金斯堡的代表作品来论证爱默生诗学对金斯堡诗歌创作的影响。

1 作为“代表性人物”的诗人对社会主流文化的挑战

美国诗人爱默生与金斯堡在截然不同的历史时期进行诗歌创作，但是作为各自时代的代表性作家，他们的作品都表达了作为“代表性人物”的诗人对当时社会主流文化的挑战。“代表性人物”这一术语来源于爱默生的随笔《论诗人》和著作《代表性人物》。在这些作品中，爱默生反复强调了诗人作为“代表性人物”的观点，阐述了诗人的代表性及其非凡特征，诗人“就是一个没有障碍的人，能看见、能处理别人梦想到的一切，跨越经验的整个范围”(爱默生,1993:497)。爱默生正是这样一位具有出类拔萃的洞察力和知觉的诗人。19世纪的美国，科学技术不断更新，工厂大规模快速兴建，城市空间不停扩大和延伸，美国逐渐从以农业为主转变为以工业为主的国家。在物质主义盛行的世界，为谋求生财之道甚至为此不择手段的人日益增多。思想上的先驱和有识之士能更为犀利地观察到社会问题，他们试图追寻人的精神价值和生存的意义，诗人和哲学家成为“代表性人物”,爱默生便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不仅目睹了美国社会巨大变革所带来的繁荣景观，而且凭借其超凡知觉从纷繁复杂的表象世界中来探索规律和本质，追求真理和艺术。诗人具有职责，应当“去鼓舞、提高和引导众人，使他们看到表象之下的事实”(爱默生,1993:75)。爱默生主张精神至上、抛弃因袭思想，他于1838年在哈佛大学对神学院毕业班的演讲曾遭到传统势力的排斥。

爱默生的诗学思想集中体现在其随笔、讲演录和诗歌中。爱默生具有反主流反工业化的思想，他认为诗人能引领普通人通过感受自然走出工业化和物质主义的束缚，正如他本人在诗歌《罕莫特利亚》所写，“当我听完了这支泥土的歌/我不再那么的雄心勃勃；/我的贪婪像阴冷的/墓穴里的欲念一样冷却了”(Emerson,1971: 66)，自然能赋予作者以想象力和诗意，影响人类的心灵。《论自然》在开篇赞颂了自然的伟大与神圣后，紧接着引入商品与之对比，“这种好处当然是短暂而间接的，它不像那种对心灵有益的根本性恩泽(即自然)”(爱默生,1993:12)，作者没有完全否定商品的作用，但他总结道，“这种赢利性的受益远远比不上那种更高一级的恩惠”(爱默生,1993:13)。商品为人类提供便利只是因为它们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的发明如城市、房屋、贸易、法律等，归根结底是大自然作用于外部世界的福利之一，所以人类的工业化不可能取代宇宙神灵成为统治人类的力量。

每个时代的独特文化与经验都需要一种新的文学表述与之相呼应，因此需要新的诗人来书写新的时代。“垮掉的一代”在创作时间上距离爱默生一个多世纪，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等因素的影响，这是社会动荡、人们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发生巨变的时期，该流派的作家向传统思想和行为准则提出了挑战，他们渴求自由，反对人性的压抑，甚至提倡纵欲、吸毒等。作为“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作家，金斯堡继承了爱默生的思想，认识到诗人所具有的职责与使命，在诗歌中指引人们深入到美国繁荣表象后被忽略被遗忘的现实状况，并对各种不公和压抑性的东西发出了呐喊。诗人本人在1966年出版的《公众孤独》中，哀叹了美国令人窒息的处境，“美国人现在的生活条件是一种死一般的公众孤独”(Shipley,2013:233)。诗歌《嚎叫》中的歇斯底里正是对20世纪中期高度发达的工业化社会的不满与对抗，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的天使们”就是指向当时反文化运动的先驱。人们试图以放浪激进的生活方式来对抗物质主义和机械文明笼罩的现代社会，但冷酷异化的现实使他们陷入堕落、痛苦和绝望中。《嚎叫》不仅呈现了深受迫害、扭曲病态的一代，包括被疯狂毁灭的天才、无家可归者、嫖娼酗酒吸毒者、持不同政见者等，而且抨击了畸形社会现实的根源，并宣称要驱除它。

金斯堡的诗歌“给沉睡的美国社会引入了开放式爆炸”(Mabrey,2010：90)，具有令人震撼的艺术效果。被誉为垮掉派“圣经”的诗歌《嚎叫》中离经叛道的诗行比比皆是，很多句子完全可以冠名为“淫秽”，如“他们花言巧语诱使千百万女孩因欢爱而在日落时分颤抖，清晨时双眼通红却准备攫取日出美景，屁股在仓库下闪光，在湖泊中全身赤裸”(Ginsberg,2006:136)*金斯堡所有作品中译文参考以下译本，但部分有所改译: 艾伦·金斯伯格. 2000.金斯伯格诗选[M].文楚安，译. 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又如《战利连祷文》一诗中，“以下是在这次战争中赚钱牟利的公司的大名……由于经营烧毁皮肉的磷光体或者炮弹足可/碎裂成千上万针状物穿透肌肤……公司获利可观这些收益都/编了号作了索引数目十年来急剧上升一目了然”(Ginsberg,2006:494)，诗人对美国军事政治商业一体化的讽刺和批判可谓呼之欲出。

爱默生曾经颇有预见性地指出诗人可能遭遇的“落落寡合”，虽然爱默生本人在生前并未遭受过多的冷遇，由于其演讲具有的“坦诚、纯净和宁静”(Santayana,1962：31)，他受到大众的敬仰与追随。作为时代的先驱，金斯堡的诗作是对商业化、机械化、军事化的对抗，是对精神的诉求，但是诗人的睿智和独特性使其超然鹤立，甚至与同时代人格格不入。作为时代精神的引领者,“垮掉派”作家在其活动的年代里也被边缘化甚至备受攻击,金斯堡颇具反叛性和颠覆性的《嚎叫》在公开之初就遭遇严重误解和否定，但是这种现象只是暂时的，其地位和影响力最终经受了时间的考验。纵观美国诗歌史,或许还没有哪一位诗人能够像金斯堡那样以犀利的眼光和大胆狂放的艺术手法来揭示二战后疯狂异化的美国社会现状。

处于后现代语境中的金斯堡对爱默生诗学的继承也体现在他对大自然的崇拜和对过度工业化的反对上。金斯堡的诗歌《齐瓦尔沃的午憩》中的自然具有不可思议的魔力，在宁静的夜晚，诗人无法抵挡在大山中休假的诱惑，他斜靠在树上，在森林中舒缓呼吸，仰望星空，“棕榈树用懒洋洋手指般的叶须/飒飒颤抖预示雨的来临/树叶一阵阵摇曳/在幽香的微风吹拂下……当一轮满月出现在云层密布的天空/仍是那般微小那么静谧”(Ginsberg,2006:108)。诗人休憩于异国的大自然中，并从中看到了超验的力量。作为与眼前美景的对比，他的思绪回到多年前住过的纽约城，似乎看见纽约高耸的建筑“正在腐烂变朽倒塌”，作者对城市的工业化表示了忧虑。“一个上帝/在美国正濒临死亡/另一个已被制造/按照人们的想象/而且受到顶礼膜拜”(Ginsberg,2006:114)，两个上帝，作者该如何选择呢？一个是工业化的上帝，另一个是来自大自然的上帝，诗人心中的幻象似乎召唤他启程“去远游朝圣”，显然诗人选择了远方的大自然。在《嚎叫》中，作者描写了摩洛克迷雾中的工厂和烟囱，谴责了“魔鬼工业”。再如《造访威尔士》一诗，作者在饱览如梦如幻的美景后得出结论，“啊！伟大的自然，面对大地的心脏/一齐宣布我们的存在”(Ginsberg,2006:489)，这无疑是继承了爱默生关于自然影响人生的超验主义观点。作者在诗作中经常把开阔的大自然与局促的城市生活进行对比，诗人重视大自然的魔力和特殊效力，这也是金斯堡对爱默生的一种承袭。

2 彰显民族性，用诗歌唤起民众的觉醒

如果说在19世纪初期及以前，美国文学很大程度上是受欧洲文学的影响，那么爱默生的作品《论美国学者》的出版则吹响了美国文化独立的号角，提倡摆脱欧洲文化传统的束缚，催生了真正意义上的美国文学。他主张美洲大陆停止效仿追随他国，应该在新的时代从沉睡中苏醒，歌颂自身，“我们依靠他人的日子，我们师从他国的漫长学徒时代即将结束”(爱默生,1993:62)。这种美国民族风格和民族性在爱默生之后的很多诗人的作品中都有所体现，如惠特曼、狄金森、威廉斯等。惠特曼倾其一生创作了代表作《草叶集》，该作品集中体现了其书写美国经验、抒发民族豪情、彰显民族特点的风格。对于惠特曼而言，美国风格首先意味着反对欧洲主流文学传统和探索适合自我的个性表达。金斯堡在中学时代就钟情于惠特曼的诗歌，从中可以看到这些诗人之间的关联性。

爱默生强调了诗人的重要地位及影响作用，在他眼中，“诗人的诞生是历史上的重要事件”(爱默生,1993:500),诗人具有特别的天赋，直觉敏锐，想象丰富，能使平凡普通的事物得以升华。诗人具有完整统一的意识，能将各部分很好地组合在一起。诗歌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如果没有诗人和诗歌，人们就会麻木不仁，失去清醒的头脑与自省自觉，更会失去勇气，所以诗人对于唤醒和激起民族精神是至关重要的。金斯堡同样认为诗人就是先知，至于谁是代表美国精神的“先知性”诗人，金斯堡认为就是惠特曼，因为“惠特曼用史诗般语言赞美过我们美国人”(Ginsberg,2006:976)。金斯堡的许多诗歌都出现了惠特曼的形象，如在《加利福尼亚市场》中，作者想象惠特曼面对当今的美国社会可能会有怎样的想法，这里假定了惠特曼就是美国精神的代表。金斯堡于20世纪80年代来到中国时，专门为大学生们朗读了诗歌《我如此热爱老惠特曼》，显然他认为《草叶集》代表了崭新的美国诗歌风格。追根溯源，这种崭新的诗风正是爱默生在一百年前所提倡的，而且爱默生对与他同时代的惠特曼也是推崇备至，认为他代表了新兴的美国精神。爱默生与惠特曼是同时代的诗人，爱默生对惠特曼的影响是评论界所公认的，金斯堡对前辈诗人惠特曼的学习，实质上是对爱默生的间接模仿。

作为时代的领袖诗人，金斯堡的《嚎叫》以独特的方式展现了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从诗歌中不同场景的书写和空间的变化，可以窥见当时美国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从而激起读者的强烈情感反应，寄希望于走出困境或改变社会现实。《嚎叫》一诗具有强烈的纽约地域性，如“他们把自己锁在地铁上开始了从巴特里到神圣的布朗克斯那没有尽头的旅程，直到车轮和孩子的声音把他们震醒，在动物园阴暗的灯光中颤抖”(Ginsberg,2006:134)，这里显然指的是纽约漫长的一号地铁线，从海边穿过曼哈顿到达北边的布朗克斯动物园，这条线途经华尔街、时代广场、中央公园、第五大道、哥伦比亚大学等纽约地标，是众多初到纽约者或纽约市民的首选交通线路，作者强调这一线路为的是表明《嚎叫》这首诗写的正是纽约。诗中提到的纽约地名还包括格林尼治村、布鲁克林大桥、帝国大厦、哈得孙河及一些餐馆、酒吧等，然后诗歌将视野拓宽到美国各地，如爱达荷州、俄克拉荷马州以及西部各地。美国与英国、法国等的不同之处正在于它广袤的国土，金斯堡等“垮掉的一代”行走在这无垠的土地上，体现了爱默生以来美国豪迈的民族精神。美国一直都是各民族移民的大熔炉，《嚎叫》中的主人公平等地与印第安人、华人、墨西哥人相处交流，体现了美国自爱默生以来的多元文化精神，包容、平等、交流，一直是美国民族性的一个特征。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爱默生以前的美国诗歌形式上严格遵守欧洲范式，讲究抑扬格和韵律，语言优雅，用典精确。但从爱默生开始，形式主义不再那么受到重视，爱默生的许多诗歌就不严格押韵和采用抑扬格，而且用语开始地方化、民族化，即大量采用美国口语。金斯堡继承了这一转向，如《嚎叫》中通篇使用的是简单、直白的口语，它以“我看见……”这样简单的句式开头，后面每句都采用“他们……”这样的句子，这是美国普通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嚎叫》等作品中诗句长短不一，美国口语、俚语比比皆是，完全摆脱了形式主义的规则和典雅，是典型的惠特曼式的美国民族风格。从思想上看，金斯堡同样意识到唤醒美国精神的责任与使命，他的许多诗歌主题都是关于美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如上文所分析的，他从字里行间告诉我们他写的正是美国，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与爱默生一样，金斯堡也是彰显美国精神的民族诗人。

3 诗歌“催生韵律”的个性化书写

爱默生的诗学理论奠定了美国诗歌的传统，其影响从19世纪一直延续到当代。布莱辛认为爱默生是“美国诗人之父和原型”，众多享誉文坛的美国大诗人的思想或写作风格都可以追溯到爱默生的影响，不仅是金斯堡，还有沃尔特·惠特曼、艾米莉·狄金森、罗伯特·弗罗斯特、哈特·克兰、西奥多·罗特克、查尔斯·奥尔森等诗人(Blasing,1985:9) 。

爱默生在《诗人》一诗中提出“诗人善于给激烈的思想/穿上简单的言辞/因为天才的技艺/是给国王穿上草衣”(Emerson,1971: 518)，这种理念直接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风格。他的诗学理论“催生韵律”指的是热烈奔放、富于生机与活力的风格。在《论诗人》中，爱默生明确指出，“造就一首诗的不是韵律，而是催生韵律的主题(metre-making argument)——即充满激情、生气勃勃的思想”(爱默生,1993:499)。由此可见，爱默生强调的是思想而不是韵律和节奏，他反对炫耀与虚饰，认为沦为装潢的诗歌是堕落的，诗歌应该追求自然的真实，这种思想无疑影响了金斯堡的诗歌创作。他们的诗风存在契合之处，都具有一泻千里的、摄影式的、直白的诗歌风格。排比的应用、演说式的口吻，意象的集中使用和堆叠加强了作品的表现力，产生了富于震撼力的效果。

爱默生的文体具有明显的演讲风格，很多时候他都是想到一个观点便即兴展开，句子奔腾豪放，善于铺陈而不太注意句子间的逻辑联系。爱默生的这种风格有其诗学理论依据，在《关于现代文学的思考》中，他强调了诗人倾吐心声的重要性，认为“没有受到作者的任何意愿的污染”的、从“心灵中流淌而出”的作品才是真正的杰作(爱默生,1993:1295)。R. A.约德关注到爱默生诗歌的流动性，他认为“流动性原则将爱默生从传统叙事和已有的形式中进一步解放出来，因为这一原则的必然结果是所有的探索在本质上是富于诗意和隐喻意义的”(Yoder,1972：259)。以金斯堡为代表的“垮掉的一代”诗人，强调的也是诗歌流动的自然表达。他们主张作品应按照创作时的想法一气呵成，反对事后的修改、雕琢，这样才能反映作者的真实思想，让读者体会到原汁原味的诗作。金斯堡在与汤姆·克拉克的访谈中说到其创作过程的自发性，有时甚至没有明白所要表达的意义(Clark,2001:26)。爱默生认为“文学一旦忙于把文字装扮成思想本身，它就会即刻变为一种拙劣的伎俩”(爱默生,1993:1296)，因为“文学的造诣、语法和修辞的技巧、书本的知识都永远无法弥补那些必须借助于声音方能表达的灵思妙想的匮乏”(爱默生，1993：1296)。可见爱默生推崇的是直指心灵的演说性、话语型诗体，自由奔放是其特点，他的诗歌甚至“节奏经常出错，有时诗歌读起来像散文”(Waggoner,1974:64)，这些特点在金斯堡的许多诗作中都有所体现。《嚎叫》这首诗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中三分之二以上的诗行都是以“他们……”开头的定语从句，共有60多个这样的句子，将各种图景拼贴在一起成为有机的整体，形象地罗列了“垮掉的一代”的各种疯狂表现，例如“他们坐在桥下箱子上在黑暗中喘息，然后站起来爬上阁楼制作拨弦古钢琴……他们整夜涂鸦创作神圣咒语并为之摇摆癫狂在清晨的阳光中看到的只是一段段的胡言乱语，他们钻到装肉货车下仅仅为了寻找一个鸡蛋”(Ginsberg,2006:137)，语言平白如话。第二部分全部都是用“摩洛克”开头的十余句排比句，摩洛克是吞吃孩子的邪恶火神，金斯堡在每句前嚎叫着这样一个名字，为的是表达憎恨的情绪，口语化的宣泻变成了声嘶力竭的呼喊，具有极强的震撼力和感染力。第三部分的十九行诗全部用“我同你一起在罗克兰”开头，用重复性的句子回忆了诗人和同伴在疯人院的生活，用排比集中讽刺了把天才当作疯子的美国社会。《嚎叫》这首诗中的长句特别多，作者如同在发表演讲或大声宣泄，整首诗如江河般汹涌咆哮一泄千里，事实上作者就是要这样直抒思想，一气呵成，事后不做或少做调整润色，这正是爱默生、惠特曼等作家倡导的文体风格。

从诗歌表现形式看，受到爱默生影响的惠特曼和金斯堡分别以其反传统以及具有开创性的诗风引领了19世纪和20世纪美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两次革命(李嘉娜,2011：103-104)。《嚎叫》诗行之间缺乏一定的逻辑性，是自然情感的流露。爱默生的诗学理论强调的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诗歌《嚎叫》则以袒露、奔放和情感的宣泄而著称，从中可以看出爱默生与金斯堡诗作的一致性。在风格上，金斯堡嘲弄美国50年代的主流诗歌，认为他们的诗歌是“堕落灵魂的怯懦的机械式的胡言乱语”(Quinn,2003:195)，因此他冲破既定的束缚，回到爱默生、惠特曼以及庞德、洛厄尔等意象派诗人所倡导的诗风，直截了当地表现思想、感情和事物，构建了以直白语言为特征的“催生韵律”的诗歌话语，并将深刻的社会观照与强烈情感交织融会于一体，这也是对后现代时期主流话语的对抗。

4 与神秘主义的共通性：直觉式感悟与追求超越

爱默生著作《代表性人物》中的代表人物包括诗人、哲学家，还有一位神秘主义者斯威登堡。爱默生的诗学思想受到神秘主义的影响，金斯堡的神秘主义思想是对爱默生的一种回应。这两位诗人都推崇直觉式感悟，追求自由与超脱，但是他们对于追寻的方式存在重大差异。爱默生强调通过修行提升境界或感悟，最终达到超越。金斯堡则通过吸毒或酗酒来麻痹自己，寻求自我解放和自我超脱，他本人放荡不羁的行为与爱默生的自我修养形成鲜明对照。

乔治·桑塔亚那和亨利·帕克斯都关注到爱默生作品中的神秘主义倾向，“神秘主义只有与绝对联系在一起，绝对，顾名思义，就是不靠任何特定的官能来呈现，它必须通过放弃所有”(Santayana,1962:35)。杨金才在其著作《美国文艺复兴经典作家的政治文化阐释》和相关论文中论证了爱默生对中国和印度文明的兴趣和理解，爱默生的思想与东方思想存在关联性。东方禅宗思想的核心是“悟”，这种“悟”不依靠外界力量、逻辑推理或理性安排，而是依靠自身的觉醒，在刹那间领悟到生命或宇宙的实相，这是一种超越时空、神秘的思维方式。与东方佛教禅宗一样，爱默生对“自我”问题进行了探索，强调感悟与超越。在《论自然》中，爱默生用“透明的眼球”这一隐喻表现了自然带给他的狂喜和超脱，“我变成了一只透明的眼球。我什么都不是，却能将万物纳入眼中。宇宙存在的洪流在我周身循环流动，我成了上帝的一部分或一小点”(爱默生,1993:10)。这里自我消失了，但是心灵却能感受到某种神秘的力量，与神和存在融为一体。爱默生强调的是自我完善、自我升华与超越，爱默生关于自我的思想和禅宗的自我观念有着共同之处，禅宗强调的是自我感悟、自我超越，并获得自我拯救与解脱。

爱默生的神秘主义思想影响了后来的诗人惠特曼。惠特曼醉心于东方神秘哲学，他强调直觉和情感而非逻辑性，这些无疑又为金斯堡所推崇。如果追溯从爱默生到惠特曼、再到金斯堡的诗风变化历史，可以看到美国诗歌传统的延续性。根据《神秘主义百科全书》，“神秘主义是指通过直接经验、直觉或洞察力实现与终极实在、彼岸、神性、精神上的真理或上帝之间的交流或认同” (Singh,2009：1)。神秘主义主张闭上肉体的和经验的眼睛，不依靠感官，脱离纷繁复杂的现象世界和世俗的干扰，在静观和反思中获得真理和智慧。赫胥黎对神秘主义的理解是，“自我消失，即自我不再作为现象世界的调节因子，因为自我融入了一个更大的、统一的整体”(Shipley,2013：249)。《嚎叫》“是诗人将超验世界同物质世界、神秘体验与城市生活的苦痛相融合所产生的一种时代新生”(黄宗英,1995：35)。摩根·希普利指出嬉皮士反对以个人主义为特征的现代性，主张在共同体验的基础上建立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友爱团体。金斯堡对具有神秘主义倾向的诗人威廉·布莱克十分着迷，而且从金斯堡的生平经历看，他早年就对佛教产生兴趣，后来受到加里·施耐德的影响，于1962年到达印度，并先后在孟买和加尔各答居住，接受印度文化。印度宗教主张人与世界的创造者“婆罗门”相结合，从而解脱世间的痛苦，婆罗门、法相、涅槃、彼岸等概念都具有神秘主义色彩。佛教主张的成佛觉悟、印度教的瑜伽等都是神秘主义的修行道路。无疑，印度宗教和神秘主义思想对金斯堡的诗歌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与爱默生一样，金斯堡希望获得自由和超脱，虽然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之下，他们在追寻超越的实现方式上存在差异。“垮掉的一代”与爱默生在直觉式感悟方面存在共通性,“像爱默生一样，‘垮掉的一代’致力于在直觉和感觉的非语言与超概念的层面接触到神圣，然后至少将他们所经历的一部分转换为词语”(Prothero,1991:220)。爱默生提出，诗人为了增加非凡的能力，可以靠饮酒、麻醉剂、咖啡、鸦片等方式，这点与金斯堡真是不谋而合。金斯堡有吸毒的嗜好，还曾经列举过他服用的药物和致幻剂，他时常凭借毒品或药物使自己从外部世界隐退，进入虚无缥缈的幻觉，并认为在这种梦幻的恍惚状态下进行诗歌创作有助于激发诗人的想象力，使其思想超出理性的范畴，从而传递出真实强烈的情感。《嚎叫》是诗人金斯堡为寻求自由而发出的呐喊，诗中神秘的感觉体现在反复出现的梦魇、梦境等词中，如“用梦幻，用毒品，用清醒的梦靥……寻欢作乐”(Ginsberg,2006:140)，在第三部分结束时，诗歌呈现了另一个类似的梦境，“我跟你在罗克兰/在我的梦中，海上旅行后你身上湿漉漉地横跨美国的公路，眼含泪水在西部的夜色中向我的茅舍之门走来”(Ginsberg,2006:140)。金斯堡强调的是超越个人与理性的梦幻状态，通过比较不难发现爱默生与金斯堡的共通之处。爱默生认为诗人除了“冷静的自觉的智能之外”，还应该“让天国的潮水涌进他的心田”，“话要说得恰如其分，就不能依赖被当作一种器官来使用的智能，而要依赖解除了工作负担可以从天国生活接受指示的智能”(爱默生,1993:509)。毫无疑问，这是一种超越理性和个人的领悟状态。同样，金斯堡认为只有超越身体的局限，超越周围空间的阻碍，才能探讨宇宙和人性，正如沃瑟曼所言：“金斯堡意识到，只有当一个人自我超越，超越那些侵犯并阻止他与人类宇宙联系的障碍物时，人才能成为人。当终于明白一个悲伤和凄凉的存在可以被追求自我超越所克服时，这正是金斯堡宗教觉醒的时刻。”(Wasserman,1982:150)

5 结语

比较19世纪作家爱默生以及后现代诗人金斯堡的文学创作理念和风格，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爱默生在美国文坛上影响深远，金斯堡的诗歌创作是对爱默生诗学思想的继承，体现在诗歌形式和创作思想等方面。作为先驱诗人，这两位作家的作品都产生了令人震惊的效果，对特定时期美国社会文化思想提出了挑战，具有热烈奔放的、自然流动的个性化表达以及神秘主义倾向。诗人爱默生与金斯堡都是时代的代表性人物，他们的作品均具有时代的和民族的特征。金斯堡在后现代语境中返回到19世纪爱默生的诗学传统思想，也是对当时主流话语和文化的反抗。美国诗歌传统存在延续性，虽然在不同时代创作语境之下，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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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肖 谊

Inheritance of the Idea of Poets as “Representative Men”:The Influence of Emerson ’s Poetics on Ginsberg’s Creation

XIAN Yujing

American poets Emerson and Ginsberg wrote poems in totally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but Emerson’s poems and poetic theory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creation of Ginsberg’s poems. Emerson’s view about the poets as “Representative Men” made Ginsberg aware of the responsibility and mission of the poet, and the similarities of their works are manifested mainly in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poets’ challenge against the social mainstream culture, nationality of poetry and its function to awaken the people, metre-making argument personalized in expressions, an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poetry and mysticism: intuition and pursuit for transcendence. The echo of Ginsberg in the post-modern context with the traditional poet Emerson is Ginsberg’s battle against the mainstream discourse and culture in the post-modern era.

“representative men”; nationality; “metre-making”; mysticism

I109.9

A

1674-6414(2017)03-0020-06

2017-01-30

北京市教委社科计划重点项目“爱默生与美国诗歌传统研究”(22213991508101/003)的阶段性成果

鲜于静，女， 北京联合大学英语专业讲师，博士，主要从事美国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