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铁 汉

(渤海大学政治与历史学院，辽宁锦州121013)

新中国建国初期“一边倒”外交政策研究

李 铁 汉

(渤海大学政治与历史学院，辽宁锦州121013)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确定了“一边倒”的对外战略方针。从受外部环境影响的角度来看，是在冷战爆发的特定背景下受到美苏两国对华政策影响的结果；从内部因素来看，是当时国内政治形势发展的需要。实际上，这一政策是当时国际局势与国内形势合力作用的必然结果。通过研究影响外交政策制定的因素，进一步分析新中国建国初期的外交政策，有助于从多个政治实体的立场和角度来解释新中国外交政策的选择及其本质特点。

建国初期；一边倒；外交政策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针对国际局势的变化，大致做过四次较为明显的外交战略大调整，即：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10年，在世界进入冷战阶段的国际大背景下，由于受到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大阵营对立的影响，中国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战略；进入20世纪60年代，由于中国与苏联关系渐趋恶化，中国采取了既反对美国、又反对苏联的“两个拳头打人”的外交战略；20世纪70年代随着中美关系的不断改善，中国在外交关系上采取“一条线”的外交战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开始奉行不结盟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战略。

一、历史合力作用与“一边倒”政策的确立

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10年间，在外交战略上实行“一边倒”政策，即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从表面上看，这一战略是新中国内政外交的必然选择；然而，从深层看，这一外交战略是在世界进入冷战阶段的大背景下国内外多种势力合力作用的结果。构成这一历史合力的因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苏联在中国国共两党之间的选择；美国在中国国共两党之间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在苏联和美国之间的选择。

(一)苏联因素

二战结束后，中国国内阶级矛盾迅速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国内局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国共两党从共同抗日的盟友转变为争夺江山的对手，苏联面临着在中国应奉行什么样的政策、在国共两党之间应该做出什么样抉择的现实问题”[1]。

许多人认为，由于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都是共产党，都信仰共产主义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极其相近，因此，苏联支持中国共产党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实际上，在斯大林时期，苏联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已经根深蒂固，为维护自身安全、避免外来威胁不惜牺牲其他国家利益的做法时有发生①。把苏联自己的国家利益放在首位，是斯大林时期苏联对外政策的重要特点。这就决定了苏联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时，所追求的目标都是以维护其自身的国家安全利益为出发点，而并非以是否具有相近的政治信仰为出发点。中苏两国的交往历史也同样证明了这一点：在北洋军阀政权垮台以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迅速成为中国最大的政治势力，苏联把战略重点放在了与国民党政权的联系上；与此同时，又通过共产国际的关系与实力相对较弱的中国共产党维持着联系。同样，苏联强化在华利益不仅在中国的抗日战争时期有着淋漓尽致的表现，而对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的中国也继续沿用。

1945年，《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相继签订后，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迅速击溃日本关东军主力部队，客观上加速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进程。但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真正目的绝非仅仅为帮助中国人民打败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更是要彻底消灭从近代以来就长期与其争夺远东的日本。在这一时期，苏联并没有因为与中国共产党有着相近的意识形态而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出兵东北抗击日军。恰恰相反，为使外蒙古独立，苏联曾向蒋介石政府承诺不向中国共产党提供物质上的援助，并且明确宣布苏联在中国只承认、支持国民政府，甚至还主张中国境内的所有军队都应该置于国民政府的控制之下。此外，“外蒙古从中国分离以及苏联将日本企业作为战利品归为己有等一系列事实充分说明了苏联对华政策是以维护自身利益为目的、以牺牲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为代价的”[2]91。

然而，随着国共谈判的破裂，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的冲突使得苏联陷入这样一种境地：“从道义上讲，苏联不能听任国民党蒋介石消灭共产党；而从现实利益考虑，它又因为担心得罪美蒋，从而失去雅尔塔协定的‘成果’而不能支持中共，甚至‘反对中国共产党革命’。”[3]203这表明，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必须服从于苏联与蒋介石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个战略前提。这种对华外交的双重态势一直持续到了新中国成立前后，直到1949年10月2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次日，苏联才正式宣布与在广州的以阎锡山为首的国民政府断绝外交关系，结束了对华关系保持长达半个世纪的双重政策。

随着冷战开始后国际局势的变化，苏联需要中国作为其远东的安全屏障与资本主义相抗衡，因而需要同中国共产党保持密切的友好关系。斯大林在考虑远东力量格局时，对贫困落后但却拥有巨大发展潜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寄予厚望。如果共产党执政的中国成为苏联的盟国、甚至加入社会主义阵营，那么无论是从自身安全的角度还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对苏联都是十分有利的。1950年初，经过双方高层会谈，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条约形式正式结为战略盟国。这不仅使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安全得到保障，而且使苏联在“冷战初期的欧洲所遭受到的损失”②由于在远东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一个重要的盟友而得到了有力的补偿。由此可见，尽管有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但苏联在与中国共产党交往时，更关注的是其自身的安全和利益。

(二)美国因素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尽管中国国内各方都极力呼吁和平，但国共两党则开始由战时合作迅速转变为战后争夺政权的敌对关系。美国作为二战中实力最强且垄断了核武器的盟国，“在一定范围内，美国的政策不可避免地会影响中国国内局势的发展”[4]75，美国政府一时间在中国面临着多种选择：或直接以武力干涉国共之争；或通过向国民党提供大规模军事援助及作战咨询以帮助其加强在中国的统治；或“支持国民党政府，但不采用武装干涉的手段”[4]279；或不介入国共之争，“只向被承认的政府方面提供经济援助”[4]279；或干脆直接撤退在华的美国势力。

起初美国政府的策略是，倡议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的主导下建立一个多党派(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联合政府。但由于国民党高层坚持消灭中国共产党乃是当时第一要务，而“美国压倒一切的目标仍是支持国民党政府，并尽可能地使它在广大地区内建立政权”[4]283，于是在国共谈判完全失败以后，美国开始在对华关系上从“不偏不倚的立场”倒向有偏向性的调解、并最终大规模扶植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

随着冷战的开始，为了阻止中国共产党夺取并建立全国性政权后成为苏联的反美帮手，美国不断加强对国民政府的援助。中国内战爆发后，美国随即通过了《军事援华法案》，此后陆续向中国国民党政府提供了总计为4.63亿美圆(实际为4亿美圆)的援助。国民政府也由此最终选择完全倒向了美国一边，实行彻底的反苏反共政策。与此相应，苏联施行在欧洲的做法，采取“集团对抗的战略”[5]，即联合中国共产党打击美蒋。这样，美国便随之陷入干涉中国内战这一选择的泥潭中。

实际上，“美国外交政策首要的和最根本的假定是，欧洲是它首要的利益范围”[6]893。无论是美国驻苏联大使凯南所倡导的遏制共产主义势力的理论，还是杜鲁门主义或者马歇尔计划，其战略重心都主要是针对欧洲，尤其是针对苏联和东欧，其外延至多不超过近东地区，这就决定了美国不愿也不会继续深陷中国内战的泥潭中。美国朝野有一种“广泛的、共同的看法，即认为美国的在华利益不值得诉诸战争”[4]279。随着国民党军队在内战中的迅速溃败，迫于国会的压力，美国不得不于1948年12月开始将驻华顾问团从中国撤出。

值得一提的是，在1949年年初，国民党政权败局已定的情况下，美国一方面应国民政府的请求，开始与苏联等国一起，力图促成国民党提出的“与中国共产党划江而治”的方案；另一方面又通过各种渠道试图与中国共产党方面建立联系。在中国共产党与美方的接触中，共产党方面提出：新中国同美国建立商业关系的前提必须是美国断绝同国民党的关系并承认新中国；美方代表则提出：美国考虑承认新中国的前提是新中国不与苏联结盟。“由于在这两点关键问题上，双方均不肯也不能做出让步，这次秘密接触对双方的关系来说，丝毫不存在任何改善的可能性。加之稍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即正式确立了倒向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美国绝不会支持一个完全按照苏联教义行事的共产党在中国取得成功”[7]447。加之，毛泽东在1949年夏曾邀请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访问北平、周恩来也曾以澳大利亚记者迈克尔·科恩为中间人表现出希望与美国接近的意图，但是“美国却对中国共产党人的任何这类表示都没有做出积极反应”[6]896。这样，美国就错过了与中国共产党接近的机会。随着冷战形势进一步发生变化，为了对抗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美国不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采取不承认的态度，而且对新中国进行了经济封锁，甚至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直接出动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阻止中国的统一。于是，这一时期美国与中国新政权接触的可能性便彻底消失了，两国关系随之陷入长期的对峙状态。

(三)中国因素

在“一边倒”外交政策的确立过程中，苏联和美国的影响因素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无疑是中国自身的因素。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有着共同信仰的苏联并没有过多地援助中国共产党，而是出于自身安全的需要和国际政治的考虑选择了援助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中国土地革命时期，受苏联影响的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并没有大的帮助；相反，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受共产国际影响所坚持的“左”的路线险些断送中国革命。相比之下，美国在抗日战争后期则直接向延安派出了军事观察组，并多次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进行会谈。这或许是与中国共产党和美国在当时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有关。但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国共谈判中，美国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进行了有偏向性的调解，使得中国共产党开始对美方大为不满。

随着中国全面内战的爆发，美国日渐强化其扶蒋反共政策，使中国共产党与美国的距离进一步拉大。由于国共内战中国民党军队的迅速崩溃，美国和苏联都开始在不同程度上“抛弃”国民党，也都开始在不同程度上主动向中国共产党方面示好。但是，在当时国际冷战格局已经初步形成的大背景下，世界已经被划分成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大对抗阵营。对于迫切需要国际承认和支持的中国共产党而言，便不能继续坚持以往那种对待美国和苏联均不偏不倚的立场。换言之，独立于美国和苏联之外的立场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必须在以美国和苏联为代表的两大阵营之间做出具有政治倒向性的立场抉择。若新政权选择倾向美国或平衡于美苏之间，那么苏联作为一个邻近的超级大国，势必会对自身安全构成极大的威胁；相反，若倾向于苏联，那么不仅自身安全的潜在威胁会自动消除，还将得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认可与支持。这对于极其缺乏国际了解与帮助的中国共产党政权来说，无疑是极为重要的。况且中国和苏联国家执政党在信仰与意识形态上又较为相近，并且都是以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这将有利于两党的沟通与交流。加之，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所支持的国民党政权长期对立，又与美国的接触性协商谈判因双方互不相让而失败，美国“同新的共产党政府的任何关系的基础也几乎被摧毁”[6]893，这样，中国共产党自身的选择也就渐趋明朗了。

随着战后共产主义运动的迅速发展，“马克思主义似乎要主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反殖民主义浪潮”[8]，这种国际形势也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共产党更倾向于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于是，在即将建立全国性新政权之际，毛泽东做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强调“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9]1472-1473。这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确立了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一边倒”外交政策。

应该注意的是，采取了“一边倒”外交政策并不意味着新中国开始自我封闭并拒绝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恰恰相反，新政府曾宣告“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所谓“一边倒”，是指新政权在国际斗争中将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道路。

二、 “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影响

“一边倒”外交策略的确立是当时国际局势与国内形势综合作用的结果，对中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第一，它统一了全国人民的思想，“明确了新中国对未来道路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澄清了人们思想认识上的混乱”[10]，在外交战略方面把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到社会主义这一目标上来。第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偏见。在1948年，由于南斯拉夫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拒绝将苏联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照搬到本国，导致斯大林错误地将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情报局并断绝了与南斯拉夫正常的外交关系。这一事件使斯大林对在中国革命中坚持独立自主道路并拒绝照搬苏联革命模式的中国共产党格外敏感和警惕。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准备吸收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加入政权时，斯大林又开始怀疑中国会走亲英美的资本主义路线。在这种背景下，新中国政权公开表明将坚决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消除斯大林的疑虑并取得苏联的信任与支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客观上暂时消除了新政权面临的地缘安全的压力。第三，“一边倒”外交政策的确立为新中国政权的巩固在客观上提供了必要的国际支持和帮助。在新中国建立之初，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直接关系到政权的巩固和安全。面对美国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新中国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战略，使刚刚成立的政权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获得了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力支援。中国和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则进一步指出“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措施，以期制止……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11]61。这些都表明，“一边倒”外交政策使新中国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

应该认识到的是，尽管“一边倒”的外交策略对新政权的巩固和加强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其自身存在着很多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如：由于在外交上采取“一边倒”策略，新中国不可避免地在国内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受到苏联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的影响，对国内社会主义发展的探索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影响。由于“一边倒”外交政策的确立，使以美国为首的多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采取敌视的态度，加深了中西方之间的隔阂，导致中西方长期的关系恶化甚至对抗。此外，“一边倒”外交政策使中国过多地纠缠于政治与意识形态之中，在较长时期内的国际交往中“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给中国带来一定的经济损失。

三、结 语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外交政策的制定不应当以意识形态为标准。新中国在建国初期所采取的“一边倒”外交政策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选择，历史已经肯定了其价值。在新环境、新时期下，中国应当采取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政策，并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同时，必须坚持与时俱进，针对形势和国际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外交战略。

注 释：

① 主要指1939年8月苏联牺牲波兰利益与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1939年11月苏联入侵芬兰以及1940年6月强行兼并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三国等事件.

② 苏联在“冷战初期的欧洲所遭受到的损失”是指二战以后苏联的社会主义扩张政策在希腊、土耳其遭到抵制.

[1] 孔寒冰.并非一方选择的结果——论新中国初期“一边倒”外交政策的产生[J].俄罗斯研究,2003(3)：81-87.

[2] 薛衔天.中苏关系史(1945-1949)[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3]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

[4] 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年)[M].王宁,周先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5] 沈志华.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兼论冷战格局形成的概念界定[J].中国社会科学,2002(1)：172-187.

[6] 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7] 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

[8] 刘建飞.意识形态对新中国“一边倒”决策的作用[J].国际论坛，2000(5)：43-48.

[9]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0] 吴成玲.国际化视域下“一边倒”外交政策的确立[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1(3)：13-17.

[11] 李海文.中苏关系见证录[M].师哲,口述.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 闫丽环)

Study on "Leaning to One-side" Diplomatic Policy at Beginning Period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LI Tiehan
(Schoo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 Bohai University, Jinzhou 121013, China)

Soon before and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established a strategic foreign policy of "Leaning to One-sided". From the view of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al influence, it should be a result of the effect caused by the foreign policies carried out towards China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specific context of the Cold War; from the point of internal factors, it was the requireme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omestic political situation at that time. In fact, this policy was an inevitable combined result of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the domestic situation. Studying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f foreign policy and further analyzing the foreign policy in the early stage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can help us to interpret our country′s foreign policy choice and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viewpoint of various political entities.

the early stage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Leaning to One-sided"; foreign policy

2016-10-16

李铁汉(1991-)，男，河南鹤壁人，硕士，主要从事世界近现代史研究.

10.3969/j.issn.1674-5035.2017.01.015

K061

A

1674-5035(2017)01-007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