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 利 春

(河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洛阳471023)

关公文化释疑

闫 利 春

(河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洛阳471023)

关公为何直到清代才被追加“仁”字？关公为何被奉为财神？关公何以成为三教共神？通过对这三个问题的研究，不仅能够更加全面地把握关公文化，而且可以加深对关公精神的理解。与清代以前的民间学者以“仁志”称赞关公不同，清朝以“仁”追封关公，凸显关公佑国护民的“仁功”。如果基于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道、《易经》“利者，义之和”的义利关系以及儒家“仁义”的内涵来解读关公的“忠义”，从而解释关公与财神的关联，那么不仅可以看到关公精神与中国文化核心精神的关联，而且可以发现关公精神的现代价值。通过对三教共神的解读，不仅可以看到关公文化现象折射出的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实际效用的特征，而且可以提供建构现代社会价值系统的有益启示。

关公；仁；忠义；三教共神

文有孔林，武有关林。关公文化和关林圣地一样，可谓河洛大地上一道靓丽的文化风景线。深入研究关公文化，探究关公成神致圣的过程，就会发现有三个问题饶有趣味：其一，关公为何直到清代中期以后才被追加“仁”字？其二，关羽为何被奉为财神？其三，关公何以成为三教共神？将此三个问题纳入中国古代哲学的论题中做出解答，则更加有利于发现关公精神的现代价值。

一、关公称仁：爱国护民

关公文化可谓源远流长，关公文化所蕴含的关公精神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被凝练为忠、义、仁、勇等四德。如果人们对关公文化、关公精神没有相关的探究，而仅仅依据《三国志》的记载或《三国演义》的传说，那么就会很自然地将关公精神与忠、义、勇等三个传统道德价值紧密联系起来。事实上，在隋唐以前的典籍记载中，关公尚是一名勇力过人的将军。《晋书·刘遐传》称刘遐“每击贼，陷坚摧锋，冀方比之张飞、关羽”。《晋书·苻生传》曰：“晓勇多权略，攻必取，战必胜，关、张之流，万人之敌者，则前将军、新兴王飞，建切将军邓羌，立忠将军彭越，安远将军范俱难，建武将军徐盛。”《宋书·檀道济传》称薛形、高进之二人“有勇力，时人以比张飞、关羽”。《陈书·萧摩诃传》谓萧摩诃“有关、张之名,可斩颜良”。隋唐时期，虽然出现关庙，对关公也有不同程度的祭拜，但是关公之勇日渐淡出人们的视线。这一时期，民间甚至把关公当作厉鬼看待，如“唐咸通乱离后，坊巷讹言关三郎鬼兵入城，家家恐惊”[1]244。关三郎神是否就是关公，尚难定论，但至少表现了关公作为鬼神的一些特征。总而言之，在唐人对关公的印象里，尚没有“仁”的痕迹。迨至宋朝，哲宗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赐额“显烈”；徽宗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封“忠惠公”；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晋封“武安王”[2]779；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敕封“义勇武安王”；高宗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追谥“壮缪义勇”[3]172；孝宗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又加封为“英济王”。至此,关羽封号为“壮缪义勇武安英济王”。金元时期，仍以义勇武安王、义勇武安英济王之名称呼关庙，关公的义、勇、忠、信精神品格被持续强化。在宋、元两朝官定的基础上，明代对关公的事迹与神化则有更多的演绎成分，但其中仍以赞扬关公的义、勇品德者居多。明万历三十三年(公元1605年)，封关公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无非是将其义、勇人格神格化。清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加封关公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加封洛阳关帝陵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林”，进一步将关公的忠、义品格神圣化。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加封关公“仁勇”二字。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加封关公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

至此可知，关公的神化萌芽于唐代，而圣化则完成于清代。在圣化之后，关公“仁”的人格特征被凸显出来。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追问：其一，“仁”的品格是关公自身所有，还是外在所加？其二，如果关公自身具有“仁”的品格，那么为何清代以前没有获得追封？

关公是否本来就是仁者？这可以通过孔子对仁者的探讨加以说明。孔子论仁，不是着眼于仁之概念，而是针对不同的学生因人而异地指明仁者的实际行动。如针对樊迟说“仁者，爱人”(《论语·颜渊》)，又说“仁者先难而后获”(《论语·雍也》)；针对仲弓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因为不同的个体会呈现出仁者的不同侧面，所以，如果我们将关公的行为表现与这些仁者互相对照的话，那么往往会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然而，从孔门对管仲的评价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确认关公的仁者特征。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论语·雍也》)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论语·子路》)

子路、子贡之所以认为管仲不仁，是认为管仲没有表现出忠的气节。这说明在一些儒者的观念中，仁者必有“忠”德。而孔子之所以许之以仁，是因为管仲“有功而无罪”[4]154，即管仲在公子纠未死之前，倾心尽力，无愧于天地，无害于忠义，而在公子纠死后，又能够辅助齐桓公有功于世、有功于民。在这个意义上，关公对于蜀汉可谓尽忠而有功，因此当属仁者。

另外，从《中庸》的论述中，也可说明关公本来具有仁的品格。

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

五伦是天下共由之道，智、仁、勇是通达五伦的三种德性，好学能智、力行能仁、知耻能勇，这三者在关公身上也有体现。事实上，关公的仁德在民间早已传播。如，明代祝允明在《汉前将军关侯庙记》(庙在苏州，明朝宣德年间修)中便提出：“天下之达德曰三：智仁勇，三德相济，则道立而名正矣。”又如，有楹联称赞关公曰：“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智者勇者圣者欤，纵之将圣；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忠矣清矣仁矣夫，何事于仁。”[5]415再如，董其昌书“汉前将军关侯正阳门庙碑”碑文中称关公“及艰危之际，矢死不回，以毕其所志。此其人与孔子所称杀身成仁者岂有异也”。这些都说明关公不仅有仁者之实，而且在民间也有仁者之名。

既然如此，那么关公为何直到清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才被加封“仁勇”二字呢？这种追封的依据何在呢？一般认为，关公在清朝得到追封，既与努尔哈赤对关公的情有独钟有关，又与当时的满汉关系有关。无论有什么样的背景因素，如果无其德而有其名的话，那么势必会有适得其反之效。如此，官方何以认定关公是仁者呢？在嘉庆帝加封关公“仁勇”二字的同年，他又为滑县重修的关帝庙御书“佑民助顺”匾额。而后，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和三年(公元1853年)，咸丰帝又两次加封关公“护国”“保民”四字。由此可知，关公被官方认定为仁者，一是从护国、爱国的角度，一是从保民、爱民的角度。民间赞扬关公为仁者，是因为他有仁者之志;而官方称许关公为仁者，是因为他有仁者之功，即仁者必有功于民、有功于国家社稷。

二、关公成财神：忠恕仁义之道

如果一开始对关公崇拜的民间文化不甚了解的话，那么在参观关林时就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即关公被奉为财神。游客与香客很愿意相信参拜关公能够广开财路，但很少有人追问关公被奉为财神的深层原因。

关公的财神形象与种种传说相关。一说关公生前善于理财，长于会计业务，曾经发明计簿法，设计日清簿，清楚明白。二说关公死后真神常回到人间助战，商人在生意受挫后若能得到关公相助，就会东山再起。三说关公成为财神与山西商人有关。晋商游走天下、闯荡江湖需要彼此照应，共同面对困难，因此，他们就经常仿照“桃园结义”结成异姓兄弟联盟，这也使关公的忠诚、义气美德广为流传。后来，晋商富甲天下，其他生意人也纷纷仿效，关公也就成了公认的财神了。四说关公的角色之所以在清朝发生了改变，与康熙、乾隆时期民间的商业活动十分繁荣有着很大关系。当时，各行各业都借“三国”之事奉关公为其行业神。相传关公年轻时曾卖过豆腐，豆腐业也就借此供奉关公为豆腐业的神了；烛业则因关公秉烛达旦，恪守叔嫂之礼，而奉其为神；更有趣的是理发业、屠宰业、刀剪铺业，因为他们的工具都是刀，而关公的兵器就是青龙大刀，也把关公奉为神了[6]89-92。

种种传说有两个特点：其一，在传说中融入了关公忠、义的品德，即财与德有密切的关联；其二，种种传说成就了关公的亲民形象，人神之间没有隔膜和距离，有和气生财的味道。毋庸置疑，“德”与“和”在现代商业精神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果将这两者置于中国传统文化义利之辨以及以竞争、逐利为核心的现代市场经济背景中加以讨论的话，那么将能深化对关公财神形象的认识。

就“忠”而言，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忠”除了忠心事主、忠心事上、尽忠职守等意义之外，还有孔子的“忠”道，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所谓“忠”道，就是成己成人之道，既要成己之美，又要成人之美，既包括立德修身，又包括外在事功。与“忠”道相应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在现代商业社会，商业主体意欲在市场洪流中立足扎稳，成己之美、练好内功当是王道之选，而要成为真正的强者，成人之美则是必经之道。在成己成人的过程之中，“恕”是一以贯之的信条。

就“义”而言，人们往往把关公之“义”理解为义气，或者说当“义”与“忠”连在一起作“忠义”时，更加偏重于义气的涵义，颇具江湖气息，这也是坊间黑社会流行拜关公的原因。而儒家反复开展的“义利之辨”之“义”，则是就合理性而言。“义者，宜也”，宜即合宜、合理的意思。在这种意义上，儒家强调以义制利、先义后利、见得思义。既然如此，那么作为合理性的“义”如何能够生利呢？对此，《易经》解释道：“利者，义之和也。”所谓的利，就是事物各得其宜的结果，也即当各种合理性的诉求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时就产生了利。在这种意义上，儒家的“义利之辨”不是一味地舍利、弃利，而是追求一种更加广泛、更为持久的利。关公的财神形象，如果以合理性的“义”作为支撑，则比由“忠义”而来的义气之“义”作为支撑更加有力。将“仁”字追加在关公身上，也必然包涵进一步规范关公之“义”的意思。在儒家哲学中，与“忠义”相比，“仁义”涤除了“忠义”的江湖气息，“仁义”就是道义、正义，是最高的理想与标准。孔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闻义不能徙”的“义”就是“道义”的意思。孔子担忧那种知道“义”之所在，却不亲赴之的人。一般性的合适、得当，未必需要亲赴。只有道义、正义的事情，才需要儒者当仁不让。关公之护国佑民就是道义的最高表现形式。由道义所产生的利，是天下苍生之利，是国家、民族之利。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深刻地道出了在国家、民族面前，义与利高度统一的道理。

三、三教共神：注重实用的文化品格

关公作为儒释道三家的共神，是关公文化奇特的地方。关公在唐代成为佛教的护法伽蓝神，在宋代成为道教的崇宁真君，在唐代作为武圣姜太公的陪祀后，终于在明代末年取代姜太公而成为武圣[7]。如果我们认同关公之成为三教共神，其背后存在相应的价值标准的话，那么透过这一文化现象，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有益于构建现代社会价值系统的启示。

关公成为三教共神，既与关公的忠、义、仁、勇等品德因素有关，也与官方与民间的合力推动有关。关公成为佛教的伽蓝，既得益于智者禅师的玉泉显圣说，也有赖于隋炀帝(当时为晋王)的赐名。关公成为崇宁真君，则始于龙虎山张天师奏请宋真宗祷召关公，成于宋徽宗加封尊号。至于关公成为武圣，则更是民间英雄崇拜与朝廷期许忠义共同造就的结果。关公之所以能够做到三教尽皈依，当然是以其忠、义、仁、勇的德性作为基础。忠、义、仁、勇的价值诉求，一方面可以满足朝廷对万民的要求，另一方面又可以成为民间维系社会组织关系的精神纽带。其中，民间基础的作用尤为明显。例如，关公之成为佛教的伽蓝，在许多儒家学者看来，关公作为仁义英雄即使身后成神，也应该是汉人的神，而不应该成为佛教中一个位分不高的伽蓝[8]78-80。尽管在学术话语中，对关公归佛存有争议，但是这并不影响民间将关公作为伽蓝的崇拜。这意味着，一种价值只有具有民间基础，只有生长于民间鲜活的土壤之中，才能得到广泛的认可与遵循。

关公皈依三教的文化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实际效用的特征。关公皈依三教，其实质是儒释道三家借关公的形象宣扬各自的价值追求。忠、义、仁、勇等本是儒家的价值内核，其中有些要求甚至有悖于佛门要义，但佛家为了宣教的方便起见而将其佛化，或者是佛义儒化。道教也是一样，如法炮制。儒家在将关公抬上神坛的过程中，同样借助了佛、道的宗教手段。而百姓对关公这些形象的接受，也抹煞了儒释道的封畛，因为在百姓的心目中，关圣帝君是伽蓝、真君还是武圣并不十分重要，关键是关公能够避邪、消灾，信仰关公能够带来福报。在这种意义上，与其说关公崇拜是一种宗教信仰的话，毋宁说关公崇拜是一种风俗。忠、义、仁、勇的道德价值，正是在关公文化化民成俗的过程中，润物细无声地渗透到老百姓的日常行为之中。因此，从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实际效用的特征出发，一种价值只有能够给百姓带来实际的效用时(精神的或物质的)，才能被接受、被信仰。也只有挺立为人格、形成风俗时，才能更加持久地打动人心、深入人心。

[1] 孙光宪.北梦琐言:卷11[M].北京:中华书局,1960.

[2] 徐松.宋会要辑稿:第1册[M].刘琳,刁忠民,舒大刚,等，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3] 张镇.解梁关帝志:卷3[M].宋万忠,武建华,标点注释.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

[4]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5] 梁章钜.楹联新话[M].白化文,李如鸾,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

[6] 杨庆茹.问吧:有关中国文化的101个趣味问题[M].北京:中华书局,2006.

[7] 陈洪.“关帝崇拜”文化现象三题[J].文学与文化,2015(1):4-12.

[8] 柯文辉.解州关帝庙[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2.

(责任编辑 王治涛)

Clearing up the Doubts About GUAN Gong Culture

YAN Lichun
(School of Marxism, He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uoyang 471023,China)

Why was it that until the Qing dynasty GUAN Gong had been added to an additional word "benevolence"? Why was GUAN Gong worshiped as the god of wealth? Why did GUAN Gong become the god of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and Taoism? Getting solutions to these three problems, we can not only further comprehensively grasp "GUAN Gong Culture", but also can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spirit of GUAN Gong. Different from the folk scholars before the Qing dynasty who praised GUAN Gong for his aspirations of benevolence, the Qing Dynasty conferred a posthumous title of "benevolence" for GUAN Gong to highlight his dedication for protecting his state and people. If based on Confucius′s doctrine of loyalty that "A man of humanity wishing to be self-successful should seek to help others to be successful, and should help others to develop if one wishes to develop himself", and the statement ofthebookofchangesthat " To obtain benefit, one should request moral unity ", and to make use of the abov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est and righteousness and the connotation of Confucian "benevolence" for understanding GUAN Gong′s loyalty in order to interpret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GUAN Gong and the God of Wealth, we should not only be able to fi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ue spirit of GUAN Gong and the core spirit of Chinese culture, but also be able to discover the modern value of the spirit of GUAN Gong. Through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fact that GUAN Gong was bestowed as god of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and Taoism, we can not only fin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focusing on actual effect that the GUAN Gong culture phenomenon reflects, but can also provide beneficial enlightenment for constructing the modern social value system.

GUAN Gong; benevolence; loyalism; god of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and Taoism

2016-11-10

闫利春(1983-),男,河南信阳人,博士,主要从事汉代哲学、易学研究.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河洛文化的精神内涵与中原文化创新研究”(编号:2014BZX008)、河南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河洛文化的精神内涵与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研究”(编号:142400410378)的阶段性成果.

10.3969/j.issn.1674-5035.2017.01.002

G112

A

1674-5035(2017)01-0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