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丽 婷

(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开封475001)

论柳宗元在辨伪学史上的成就及影响

宋 丽 婷

(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开封475001)

我国辨伪历史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期。及至中唐，柳宗元在前人辨伪成果的基础上，运用多种方法考辨群书，开诸子著作辨伪之先河。其成果推动了古籍辨伪学的发展，在辨伪学史上有着突出的贡献，对后世辨伪学影响深远。

柳宗元；辨伪；成就；影响

司马朝军认为：“辨伪学是研究辨伪历史以及辨伪方法的一门学科。辨伪有广、狭二义：从广义上说，包括辨伪书、辨伪篇、辨伪事、辨伪史、辨伪说、辨伪本等。从狭义上说，是指辨伪书、辨伪篇。”[1]265我国辨伪学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期。这一时期，经籍文献和诸子文献均显现出了作伪与辨伪的问题。子贡在《论语》中说过：“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2]192他质疑纣的“不善”是因为后人归结而成，纣并没有那么不善。孟子也曾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2]372-373孟子对《尚书·武成》中的记载有所怀疑，只相信其中“二三策”。汉代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群书时，也很注重辨伪，继刘氏父子之后，班固、马融、郑玄、赵岐、林孝存等对伪事、伪说、伪书进行了考辨。两晋以来，至于隋代，佛门高僧如东晋道安和梁代僧祐辨识伪经，使古籍辨伪工作出现了新的局面。到唐代，辨伪更趋自觉，前有刘知几、春秋学派，后有柳宗元。特别是柳宗元，在前人辨伪成果的基础上，运用多种方法考辨群书，成就突出。其成果推动了古籍辨伪学的发展，在辨伪学史上有着突出的贡献。

一、辨伪学史上的柳宗元

柳宗元不仅是唐代文学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有影响力的辨伪学家。柳宗元生于官宦之家，早年曾随父宦游，亲睹时弊，批判精神的种子在他的潜意识里萌发。贞元八年(公元792年)，柳宗元被选为乡贡，得以参加进士科考试。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柳宗元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授集贤殿书院正字，负责编辑出版经籍和搜集散佚的图书。柳宗元广览群书，发现书籍中抵牾不通之处颇多，便对书籍考辨以求其真。被贬永州后，柳宗元把精力转向了诗文创作和学术研究，他的一系列辨伪工作即是在永州完成的。根据史料记载，柳宗元被贬永州后没有放弃对书籍的喜爱，心系千里之外长安家中的藏书。柳宗元在《与吕恭论墓中石书书》中这样写道:“仆早好观古书,家所蓄晋、魏时尺牍甚具；又二十年来,遍观长安贵人好事者所蓄,殆无遗焉。以是善知书,虽未尝见名氏,亦望而识其时也。”[3]826政治上的受挫使柳宗元埋首故纸堆中，专心从事学术研究，加之深厚的学术修养，柳宗元的辨伪工作进展顺利。

柳宗元辨伪学风的形成还受到刘知几和春秋学派的影响。刘知几从强调史料真实的角度出发，对包括儒家经典在内的所有史籍进行了系统的批判，辨伪方法多样，开有唐一代疑古辨伪之风。时至中唐，独立思考、质疑辨伪的风气逐步展开，陆淳综合啖助、赵匡之说，撰《春秋集传纂例》《春秋微旨》《春秋集传辨疑》等，对《左传》的作者和内容提出质疑，因他们以治春秋为主，被后人称为春秋学派。柳宗元继承了春秋学派的怀疑精神。

柳宗元的辨伪成就突出表现在对诸子论著的考辨上，主要有《辨列子》《辨文子》《辨鬼谷子》《辨晏子春秋》《辨亢仓子》《辨鹖冠子》《论语辨》等。对于柳宗元的辨伪论著，学界有不同的看法。冯建国、周亭松称：“单从数量上看,中唐以前，尚无人有过如此众多的辨伪论著。因此，柳宗元的这些辨伪文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视为辨伪学的兴起之作。”[4]司马朝军则认为：“平心而论，柳宗元以发明辨伪方法为主，其辨伪之作还比较单薄，证据还不够充分。”[1]269由此可见，对柳宗元辨伪文章的价值，学者有褒亦有贬。

二、柳宗元在辨伪学史上的成就

我国古代的辨伪方法体系是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早期的辨伪方法体系较简单，如《汉书·艺文志》中涉及的辨伪方法有语言风格之辨伪(《伊尹说》二十七篇)、时代与史实相悖之辨伪(道家《文子》九篇)。至唐代，出现了多种辨伪方法并用的现象，柳宗元即运用多种辨伪方法进行辨伪。以下将从柳宗元的辨伪方法、对伪书价值的认识两个方面来说明其在辨伪学史上的成就。

(一)辨伪方法

柳宗元承继刘知几，整理出了一套自己的辨伪方法体系，柳宗元把辨伪当作学问去研究。下面从柳宗元的辨伪作品中分析其所运用的辨伪方法。

(1)根据书中人物与作者所处的时代不同辨伪 《辨列子》是典型代表。柳宗元从作者所处的时代辨析了《列子》并非出自列子之手。《辨列子》中说：“刘向古称博极群书，然其录《列子》，独曰郑穆公时人。穆公在孔子前几百岁,《列子》书言郑国,皆云子产、邓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3]107柳宗元认为，据刘向记载列子是郑穆公时的人物，《列子》书中说郑国的时候却有子产、邓析。而《列子》书中所言的子产和邓析跟列子并非一个时代，易言之，书中所说的人物要晚于作者所在的年代，书中人物与作者时代相悖。

柳宗元又说：“《史记》：‘郑繻公二十五年，楚悼王四年，围郑，郑杀其相驷子阳。子阳正与列子同时。是岁，周安王四年……鲁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鲁穆公时遂误为郑耶？不然，何乖错至如是？’”[3]107柳宗元认为刘向可能是错把鲁穆公误当作郑穆公。鉴于以上两点，柳宗元认为《列子》一书并非出自列子之手。

(2)根据文义辨伪 以《辨文子》为代表。《辨文子》中说：“《文子》书十二篇，其传曰老子弟子。其辞时有若可取，其指意皆本老子。然考其书，盖驳书也。其浑而类者少，窃取他书以合之者多。凡孟、管辈数家,皆见剽窃,峣然而出其类。其意绪文辞,叉牙相抵而不合。不知人之增益之欤？或者众为聚敛以成其书欤？”[3]109柳宗元考察《文子》一书的思想，发现其思想驳杂，有窃取他书的痕迹，而且文辞不通，可能是另有他人增加。但是，柳宗元又说：“今刊去谬恶乱杂者，取其似是者，又颇为发其意，藏于家。”[3]109柳宗元认为，此书虽然为伪书，但也并不是全伪，它是剽掇群书而作伪，如果去掉讹谬繁杂之辞，也有可取之处，这是柳宗元在辨伪方法上的独特贡献。

(3)根据前人的著录辨伪 以《辨鬼谷子》为例。《辨鬼谷子》中论道：“汉时刘向、班固录书，无《鬼谷子》。《鬼谷子》后出，而险盭峭薄，恐其妄言乱世，难信，学者宜其不道。”[3]112以前人们皆认为《鬼谷子》一书是由鬼谷子编著，但柳宗元却认为并非如此。他说刘向、班固的书中并没有《鬼谷子》的记载，此书是后来出现的。而且书的内容更是“怪谬异甚，不可考校”，语言“其言益奇”，所以他对《鬼谷子》进行考辨，认为“《鬼谷子》要为无取”[3]112。柳宗元根据前人的著录，从源头出发进行考究，认为该书是伪书。

(4)根据书中表达的思想与作者的思想观点相矛盾辨伪 《辨晏子春秋》是代表例证。柳宗元论证《晏子春秋》并非晏子所作，而是墨子之徒所作。柳宗元认为书中所表达的思想与晏子本身的思想有矛盾，如：“墨好俭，晏子以俭名于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为己术者。且其旨多尚同、兼爱、非乐、节用、非厚葬久丧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3]114墨家主张“兼爱、尚同、非乐、节用、节葬”，但这些并非晏子的主张。所以柳宗元断定“后之录诸子书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为墨也，为是书者，墨之道也”[3]114。而此书从观点上与墨子的“好俭”相同，因此，柳宗元认为该书应为墨子的传人所作，是想托晏子之名来抬高自己学派的地位。

(5)根据史实辨伪 《辨亢仓子》中验证了这一方法。柳宗元认为《亢仓子》是伪书，因为《亢仓子》在《庄子》一书中名为《庚桑楚》，且庚桑楚是一个寓言人物，在《汉书·艺文志》中没有记载。柳宗元论道：“太史公为《庄周列传》，称其为书，《畏累》《亢桑子》，皆空言无事实。”[3]115从这句话可以知道，“亢桑子”这个人是虚无的，不存在的。柳宗元还认为：“今世有《亢桑子》书，其首篇出《庄子》，而益以庸言。盖周所云者尚不能有事实，又况取其语而益之者，其为空言尤也。”[3]115且刘向、班固的书中都没有记录亢仓子这个人。但当时的学者却“始为之传注，以教于世，不亦惑乎！”[3]115这明显让人感到疑惑，所以，柳宗元认为《亢仓子》是伪书。

(6)根据语言文辞辨伪 以《辨鹖冠子》为代表。柳宗元到长沙，得到《鹖冠子》书，“读之，尽鄙浅言也，唯谊所引用为美，余无可者……太史公《伯夷列传》称贾子曰‘贪夫殉财 ,烈士殉名 ,夸者死权。’不称《鹖冠子》”[3]116；又司马迁身为史官 ,“博极群书，假令当时有其书，迁岂不见耶？假令真有《鹖冠子》书，亦必不取《鵩赋》以充入之者”[3]116。所以，柳宗元根据语言文辞得出“好事者伪为其书，反用《鵩赋》以文饰之，非谊有所取之，决也”[3]116。

(7)根据称谓的变化辨伪 《论语辨》两篇是例证。文中说道：“孔子弟子,曾参最少,少孔子四十六岁。曾子老而死。是书记曾子之死,则去孔子也远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无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为之也。何哉？且是书载弟子必以字,独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号之也。然则有子何以称子？曰: ‘孔子之殁也,诸弟子以有子为似夫子,立而师之。其后不能对诸子之问,乃叱避而退,则固尝有师之号矣。今所记独曾子最后死,余是以知之。盖乐正子春、子思之徒与为之尔。’或曰:‘孔子弟子尝杂记其言,然而卒成其书者,曾氏之徒也。’”[3]110-111对于《论语》的作者，学界向来颇有争议，对此，柳宗元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柳宗元从称谓的变化出发，认为《论语》的作者并非孔子弟子，理由是《论语》中对孔子弟子都只称字，仅有子、曾子尊称子。有子长得像孔子，孔子去世后，孔子弟子们想立他为师，但又因为他不能回答弟子们的疑问，所以诸弟子便不再立他为师。且曾子在孔门中年龄最小，比孔子小四十六岁，书中记载了曾子的死，曾子去世的时候，孔子的弟子已经所剩无几。故柳宗元认为可能是孔子的弟子记录了一些孔子的言行，但真正《论语》的作者是曾子的弟子，而不是孔子的弟子。

(二)对伪书价值的认识

伪书虽然对学术有一定的危害，但伪书也有一定的价值，“伪书非辨别不可, 那是当然的。但辨别以后, 并不一定要把伪书烧完。固然也有些伪书可以烧的”[5]188。柳宗元在辨伪的同时，也认识到了伪书的价值，认为伪书仍有可取之处。比如柳宗元在《辨列子》中说“好文者可废耶”[3]108、“观其辞, 亦足通知古之多异术也, 读焉者慎取之而已矣”[3]108。再比如，在《辨文子》中说“观其往往有可立者, 又颇惜之”、“今刊去谬恶乱杂者, 取其似是者, 又颇为发其意, 藏于家”[3]109。柳宗元对伪书的态度使后人对伪书的价值有一个重新的思考，真书中可能有伪史料，而伪书中又可能蕴藏真史料，不得不承认伪书也有一定的学术思想价值和史料价值。

顾颉刚曾说：“有人说：‘古书中的真材料,我们自然应当取出应用；至于伪材料,既已知道它伪了,又何必枉费气力去研究！’这个见解也是错的。许多伪材料，置之于所伪的时代固不合,但置之于伪作的时代则仍是绝好的史料,我们得了这些史料,便可了解那个时代的思想和学术。例如《易传》，放在孔子时代自然错误，我们自然称它为伪材料；但放在汉初就可以见出那时代人对于《周易》的见解及其对于古史的观念了……所以伪史的出现，即是真史的反应。”[6]7-8顾颉刚认为伪书也具有一定的思想价值，可以反映出作伪者本人以及当时社会的思想和学术。

古书并非凭空虚构，当被征引文献亡佚之后，仍能从伪书中找到时代的影子。伪造者不会全凭想象去臆造一本书，造伪书时肯定有所依据的原始史料，造伪者可能依托于某人名下。如果考证出造伪的人及所处的时代，就可以将其作为研究伪作时代的史料，那就不能说伪书没有价值了。例如，《孔子家语》一书，现在大多数学者倾向为王肃伪造，但是，在对郑玄有关谶纬的怪诞说法这一点上，王肃提出的一些见解却有可取之处。那么，该书就可以用作研究王肃所处时代思想的史料。

所以，对于伪书的价值要区别对待，不能一概而论，要使伪书中有价值的史料得以充分利用。就像王嘉川所说：“坦白地说，承认伪书的价值，乃是伪书产生之后的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态，和基于这种无可奈何的心态之上的一种无可奈何的客观选择。”[7]

三、柳宗元辨伪成就对后世的影响

柳宗元把辨伪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其辨伪成就对后世影响深远，主要体现在辨伪思想和辨伪方法两方面。

“魏晋南北朝时期作伪甚于辨伪。至隋及初唐，则信伪甚于辨伪”[8]175。虽然刘知几在初唐时期首倡辨伪，但直到中唐时期，在陆淳、啖助、赵匡、柳宗元、韩愈等学者的大力推动下，疑经辨伪的风气才逐步展开。柳宗元的疑古辨伪思想直接影响了宋代疑辨之风的兴起和蔓延。宋仁宗庆历年间出现了怀疑注疏乃至经书，以及探求义理的普遍倾向。如欧阳修在《易童子问》中对《易传》的辨析，在《诗本义》中对《诗经》的考辨；王安石在《诗义》中对《诗经》的解析，无不体现出怀疑之精神。

唐代中后期的辨伪，使辨伪学在宋代更加广泛、深入地发展开来。宋人的很多辨伪著作便是直接采用了柳宗元的辨伪方法。例如，欧阳修的《易童子问》，对《十翼》提出疑问。欧阳修认为《十翼》中的《系辞》《文言》《说卦》《序卦》《杂卦》不是孔子所作。欧阳修辨伪的主要方法就是找出文中与《论语》的矛盾，这是从思想体系上辨伪；《系辞》《文言》均有“子曰”之称，显系孔子后学所为，是从称谓上辨伪。这是对柳宗元《论语辨》方法的继承。明代宋濂的《诸子辨》、清代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和万斯同的《群书疑辨》、近代张心澂的《伪书通考》，都是典型的例子。明代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评价柳宗元说:“若扶邪摘伪，判别妄真，子厚之裁鉴，良不可诬。所论《国语》《列御寇》《晏婴》《鬼谷》《鹖冠》,皆洞见肝膈，厥有功斯文，亦不细矣。”[9]403

辨伪学发端于先秦，形成于两汉，到唐代柳宗元时，有了很大的发展。虽然柳宗元的辨伪没有刘知几求证严密，但柳宗元的辨伪文章已是辨诸子专门之作，对唐代及以后的辨伪学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柳宗元把以前零散的辨伪思想进行系统总结，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辨伪方法体系，对后世辨伪学家宋濂、姚际恒等有很大的影响。柳宗元的辨伪成就可以说是中国辨伪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1] 司马朝军.四库全书总目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2]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4.

[3] 柳宗元.柳宗元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4] 冯建国,周亭松.论中唐时期的疑古思潮——以柳宗元的疑古思想为中心[J].学术月刊，2007(2)：134-140.

[5] 陈引驰.梁启超国学讲录二种[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6] 顾颉刚.古史辨·自序：第3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7] 王嘉川.论胡应麟对伪书价值的认识[J].图书与情报,2004(5)：55-57.

[8] 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简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9]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M].北京：中华书局，1958.

(责任编辑 闫丽环)

Study of Achievements and Influence of LIU Zongyuan in the History of Detecting Forgeries

SONG Liting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China)

Detecting the forgeries has a long history in China, and the earliest can be dated back to the Pre-Qin period. By the middle of the Tang Dynasty, LIU Zongyuan applied a variety of methods to testify a plenty of books on the basis of predecessors′ achievements of forgery detection. He pioneered the way of distinguishing forgeries of the works of the scholars,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ncient pseudoscience, made a prominent contribution in its history and occupie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later generational pseudoscience.

LIU Zongyuan; detecting the forgeries; achievements; influence

2016-10-26

宋丽婷(1995-)，女，河南濮阳人，硕士，主要从事唐诗文献研究.

10.3969/j.issn.1674-5035.2017.01.013

I206

A

1674-5035(2017)01-006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