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红霞，马和民

(1.浙江中医药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3；2.华东师范大学 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上海 200062)

历史研究

四个世纪以来西方人的“中国问题”与“全球问题”

张红霞1，马和民2

(1.浙江中医药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3；2.华东师范大学 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上海 200062)

融入全球的中国同时遭遇自身问题和全球问题，需要把握西方人对中国问题和全球问题的认知方式和解题方案。依据文献分析和历史事实，可以发现四个世纪以来西方人对中国问题、全球问题的思维逻辑及其认知方式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即：如何取得东方财富，如何实现教化中国？尽管不同时期的解决重点因西方世界遭遇自身问题时而有所不同，并且在这一进程中形成了所谓“丑化”和“美化”中国的两派，但是少部分“美化中国派”，难以撼动四个世纪以来西方人整体上对中国问题和全球问题的解决方案：军事征服、商业贸易和文化入侵的三位一体。

近代；西方人；中国问题；全球问题

伴随中国的崛起，在21世纪初的十几年中，中国问题、全球问题成为热议的国际政治话题，同时也成为广涉哲学、文学、政治、经济、教育、法律、军事等学术领域的研究热点。中国问题与全球问题的碰撞和纠结，肇始于四个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西方诸列强的瓜分世界，发酵于历经“欧风美雨”“九死一生”并且不断遭遇西方“说三道四”的中国近现代化进程。不过，基于文献研究和历史事实的印证，可以发现，四个多世纪以来西方人认知中国问题的思维逻辑及其解决方案，常常具有惊人的一致性。

一、17世纪西方人的两大“中国问题”

从民族国家历史的总格局来看，15至16世纪的欧洲相当于古代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同时，欧洲人一系列的技术革新、影响扩展至欧洲诸国的意大利战争、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以及随后爆发的法国宗教战争、与文艺复兴息息相关的人文主义运动，则标志着欧洲在军事、政治、宗教、经济、文化等领域进入全球扩张的储备期。欧洲人航海技术的发展、地理大发现的实现、开辟海上贸易路线的紧迫需求、基督教东征的宗教使命，导致欧洲各国的众多旅行家、航海家、冒险家、军人、商人、传教士不断涌入17世纪的东方。最早来到亚洲的是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兰人，然后是意大利人、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等。17世纪西方人对中国的设问可以归纳为两个基本问题：如何取得东方财富？如何实现教化中国？

(一)17世纪西方人针对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

西方人在提出了上述“中国问题”后，立即着手解决。西方殖民者首先是采取航海贸易，继而运用武力征服，以图取得东方财富。例如：葡萄牙人阿尔发莱斯为首的所谓官方旅行团乘商船到达广东珠江口外的伶仃岛(1513)；西班牙人占领鸡笼(1626)，占领淡水(1629)；荷兰人先后两次占领澎湖(1604、1622)、再占领台湾(1624)，这些事件均是荷兰人多次向明朝要求贸易特权未果的情形下出现的；英法等国也是自17世纪初开始进入中国，他们所需要解答的核心问题几乎全部是贸易和传教。

随着欧洲航海贸易、殖民势力的东来，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也向东方迅速扩展。来自西方不同国家、不同教派的传教士，搭乘各国的商船到亚洲各国进行传教活动。基督教文化究竟何时传入中国，长期以来尽管众说纷纭*基督教是公元135年从犹太教中分裂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宗教。中国历史上一般根据明朝天启年间西安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认定基督教文化自唐朝开始传入中国。1517年，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形成了“新教”(在我国俗称“基督教”)。本文所指的基督教传教活动涵盖了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后西方人一系列的宗教活动。，但基本的结论是：传教活动盛于明清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且经历了伴随商贸的传教、借助武力的传教、“合儒补儒”的本土化策略、源于“礼仪之争”的百年禁教并借19世纪的“瓜分中国”实现全面征服的过程。这一时期其实也是以基督教为核心的西方文化迅猛向外扩张的时期。

例如：率先搭乘商船来到东方的意大利人沙勿略(Francis Xavier) ，自印度到日本，再到中国广东的上川岛(1552)；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于1581-1610年间在中国生活28年之久，是明朝时期声望最高、影响最大的传教士；意大利耶稣会士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于1597年到达中国，接任利玛窦为中国传教团监督；葡萄牙耶稣会士阳玛诺(Manoel Diaz)则于1610年到达中国；德国的传教士汤若望于1622年到达中国，并在清廷中出任大官；与汤若望同行的还有法国传教士金尼阁等人。值得关注的是，基督教始终受到传统中国的强大抵制，其中影响最大者是康雍乾年间的“百年禁教”。直到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依靠船坚炮利打开中国的大门，传教权被列入不平等条约，西方传教士大规模的传教活动开始在中国风行。

以一个宗教流派，却由西方不同国家的传教士共同进行传教活动，与其说这是一个宗教现象，毋宁说是一种国际政治现象，是典型的精神、信仰和文化的殖民。

因此，17世纪西方人对上述两大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是：贸易、传教与侵略扩张的三位一体。例如，早在1452年教皇尼古拉斯五世就宣布：“葡萄牙王的征服就是教会的征服”。[1](P.34)西班牙传教士桑彻斯在1582年到达福州和广州，认为劝化中国的唯一办法就是借重武力。[1](P.76)但是，因为当时明朝的国力比较强大，又大多采取闭关锁国的外交政策，西方诸国的“求东方财富”与“传教”的两大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因而，究竟是采取“贸易手段”还是“武力征服”，常常成为17世纪西方人的一个矛盾心结。例如，16世纪70年代，一个西班牙军官在写给西班牙国王的信中说道：“中国人是高度文明的，他们拥有我们所有的一切武器，他们的大炮质量优异，比我们铸的还要好。——如果国王愿意对这个地方进行侦察——我就会确定，贸易和征服应该怎样进行才好。”[1](P.43) 由此可见，17世纪西方人的中国问题，本质上就是“如何征服中国”“如何劫取中国财富”的问题。

(二)17世纪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

出于解答“中国问题”的需要，一些中国古代典籍的译本开始在欧洲发行和传播，17世纪的西方人对古老中国的了解途径又多了一些，不仅包括来华传教士、商旅团队或个人的来往书信、见闻和口述，还有被翻译成各种西文的中国古代典籍，其中一些曾引起西方世界的强烈反响。

由此，17世纪的西方在不断探寻如何获得东方财富和教化中国的两大基本问题之上逐渐加深了对中国的认识。整体而论，这种认识显现出“既陌生又热切、既有野心与贪念又有无奈与敬仰的矛盾”心理[2](P.33)。这样的矛盾心理和对中国的认识，其典型的例证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利玛窦尽管负载着传教的“宗教使命”，实则也担当了“征服中国”的政治使命。他对中国的认识是充满着矛盾心理的：既有出于某种敬仰的惊讶，比如，“我仔细研究了中国长达四千多年的历史，我不得不承认我从未见到有这类征服(如同他的西方国家一样——作者加注)的记载，也没听说过他们扩张国界” [3](P.59)，尤其是中国“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即一般叫做哲学家的人来治理的……更加令外国人惊异的是，在事关对皇上和国家忠诚时，这些哲学家一听到召唤，其品格崇高与不顾危险和视死如归，甚至要超过那些负有保卫祖国专职的人”[3](P.60)； 也有出于蔑视的不屑，例如，“中国人把所有的外国人都看作没有知识的野蛮人”[3](P.94)，利玛窦把中国人对西方人的这种偏见归因为中国人的夜郎自大。同时，他也发现了另一个事实，那就是在中国几乎没有人献身研究数学或医学，有学问之人都在钻研儒教与道德哲学。[3](P.34)

早于16世纪即传入欧洲的中国四大发明，以及17世纪欧洲传教士的报告扩展了欧洲人对中国人的进一步认识。意大利数学家杰罗姆·卡丹早在1550年就率先指出，中国对世界具有影响的“三大发明”是司南(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并认为它们是“整个古代没有能与之相匹敌的发明”。我们还能在17世纪英国政府的高官、著名哲学家费兰西斯·培根(1561-1626)那里，发现此期的英国人对于那个古老的远东中国的敬仰与赞美：印刷、火药和磁石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都改变了。尽管此期的培根还不知道三个发明来自于中国*培根的原话是：“……在古人所不知、较近才发现、而起源却暧昧不明的三种发明上，那就是印刷、火药和磁石。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在战事方面，第三种是在航行方面，并由此引起难以数计的变化来。竟至任何帝国、任何教派、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力量和影响都仿佛无过于这些机械性的发现了。”见《新工具》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84页。，但他无疑是把中国四大发明的功绩广泛传播到世界各地的重要人物。

而接任利玛窦担任传教士总管的龙华民(1597年抵达，1654年卒于中国)，著有《论中国人的宗教》一书，尽管本书的核心目的在于反对利玛窦“合儒补儒”的传教思路，也充斥着对中国认识的某种诋毁，但由此引发了广涉欧洲诸多传教士和学者们的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中国哲学和基督教哲学的对话。在这场争论中，赞美中国尚多于对中国的诋毁。例如，德国近代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1646-1716)自20岁起始终在研究中国哲学，他所撰写的《致德雷蒙的信：论中国哲学》一文回应和反驳龙华民的观点，表达了对中国的认识：“中国是一个大国，它在版图上不次于文明的欧洲，并且在人数上和国家的治理上远胜于文明的欧洲。”[4](P.109) 更为鲜明的佐证，来自18世纪德国哲学家、数学家沃尔夫(Christian Wolff，1679-1754)的一篇《关于中国人道德学的演讲》：“几百年来，人们一直赞颂着中国哲学……不论是在其他的公开场合，还是在这个庄严的会场上，我都要讲，中国人的哲学基础同我个人的哲学基础是完全一致的。”[4](PP.122-130)

由上可见，17世纪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尽管是站在殖民的立场，但已经形成了清晰的“丑化”和“美化”中国的两种认知脉络：美化中国的认识主要源于对此期中国国强民富的认识、对古代中国科技发明的崇敬、对儒家和道德哲学的惊奇；丑化中国的认识源于对中国人夜郎自大、忽视近代科技的鄙视和对文明欧洲的自诩。

二、18世纪西方人两种对立的观点

18世纪的西方伴随着殖民主义的加剧，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扩张，以及武力征服在非洲、美洲、东南亚等地的畅行无阻，尤其是近代科技的飞速发展，逐渐形成了傲视世界的思维与认识方式。于是，一方面17世纪的两大西方古典式的“中国问题”仍然盘桓在西方人的脑际，另一方面“东方不变论”(或“欧洲文明论”)与“中国文明论”形成了两派对立的观点，从而在西方世界形成了更加明晰且针锋相对的 “丑化”与 “美化”中国的两派，其最典型者反映在同时代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与经济学家魁奈的激烈论辩，以及法国启蒙运动领袖伏尔泰的著述与演讲中。

(一)18世纪“丑化中国”派及其中国问题

孟德斯鸠在他最负盛名的代表作《论法的精神》(1748)一书中，反对法国传教士美化中国的倾向，认为“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5](P.129)。他还认为中国人是地球上最会骗人、贪得无厌和缺乏道德的民族。[5](P.316)孟德斯鸠的认识中国延续着他的部分前辈们的观点，从而进一步凸显并影响着后来者中丑化中国的“东方不变论”。

德国哲学家、历史学家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1744-1803)在其《关于人类历史的哲学思想》一书中描述了他所认知的“中国”，一方面赞赏了中国人吃苦耐劳的精神，并提出瓷器、火药、丝绸、指南针、活字印刷、桥梁建筑、造船工艺、铅的发明创造以及精巧的手工艺术等方面中国人都领先于欧洲人；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中国人用伪劣商品换取可靠的东西，从欧洲商人那儿获得白银，交换给欧洲商人的则是使人疲软无力的茶叶，从而使欧洲衰败。并且认为“这个泱泱大国将来要么自行分裂解体，要么……当做殖民地拱手让出”。[4](PP.137-146)

18世纪英国哲学家休谟的“中国问题”，既有工业革命及历次欧洲陆海战之后英国式的“傲慢与偏见”，又有“欧洲利益至上”的“西方中心论”色彩。他的第一个设问与20世纪的英国人李约瑟的问题完全一致：“中国的科学进步为何如此缓慢？”而同时他又向西方人提出了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为什么欧洲的白银往中国流动？”[6](P.9)尽管休谟更多的是在学术层面讨论上述问题，但是问题本身的提出无疑会在更为广泛的范畴内产生极其复杂的影响，并进而接续了17世纪西方人的中国问题。同时代的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则从经济学层面分析了“中国和印度金银价值高于欧洲的原因”，同时他又分析了中国人轻视制造业与对外贸易的问题，并据此断言中国经济必然走向落后。[7]

18世纪德国伟大的哲学家黑格尔尽管承认“历史开始于中国和蒙古人——神权专制政体的地方”，但他也认为“中国和印度还在世界历史的局外，而只是预期着、等待着若干因素的结合，然后才能够得到活泼生动的进步”。[8](PP.157-160) 显然，这是一种比较客观与公正的认识，但我们无疑能从中发现“东方不变论”及相互关联的“欧洲文明论”的基本线索。

(二)18世纪的“中国文明论”及“中国趣味”的风行

与孟德斯鸠同时代的法国经济学家魁奈，在《中国的专制主义》(1767)一书中，对孟德斯鸠提出质疑，认为中国是“一个世界上最古老、最大、最人道、最繁荣的国家”，肯定了中国专制政治和皇帝的合法性。就中国政府的弊端，魁奈直接回应了孟德斯鸠：“中国统治者的专制主义和绝对权力被我们的政治作家大大地夸大了。” [9]

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则高度评价了中国的政治、道德和文化，集中体现在他的《风俗论》(1756)和《哲学辞典》(1764)中。他认为“在4000年前，在我们甚至还不能阅读时，中国人已经知道了我们现在用以炫耀的全部极其有用的东西了”。[9](P.65)他明确地指出：我们不应盲目地崇拜中国人的长处，但是中国的政体是世界上最好的，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奖励美德的国家，是唯一一个官员得不到百姓的拥戴就要受惩罚的国家。虽然伏尔泰也看到了在科学方面，中国人甚至还停留在欧洲人200年前的水平上，但他更崇尚中国在道德上至善至美的追求，而这是科学首要的东西。[9](P.69)同时，伏尔泰也严厉批评了那些不借助于中国的编年史就敢随便谈论中国人的不良倾向。

整体而论，18世纪欧洲人对中国的敬仰之情根深蒂固，中国文化的多种元素广泛渗入西方人的日常生活，因而学术界常常将18世纪归纳为“中国趣味”风行欧洲的时代：中国的绘画、园林、建筑、漆器、瓷器等工艺在欧洲宫廷和贵族中大受欢迎。[9](P.165)但是，不可否认的另一个事实是：18世纪西方人对自身科技文明的自信、对中国近代科技落后的认知、对中国人不重视商业及国外贸易的认识构成了更为主流的共识。

(三)18世纪西方人对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

中国自明末清初的大动乱之后，整个18世纪属于康雍乾盛世阶段，国力强盛；而同期的欧洲正处于争夺殖民霸主与解决国内危机的阶段，无暇他顾。例如英法为争夺殖民市场和海上霸权的几次大战，尤其是著名的“七年战争”(1756-1763)；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等。因此，西方人对中国的商业贸易、武力征服大致处于停滞状态，武力传教也就因此作罢，17世纪的经典问题仍然未获解决。18世纪“东方不变论”或“欧洲文明论”尽管渐成主流，但“中国文明论”与“中国趣味”的并存，意味着东西方整体上还处于平等对话的状态。

缘起于17世纪爆发于18世纪的“中西礼仪之争”，使得宗教规则的礼仪之争演变为清廷与教廷之间的政治斗争，导致康熙四十年(1701)重启“禁教令”。罗马教皇克来孟十一世于1704年、1715年、1719年分别派使节与康熙交涉基督教的禁约，均遭到康熙的否决。1725年，罗马教皇本笃十三世派特使向雍正进贡方物，希望改善关系，也遭遇婉拒。1742年，罗马教皇本笃十四世发布“自上主圣意”通谕，重审严禁中国教徒祭祖、祭孔的指令，使得教皇与中国皇帝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终于导致1746年福建省处死传教士白多禄等人的流血事件。同年，乾隆再次向全国发布禁止不尊重祖先的天主教。这一时期，史称康雍乾“百年禁教”。

概言之，18世纪西方人的“中国问题”并无多少实质性的推进。但是，伴随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化进程的逐步实现，尤其是近现代的西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在18世纪的渐趋成型(其重要标志是美国的独立)，以科技文明自诩的“西方中心论”业已积累起了强大的动能，贸易、传教、征服三位一体式的“中国问题”具备了综合解决的可能性，所涉及的范围广涉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道德、习俗等几乎一切领域。与此同时，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并无多少新进展。以18世纪德国大哲学家康德为例，他在18世纪90年代开始对中国表现出很大兴趣，但他对中国的论述几乎都是建立在传记、道听途说和主观臆测的基础上的，因而充满了不符合事实的许多阐述。[10]

三、 19世纪西方人的“中国问题”与“瓜分中国”

19世纪的西方诸国在转型为现代国家的进程中，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经历了大大小小数百次战争，基本确立起现代西方国际政治经济的总格局，资本主义开始在全球范围内以“欧洲文明”(或“西方文明”)这一近现代话语的方式迅猛扩展。然而，“资本”的本质是“贪婪”，它汲取利润的渴望是无止境的。这便决定了资本主义扩张、征服的本能。因而19世纪的中西方关系实质上就是征服与被征服、掠夺与被掠夺的关系，西方人17世纪以来三位一体的“中国问题”也就窄化为一个问题：如何征服中国？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所遭受的巨大灾难最典型地印证了这个命题。

(一)19世纪西方人的列强之争

19世纪的世界格局，是与英国全球霸主地位的确立，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欧洲大陆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形成，尤其是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继而在欧美其他许多国家的发展壮大密不可分的。世界史上一般认定欧洲大陆的工业革命开始于1800年前后。[11](P.123)

全球霸主地位的确立，常常与战争密切相关。以英国为例，英国为进行世界性的殖民掠夺和海外贸易，自15世纪末至19世纪初发动了上百次对外战争。16世纪在排除了西班牙、葡萄牙的海上霸权后，又与荷兰发动三次战争，将其挤出争霸圈。18世纪英国人在世界范围内的对手是法国，在美洲、印度和大洋上，英国均以最终胜利者傲居，直至1763年签定《巴黎和约》，英国获得了西属美洲、法属北美、印度等，还确立了海上霸权，从而建立起世界范围的“日不落殖民帝国”，直至20世纪以后被美国赶超。

1640—1689年，英国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确立起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在18世纪至19世纪中叶的近一百年时间里，英国基本完成了从手工生产向机器生产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型。至此，19世纪中叶的资本主义英国基于各种复杂的历史因素，率先跨入工业文明的大门。

与此同时，法、德、意、俄也在为争夺欧洲大陆的霸权进行着不断的争斗。第一帝国在拿破仑的带领下，击溃反法同盟，在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之前，法国始终掌握着欧洲大陆的霸权。

19世纪当欧洲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时候，德意志尚未成为统一的民族国家。反对拿破仑的战争催生了德意志的民族意识，并在1848年主要由德意志资产阶级领导发动了一场规模空前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1862年威廉一世任命俾斯麦为普鲁士政府首相，他坚持“小德意志”方案(即把奥地利排除在外)，从而将民族统一、君主政体、容克专制巧妙地结合起来。[11](P.147)并在与意大利结盟后发动“普奥战争”(1866)，最终于1871年成立了统一的德意志帝国。

美国在两次独立战争之后，又经历了1860年代的南北战争，工业资本主义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工业化的深入扩展造就了一个强大而“融合”的民族国家。正如法国历史学家米歇尔·博得所说：“在美国，只是在南北战争之后，资产阶级才找到它兴起的道路。”[12](P.120)19世纪的最后30年，美国迅速崛起，成为西方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

(二)19世纪西方人的“征服和瓜分中国”

19世纪的西方列强经历国家独立、区域战争及海外殖民地的争权夺利之后，一致将眼光和矛头指向中国。西方人的“中国问题”被纳入“全球问题”的框架中，“贸易、传教和征服”三位一体的“中国问题”被聚焦为“如何征服中国”的问题。伴随着大大小小的西方列强征服和瓜分中国的一系列武装入侵，部分精通中国文化的传教士、商人充当征服中国的“急先锋”，贸易和传教以“治外法权”的名义被列入各种不平等条约，导致19世纪中叶之后一百多年间的中国饱受痛苦和危难。

从1842年英国强迫中国签订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起，西方列强在1842—1919年间共迫使中国签订了709个不平等条约。不平等条约的形式名目繁多、五花八门，核心只有一个：侵犯中国的主权、掠夺中国的领土和财富，反映出当时中国处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惨状。在绝大多数的不平等条约中，传教权、贸易权被列入“治外法权”。例如，1844年中法签订的《黄浦条约》规定：法国取得在五口通商口岸建造礼拜堂、医院、学堂的权利，“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随后，清政府正式取消对天主教的限制，并发还过去没收的天主教堂。

如果说在19世纪的西方人中，还有哪些新式的“中国问题”具有研究价值的话，那也就是源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的命题：“为何资本主义发生于近代西欧而非发达的东方中国？”尽管韦伯式的设问曾经引发了大量的后续研究，并且至今仍在继续，但是还应该认识到：这一韦伯式的设问本身就是“欧洲文明论”的基本逻辑。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4)一书的“作者导论”中明确表达了这种思维方式：“生为现代欧洲文明之子，研究任何世界性的历史问题，都必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在西方文明中，而且只有在西方文明中，出现了一个(我们认为)其发展具有世界意义和价值的文化现象，这究竟应归结于怎样一些环境呢？”[13](P.11)

四、20世纪西方人“全球问题”与“中国问题”的缠结

两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中国的悲剧，也同时裁判了欧洲的命运。[14](P.19)西方文明的神话消解了，“欧洲文明论”对全世界的设问方式开始发生局部的转型。20世纪上半叶的西方人在遭遇西方文明自身的浩劫后，开始了整体性的无奈的自我反思，并在某种仿徨的心态下逐步采取平等的立场对世界各种文明进行相互比较，所谓“全球问题”也因此而起；二战以后，美国为首的西方人沿袭着对“中国问题”的思维逻辑并主导着“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

(一)有什么方法把我们从战争的灾难中解救出去？

自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一百多年的历程中，历经成百上千次国内和海外战争，尤其是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主战场的西方人，饱受战争的磨难和摧残，在遭遇自身国家利益不断重新洗牌的过程中，开始了不乏痛苦的自我反省，既触发了“全球问题”，同时又开启了对“中国问题”一定意义上的新认识。

20世纪初西方第一位抛弃“欧洲中心论”的英国作家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在他久负盛名的著作《世界史纲》(1920)中认为：中国文明在汉唐超过西方，只是到近代才被西方超过，而未来仍未确定。差不多同一时期，德国人施本格勒的《西方的没落》(1918)出版，一方面预言了西方文化的没落，另一方面又寄希望于纳粹的极权主义政治，这是他在思想上的自相矛盾性所致。

著名诗人瓦莱里在为他的中国朋友盛成《我的母亲》一书法文版所作的序言，很能反映20世纪初西方人带有反思性的“中国问题”：“欧洲人发问：他们(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之后怎么没有延伸这一才干，继续努力一直到有磁性科学呢？而有了指南针之后，他们怎么没有想到率领舰队到远洋去认识并征服大洋彼岸呢？中国人还发明了火药，但没有进而研究化学，进而造出大炮，而是把火药滥用于烟火和晚间无聊的娱乐之中。”[6](P.85)

法国文学泰斗罗曼·罗兰的思想，更清晰地表达了西方人开始站在平等对话立场的自我反思：“我不知道什么叫欧洲，什么叫亚洲。我只知道世界上有两种族类：一种是向上的灵魂的族类，另一种是堕落的灵魂的族类。”*这是罗曼·罗兰于1925年1月所写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致中国兄弟们的公开信》中的文字，最先发表于1926年1月10日的上海《小说月报》。“中国人对我们不放心，这一点我理解，这是有道理的……先让中国复兴吧！等到它站起来以之后，它将赢得我们的重视……”。[15](P.417)

英国哲学家罗素充满疑惑的痛苦是：“西方文明的希望日显苍白。”他在1922年写就的《中国问题》一书中表达了这种困惑：“从人类整体利益来看，欧美人颐指气使的狂妄自信比起中国人的慢性子会产生更大的负面效果。‘大战’(一次大战)的爆发表明我们的文明中有那么一些瑕疵，而俄国和中国的情况则使我相信这两个国家能使我们分清对错”。因为“欧洲人的人生观推崇竞争、开发、永无平静、永不知足以及破坏。导向破坏的效率最终只能带来毁灭，而我们的文明正在走向这一结局。”因此，唯一的希望就是“借鉴一向被我们轻视的东方智慧”，否则，我们的文明就没有希望了。[4](PP.352-359)

饱经战争之乱的欧洲，除了学者们对自身问题的反思和对中国问题的重新认识，还在不断谋求协调本国利益、区域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新机制，催生了一些新兴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国际组织，如拿破仑战争前后出现的欧洲协调会、1889年成立的各国议会联盟、经《凡尔赛和约》而成立的国际联盟(1922年)等。虽然很难考证“全球问题”由谁最早提出，但是1932年国际联盟专门向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征集的重大问题或许可以视为全球问题的开端：国联邀请爱因斯坦就他所认定的当代世界最重大的问题并选择一位最具智慧者进行讨论，爱因斯坦找到了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他们所选择的全球最重大的问题就是：“人类能够从由战争造成的大规模毁灭中被拯救出来吗？”

然而，欧洲再次作为主战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中国被日本乘虚而入强制纳入“殖民中国”的危局，一方面表明“全球问题”实质上既是西方诸列强在世界范围内争权夺利的缘起，也是西方所遭遇的20世纪危局，另一方面表明20世纪西方人的“中国问题”仍然延续着17世纪以来的思维逻辑。

第二次世界大战进一步凸显并引爆出延续至今的“全球问题”，西方人为解决自身的危局，协调各自的利益，出现了各种影响当代世界的国际组织或协调机构。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美国总统罗斯福提议成立的联合国，最具标志性的国际规则是《联合国宪章》(1945)和《世界人权宣言》(1948)等。一系列延展至今的“全球问题”，诸如核战威胁、贫富差距、人权问题等皆渊源于此。世界开始进入“冷战”时期，20世纪以来西方人对中国国内或国际事务的指手画脚，依据的正是这些本质上为了解决西方诸国核心利益的所谓国际规则。

总体而论，20世纪西方人的“中国问题”在遭遇二战重创后与其自身问题相互缠绕，被引入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全球问题”之中。由于新中国成立后遭遇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封杀、隔离和对峙，而致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西方人对于中国的了解甚至还不及前三个世纪。例如，1955年访问中国的萨特夫人波伏娃说：“对我而言，中国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6](P.125)

(二)美国为首的西方人沿袭着17世纪以来“中国问题”的思维逻辑

两次世界大战瓦解了欧洲的优势，美国取代英国成为20世纪以来的全球新霸主，但是美国式的“中国问题”承袭的依然是三个多世纪以来西方人的老问题。

在19世纪以前，美国紧跟英法等欧洲老大哥迫使清廷解决“贸易、传教和征服”三位一体的“中国问题”；成为全球新霸主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担纲主导解决“中国问题”的急先锋；进入冷战时期，不仅主导试图瓦解新中国的“朝鲜战争”(1950-1953)、“越南战争”(1955-1975)，而且一旦有机会就对中国实施一系列准军事行动，包括支持国民党残余势力袭击西南地区的“纸张行动”、支持西藏武装叛乱等，同时还采取了一系列隐蔽的政治战、经济战、宣传战；尤其昭然若揭的是：为什么美国始终不弃台湾？为什么美国始终手拉手曾遭遇首次本土攻击、给美国人民带来痛苦的日本？以及二战、朝鲜战争后始终驻军菲律宾、韩国等地？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中美关系时好时坏，尽管源于多种原因，但是前苏联解体后，对中国的防范、围堵、逼迫成了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最大的国际政治。可以说，20世纪西方人的“中国问题”仍然沿袭“军事征服、商业贸易和文化入侵”三位一体的老问题。

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同样未脱离前三个世纪的认知方式：一方是赞美中国派，另一方则是丑化中国派。从历史事实来看，尽管伴随中国国情的变化以及中国人自身的努力，而致西方的中国形象时好时坏，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所依据的始终是自身的核心利益，因此，20世纪以来尽管仍然存在“美化”“丑化”中国的两派，实质上“丑化中国派”及“中国威胁论”占据了更加主流的位置，而其消极影响弥漫在西方人对于当代中国的各种围堵、制裁、防范和对峙之中。

总之，四个世纪以来西方人的“中国问题”与“全球问题”几乎如出一辙。中国的发展对于西方世界究竟意味着什么？20世纪末为什么会出现“中国崩溃论”“中国崛起论”“中国威胁论”？融入全球的中国究竟应该怎样认知世界？是仅仅坚守“和平与发展”的眼光，还是必须同步关注“战争与危险”的视角？中国向世界展现经济和军事的同时，如何同步展示文化和政治？这一系列问题非常值得我们重视和深思。

[1]林仁川等：《明末清初中西文化冲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2]马和民：《从“仁”到“人”——社会化危机及其出路》，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3]利马窦：《利玛窦中国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4]何兆武、柳卸林：《中国印象：外国名人论中国文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5]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

[6]何兆武、柳卸林：《中国印象——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下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7]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

[8]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

[9]何兆武、柳卸林：《中国印象——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上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10]夏瑞春：《德国思想家论中国》，许雅萍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

[11]王斯德：《世界通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12]米歇尔·博得：《资本主义史：1500-1980》，吴艾美、杨慧玫译，上海：东方出版社，1986年。

[13]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黄晓京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

[14]南怀瑾：《历史的经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年。

[15]罗大冈：《论罗曼·罗兰》，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

TheWesterners’Perceptionson“ChineseIssues”and“GlobalIssues”overthePastFourCenturies

ZHANG Hong-xia1, MA He-min2
(1.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Zhejiang Chinese Medic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3, China;
2. Institute of Schooling Reform and Developmen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China is confronted with global issues and domestic issues when getting integrated into globalization. It is of significance to understand how the westerners perceive and solve Chinese issues and global issues. Based on documents and historical facts, it is found that the westerners over the past four centuries have a lot in common on their perceptions of Chinese issues and global issues. What they concern is how to obtain the oriental treasure and domesticate China. Although the west laid different importance to the solutions to Chinese issues in different periods according to their domestic problems, two so-called parties featured by “demonizing China” and “beautifying China” came into being. Solutions to Chinese issues adopted by the west are consistently consisted of military conquest, trade and cultural invasion, which have never been changed during the past four centuries.

Modern times; westerners; Chinese issues; global issues

2016-06-01

张红霞，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博士研究生，浙江中医药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马和民，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K249.306

A

1674-2338(2017)05-0093-08

10.3969/j.issn.1674-2338.2017.05.012

(责任编辑：沈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