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磊

(南京大学 历史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6)

历史研究

认同政治与伯明翰学派的学术论域

陈 磊

(南京大学 历史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6)

二战后，英国的政治与文化氛围发生巨变，威廉斯、霍尔等左翼学者开始转向当代大众文化问题，以图为开辟新的左翼政治寻求学理资源。霍加特建立的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旨在进一步推进大众文化研究。该中心成员深度参与了六七十年代的学生抗议、女权运动等新社会运动，促使他们萌发出基于其认同政治的问题意识和选题设定，由此发展出女性研究、种族研究等学术论域，改变了伯明翰学派的原有学术发展路径。这与其学人代际间的群体特征和政治认同差异密切相关。随着激进文化的退却，该中心的学术与建制日益体制化。

伯明翰学派(CCCS)；亚文化研究；女性研究；种族研究；认同政治

伯明翰学派由1964年成立的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CCCS，1964-2002，以下简称中心)的学术群体所构成。它起源于英国成人教育实践和新左派的学术与政治传统，根植于高等教育扩张及之后学生运动、女权运动等新社会运动的社会政治土壤，从中获得其学术发展的动力。该学派广泛吸收文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方法，融合欧洲大陆理论与经验研究于一体，创新性地对英国现当代的社会文化现象进行剖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文化研究理论和范型，直接推动了文化研究这一新兴学科在英国的建立。1980年代伯明翰学派的研究范式开始在美国、澳大利亚乃至东亚等地区获得广泛传播并建立相应的学术建制，取得重大学术和社会影响，堪与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并称。西方学界对于伯明翰学派的研究已有多部专著出版*对伯明翰学派发展有所涉及的著作包括：Ioan Davies，Cultural Studies and Beyond: Fragments of Empire, Routledge, 1995；Tom Steele,The Emergence of Cultural Study: Adult Education, Cultural 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Question, Lawrence & Wishart，1997；Sally R. Munt, ed,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Working Class: Subject to Change, Cassell, 2000；Andrew J. Milner, Re-Imaging Cultural Studies: The Promise of Cultural Materialism, Sage Publication 2002；Graeme Turner,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Routledge, 2003。 真正对该学派进行思想史研究的是：Richard E. Lee, Life and Times of Cultural Studies: The Politics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Structures of Knowledge,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3；丹尼斯·德沃金著《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战后英国》，李丹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这些著作较有参考价值。；国内相关的博硕论文和专题译介亦有不少，它们或集中于对单个学者的理论或专著进行个案分析，或对学派整体的理论引进及其意义进行厘清*国内论著主要以个案研究为主，且大都从文论的角度考察，在此难以赘述。考察较为全面的有：徐德林《英国文化研究的形成与发展》，北京：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杨东篱《伯明翰学派的文化观念与通俗文化理论研究》，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1年；黄卓越等《英国文化研究：事件与问题》，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卢鹏《亚文化与权力的交锋》，《青年研究》，2014年第3期等。他们主要阐述其理论发展或学术研究，而对该派学人学思历程与其学术发展的关系的探讨较为匮乏。，为国内开展本土的文化研究提供了理论和方法的依托。但现有研究或集中在具体文本和人物，或解释理论引进对该学派的推动，这还不足以完整地解释女性研究、种族研究等学术论域兴起的原因。有论者指出，某种学术范式的发展，在正式建立之前多受外部环境影响，而此后则更多遵循其内在理路。因此，我们应尤其重视处于社会运动中的伯明翰学人的历史背景。只有梳理围绕其论争背后的社会政治语境，才能切实理解该学派学术发展的内在脉络和外在动力。这对于定位其学术研究的性质、地位乃至意义极为关键，也是理解其学人学思历程的重要途径。

爱德华·萨义德曾对“纯粹知识”和“政治性知识”进行区分，并认为知识往往产生于具有“严密秩序的政治情境”。[1](PP.12-14)如此看来，不同程度上参与了战后左翼政治运动的伯明翰学派学人，在其学术研究的意图和过程可能都带有强烈的政治意味。事实上，该学派新老两代学人代表着新左派政治向“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转换，且大都视其学术研究为某种“政治行动”。认同政治是女性、黑人等边缘化群体挑战传统的社会政治等级，“以他们自己的语言”和话语塑造自身身份，并寻求获得相应权利的政治诉求。它的主要表现形式为欧美六七十年代女权运动、反种族主义运动等新社会运动。*新社会运动的基本力量是新中产阶级和一些被边缘化的阶层，其目标不再是传统社会运动的“解放政治”。它不是由阶级矛盾而是由晚期资本主义时期涌现的各种具体问题所动员。在此基础上，形成以具体议题为核心的团体认同，并为实现各自身份团体的需求而斗争，是一种自我实现的政治，其前驱是学生运动和女权运动，到80年代被称为“认同政治”。参见艾尔东·莫里斯、卡洛尔·缪勒《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刘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霍布斯鲍姆认为左翼政治是普世主义的，为全人类奋斗；而认同政治只是为某个具体的集团成员服务，因此不能作为左翼的基础。参见霍布斯鲍姆《认同政治与左翼》，《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年第2期，第38页。特纳认为认同政治主要从美国发展而来，用来描述基于一定议题的特定群体，为了保护或提升其群体利益而进行的活动。在英国语境下，此概念的排外意味更少。参见Graeme Turner,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p. 214-215。这些运动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意识形态的衰落。[2](P.165)换言之，以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为代表的英国新左派难以提出可行的社会主义替代方案，由特殊团体单一议题的政治诉求延续了左翼抗争。此政治认同变迁的脉络从伯明翰学派的奠基人物威廉斯到霍尔和吉尔罗伊等人身上得到印证。他们参与的社会运动构成该派形成的历史语境，而其展现出的认同政治则是该派学术发展的重要动力，由此，文化研究领域的开拓也就成为认同政治的“战场”。得益于该中心2014年刊布的19份工作报告，并结合其学人的诸多访谈和论著*2014年中心成立50周年之际，校方刊布中心1988年前的19份官方工作报告。该报告主要针对潜在的新生，内容包括中心组织架构、成员、课程体系、学术进展、出版、对外交流等运作情况。参阅：http://www.birmingham.ac.uk/schools/historycultures/departments/history/research/projects/cccs/publications/annual-reports.aspx。Cultural Studies杂志2013年第5期特刊的诸多2011年该派学人的访谈，为了解中心的历史语境提供了宝贵材料。又鉴于1988年中心合并为文化研究系，本文将以1964-1988年为限。，本文拟从该派学人政治认同的视角来透视其学术研究的总体变迁，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伯明翰学派早期的研究论域

伯明翰学派的学术发展在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以代理主任身份接替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领导中心后(1970年初)*1970年初霍加特接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务，于1973年底正式离职。此间他每年会回中心若干次，并由霍尔代理主持中心事务，后者直至1980年离开中心，前往开放大学。参见Christopher Pawling & Rosalind Brunt, “Christopher Pawling and Rosalind Brunt Interview-6 June 2011”, Cultural Studies, Vol. 27. No. 5 (2013), pp. 701-702,706。，学术取向发生了较明显的转变。大致可以说，前一阶段中心基本上继承了利维斯(F.R. Leavis)和英国新左派在文化问题上的探讨范围和方法。后一阶段在霍加特主导下，则以文学批评为主导方法，辅之以社会学等理论工具，分析文学与社会、当代大众文化及大众传播等问题。

学界一般将威廉斯《文化与社会》、霍加特《识字的用途》和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作为伯明翰学派的奠基性文本。其共同特征是在战后英国大众消费文化时代，将传统马克思主义所忽视的文化问题引入英国左派议程。他们视文化为社会的重要构成，试图透过文化这一棱镜理解处于“重大历史和文化转型”中的英国社会，以此开启新的社会主义规划，极大推动了新左派运动的发展。*新左派偏重于讨论英国的文化问题，汤普森认为它忽视了政治经济学的论争。关于文化与新左派运动的关系，需另文探讨。威廉斯的《漫长的革命》《传播》等著作在吸收利维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文学社会学方法，对文化生产制度进行探讨。他倡导将广播、电影等传播领域作为改革突破口，以“推进更为全面的‘左派’政治运动”[3](P.382)，最终实现“教育与参与性民主”。作为新左派来源之一的《大学与左派评论》(University and Left Review, ULR)，重点关注被忽视的“战后社会的关键问题与主要挫折”*Stuart Hall, Charles Taylor，Ralph Samuel，Gabriel Pearson，“Editorial”, University & Left Review, Vol. 1, No. 1 ，Spring 1957；Stuart Hall, Charles Taylor，Ralph Samuel，Gabriel Pearson, “Editorial”, Vol. 2, No. 4 ，Summer 1958，p. ii. 该杂志的编委成员有斯图亚特·霍尔、加布里埃尔·皮尔森(Gabriel Pearson)、拉斐尔·塞缪尔(Ralph Samuel)、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等。，对战后资本主义的新状态和大众消费文化进行评估。作为编委的霍尔，受到威廉斯著作启发，认为只有理解当前大众文化特别是青年文化，才能把握社会主义的未来。其文章[4-5]关注工人阶级文化的资产阶级化、青年文化等问题，力图将对资本主义的批评与现代文化联结起来[6](P.14)，以在传统政治之外发展出相应政治理论。“这种文化主义观点的一个政治意涵是，广告、大众传媒或工人的自我管理的社会主义政策从此被视为与钢铁公司的国有化一样重要。”[7](P.85)

1959年霍尔出任《大学与左派评论》与《新理性者》(TheNewReasoner)合并成的《新左派评论》(NewLeftReview)主编。在发刊词中，他指出，新左派将提供工党所缺乏的观念，在关注权力、意识形态等问题的同时，着重在社会文化领域发展人道主义的力量。他们视青年对社会主义观念的疏远(disaffection)为英国社会主义衰落的重要原因。由于“电影或青少年文化”与“人们的想象性反抗直接相关”，因此对青年亚文化和大众传媒的分析能够“给社会主义带来时代感”。[8](P.1)1961年霍尔辞去主编后继续关注文化问题，为切尔西学院开设媒体、电影和大众文化方面的课程(实际上类似后来的文化研究)，并与沃纳尔(Paddy Whannel)合著《通俗艺术》(PopularArts)。该书解读了摇摆舞、流行音乐等青年文化现象，认为它是对社会变迁的真实反应。此举为霍尔加入伯明翰中心埋下伏笔。“第一代新左派通过对大众文化的缜密分析、对当代政治中多种力量的揭示以及对意识形态与文化表述过程的兴趣，都为后来文化研究的学科发展奠定了基础。”[9](P.136)

霍加特建立中心后主导着伯明翰学派早期的总体发展，延续了“文化与社会”研究传统。1957年他出版《识字的用途》，对工人阶级文化进行民族志式描写，并痛斥通俗文化的商业化和美国化现象。他的“文化无阶级”等观点对新左派产生巨大影响，引起对战后福利国家、阶级性质等问题的广泛讨论。[10](P.46)同时，霍加特也为ULR等左派刊物撰稿，塞奇威克将霍加特视为威廉斯在新左派文化社会方面的同事，而德沃金则认为他们“都支持新的社会主义政治的总体目标”。概言之，霍加特已意识到大众文化是整体历史变迁的一部分，设法通过中心来提升他在《识字的用途》中所展示的研究旨趣，即“文学与当代文化研究”[11](PP.21-22)。

研究领域上，根据中心1964年的报告，主要有三方面：(一)历史的和哲学的，主要追溯过去五六十年舆论和观念的氛围、变迁及其来源和影响；(二)“文学与艺术社会学”，处理具有艺术和社会重要性的现象，包括不同种类和层次的艺术与文学及其传播和影响，文化与社会变迁的内在关系；(三)大众艺术与媒介的“批判性-评估研究”，理解大众或流行艺术如何取得其效果。[12](PP.3-4)从而将已有的文学社会学推进到“当代文化社会学”。在方法上，中心也依然接续利维斯的工作，霍加特在就职演讲中始终强调要超越但不能偏离文学训练，“除非英语学院的工作以我认为的基本要素作为中心，否则(研究现代社会某些方面)的工作也做不好”*Richard Hoggart, “Schools of English and Contemporary Society”, pp.17，24. 事实上，如果霍加特一直呆在中心，很可能没有后来霍尔主导的理论发展，他也因过于保守色彩而被很多人诟病。。以文学批评为主，辅之社会学等学科，是霍加特“批评性评估”方法的基石。该报告列出的研究计划，基本上反映了霍加特的总体研究思路。*大致包括七个方面：1.奥威尔与1930年代的思潮；2.地方报业的成长与变迁；3.通俗音乐中的民间歌曲与方言；4.当代社会中的小说水准与变迁；5.家庭中的民间艺术与肖像学研究；6.流行音乐与青少年文化；7.运动的意义及其表现。参见Centre of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Scope of Research, First Report, September 1964”，p.27；“First Report(Published September 1964) The Centre 1963-1864”, p. 861。其研究主题尽管缺乏汤普森所宣扬的革命性，但承接了战后新左派对于文化问题的论争。

这一阶段中心的另一大工作是理论的探索。1964-1965年的报告提出文化研究分析的三阶段模型，指出要在精炼文学批评方法的同时，寻求其他学科的概念和方法，并勾勒出三大可借鉴的思想资源：威廉斯所总结的英国“文化与社会”传统；美国的大众传播社会学；欧洲社会学传统。[13](P.866)每星期一的选本研讨会(Seminars on Selected Texts)主攻理论学习，通过研读社会科学经典，为“中心的跨学科研究打下合适基础”*“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Fifth Report 1968-69”,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October 1969, p. 15. 相关理论文本目录参见各报告。。例如1966-1967年的三个学期讨论了韦伯文化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与象征交换等欧美社会学著作。此外每星期定期举行的综合研讨会(General Graduate Seminar)邀请校内外学者演讲并探讨文化研究议题；工作研讨会(Working Seminar)对具体研究案例和文本的分析则是学生嫁接理论方法与具体研究的重要途径。

从报告看，这一阶段中心的经验性研究成果有限，包括若干学位论文和申请外部经费项目，以大众文化和媒介研究为主。学位论文有：罗杰·金(Roger King)的大众小说研究和米勒姆(Trevor Millum)的广告和女性角色研究；布莱克威尔的大众出版研究和布洛克(Peter Brooker)文化研究的文体学基础研究。*参见“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Sixth Report 1969-71”,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December 1971, p. 16。其他学生的论文选题或研究，各期报告基本都有刊布。不过由于受研究实践和理论探索影响，原有学术路线有所修正。1968-1969年报告指出其目标是关注“转型和危机时期的文化价值、态度、形式和关系”；中心所理解的“文化”是社会整体的生活经验和意识，包括各种文化形式、意识形态、社会关系和传播模式所表达的特定“秩序、模式和构型”。因此文化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怎样理解文化以修复“社会结构、语言和意识间的隐秘关系”[14](P.885)。中心的研究领域是“当代社会的文化”，但它不是流行文化、大众媒介或高级艺术的研究中心，而是“文化的研究中心”。可见中心对文化的理解发生了转变。

然而，霍尔主持的研讨会引入欧陆左派特别是阿尔都塞、葛兰西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超出了霍加特的接受范围。1969年中心学生作为伯明翰大学最激进的学生运动参与者，发起静坐抗议活动，处于中立调停者位置的霍加特感到校方和学生的双重敌意，故而远走巴黎。英文系同事大卫·洛奇(David Lodge)和中心学生布伦特都认为这是他离开的两大原因。*Christopher Pawling & Rosalind Brunt, “Christopher Pawling and Rosalind Brunt Interview-6 June 2011”,pp.700-702. 霍加特对中心之后的发展不满意，其自传也很少提及此经历。不过后来的理论引入和激进学生的加入却刺激中心创新其组织运作和教学研究的模式，构筑了中心70年代辉煌学术发展的基础。

二、认同政治与伯明翰学派学术论域的扩展

著名批评家穆尔赫恩认为1968年标志着政治与观念的融合，“新一代智识阶层进入大众斗争和对布尔乔亚学界(academy)的一股革命性批评大潮中”。[15](P.100)霍尔领导的中心学生显然是其中的代表性群体，他们大都由自身独特经历所引起的智识兴趣或政治动机来到中心寻求解答，而非为学位或职业发展。*参见 Cultural Studies 2013年第5期专号各位学人访谈。他们不仅积极介入伯明翰当地的社会运动，而且积极推动中心的民主化。在日常运作上，集体组织、民主决策，学生甚至能参与招生面试；在学术上，最大限度打破学生与教师的等级分别。1971年成员开始自由围绕共同兴趣组成2人或以上的亚小组(sub-group)展开集体研究，成果发表在《文化研究工作论文》等中心期刊上，或集结成著作出版。这为其研究创造了极大的制度和学术空间。因此探讨伯明翰学派研究议题的发展，不应只关注理论研究，而需揣度其学人的学术实践所回应的问题及其目的指向。*霍尔、格罗斯伯格等学者都认为，法国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阿尔都塞、葛兰西等理论极大转变了文化研究的领域，但如果“认为理论限定了文化研究的边界”，甚至是其驱动力，将会误入歧途。霍尔一再强调理论不是中心的目标，而是“思考的工具箱”。参见Lawrence Grossberg, “CCCS and the Detour through Theory”, p. 33; Stuart Hall, “Stuart Hall Interview”, Cultural Studies, Vol. 27, No. 5 2013,pp.768-769。

就伯明翰中心而言，其研究论域的发展轨迹与外在社会运动息息相应。1970年前后是中心的过渡和转折时期，主要聚焦于理论和方法的探索。通过对核心文本的掌握，中心编辑出版《文化研究读本》，定义了“文化研究领域的基本范围和方法论”。[16](PP.4-5，17)在此基础上，经验性研究围绕亚小组和学位论文展开，以亚文化研究和大众传播研究为主导。但其核心聚焦因理论发展而与之前有所区别，包括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文化权力与控制问题、意义系统间的主导与从属关系等,核心是理解“文化的双重接合”。[17](P.2)欧陆理论特别是1972—1973年度中心重点阅读的阿尔都塞、葛兰西及早期马克思的著作，涉及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问题，或许与学生的认同政治产生相互作用，激发出学生的主体意识，随着中心学生组成的变化(女生和黑人学生的出现)，自然推动他(她)们研究自己所代表的群体。由此，社会运动中的政治斗争，在某种程度上延伸到了中心学术论域的开拓过程中，女性研究和种族研究“闯入”并突破了中心原有的规划，在历史、媒介、工作等方面的研究取得很大发展的基础上，最终构成其学术进展的主线。*1981—1982年工作报告对新开设联合学位课程两大主线的勾勒，事实上阐明了此时中心的研究论域，即“当代社会生活重要而相关的两个维度”：其一是塑造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之一的大众媒介；其二是社会群体以多样的方式产生自己的世界观，特别是近来的青年亚文化以及少数族裔和女性群体的经验和价值。它反映了霍尔领导下的中心从结构性制约(大众传播)和主体能动性(亚文化等)角度解读当代文化的努力，而后者显然构成中心学术增长的主线。参见“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Thirteenth Report 1981-82”,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January 1982, p. 10。此外中心的学术发展分布在其不定期油印论文中得到一定反映，该刊全部目录分类显示亚文化、女性和种族研究的比重和趋势占有较大优势。参见“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Sixteenth Report 1984-85”,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January 1985, pp. 27-29。

(一)亚文化研究 有学者指出，六七十年代将工人阶级文化、青年亚文化当作“文化”来研究是有“政治”倾向的，它反抗了整个精英文化观念的主导地位。亚文化研究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与英美等国家的战后社会发展紧密相关。除霍加特与霍尔等人的研究之外，芝加哥学派展开了对越轨(deviancy)及其他反社会行为的研究。受其影响，不少曾参与激进政治的英国社会学家采用象征交换等理论对越轨行为进行分析，甚至对其价值观抱有支持态度。其相关成果有斯坦利·科恩的《越轨的形象》等。他们缩小了“理论与实践、学术研究和反正统文化反叛之间的差距”[7](P.212)，启发了中心的亚文化研究。

中心不再将亚文化视为消费文化的被动接受者，而是有待开发的政治空间，既看到主流政治、文化的结构性制约力量，也对青年亚文化的“反抗”潜能寄予厚望。“通俗文化和青年亚文化作为CCCS中心的焦点工作而出现，部分是因为它们是英国60、70年代文化实践和创新与众不同的领域”。[18](P.141)1972年菲尔·科恩的《亚文化冲突与工人阶级共同体》是第一篇重量级文章。他将青年文化与广泛的社会经济变革联系起来，认为工人阶级特别是工人贵族陷入了消费景观和传统工作伦理这两大意识形态矛盾中，在家庭层面上导致代际冲突，即“反对父辈文化的特定青年亚文化的出现”。[19](P.70)他认为摩登族、光头党等亚文化形式是对“压迫”的“想象性”解决方式。亚文化小组的集体著作《仪式反抗》的问题意识是“文化运动的政治意义和功效是什么，‘政治’(the political)何时被赋予扩展了的定义”。[20](P.ⅸ)此书将高度风格化的社会运动与文化政治联系起来，尝试重构青年亚文化更加细致的图像，梳理其与阶级文化的关系、乃至文化霸权在结构和历史上得以延续的方式。全书包括两部分的理论分析和一编民族志经验研究。托尼·杰弗森评论了泰迪男孩(Teds Boys)文化，认为其借用主流文化元素(如穿衣打扮方面)并移置为自己独有的风格，是对他们的社会生活现实和期待的表达。[21](P.70)赫布迪基描绘了摩登族如何借用主流消费文化表达自身亚文化风格，“为亚文化将自己与真实处境的关系作为‘想象性’关系来生活的观点提供了经验实质”。[22](P.71)克拉克则认为光头党(Skinheads)在恶劣的处境下通过穿着、外观等表达方式有选择地重申某种传统工人阶级的核心价值观[23](P.80)，当然这种挽救是象征性的而非真的重建其父辈文化。此外，威利斯分析了嬉皮士(Hippies)和摩托男孩(Motorbike Boys)，赫布迪基对雷鬼乐(Reggae)、拉斯特法里(Rastas)进行了解读等*参见Paul Willis, “The Cultural Meaning of Drug Use”, in Stuart Hall and Tony Jefferson, eds. 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Youth Subcultures in Post-War Britai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p. 88-100; Dick Hebdige, "Reggae, Rastas and Rudies", in Stuart Hall and Tony Jefferson, eds. 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Youth Subcultures in Post-War Britai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p. 113-129。。

中心的亚文化研究还表现出更加关注政治性冲突的倾向。保罗·科里根在全书最后一文《青年文化的政治》中反驳左、右派理论家把英国工人阶级政治解释为非革命的、消极而无冲突的观点。工人阶级青年文化成为非政治的是因为被排除在讨论之外，因此“问题是怎样政治性地评估现实，如何发展一种政治作为青年文化分析的核心途径”。[24](P.196)在葛兰西理论的引导下，他认为工人阶级文化的历史只能在涉及国家及其体系的框架下加以理解，其政治只能在涉及其参与的所有斗争中得到理解。保罗·威利斯为此做出了努力，此前他对飞车男孩和嬉皮士进行民族志研究，试图挖掘边缘化群体的创造性和颠覆性潜能。之后的《学做工》承认学校教育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手段，但不可过度强调这种结构性制约，从而掩盖了自主选择的作用。工人阶级孩子“拒绝学校知识是他们对失去阶级认同的一种反抗形式，也是对向上流动的中产阶级价值的拒斥”。[25](P.196)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在接受西方资本主义从属角色的同时，存在着自我统治的因素。[26](P.113)工人阶级青年创造了反抗文化但最终接受了低下的地位。威利斯试图表明社会再生产是极为复杂与矛盾的。

抢劫小组(Mugging Group)的集体著作《监控危机》进一步推进《仪式反抗》提出的历史性与结构性分析的目标。该小组以1972年引起媒体广泛报道与公众恐慌的伯明翰汉兹沃斯有色种族青年抢劫事件为引子，“关注作为社会现象而不是街头犯罪的‘抢劫’”。他们通过分析媒体报道、公众反应和社会危机，透过抢劫现象引起的“道德恐慌”审查其“发挥着作为一种建构权威主义共识机制的功能”[27](P.ⅷ)，从而预见了撒切尔主义的到来。作为亚文化研究的经典，赫布迪基的《亚文化》聚焦于亚文化的表现形式与仪式，认为亚文化一直被偏见所误解和排斥。他将“亚文化诠释为一种抵抗形式”。赫布迪基在结语中反思了亚文化研究自身：“亚文化风格的研究在开始时似乎把我们带回了真实世界，与‘人民’重聚在一起，但最终仅仅证实了读者与‘文本’之间的距离。”[28](P.140)这生动表现出亚文化研究者乃至整个伯明翰学派的一个困境，即他们与其阐释对象“亚文化只是对压迫的想象性解决”一样，也不过是对其“政治”目标的“想象性”实现。如果说亚文化的产生是对特定历史境况的反应，并展示“拒绝”姿态，其研究者亦不外乎如此。

(二)女性研究 伯明翰中心的女性研究发展较晚，它的出现改变了中心研究的既定方向，主要是因为女权运动的冲击。1974年中心的女性成员只有3人，分散在各小组，前10期的 《文化研究工作报告》仅有4篇文章涉及到女性话题。然而60年代后期兴起的女性解放运动(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WLM)已经带动一些学术机构建立女性研究(WS)课程，随着中心女学生增加并参与伯明翰当地的女权运动，她们开始意识到女性在中心学术的缺场，于是“不断尝试在理论层面上去理解女性缺场的经验，去看性别如何建构与被自身所结构化”[29](P.11)。她们率先向中心争取研究的地位和空间，建立女性小组，为展开相关研究提供了有效载体。

中心女性研究的引入与其女学生的认同政治密切相关。1974年中心女学生借鉴WLM经验开展小型的小组讨论，建立女性研究小组(WSG)，向男女学生开放。WSG对女性成员具有支持性功能，类似WLM的意识觉醒小组。[29](P.12)这种形式使得小组成员扮演了既是研究主体也是研究对象(客体)的双重角色。它“在一个层面上传递我们自身研究的政治权力,在另一层面上传递……作为女性对工作中所有遭遇到的不确定性的理解”。[29](P.12)由于其研究更多基于女性经验，她们试图完全仿照WLM的小组形式建立封闭的女性小组来展开研究。于是年末会议上，小组向中心提交了陈述，争取在中心开辟女性的学术与政治空间：

我想提出关于女性研究小组的一系列问题，连带着关于女性在中心整体中位置的一些问题。……我们确实在谈论女性在中心的困难，并且我们确实探讨了其他小组中的特定性别歧视事件，也偶尔试图处理我视为性别歧视的一种特别压迫形式……但是尚未有为它做任何事或者即使去审视它在实践中的运作方式的任何集体努力。……下一个问题是将“女性问题”移置入女性研究小组……作为女性运动一部分的女性研究小组，规定它自己的问题式是必要的。[30](P.282)

这次会议经历了漫长的讨论似乎没人反对，最后霍尔作了总结并暗示中心的黑人成员也可以效法。随之1976年只对女学生开放的女性论坛(Women’s Forum, WF)小组成立，中心女性由此获得了探讨问题、表达主张的平台，并与WLM保持更直接的联系。1978年，中心女学生为伯明翰的女性反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会议撰写文章，后来修订为专门小册子。[4](P.10)这些都为中心女性研究的独立自主打开了大门。1978—1979年的报告重申了在中心维持女性研究空间的“政治和智识重要性”。[31](P.9)

然而女性研究的“闯入”仍然是出乎中心其他人员所料的。按照霍尔1992年的回忆中的说法，女性主义和种族理论的出现是对文化研究的中断,并且来自外部。“它们不是产生自内部，……不是内部展开的综合文化理论的一部分。”[32](P.282)他甚至用了有争议的比喻：“它(女性主义)如同夜间的小偷破门而入，发出不适宜的杂音，抓住时机在文化研究这张桌上拉屎(Crap)。”[32](P.282)这种描述反映了霍尔对女性小组的某种不满，他认为自己一直强调文化研究对女性研究敞开大门，并尝试引进女性主义研究及学者。*在一次访谈中，霍尔也强调中心的文化研究之前已意识到女性主义政治问题，参见Kuan-Hsing Chen, “The Formation of a Diasporic Intellectual: An Interview with Stuart Hall”, in David Morley, Kuan-Hsing Chen eds, 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p. 501。霍尔或许认为自己在此事中被塑造成了中心“父权”的象征。但是夏洛特·布朗斯顿作为此事件亲历者持有异议，她认为之前的小组在女性主义问题上并没有多大进展，而且整个70年代中心没有一位女博士毕业。其主要原因有：中心强调集体工作，而每组的核心研究工作往往早就被决定；小组领导学生过多地参与地方社会政治管理，等等。女性在此环境中显然会更为边缘化，因此组织自己的小组更有自主性，易于专门讨论女性问题。她们还需要面对一系列挑战，诸如女权运动中的反智主义、文化研究是否应当分为普通和女性主义两部分等等。布朗斯顿认为，正是女性研究小组提供了讨论性别、主体性、女性文化等问题的合适地点。因此“它是中心进入1960年代后期和1970年代新社会运动，以及‘新’认同与认同政治的桥头堡”。[30](P.281)

学术上，女性研究强调当前性别、意识形态诸领域对女性的压迫。该小组第一篇文章是为1974年女性与传媒大会所作的《媒体中的女性形象》。在伯明翰女性与社会主义大会之后，她们转向从理论上考量阶级与女性从属地位的关系，发展出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分析。此后弗洛伊德与拉康的精神分析等理论也被引入该领域。女性研究的重要成果是由中心期刊第11期论文集结而成的《女性持有异议》。此书编者强调了女性研究的政治意义：

我们都认为女性主义智识工作是兼具智识性和政治参与性的……我们发现这本书的产生对我们自己以及CCCS其他成员是一个政治与智识教育的过程。……我们有责任确保女性主义作为一个争论和探讨之地的发展存在，保持并增强其政治力量。编辑工作对我们来说已经成为独特的政治化体验。……(但是)我们并不认为完成这本书后，小组的内外部关系(对CCCS和WLM)问题以任何方式得到了解决。[29](P.15)

全书选编的文章介于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文化研究理论与WLM政治以及理论与“具体”研究之间[33](P.419)，涉及女性的压迫与从属和女性解放运动等主题。布朗斯顿描绘了“理解早期WLM某些特质的一种方式”，表明识别共同压迫的个人体验已经成为WLM的格式化特征。[34](P.18)麦克罗比聚焦于密尔·莱恩青年俱乐部的56名14—16岁的女孩及其文化的矛盾冲突。她的结论是：“工人阶级青春期女孩的文化可被视为其阶级地位所导致的强加于她们身上的物质限制，以及作为女性遭受的性压迫的回应。她们被拯救也被锁定于女性特质文化之中。”[35](P.108)伯涅斯顿等解析了精神分析与主体性的关系，认为性别也为意识形态所建构，“目前形式中的性别关系暗示了女性对男性的从属”。[36](PP.109-113)温希普对《女性》杂志的女性形象进行解读，指出女性主义意识形态为父权资本主义所建构，因此必须将其放在被“男性气质”所多元决定的关系，及其与“自由”个体的资本主义建构的纠葛中看待。[37](PP.109，116)总之，该著将女性从被遮蔽的帷幕之后推到了前台，重新“发现”了女性。戴维·多布深信此书所提出的议题对于理解资本主义下女性的社会和经济角色是必不可少的。[25](P.128)麦克罗比后来进一步揭示了中心具体研究中对女性的漠视。她指出，威利斯的《学做工》“对女孩文化的刻画一直是单向的，青年文化也将继续‘意味着’不经批判地采用男性词汇，青年文化中有关女孩、性关系以及女性气质的问题，也将继续被轻视或被边缘化入女性学这一被隔离的区域”。[38](P.19)

由此，男性为何难以关切女性议题，它是否必须由女性来提出？这牵涉到女性能否以及是否应该成为知识分子的问题，亦即“女性”“女性主义者”“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此类角色困顿深埋于布朗斯顿之问中，她感到《女性持有异议》的写作对象并不明确，是“针对CCCS吗？妇女解放运动？左派？(或者)‘普通女性’？”[30](P.283)温希普认为最重要的是区分“女性主义者”与“知识分子”，抓住(女性主义)政治及其变体与学术工作的可能差异。[33](P.427)此外，女性主义学者应考虑如何承认WLM的力量，并投身到对女性主义政治实践的智识批判中。麦克罗比强调“个人的即是政治的”是女性运动的核心原则。“女性主义者意识到了个人经验与所选研究领域——写作中蕴含着也表现着自传的成分——之间的密切关系。”[38](P.19)因此女性主义教师与女学生之间进行的讨论、争论和阅读，与其他任何政治斗争一样，是一种有效的方式。[39](P.53)换言之，对于中心的女性学者，女性主义者与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学术实践是政治斗争的一种方式，女性主义者这一“政治”身份则是推动学术研究以使女性的“沉默”得以解蔽的动力，彼此相互促进。而伯明翰中心女性与种族问题引发的政治异议，概“因为参与者正在争夺所浮现的认同政治的智识意涵”[30](P.277)。

(三)种族研究 种族研究是霍尔所言伯明翰中心的另一“闯入者”。在当时的学术世界，它与女性研究类似，“作为一个主题或学科，有政治而无学术根基，并通过某个社会群体” [29](P.9)从属地位的识别而构成。种族研究的背景是，战后英国海外移民涌入导致政府限制移民，各类种族主义团体(如National Front)和媒体的宣扬使得种族主义具有制度化的可能，70年代经济危机又加剧了风险。中心涉足种族问题开始于1973年杰弗森发表的《来到贫民窟》，关注英国西印度社区的抢劫现象，指出“抢劫是对绝望处境的绝望解决”。[40](P.581)之后的重要成果为《监控危机》，但它强调透过种族冲突现象来透视国家、社会的控制机理。1979年吉尔罗伊等黑人学生建立种族与政治小组，标志着中心种族研究全面展开。该小组主要关注现代英国社会种族意识形态的性质、功能和实践[31](P.8)，对此前杰弗森的众多假设前提及“种族”“种族主义”等概念存有异议。种族政治在中心的集中体现是1984年建立的黑人会议(Black Caucus)机制。每周的例会不仅供其成员讨论中心的招生政策、MA课程的种族内容乃至其他小组对种族问题的态度，而且成为伯明翰及其他地方种族运动的信息交换中心。[41](P.19)种族问题由此在中心的学术和教育实践层面弥漫开来。

种族小组编著的《帝国反击》突出展现了其成员学术与认同政治的纠葛。吉尔罗伊在前言中批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和冲突被当前历史解释所忽略，指出种族研究理应成为文化研究的中心关注点。该书的编辑过程及内容充满种族政治意味，直接导致该书未能处理好黑人女性的斗争及两个黑人社区间的平衡。“我们总是由于‘种族’与性别差异而分裂……最后定稿的停战绝不意味着战争已经结束。没有人同意每个构想或观点。”[42](P.8)该书试图表明种族主义是英国资本主义运行的方式之一，体现于国家运作、社会关系、黑人社区等层面。[43](P.13)琼斯等人探讨“种族”与英国衰落的关系，认为英国政府、主流阶级乃至工人阶级中的种族主义实践的历史根源深远，不是简单的意识形态现象，而是为英帝国殖民社会的历史发展所制约。[44](PP.9，11)埃洛尔·劳伦斯反对把种族主义视为“偏见”进而归为人类天性的看法。他指出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是尝试理解目前危机的有机组成，尽管工党有解决种族关系之心，也“无力反对(新)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论点，部分因为工党政治家与其分享许多常识假设”。[45](P.88)吉尔罗伊着眼于1981年骚乱中警察与黑人社区的关系，发现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渗透进了国家的职能机构中，并在威权主义下发生了转变。福利国家机构社会控制作用的扩大“提供了对公民身份分类与权利进行明显操纵的第二个例证”。[46](P.145)卡比考察了学校对黑人小孩所施加的政策实践，认为学校与种族问题的关系，是理解国家更为直接而专制地干预学校教育的窗口。[47](P.183)

最能体现种族政治复杂性的文章莫过于卡比的《白人女性听着!》(“White Woman Listen !”)。此文标题的祈使语气瞬间拉开“战斗”的序幕。开篇声称要为黑人女性发声：

黑人女性的历史批判不仅涉及到我们屈服于“缺席”；我们也被它选择观看我们时，使我们得以可见的方式所激怒。……我们希望紧抓过去十年女性主义理论发展的问题；这十年，黑人女性一直在街头、学校，通过法院、劳资关系内外战斗着。……发展一种对于黑人女性富有意义的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是根本性的。……我们真的希望证明自己的历史。[48](P.212)

考虑到黑人来自于非洲、亚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及其内部极大的差异性，卡比希望能在此前提下，提供理解决定黑人女性生活的性别、种族和阶级“三重”压迫的方式。她认为黑人女性屈服于三重压迫是被边缘化的主要原因，甚至在女性解放运动中，黑人女性的生活体验也被忽略。因此有必要先从质疑主流女性主义思想的核心范畴与假设开始，重新定义术语以适应更为复杂的身份认同。“女性主义如果想吸引我们必须加以改造。我们也不希望我们的言语被泛泛地误用，好似我们每一个人所表达的代表了所有黑人女性的全部经验。”[48](P.232)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此文始终是以第一人称复数，将自己作为主体之一来论述的。她直接通过学术论文为黑人女性团体寻求发声的空间，这无疑使得卡比的双重角色合二为一，其“政治”意味不言而喻。卡比的论点标志着80年代初文化研究领域中的新方向，即在复杂的多元文化条件下考察社会身份。[7](P.248)

此后族裔身份问题不断在中心成员的学术与政治中发酵。吉尔罗伊批判了威廉斯著作对帝国、种族问题的忽视；霍尔回忆在50年代诺丁山暴动时由于自己的身份而比威廉斯等更早意识到了黑人问题，然而那时并未存在像美国那样的“黑人政治”，“因此在那个阶段我很少写那个(主题)对我来说并不奇怪”。[49](P.674)随着鲍威尔主义等种族活动兴起，“他者”才真正显现，这也是中心《监控危机》所感受到的无意识危机。“文化种族主义”(cultural racism)作为撒切尔时代的标志[50](P.167)，其兴起激起了80年代真正的黑人意识政治运动。霍尔正是“基于黑人经验在英国文化中的边缘化”的激发，写作了《新族裔》《最小的自我，认同：真实的我》等关于黑人文化政治学的文章。他认为“这不是我的主题(topics)，但某种程度上，这是我的主体(subject)。”[49](P.679)可见霍尔经由学术写作，反过来又进一步确证并重塑了自我身份。

自此，中心的学术在其成员的认同政治这一“外在”动力刺激下，完成了理查德·李所谓“从倒置精英、阶级为基础的文化分析到给予大众形式与实践以特权”[25](P.137)的进程，初步形塑了文化研究的论域范围。除大众传播和亚文化研究以外，女性研究与种族研究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CCCS最重要的学术论域之一。这表现于三个方面：其一是1980年麦克尼尔(Maureen McNeil)被任命为女性研究职位的专职研究员，为持续关注性别问题建立了基础[43](P.4)；其二是中心各种类型的文化研究课程中女性、种族研究占有很大比例，相关的硕博士论文选题乃至论著出版迅速增长*相关课程大纲和硕博论文选题目录可参见各期特别是第10—18期中心工作报告。；其三是中心工作报告分别于1978和1985年，在开篇简介中强调其重视女性主义和黑人政治议题，以招徕感兴趣的学生。这一发展趋势为文化研究事业带来创新的动力，为此后以边缘群体的多元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格局打下基础。

三、认同政治与多元文化叙事

伯明翰学派的学术走向应该如何解释呢？从其发展过程中的复杂“斗争”看，伯明翰学人群的认同政治所展现的意识形态因素与学术进展的复杂互动，无疑是其最为突出的特征。对于霍尔来说，女性和种族研究的出现有点出乎意料，而从后见之明看来，偶然中却带有某种必然性，这必须从中心学生的群体构成特征中寻找答案。战后英国社会的矛盾从以阶级冲突为中心转向移民种族冲突、性别认同冲突等并存的多元状态。青年的认同模式也从阶级认同转向更为分散、去中心化的地方性认同，突出表现为战后的新社会运动。他们反对的并不是传统的议会、政府等政治，而是极为微观的权力分配与运作方式，这也是中心研究所采用的“政治”的意涵。中心的学生深嵌于此社会政治变迁中，他们带着差异化的政治认同和学术追求来到中心，积极参与各类抗议团体，与老一代学者表现出完全不同的身份认同和价值取向。从上文可见，他们同样是认同政治的实践者，其研究意图和取向甚至结论都受其政治身份的影响。这也是霍加特离职后，“伯明翰的文化研究与该时期的政治运动更为明显地相连”[51](P.142)的原因之一。他们反过来推动前辈学者向自己靠拢，霍尔后来也开始关注自己的牙买加黑人身份和族裔问题即是明证。以下通过该学派成员的群体特征、政治认同和活动及其与学术的互动两方面的解读一窥其社会政治基础，或能更好地理解中心学术进展的缘由。

(一)群体特征 伯明翰学派成员大致具有以下特征：1.中心学生大都出身于边缘群体，如工人阶级、有色人种、女性等等；2.几乎都经历过战后“文化革命”和社会运动，因而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政治身份和认同，与老一代(特别是霍加特)有代际差异；3.如霍尔所言，在学术上处于边缘位置(但学术天赋很高)，大都带着非主流的学术兴趣，且受社会生活中的某种困惑驱使而进入学术，而非为学位和未来职业考虑。

作为连接新老两代的象征性人物，霍尔1932年出生于牙买加黑白混血的中产阶级家庭。他很早就遭遇本土与帝国的文化冲突[52](P.486)，作为家庭中最黑的人而不受家人待见。从牛津毕业后，霍尔参与《大学与左派评论》“介入英国政治”，在为左派提供工党之外的另一种政治图景中扮演关键角色。[53](P.3)出身于木匠家庭的保罗·威利斯，在剑桥感到自己是一个工人阶级乡巴佬，毕业后他变成了嬉皮士，“以通常方式对文化产生兴趣，不仅因为周围的动乱”。[54](P.393)同样是工人阶级背景的赫布迪基深谙文化运动特别是青年反抗运动的发展，对关于阶级、男子气概和种族认同等问题感兴趣。[55](P.400)黑人学者卡比和吉尔罗伊都于1979年来到中心。前者在高中任教，关注黑人妇女被忽视的问题，她回忆在学校和大街上总是面对着真实的制度性种族主义危机，并深受中心的相关著作的影响。[56](P.94)她在中心的学位论文灵感来自高中英语教师和英国反种族激进分子的经验。吉尔罗伊出生于伦敦东区的新左派家庭，深受威廉斯、霍尔等左派思想家的影响。亲历70年代反法西斯游行和嘉年华暴乱的经验使他产生了对政治与文化问题的独特感觉。*Max Farrar, http://www.darkmatter101.org/site/2007/05/07/paul-gilroy-in-conversation/, p. 2.总之，如卡比所言，关键是他们都来自特殊的地方和背景，带着特别的关怀，参与到中心的学术论争之中。

(二)政治认同和活动及其与学术的互动 根据布兰迪的回忆，中心成员大都具有差异化的左翼政治认同并参与各类左翼政治组织。他们当中有英共党员、国际马克思主义成员、国家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女权主义者等等。中心与欧洲共产主义联系密切，不少人还在伦敦共产主义大学(CUL)活动。伯明翰当地广泛盛行反战游行、女权运动、反种族运动、同性恋运动等“共同体政治”，在其中，中心的成员“通常能找到共同体的感觉”。[57](P.173)某种意义上，此类政治参与演变为新左派运动的一种另类形式的延续。

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是当时伯明翰大学政治斗争的中心，其学生参与游行、静坐、占领学校管理机构等行动。霍加特回忆学校大礼堂(Great Hall)在学生反抗高潮时集聚了近4000人，甚至有人指责中心煽动了反抗行动。[58](P.17)事实上，中心的美国学生杰克·海伍德和劳瑞·格罗斯伯格(Larry Grossberg)确实是主要煽动者；威利斯也参与了大礼堂的占领行动；霍尔则冒着职业生涯风险参与大规模学生集会，是“值得纪念的主要演说者”；中心与刚到的学生们热情投入，所有精力用于讨论政治议题，整个中心的运作一度中断，变为“学生革命的智囊机构”。中心女性都参与了伯明翰各种女权运动，其中一些人与女性解放运动保持着最紧密的关系，其他人则在学术背景外与之有活跃联系。例如，米歇尔·格林等人投身于反性别歧视政治，并在70年代帮助女权主义者在卡尔索普公园组织学前游戏小组；*http://calmview.bham.ac.uk/record.aspx?src=DServe.Catalog.麦克罗比自认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不断卷入激进女性主义活动；布兰迪等积极撰写小册子，参与当地女性反对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活动；克里彻(Chas Critcher)等一群人甚至在移民集中地汉兹沃思建立了公社(commune)。

处于激进社会运动中的CCCS，其学术与成员认同政治的互动不可避免。托尔森认为中心的研究工作明显与他们所参与的群体和环境有关。正如伍德所言，政治与研究的关系是“意识到自身处于社会变迁及政治之中并受其影响”。由此社会运动中的“行动主义再次主导并形塑了学术工作”。[59](P.789)他们的边缘性和政治主体性促使其从全新的视角去揭示世界的复杂性，为改造世界做好准备。麦克罗比指出激进主义决定了其关注女性观众、女性媒介形象以及工人女孩的生活[60](P.830)；1969年霍尔主持对学生占领校方管理机构等冲突产生的文件进行研究；亚小组的《女性持有异议》《仪式反抗》等集体之作典型地反映了这一取向。约翰逊甚至在报告中明确指出，《帝国反击》“标志着我们‘新左派’研究传统发展中的重要节点”，深化并扩大了从属(subordinated)社会阶层的批判性研究。[61](P.7)而中心的学术研究无疑反过来促进了对英国战后政治文化变迁的理解，从而为新的政治行动提供思想资源。如果说以女权运动为代表的“认同政治是新左派的继承者之一”[62](P.627)的话，中心则通过对多元文化群体及其政治的参与和阐释，成为改变“政治”的定义并推动传统左翼党派政治向文化政治转变的关键机构之一[63](P.836)。伯明翰学人由其政治认同带来学术灵感推进学术研究，又以学术研究作为其认同政治的某种表达和实现，实践着学者与政治参与者的双重身份，扮演了霍尔所希冀培养的“有机知识分子”角色。然而，随着撒切尔主义对高校控制的强化和左翼激进政治文化的衰退，CCCS被合并为文化研究系，日益体制化和学科化，其学术发展失去了外部因素的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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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Mark Gibson, John Hartley.“Forty Years of Cultural Studies: An Interview with Richard Hoggart” .InternationalJournalofCulturalStudies,1998,1(1).

[59] Stuart Hanson,Andrew Tolson,Helen Wood.“Stuart Hanson, Andrew Tolson and Helen Wood Interview- 6 June 2011”,CulturalStudies, Vol. 27, No. 5，2013.

[60]Angela Morobbie.“Angela McRobbie Interviews Herself”,CulturalStudies, Vol. 27, No. 5，2013.

[61]“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Fourteenth Report 1982-1983”,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January 1983.

[62]Farred Grant.“Endgame Identity? Mapping the New Left Roots of Identity Politics”,NewLiteraryHistory, Vol. 31, No. 4，2000.

[63]Hudson Vincent.“David Morley Interview-3 June 2011”,CulturalStudies, Vol. 27, No. 5，2013.

IdentityPoliticsandtheAcademicFieldoftheBirminghamSchool

CHEN Lei
(School of Histor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46, China)

After the World WarⅡ, great changes in political and cultural atmosphere have taken place in Britain. The Left Scholars such as Raymond Williams and Stuart Hall shifted their focuses to the problem of mass culture and pursued academic resources for their New Left politic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study of mass culture, Richard Hoggart built the Centre of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in Birmingham University. The members of the center participated in the New Social Movements such as students protests and feminism movements deeply, through which their identity politics shaped. All of these made the students germinated astonishing consciousness of problems and research topics, and through that they developed new academic fields such as women studies and race studies, which changed the academic direction of the Birmingham School. The development was intertwined with the group feature and political identity of its members of different generations. As the radical culture faded, the center has gradually become into an institutionalized academic organization.

Birmingham School(CCCS); sub-culture studies; women studies; race studies; identity politics

2016-04-27

2016年南京大学优秀博士生创新能力提升计划(B)项目(201601B031)的研究成果。

陈磊，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国近现代思想史、文化史研究。

Go;D091

A

1674-2338(2017)05-0081-12

10.3969/j.issn.1674-2338.2017.05.011

(责任编辑：沈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