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小华，庞少哲

（广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1）

1896—1897年法国里昂商会对广西的考察

颜小华，庞少哲

（广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1）

19世纪末，西方殖民列强为了争夺在中国的殖民势力范围和资源及商品市场，纷纷向中国派出各类考察团。1895—1897年间，法国里昂商会对中国西南边疆诸省、长江及珠江西江流域进行了商务考察，其中1896年10月至1897年6月在广西的考察包括商道、民风民情、城镇集市、乡野物产等。对其考察历史的追述，将为丰富中国南疆历史和边疆学的研究提供参考。

法国里昂商会；广西；考察

在世界工业革命的发展浪潮中，正如许多欧洲列强一样，近代法国政府也毫不例外地奉行对外殖民主义侵略扩张的炮舰政策，对殖民地攫取大量工业原料，同时大肆进行商品的推销。鸦片战争后，法国加紧对中国的掠夺和控制，特别是通过中法战争从中国对越南的宗主权中得到了对越南的实际控制，并成立了东京（越南）殖民政府，还控制了老挝、柬埔寨等与中国邻近的国家。至19世纪末，法国将远东的殖民主义扩张目标集中转向中国，尤其是与其殖民控制地区邻近的中国云南、贵州、广西和四川等省。一时间，法国向中国派出大量政府官员、商人、探险家、传教士、旅行者等，分批以访问、经商、探险、传教、考察的名义和借口进入中国西南边疆地区，以了解中国边疆局势，等待时机控制该地。

关于近代西方对中国进行考察这段历史，学界已有所研究，如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耿昇、浙江大学吴倩华博士、云南大学杨梅博士、内蒙古大学李晓标博士等，他们对近代西方来华人员在新疆、西藏、云南、内蒙等边疆省份的考察作了细致的史料分析和研究。综观这些成果，却很少有人专文对广西这一中国南部边疆省份进行探讨，这对整个边疆学的研究是不足的。法国里昂商会是当时欧洲一个影响力很大的商业机构，为拓展东方市场，响应政府殖民政策，对包括广西在内的中国西南边疆进行了大范围的商业考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有很大的反响。本文试从有关考察团撰写的广西史料出发，探讨其在境内的整个考察活动，以期对近代广西地方史、中国南疆史和边疆学研究有所裨益。

一、法国里昂商会及其赴华考察团背景

里昂作为法国的第二大城市，其财富主要来源于发达的丝织业。从1536年起，里昂设置了第一家丝织作坊，当时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1515-1547）就曾向作坊订购了大量用金线、银线和蚕丝织成的宫廷用品，随后里昂整个纺织业不断兴盛起来，里昂也因此赢得了“丝织之都”的美誉。到19世纪，里昂以丝绸贸易成为整个欧洲乃至世界的重要工业城市。

1702年7月20日，法国里昂商会的成立得到了当时法王路易十四的亲自认可，它是继马赛（1599年）和敦刻尔克（1700年）之后法国成立的第三家重要国际商会。成立之初，即以王室和政府的权威捍卫和代表里昂工商业家的利益为使命。在这样的使命下，19世纪末，随着欧洲对华殖民势力的加剧扩张，法国开始向中国方面派出各类考察团，了解中国的情况。

从历史上的贸易关系来看，法国里昂与远东的关系最为密切，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终点港之一。作为法国丝绸纺织中心的里昂市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着与中国的贸易与交流。例如，在1897年上海出口的生丝包中，便有36862包被运往法国里昂［1］14。鉴于这样的背景，法国政府便委托里昂商会派遣商务考察团赴华考察。

当然，从里昂商会自身来说，他们更为看重的是中国这一尚待开发的巨大市场及重要资源。在无限的商机和经济利益的驱使下，里昂商会蠢蠢欲动，于是在1895年9月开启中国考察之行，直至1897年9月结束，共历时两年，考察了云贵川桂湘鄂诸省，游历了长江和珠江—西江流域。

该考察团总共12人，由里昂商会牵头，并邀请法国其他商会（巴黎、鲁昂、埃彼纳勒、兰斯、圣埃蒂安、勒阿弗尔等重要城市）的代表一同参与。其中马赛、波尔多、里尔、鲁贝、罗阿纳等五个城市的商会给予了此次考察重要的帮助。如考察团中的安东尼（Antoine）和梅特阿尔（Métral）两人均出自里昂商贸学院，是知名的丝绸纺织和丝绸印染专家；杜克洛（Duclos）是毕业于圣埃蒂安矿业学院的冶金与矿业专家；斯库尔弗尔（Sculfort）是里昂地区的商务总代表；维亚尔（Vial）和瓦尔斯（Waeles）是北方工业界在亚麻、线麻、苎麻和羊毛纺织业领域的代表人物；毕奥（Biault）则负责考察中国的棉花和棉纺业有关的一切事务［1］14。从表面上看，这一规模空前的考察似乎是由一个民间商业组织为谋取商业利益而进行的商务考察活动，而实际上并非仅仅与此。从国际政治来说，这是一项“国家企业”的考察活动，法国外交部也给予了大力支持，并指定在华居住了30年、精通汉语的法国驻蒙自领事弥乐石（Rocher）专门负责领导此次考察团活动［2］6。考察团的举动可谓引起了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极大震惊，随后的一段时间法国及欧洲各地纷纷派遣考察团奔赴海外，特别是英国和德国更是积极步法国之后尘，纷纷派遣官方或非官方考察团东行，其重点当然包括远东的中国在内。

里昂商会这次考察的目的和任务在出行前即有明确说明：一是为了法国的利益，考察中国与印度支那毗邻省份（桂、滇、粤）以及四川省的经济和商业资源，仅限于追求法国的公共利益和法国殖民地的扩张目的，不允许为考察团成员自身及其顾主从事任何商业活动。也就是说，整个考察行动，是站在法国官方的立场上的，为法国政府服务。二是考察中国的大省四川省和云南省的经济与商业价值，特别是考察其养蚕缫丝、种植茶叶和开采锡铜矿的能力；此外还要考察如何将川、滇、桂三省与法国在亚洲的直接商业或政治势力范围联系起来。三是考察中国的两大商品销售中心香港与上海。四是实施出发前所制订的调查提纲：调查中国的交通与运输及生产、消费、外贸等问题，这实际上也是一些有关法国针对中国的“总体问题”［3］6。

二、 广西考察路线和时间地点及与广西开埠通商的关系

在这次大规模的考察中，有两位代表，即维亚尔和拉博，在考察团的安排下，于1896年专门就广西进行了专项考察，且两人考察行经路线不同，所见所闻也有所不同。

1896年上半年，整个考察团主要关注于长江流域一带及京津地区，随后在香港休整停留。直到1896年10月，根据里昂商会的指令，维亚尔和拉博两人来到广州，准备由广州和香港经过广西境内，前往云南进行考察［2］219。当时，他们为了获取更多的沿途信息，选取了两人分头行动的方式进行考察，即各自选择一条路线，最终在云南蒙自会合。

其中，拉博选择珠江—西江沿线，由广州途经肇庆、梧州、玉林、南宁、百色至蒙自；维亚尔则由香港转道北海，沿中越边境经龙州至百色到蒙自，途径北海、龙州、百色等城市。而为了进一步完善拉博与维亚尔对广西的考察，1896年10月下旬，考察团里的主要负责人亨利·贝尔尼埃和德布伦（最终未能成行）、杜克洛及翻译德梅又从云南南下西江对广西进行考察，原计划是经西江下游支流漂流而下从百色至南宁，然后再从南宁直接取道重返北海。用亨利·贝尔尼埃的话来说，就是“该旅程对拉博和维亚尔的广西考察路线以及我们殖民地东部的东京（越南）要道起到补充、完善作用。”［2］232只是行经贵州与百色交界处时遇到“地方叛乱”阻碍，只好选择经贵州都匀沿西江支流往柳州府南下梧州。

从这次考察团对广西的考察时间点来看，似乎有着不寻常的意义。考察后的第二年，广西梧州由中英双方开放为通商口岸。这次考察活动是否刺激到英国对西江流域把控的神经，值得思考。因为19世纪末，中国西南一带主要是英法两国的主要争夺区域，而法国里昂商会对包括广西在内的西南考察，是否刺激到英国对广西的殖民战略扩张值得思考。梧州是近代进出中国西南与华南的主要通道和关口、广西水上门户，许多货物经水路在梧州交汇流通，梧州在商业价值上显得尤为重要。1894年4月日本借与中国签订《马关条约》之机，就希望日本轮船可以“从广东省溯西江以至梧州府”，当时李鸿章以“湘潭、梧州土民，向来最恨外人，万一开口，易滋事端，地方官实难保护”［4］253为由不同意开放梧州。因此日本想打开梧州的企图没有得逞。而且，梧州府多年以来就由香港英国商界和广东商会所把持，素有“小香港”之称。这么一块肥肉，至1896年底法国的考察团到来，自然越发引起英国的关注。随后，清政府同法国订立商务、界务专条，这进一步引起英国的密切重视，并以此为借口，提出开放西江通商、在梧州设置领事等要求。1897年2月4日，中英两国签订《续议缅甸条约》，并另附西江通商专条，清政府同意“将广西梧州府，广东三水县城江根圩开为通商口岸，作为领事官驻扎处所，……允许轮船由香港至三水、梧州，由广东至三水、梧州往来”［5］25。同年5月，清政府宣布梧州对外通商。6月4日，在梧州大东桥下侧正式设立梧州海关，梧州正式开埠。由此可见，法国里昂商会在法国政府的主导下，开展的此次商务考察活动，对梧州的开埠，实有推波助澜之作用。

同样道理，维亚尔选择经由龙州一带考察，也是与法国殖民活动密不可分的。广西龙州与云南蒙自在1887年6月由中法开辟为开埠通商，至法国里昂商会代表团到广西考察后越明年，恰好龙州开埠十周年时间，代表团成员对龙州周边商务信息的收集，正是法国政府方面所需要的。

三、考察团有关广西的记述

维亚尔、拉博等考察团人员对广西的考察主要记载在1898年出版的《里昂商会中国考察团商务报告》的上卷《游记》中，即他们各自的旅途日记里；此外，下卷也有部分内容涉及对清季广西的记述。

（一）广西境内地理及作物

拉博乘船抵达肇庆至梧州时，当地属于山地环境，船在山、河与峡谷之间穿行。不过，他认为当地的山体大多不高，一般在150—300米之间，不时有几座高山突兀而立。只有在山脚和水位下降时，裸露于外的河岸边上的肥土地上才种植有些庄稼。而如果两岸山体过于陡峭，山峰高耸，那么就有平均十来米的地方空置出来，无法耕种任何作物。沿途先是看到桑树、甘蔗和红薯，这也是当地的主要作物。随着山体的不断增多，甘蔗逐渐在视线中消失，然后是桑树慢慢减少，到梧州这段路途，则只看到红薯、荞麦、花生和少量种植的晚稻。

转过梧州府，行经南宁段，沿途不再似先前的山地陡峭，而是出现了大片空旷平地，作物也增多起来。拉博在日记中记载：沿江边上可以看见的几个城镇和一些集市所处的平地都被精耕细作，土壤属于黏性土质，相对贫瘠。水稻、红薯、甘蔗、花生、南瓜、蔬菜是这个地区的主要农产作物，有了这些基本能够使当地人生活自给自足。

不过，从南宁到百色这段行程可谓是峰回路转，沿途地势平坦之处显得更加狭窄和荒芜，同时平地也被高耸入云的山地所切割开来。有时船只行驶了几个小时都看不到两岸一点耕种的痕迹。直至远离南宁，接近百色，在满是石灰岩的丘陵和红色黏土丘陵之间的某些地方有了那么一点点生息。

如果将上述拉博考察行经的广西段路径以梧州、南宁为中心分为三段的话，整个广西地区实属贫穷。梧州至南宁段相对较好，比较富饶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东南部的郁林州。此外，拉博了解到广西省会城市桂林周边地区也是比较富裕的，西江上游支流沿岸地带，即柳州府附近得益于良好的自然条件，也较富裕。当拉博和德布伦在西江上游桂江段行驶时，看到了大量满载稻米的船只驶往广州一带。这也符合两广“西米东运”的历史特点。

考察了中越边境一带的维亚尔则认为，当地百姓非常贫穷，仅靠水稻生产出几乎赖以生存的食物。除了水稻种植，该地还有一处微薄收入来源是畜牧养殖业，当地以耕牛为主，其中有一部分耕牛通过边境出口到越南（仅需三天的行程）。维亚尔在到达百色（广西与云南、贵州交界一带）时，正碰上当地的集（圩）日。这里可供出售的马匹很多，是维亚尔在两广考察中遇到的最大的马匹销售市场。当地的马个头都不大，1.2-1.3米，但偶有肢体健壮的骏马。事实上这些马都很便宜，在法国买几匹的钱可以在这里装备出好几个骑兵军团的马匹。从7.8美元（相当于当时的2.5法郎）到50美元不等。马匹的价格，除了与身体健壮有关外，还与个头大小成正比。当地有一部分马匹甚至外销至越南。

与拉博、维亚尔不同，亨利·贝尔尼埃一行三人则从云南先抵百色，在当地寻船往南宁邕江下游行走，没想却遇到了人为阻力。在行经百色之时，恰闻当地强盗出没，行走道路异常艰难，且有生命危险。至20世纪初仍有教会记载广西：“全省陆路几乎都是小道，修筑极差。……由百色至贵州、云南只有大篷车可以通行。本省尚无铁路，仅数条铁路正在计划中。”［6］399用亨利·贝尔尼埃的话来说，就是“没有比行走在广西河岸边环绕着我们的那些群山里更枯燥乏味的：连绵不断的砂岩质的山脉，除了被火烧过的一块一块焦黑地，一律都是黄色、棕红色的草；树木稀少，偶有几处竹林，几处风箱树飘着几许轻薄、稀疏的浅绿色叶子，即便在夏天也不会带来多少阴凉。几乎所有村子都有几棵黄果树，村里的人喜欢在树下扎堆儿。”“该地区其他地方对森林的破坏或许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蛮夷地区人们对树木的迷信崇拜，几乎每个村子都有或曾经有过树神崇拜。”［2］237当时基督教会的调查报告也显示：“本省一向被称为我国贫穷省份之一……省内人口稀少，居住分散……森林资源破坏颇甚……三江流域居民多半务农，……”［6］398亨利·贝尔尼埃行经路途的浅滩上是一片稻田，有涓涓细流进行灌溉。另外，这里大米的种类较多，生长在陆地上的旱谷子不算在内，有黄米、江米等。其他作物有玉米和棉花，其中棉花外销往贵州等地。

（二）广西城镇和人口

在考察人员对广西的描述中，也有关于城镇和人口的记载。如拉博认为，两广交界一带，多为山地。一旦进入山区，就只能看到一片疏于耕种、人烟稀少、贫穷、资源缺乏的景象。沿江两岸几乎没有大一点的城市，就算是小城镇也不多。整个山区被一种恐怖气息所笼罩——一伙盗贼在此肆意妄为，抢夺财物，危害民众，成为两广严重疾患。由此来看，当时拉博对西江流域的匪患是有所耳闻的。据统计，1896年至1905年十年间，广西全省116个县级行政区，除桂林府属义宁县、梧州府属岑溪县没有“匪乱”记载外，其余无县无之［7］142。《中华归主》一书亦言：“本省（广西）以多山、多盗、多贫著闻。此三者足以置人民稀少也。夫多山者，因绝少沃田与平原，则农事艰难；多贫者，遍地凄凉，工业又难振起；而到处盗匪出没，因之人民逃往出境另求生计，其留于省内而横遭杀害者，常以千百计……昔日之旅行家由民船入内地者，往往遇盗劫杀。”［6］406尽管拉博考察的区域仅限于西江沿途河岸地区，但他给肇庆至梧州段下的结论却是：除短小的三角洲以外，西江整个流域情形大都如此贫穷落后。

拉博在梧州府稍作短暂停留，便前往他处考察，但梧州府的商业气息还是给他及整个考察团留下了较好的印象。不过，从其文字记述来看，他们将梧州府的经济与城市发展更多认为是当地自然优势与英国人在此发展的结果。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Williams）在1848年出版的著作中即称：“梧州府是广西最大的商业城市，位于龙江汇入西江处，从这里才开始形成西江；省内全部进出口贸易都经此。”［8］125也就是说，在西方人眼里，至少在有清以来，梧州便以其便利的水上交通和良好的地理位置，成为广西较早对外开放的城市，也是广西的政治和商贸活动的中心城市之一。

从梧州府到南宁，沿途只有两个人口在4—5万之间的较大城市，即浔州府和贵县；两个人口更小的城市，一个是横县，人口大约12000人；一个是榕县（注：疑为藤县），人口仅9000人。从南宁到百色，距离西江干流几公里远的一条支流上有几个所谓的城镇，包括隆安在内，人口不足几千。［2］222他们的房屋都是用黏土砌筑的，外面有土墙环绕。

维亚尔对广西的考察路线，选择了从香港到北海，又从北海往中越边界到龙州，再北至云南蒙自的旅行。他进入龙州一带时，已经是十二月，这时雨水不断。沿途很少见到城镇和村庄。通常情况下，村庄只是穷困的小寨子，而城市也不过是贫穷的村庄。居民有土著、汉族人和东京人（越南人），血统混杂。这里的汉族人很容易得到满足，他们没有什么奢望，无欲无求。这到底是一种美德还是缺点，完全取决于观察者所处的角度。知足让下层百姓无比快乐地生活，因为贫瘠也无法满足他们更多的需求。维亚尔抵达的归双（此地尚待考证）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地方，只有5000人，却没有显现出任何的商业气息。

亨利·贝尔尼埃他们一行在转到柳江上游前在西隆州一个叫沙梨的村庄停歇，这里是一片山谷，有一位叫拉维斯特的法国神甫在山村传教。近闻很多有关游勇和强盗伤害商贩的事情，南下百色的道路也被阻隔。当时传教士就说：“从百色至西林，沿途是许多盗劫事件发生的地方。尽管商人被盗劫后都怨声载道，但县官面对这些不幸事情却不予理睬。”［2］238由于受到游勇事件的影响，亨利·贝尔尼埃一行直接前往东京或转回云南都无法成行，随后只好沿贵州东南行进，从贵阳取道镇远，从孤洞到都匀府，再行经广西与贵州交界的古州，进入广西地界，沿江而下持续至柳州府，在那里换乘大船，于1897年6月3日梧州开埠前一天抵达梧州府。亨利·贝尔尼埃几人出席了梧州开埠仪式，随后租了一艘官船，于6月11日抵达广州法国租界沙面，从而结束了里昂商会在中国内地长达一年半的考察旅行活动。

（三）广西的商业

广西河运中比较大宗的货物贸易和运输是木材。拉博在旅途中就提到在西江上遇到大量漂浮的木材，这些木材顺着西江支流漂流而下，他认为所见到的这些木材是从柳州府那边的西江上游支流漂来的。其次是传统的诸如豆类、大米和食糖。沿途可以看到满载着豆、米或是糖的帆船。20世纪初美国宣道会女传教士法默（Ada beeson Farmer）曾在柳州传教，她在其日记中也这样描写柳州：“长期以来，这里就是广西木材贸易的最大交易中心。许多大型木材，每年通过数以千计的竹筏从此顺江而下运送至梧州、广州及西江支流的其他渡口。因此柳州以其繁盛的木材贸易而得名……此外，这里还经营蔗糖加工业，一些高品质的蔗糖便产自柳州……”［9］99“广西经营大量木材贸易，几乎每天都可见到许多运载木材的竹筏顺江漂流而下，出售到木材缺少的地方。”［9］171总体来看，在广西境内很少见到从欧洲进口来的商品，只在城市里的商店和集市上能够看到一些，其中以煤油和棉纱居多。这些商品要么来自广州，要么从南湾或南宁从北海运抵。

拉博认为从南宁到百色西江沿途这段路程几乎没有什么贸易，江面上的帆船屈指可数，惟有几艘小船搭载着当地的农民前往附近墟市赶集。在集市上只见到各类蔬菜和食品，还有非常稀少的一些小玩意，几乎连针线、布头也没有（作者按：这都是中国农业社会传统家庭常见之物，不在集市上出现也属正常）。为满足当地民众需要，这个地区以及附近一带出产少量棉花和靛蓝。每个家庭都纺棉织布，自己染色，缝制衣物。布料一律都是深蓝色，他们自给自足，根本见不到市场上有土布出售。当地少数民族与汉族人在种类和服饰上有所区别。拉博认为当地人生活在这个单调、干旱、出产贫瘠的地方，清心寡欲。几张牛皮，几个水晶，几种药材就是那坡人唯一能向南宁输送的商品。

如果从商业的角度来考量的话，维亚尔和亨利·贝尔尼埃一行对广西的商业考察并没有什么成效，他们的沿途经历更多地牵扯到当地的自然与社会环境的瞬息多变和人为风险。

综上，法国里昂商会中国考察团在此次广西考察中重点游历了西江干流、支流和中越边境沿线的情况，最终形成了三条不同的考察线路和沿途见闻，包括自然地理、城镇人口、圩市物质等。他们通过半年多的对广西考察，与其他省地考察一起，确定法国在当时和未来一段时间内应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从而透视了近代广西的商业发展与新兴行业产生的关系。

［1］耿昇.法国里昂商会中国考察团于1895-1897年对云南的考察［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09（1）.

［2］（法）里沃.西南一隅——法国里昂商会中国西南考察纪实（1895-1897）［M］.徐枫，张伟译注，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8.

［3］耿昇.法国里昂商会中国考察团对四川养蚕业与丝绸业的考察［J］.中华文化论坛，2014（6）.

［4］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卷二）［M］.北京：三联书店，2005.

［5］朱从兵，庞广仪.近代北海、龙州、梧州、南宁开埠及其对区域贸易的影响［J］.广西社会科学，2008（6）.

［6］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1901-1920）（上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7］颜小华.近代教会视域下的广西匪患［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11（3）.

［8］卫三畏.中国总论（上册）［M］.陈俱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9］Wilmoth A.Farmer.Ada Beeson Farmer：A missionary heroine of KuangSi［M］.Atlanta：Foote&Davies Company，1912.

On the Investigation into Guangxi from 18976 to 1897 by Lyon Trade Union of France

YAN Xiao-hua，PANG Shao-zhe
（School of History，Culture&Tourism，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Guilin Guangxi 541001）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western powers dispatched all kinds of groups one after another to China，in order to gain more colonial sphere and resources as well as commodity market in China.From 1895 to 1897，Lyon Trade Union of France conducted a series of commercial investigation in southwest Chinese frontier provinces，the drainage basins of the Yangtze River，the Pearl River and the Xijiang River.Among which the investigation in Guangxi from October 1896 to June 1897 covered commercial road，folkway，town marketplace and countryside products and so on.The research is helpful for the study of the south China history and of the borderland study.

Lyon Trade Union of France；Guangxi；investigation

K04

A

1673—8861（2017）02—0023—05

［责任编辑］肖 晶

2017-04-05

颜小华（1974-），男，湖南宜章人，广西师范大学教授、历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

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15年度研究课题一般项目（15BZS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