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锦学

武汉大学

中国与东盟经济增长互动关系研究

刘锦学

武汉大学

本文通过VAR模型检验中国与东盟双边经济增长互动关系，识别中国对接东盟合作的优先国别方向。研究发现，中国对除越南外的主要东盟国家经济增长均存在显著促进作用，其中，对马来西亚、菲律宾以及新加坡的促进作用为单向，而与印尼、泰国之间经济增长促进作用关系为双向。这一发现对于理解东盟国家经济发展对中国的外部依赖，以及中国如何发挥在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中的增长“引擎”与主导作用，进而有重点、分主次的展开与具体东盟国家合作，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

中国-东盟自贸区；经济增长互动关；VAR模型

1.引言

2002年《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正式签订，标志着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全面启动。而从自贸区建设启动以来，双边对话合作与经济互动不断增强，双边贸易与投资均保持高速增长。10年间双边贸易与投资已达4001亿美元、1007亿美元，年均增长22.02%、12.84%。目前，中国-东盟自贸区已成为继欧盟和北美自贸区之后的全球第三大自由贸易区，同时也是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最大的自由贸易区，而中国也成为了第四大对东盟投资国，东盟则为第三大对华投资国。

加速与完善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对促进双边经济增长、维持区域和平与稳定均具有重大积极意义。然而，东盟国家人口众多，内部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在东盟成员国中，既有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如新加坡，也有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等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同时，东盟国家内部投资环境、政治体制也存在较大差异，个别国家也与中国存在较为严重的主权冲突。在此背景下深化与东盟国家合作不能一蹴而就，不分主次，正如我们不能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应该分散风险，分清重点进行差异化合作。那么在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中认识双边经济互动，以及相互依赖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识别中国同东盟国家合作过程中的经济增长互动关系，并以此为中国如何分主次、重点与东盟国家展开差异化合作提供政策指导。

2. 中国与东盟经济增长互动关系检验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鉴于数据的可比性以及完整性，我们的样本剔除了东盟10国中老挝、文莱、柬埔寨(样本整体影响过小，不足1%)①，以及缅甸(样本期部分年度数据缺失)。因此我们选取了1990年到2014年，共计25年间中国与东盟其他6国：中国、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以及越南作为样本。样本变量为各国年度GDP(对数形式，lg_countryname表示)。

本文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来分析中国与东盟6国经济增长之间的溢出效应，基本形式设定为，Yt=A1Yt-1+…ApYt-p+BXt+et。其中系数矩阵A的符号及其显著性水平可以用来度量各国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同时，VAR模型需要考虑经济增长行为存在的滞后效应，因此，我们需要确定变量合理的滞后期数。根据AIC、 SBIC以及HQIC取值最小化准则，我们模型确定的变量滞后期数为一阶。于是，我们建立的一阶滞后VAR模型。

回归结果显示，首先，就中国经济增长对东盟国家的促进作用而言，滞后一期的中国GDP对印尼、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菲律宾的当期GDP回归系数显著且为正，而对越南当期的GDP不存在显著影响，即中国经济增长对上述除越南外的主要东盟国家具有显著的正向外部溢出空间效应。对于该结果，我们将从经济增长外部溢出效应的主要机制，即贸易、投资以及技术扩散等角度进行解释。

第一，出口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通过对外贸易乘数对经济增长发挥着极大的贡献作用。考察中国对东盟经济增长的外部效应，我们应该首要分析来自中国对东盟国家的进口需求量。从自贸区启动建设以来，我们计算出中国对以上6个国家的进口增长率依次为：17.56%，17.43%，16.84%，12.85%，15.53%以及25.41%，而这一增长率则显著高于同期东盟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同时考虑到，在上述东盟国家中，越南与中国的贸易关联性是最弱的，以2013年为例，中国对越进口量只占同期中国对马来西亚进口量的28.8%，并排在六国中倒数第一位。因此，中越经济之间较弱的互动可以一定程度上解释其经济溢出效应之间无显著关联性这一事实。

第二，从投资以及技术扩散等角度而言，2008到2013年中国对上述东盟六国的对外累计直接投资年度增长率最高为30.81%，最低为20.4%。张宏(2007)认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启动建设以后，东盟吸收来自中国FDI大幅增加，而且双边自由贸易区的投资创造效应大于投资转移效应，投资效应为正。因此，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将使成员国的投资收益增加，而双边投资不仅可以直接促进经济增长，还可以通过技术合作带来技术外溢，进一步带动双边经济增长。与此同时，考虑到越南在政治体制上的相对封闭性，中国与越南由于在历史问题以及主权问题存在一定程度的争端，对越投资相比对其他东盟国家投资更易受到潜在政治因素的冲击，这也可以部分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对越南无显著外部溢出效应这一事实。

其次，我们对上述6个东盟国家经济增长对中国的反馈作用进行讨论。从投资角度考虑，傅传锐(2003)认为，东盟国家经济增长，特别是东盟对华投资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总量扩张与产业结构调整，进而促进中国经济良性发展；而从贸易角度考虑，甘梅霞(2008)证实了在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出口贸易中，产品总体呈现技术密集程度越高，对中国经济增长促进作用越大的特点，即该结论侧面反应了东盟国家通过对来自中国高新技术产品的需求，刺激了中国技术密集型产品生产与技术创新。但是在回归中我们发现，仅印度尼西亚与泰国对中国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影响。其中来自印尼的影响是负向的，来自泰国的影响是正向的。对此，我们注意到，就经济总量而言，印度尼西亚与泰国为东盟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从经济总量角度出发，相比与其他东盟国家其具备对中国经济的显著反馈作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东盟第一大经济体印尼对中国的溢出效应为负，对此我们认为较大经济体要实现自身发展需要占用大量外部合作资源，从而对其他经济体实现经济增长存在类似的“挤出效应”，即印尼作为东盟经济主体，在东盟经济内部合作、整合区域资源实现自身发展中对中国参与同其他东盟国家经济合作也存在“挤出效应”。

因此，我们认为在中国-东盟自贸区合作框架下，中国经济增长对主要东盟国家的空间溢出效应是存在的。但是与此同时，来自中国市场的进口需求、投资，以及技术扩散给东盟国家经济增长带来的驱动作用存在传导机制上的时效性，具体表现在由进口需求刺激带动生产扩大并实现出口，由实体投资建设转化成产品生产以及从技术扩散到吸收与运用，均存在滞后性。具体而言，自贸区建设使得经济体之间的对话与交流的障碍进一步减少，导致一国，特别是大国经济波动能迅速扩散到周边国家，而且通过项目合作以及人员交往所带来的技术扩散也能迅速被周边国家所吸收。即实证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对东盟国家的区域溢出效应是存在的，但是其辐射范围与国家之间的经济互动频率密切相关，而且辐射周期存在滞后性时间效应。

3.政策启示

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经济发展，我们不能一蹴而就，而应分主次、分重点进行，进而分散合作风险，也发挥东盟个别国家规模优势，实现“以点带面”式发展。首先，重点以印尼和泰国为支点，撬动中国与东盟整体经济发展，与重点国家合作，针对性加速推进现有《货物贸易协议》、《服务贸易协议》与《投资协议》内容条款的扩充与深化；其次，充分发挥亚投行在自贸区建设的资金优势，优先对接重点国家、重大项目投融资，打造完善的自贸区物流、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以及信息化物流与结汇平台，切实推动双边贸易发展。最后，放宽市场准入限制，积极改善双边投资环境，促进资本跨境流动以及推动人员交流。把“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等更多内容落实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的建设中去。

注释：

①仅以2014年为例，东盟10国：老挝、文莱柬、柬埔寨、缅甸、越南、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其GDP占东盟整体GDP比重分别为：0.4%、0.6%、0.61%、2.25%、5.82%、9.82%、10.2%、12.97%、15.43%、41.91%。

[1] 保建云. 中国与东盟经济增长和进出口贸易发展：比较优势与政策选择[J]. 亚太经济，2009(5).

[2] 李红. 边境区、产业带、自贸网：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三级发展系统[J]. 亚太经济，2006(2)..

[3] 梁颖. 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的路径与策略[J]. 亚太经济，2014 (1).

刘锦学(1990.08-)男，汉，湖北仙桃，研究生，单位：武汉大学，研究方向：国际贸易学、空间计量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