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教育的转型与成就

2017-03-10魏义霞

湖北工程学院学报 2017年4期

关键词：严复宗旨康有为

魏义霞

(黑龙江大学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中心，黑龙江哈尔滨 150080)

论近代教育的转型与成就

魏义霞

(黑龙江大学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中心，黑龙江哈尔滨 150080)

救亡图存与思想启蒙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使近代哲学家对教育倍加关注，也将教育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促进了近代教育的转型，也使近代教育取得了巨大成就。无论是近代教育的转型还是取得的成就，都表明教育在近代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也印证了近代教育的空前普及。

近代教育；近代哲学家；教育转型

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及由此而来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激发了中国人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意识的觉醒。如果说近代哲学家坚持教育救国，将教育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的话，那么，向西方寻找真理则推动了近代教育的空前变革。在他们的呼吁和努力下，教育在中国近代发挥了巨大作用。近代哲学家既谱写了中国教育的新篇章，又留下了关于教育的诸多思考。

一、近代教育的转型

特殊的历史背景、文化语境和现实需要赋予近代哲学救亡图存与思想启蒙的历史使命，也使近代哲学家的教育思想带有与生俱来的鲜明印记和特征，由此形成了中国近代教育的特殊性。中国近代的教育思想极具特色，带有那个时代的鲜明特征和时代内涵。无论是将教育与现实斗争连为一体，提倡教育救国，还是将教育内容与思想启蒙联系起来，将教育改革纳入到启蒙运动之中，讲授、传播西学，引进西方的人才培养模式和教育机制，都是如此。中国近代救亡图存与思想启蒙的历史背景、文化语境、政治斗争和现实需要对教育提出了全新要求，促使近代哲学家对教育进行全面反思和重新定位。在这种背景下，他们大声疾呼教育改革，致使中国近代的教育理念和实践发生前所未有的转型。可以看到，中国近代教育无论是宗旨、内容、方法、地位还是作用、功能皆面貌一新，与古代不可同日而语。

首先，近代哲学家热衷于教育，具有多方面的原因。除了秉持教育救国的理念，将教育与救亡联系在一起之外，还因为受西方学科分类理念的影响，使教育与宗教一样成为一个学科。与学科建构息息相关，他们不仅关注教育实践，而且对教育问题进行全盘思考。不仅如此，近代哲学家之所以对教育热切关注，还由于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与明确的目的性和现实性互为表里，他们十分重视教育的宗旨问题，对明确宗旨、树立宗旨津津乐道遂成为近代教育思想的一道风景。近代哲学家的教育理念不尽相同，具体的教育主张和教育方法更是迥异其趣。尽管如此，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彰显教育宗旨，试图借助宗旨的明确来达到教育救国的目的。

教育宗旨决定教育的目标、方法、内容和途径。教育的目的是育人，教育的宗旨决定着将人培养成什么样的人。中国近代救亡图存、思想启蒙的历史背景，政治斗争和现实需要注定了近代教育在宗旨和培养目标上与古代教育有霄壤之别，也促使近代哲学家对教育的宗旨格外关注。可以看到，他们不仅对教育的宗旨问题高度关注，而且提出了不同于古代的教育宗旨，并围绕宗旨指定了新的教育目标。教育的宗旨是教育的核心问题，近代哲学家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直接决定着对教育目标、教育方法、教育途径和教育内容的认识。

对于教育的宗旨，严复如是说：“盖教育者，将教之育之使成人，不但使成器也，将教之育之使为国民，不但使邀科第得美官而已，亦不但仅了衣食之谋而已。”[1]在他的视界中，教育的宗旨有二：一是成人，一是为国民。这一教育宗旨被严复贯彻到他所有的教育思想之中，体现在教育内容上便是将教育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然之教育”，这是成人之教育；一类是“人为之教育”，这是为国民之教育。其中，“自然之教育”侧重对作为自然人的教育，旨在使受教育者懂得生存竞争的法则；“人为之教育”侧重对作为社会人的教育，旨在使国民明晓自己对于国家、族群的责任和义务。不难看出，无论哪种教育都是中国古代的教育所未曾关注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国近代教育有别于古代的教育转型。梁启超作《论教育当定宗旨》，文中详细阐明了宗旨对于教育的至关重要，并在这个前提下进一步阐明了中国教育当以何为宗旨以及确立此宗旨的目的何在。

孙中山对于教育的宗旨十分重视，对教育家提出了如下要求：“在今日，教育家所宜用为引导国民者，果以何为最要乎？以何者为标准乎？以世界何事为最有力量之标准乎？吾以为凡足以助世界进化、改变人生观者为最要；所当用力以赴之者，亦以此为最多。诸君乃教育家，须知教育者，乃引导人群进化者也。然能令人群进化最速者果何力乎？则政治的力量是也。政治是促人群进化之唯一工具，故教育家当为政治的教育家。”[2]562“教育家须记提倡政治，实行改良政治。使四万万国民同心协力改良政治，诸君当负责任！又须知国强不能预知，只实行做去便得；若必想知清楚然后做，天下断无此理者。比如电灯照耀光明，人人享其利，然电学精微，人之知之者甚少，若必待人人均知电学而后用电灯，可乎？政治也犹是也！可信赖政治家做去，十年定有功效可睹。如欲知之，可读《建国方略》，但无须此一级工夫。”[2]568孙中山直言，教育家提倡政治，目的在于政治改良。质言之，就是引导四万万中国人协力改造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行使自己的国民责任。“教育家当为政治的教育家”既对教育家提出了具体要求，又蕴含了孙中山对教育家的希望以及对教育宗旨的界定。具体地说，他认为教育的宗旨在于“引导人群进化”，而教育则是促进人群进化的唯一工具。

其次，正如近代哲学家重视教育，既是救亡图存的需要，又是思想启蒙的需要一样，他们的教育主张既紧扣救亡图存的立言宗旨，又呼应思想启蒙的时代主题。近代哲学家对教育宗旨的明确既避免了教育的盲目性，又使教育围绕着中国近代的救亡图存与思想启蒙展开。由于紧扣救亡图存的主题，近代教育不仅重视人格教育、国民教育，而且将人格教育、精神教育与中国的国性、国格连为一体。难能可贵的是，在借鉴西学、引进西方教育模式的同时，近代哲学家皆坚守中国文化的自主性，以此彰显中国的国性。例如，康有为在参观、考察西方各国的具体情况时，写下了这样的感言：“各国于其本国言语、文字、历史、风俗、教宗，皆最宝爱之，敬重之，保存之，而后人性能自立，一国乃自立。故各国学堂、狱、医必有其敬礼国教之室，不如是则殆比于野蛮人。况孔子之道，既兼含并包，又为吾国所产，尤为亲切。”[3]康有为之所以对教育格外重视，缘于对中国在甲午海战中失败原因的探究。由于认定中国的战败在于教育的落后，他主张远效德国、近采日本进行教育改革。尽管对借鉴西方教育经验迫不及待，然而，康有为并没有放弃对中国文化的坚守。他之所以极力提倡孔教，旨在以孔教与耶教分庭抗礼，以此提高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康有为的下面这段话印证了他以教治教的意图：“讲求既入，自能推孔子之大义，以治后之天下，生民所攸赖，更有在也。若诚如今日之破碎荒陋，则彼《新约》《旧约》之来，正恐无以拒之。诸贤虽激励风节，粉身碎骨，上争朝政之非，下拒异教之入，恐亦无济也。若虑攻经之后，它日并今文而攻之。则今文即孔子之文也，是惟异教直攻孔子，不患攻今学也。遗文具在，考据至确，不能翻空出奇也。彼教《旧约》，去年彼教中人亦自攻之，只分真伪与否，不能如此黑白不分也。”[4]

同样，作为中国近代西学第一人的严复翻译西学并非对西学亦步亦趋，而是以西学光大中学——他称之为“回照故林”。不仅如此，在翻译西学、了解各国文化之后，严复深刻洞察到了文化的国性问题，并由此极力彰显国格教育。为此，他由原来在德智体三育并重中凸显智育转变为以德育为重，目的在于以教育养成中国人的国性、国格。

近代哲学家大都对纪年问题津津乐道，这固然有受西学冲击的原因；尽管如此，值得进一步深思的是，西历在明末就已经传入中国，那时纵然有礼仪之争却无纪年之争。纪年问题之所以在中国近代备受关注甚至成为焦点问题，是因为纪年与国家政治和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不仅关乎方便易行，而且关乎文化的认同和民族的信仰——后者在中国近代的特殊背景下尤为重要。诚如康有为所言：“大地各国，皆以教主纪年。一以省人记忆之力，便于考据；一以起人信仰之心，易于尊行。日本无教主，亦以开国二千五百年纪元，与其时王明治年号并行。”[5]他奏请中国以孔子纪年，就是为了以孔教重塑中国人的信仰，凝聚中华民族的精神。

经过近代哲学家对教育宗旨的诠释，近代教育理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对于近代教育来说，经典、读书不是教育的重点，重点在于培养人格，使受教育者有责任有能力为国家、为自己负责。一言以蔽之，近代教育的最终目标是培养人足以堪此为国家救亡图存、为个人追求快乐的责任。

二、近代教育的成就

在中国近代，教育被赋予救亡图存与思想启蒙的双重历史使命，由于被寄予诸多期待而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这使教育的地位被抬到空前的高度，极大地促进了教育作用和功能的发挥。在这个背景下，近代教育发挥了巨大作用，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首先，近代教育的最大成就在于，废除了沿用千余年的科举制度。教育制度不仅与教育宗旨、教育方针和教育内容有关，而且决定教育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从隋朝起，中国便实行科举制度。这一制度在此后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也成为决定无数中国士人命运的教育制度。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的失败以及由此而来的割地赔款使近代哲学家认识到了中国的落后挨打与人才匮乏之间的因果关系，并由此开始了对中国教育模式的反思和质疑。1895年，严复撰文呼吁“废八股”，发出了废除八股取士的第一声。从此，废除八股、变革科举成为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成为近代教育改革的焦点问题。

值得提及的是，在“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向光绪帝上书奏请废除科举。1898年6月23日，光绪帝下诏废除科举，10月，慈禧发布诏书，恢复科举。尽管“百日维新”以失败告终，废除的科举制度得以恢复，然而，废除科举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废除科举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正是在近代哲学家的呼吁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9月2日，袁世凯、张之洞奏请立停科举，以便推广学堂、咸趋实学。清政府诏准1906年乡试和各省岁科考试即停，废止科举制。至此，在中国沿袭了一千三百多年，决定中国教育状况和士人命运的科举制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科举制的废除是社会各方势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思想引领而言，近代哲学家居功甚伟。

其次，在新的教育理念的引领下，各地涌现出大量的新式学堂。科举制度与私塾教育密切相关，属中式教育。培养有别于古代的新型人才是近代教育改革的目标，也使近代教育亟待新式学校和新的培养模式。于是，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在国内建立新式学堂等教育举措被提上议事日程。1872年，在闳容的多方呼吁下，30名中国幼童赴美国旧金山留学，拉开了近代公派留学运动的序幕。近代哲学家对派遣留学生倍加关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均将派遣留学生作为教育改革的重要举措。

对于培养新式人才来说，派遣留学生是少数的、短期的行为，说到普及和长效的教育举措则是建立新式学堂。在中国近代，各种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这既是教育转型的结果，也反过来促进了教育的普及和知识的更新。1865年9月20日，曾国藩、李鸿章在上海设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这是洋务派开设的规模最大的近代军事企业，又称江南制造总局、江南制造局、上海机器局或上海制造局等。该局附设机械学校，专门培养技术人才。此后，福州船政学堂等一大批新式学堂在中国南北大地陆续涌现出来。这些不同于古代私塾的新式学堂聘用洋教习，以外语教学，学习科目以实用技术和理工科为主。因此，新式学堂采取的是与中国古代殊途的教育模式。近代哲学家大都有创办新式学堂的经历，有的则在新式学堂执教。作为教育家的康有为早年在万木草堂等多个学堂讲学，耄耋之年又创办天游学院，培养了一大批变法维新的人才。严复先后在福州船政学堂、北洋水师任教，是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任校长。谭嗣同、梁启超对湖南时务学堂影响甚巨，梁启超曾经在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大学任教或讲学，还是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著名国学导师。孙中山是名副其实的全民导师，他创立的黄埔军校和讲习所也都是新式学堂。

向海外派遣留学生和建立新式学堂培养出来的是新型人才。新式学堂在培养人才的同时，极大地促进了新思想的引进和知识的更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做了心理上、思想上和文化上的准备。

无论是人才培养方式的更新还是新式学堂的创立都带动了教育内容的变革和更新，于是，开设、普及各种专门专业之学成为近代教育的成就之一。如上所述，近代教育秉持救亡图存和思想启蒙的立言宗旨，这一立言宗旨决定了近代教育在目标和内容上注重学以致用。从教育内容和开设科目来看，近代教育与古代的最大区别是注重专门之学，提倡各种专门专业之学是教育内容普及的具体表现，也是受教育者的必然要求。只有注重各种专门专业之学，才能实现人人有学、人人有才的教育目标。康有为在奏折中写道：“泰西人民自童至冠，精力至充之时，皆教之图算、古今万国历史、天文、地理及化、光、电、重、格致、法律、政治、公法之学；其农工、商贾，亦皆有专门之学。故人人有学，人人有才，即其兵亦皆由学出，识字、绘图、测量、阅表略通，天文、地理、格致、医学始能充当。而我自童时至壮年，困之以八股之文。”[6]

出身西式教育并且深谙西学的严复断言：“教育之要，必使学子精神筋力常存朝气，以为他日服劳干事之资。一言蔽之，不欲其仅成读书人而已。”[7]205由于近代教育的目的不是像古代那样专门培养读书人，而是训练“服劳干事”之本领，因此，教育必须将各种实际本领和技能纳入到教学内容之中。有鉴于此，严复注重专业教育，他称之为“实业教育”。对于严复来说，教育以智育为主，是为了追求学问；学问的目的则在于学以致用——从国家的角度说是为了服务于救亡图存，从个人的角度说是为了谋生养生。沿着这个思路，他从功用的角度将学问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专门之用，一类是公家之用。这意味着严复试图在中国古代七略或经史子集的划分标准和模式之外，以用为标准对所有学科重新进行分类，背后隐藏着学以致用、学为了用的教育理念和价值旨趣。在这个视界中，“专门之用”又分为算学、三角、化学、电学和植物学五大学科，并且进一步衍生出农学、兵学、御舟(航海)、机器(机械制造)、医药和矿务诸学；“公家之用”又分为玄学(哲学，包括一名二质，从九章算术到微积分皆在其中)以及力学和磁学，此外还有天文学、地理学、生理学、心理学、政治、理财(经济)、刑名(法律)和历史组成的群学(社会科学)。与“专门之用”对应的是专门之学，这决定了新的教育方针和人才培养模式必须将专门专业人才作为一个新的培养方向纳入其中，并且必须使之占据主导地位。

与此同时，严复重视专业教育。这既是培养专门人才的需要，又与他培养全人的教育理念一脉相承。对此，严复解释说：“盖吾国旧俗，本谓舍士无学。士者所以治人，养于人，劳其心而不劳其力者也。乃今实业教育，所栽培成就之人才，则能养人，有学问，而心力兼劳者也。”[7]206-207在他看来，古代教育所培养的士人专门从事治人工作，故而只能从事脑力劳动而不能从事体力劳动。近代教育实行的是“实业教育”，目的就是让受教育者既能够劳心，又能够劳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实业教育”是严复“教育改良”的主要内容和举措，并且与“鼓民力”、“开民智”和“新民德”的三民教育相契合。

进而言之，伴随着天文学、地理学、生理学、心理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名目繁多的专门专业之学的急骤增加，近代哲学家力图对各门学科予以整合，以便在教学中循序渐进，满足不同目的的需要。康有为将西学书目分为十五个门，并对这十五门排列如下：“生理门第一”“理学门第二”“宗教门第三”“图史门第四”“政治门第五”“法律门第六”“农业门第七”“工业门第八”“商业门第九”“教育门第十”“文学门第十一”“文字语言门第十二”“美术门第十三”“小说门第十四”“兵书门第十五”。[8]谭嗣同在《仁学》中对各门学科的关系如是说：

二六、算学即不深，而不可不习几何学，盖论事办事之条段在是矣。

二七、格致即不精，而不可不知天文、地舆、全体、心灵四学，盖群学群教之门径在是矣。[9]

严复对各门学科的关系以及先后次第概括如下：“是故欲为群学，必先有事于诸学焉。不为数学、名学，则吾心不足以察不遁之理，必然之数也；不为力学、质学，则不足以审因果之相生，功效之互待也。名数力质四者之学已治矣，然吾心之用，犹仅察于寡而或荧于纷，仅察于近而或迷于远也，故必广之以天地二学焉。盖于名数知万物之成法，于力质得化机之殊能，尤必藉天地二学，各合而观之，而后有以见物化之成迹。名数虚，于天地征其实；力质分，于天地会其全，夫而后有以知成物之悠久，杂物之博大，与夫化物之藩变也。”[10]在此，无论数学、逻辑学的运用还是物理学、化学的加盟都表明自然科学是社会科学(“群学”)的基础，对于社会科学至关重要，因此，只有先通诸学，才能研究社会科学。

由于与救亡图存密切相关，救亡图存需要全体中华儿女同心同德、同仇敌忾，近代教育是一场全民教育。对于培养爱国心来说，所有的中国人概莫能外。这极大地拓展了近代教育的对象，并且凸显人格教育、国格教育。尽管如此，近代教育决不仅仅局限于此，救亡图存既要有爱国观念和民族意识，又要有振兴中国的实际本领。有鉴于此，近代教育面向世界、面向社会，结合政治斗争和现实需要而注重实学，将专门专业之学纳入教育的科目之中。在教育内容上，近代教育除了古代注重的道德教育外，还包括各种专门专业之学。这使实学教育成为近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哲学家讲求实学，并由此将物质救国论、科学救国论与教育救国论连为一体。从教育改革来说，专门专业之学的引进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内容和学科设置的转型。正是在专门专业之学的推动下，中国的教育有了文理科之分。与对专门专业之学的重视一脉相承，除了综合性大学开设理工科外，还创建了各种理工科院校。

三、改变生活方式

与空前的教育改革和关注人格教育密切相关，近代教育不仅向国民输入了新思想、新观念，而且引领、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人生目标和价值诉求。由此，务实、竞争等观念逐渐深入人心，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衣服饮食等等方面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就衣服而言，以西服、裙装和领带为代表的洋装进入中国人的生活，中国原有的服装从样式到颜色也发生了巨大改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山装。综观古今中外教育史，中国近代教育对人的影响巨大深刻以致无孔不入，可谓是空前绝后的。近代中国人外在的改服易饰，内在的脱胎换骨，全与近代教育的转型和普及有着某种内在关联。近代教育对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影响深远的除了废科举之外，就是废除女子缠足。

在对中国近代致弱之源的挖掘中，康有为将缠足之害与八股取士相提并论，用他本人的话说便是：“中国既有八股以愚士之心，又有裹足以弱民之体，身心俱困，而国从之。中国削弱之原，实由于此。”[11]379基于这一分析，康有为在提出废除八股的同时，极力主张女子放足。具体地说，他对于废除女子缠足的大声疾呼从两个不同方面展开：一是历陈缠足之害，一是呼吁废除女子缠足。

鉴于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康有为与其他近代哲学家一样认识到中国必须强种强兵，故而对国民身体素质的羸弱忧心如焚。在他看来，女子裹足恰恰是导致中国人身体素质低下，种弱兵弱的罪魁祸首。对此，康有为分析说：“试观欧美之人，体直气壮，为其母不裹足，传种易强也。回观吾国之民，尪弱纤偻，为其母裹足，故传种易弱也。今当举国征兵之世，与万国竞，而留此弱种，尤可忧危矣。”[12]欧美人与中国人的体质相去甚远，究其根源由其母传种所致。质言之，欧美人身体强健，是由于女子不缠足，“传种易强”；中国人“尪弱纤偻”，是因为女子缠足，“传种易弱”。中西人种的体格之差从正反两方面共同证明，女子缠足事关国民的身体素质，缠足之俗是导致中国种弱的祸根，而种弱则进一步导致中国的兵弱。

事实上，康有为所抨击的缠足之害并不限于导致种弱兵弱，还包括其他方面的内容。例如，在《万寿大庆乞复祖宗行恩惠宽妇女裹足折》中，他上奏曰：

国之大患，莫如贫与弱也。《大学》之论理财，在生众食寡。今一男一子竭力经营于外，而妇女以裹足之故，拱手坐食于内。夫以一人而养母、妻、女数人，数口嗷嗷，常忧不给。……人心风俗之坏，盗窃乱贼之兴，皆由此作。……此由妇女裹足，累及其夫其子，因而累及于国。大害一也。

夫国之所以者，一曰官，一曰士，一曰兵。三者所以任国家之事，必须精力强足，身体壮健，然后执戈、讲学、立政、立事，沛然有余。……西人论我兵怯弱之故，由于种类之不强；而种类之不强，实由妇女裹足所致。束缚血气，戕绝筋骨，经数十代辗转流传，故传种日弱，致令弱其兵、弱其士、弱其官。大害二也。[11]378-379

况当诸国竞争之时，正宜保民自强之日。增二万万无用之民，与增二万万有用之民，孰得？强二万万将来之种，与弱二万万将来之种，孰是？事之重大，未有过此，不可以琐屑而忽之也。[11]379

在这里，康有为将女子缠足之害归结为两大方面，并且都与国家之大患——贫与弱直接联系起来。大致说来，其中的“大害一也”侧重于贫，“大害二也”则侧重于弱。就女子缠足导致中国种弱来说，他在肯定女子缠足导致中国兵弱的同时，加上了官弱和士弱。如果说兵弱关乎国家之强胜的话，那么，官弱、士弱则关乎国家的政治和学术。官、士和兵并提表明，康有为对缠足导致中国之弱的分析和认识更全面，也更深刻。就女子缠足导致中国之贫而言，他的论证从女子由于缠足无法出门谋生而只能坐食家中依靠男子养活入手，着重揭露缠足使女子丧失劳动机会和能力，不能像男子那样创造财富。这不仅导致家中生计捉襟见肘，而且给国家财富带来损失。尽管如此，康有为的论述并不限于此。在他看来，女子不劳而食增加了男子养家糊口的压力和负担，致使男子要养活家中的母亲、妻子和女儿等数口之人，当自己无能为力之时，会铤而走险。至此，女子缠足会助长偷窃抢劫行为的发生，进而导致人心风俗之坏。

康有为对女子缠足之害的剖析和揭露表明，女子缠足不仅危害女子本身，而且殃及男子；不仅给家庭带来负担，而且在造成社会财富损失的同时，给社会治安和风气造成隐患——总之，贻害无穷。鉴于女子缠足有百害而无一利，所以必须废除。

面对康有为的议论，人们不禁疑窦丛生：女子缠足在中国由来已久而非始于近代，康有为所讲的这些危害也一直存在。既然如此，女子缠足为何不废？回答是：在中国近代，为了救亡图存，必须富国强兵；为了备强兵之需，必须先强种，而这一切都指向废除女子缠足。面对这样的答案，人们不禁要问：一旦救亡成功，女子是否恢复缠足？此外，康有为主张废除女子缠足的另一个重要理由是，女子由于缠足不能自谋生计而增加了男子的养家负担和社会的经济压力，并由此滋生盗抢之事和人心败坏。面对这种说法，人们同样不禁要问：对于衣食无忧乃至钟鼎之食的富贵之家，女子缠足可能不会导致的这些后果产生，那么，女子是否仍然缠足？女子缠足是否会像明末上层社会妇女闭居一样，在衣食无忧的人家保留？

对于康有为来说，缠足之俗之所以不得不废，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必要性、紧迫性和功利性之外，还涉及到正当性、公平性等问题。换言之，亡国灭种的危机加剧了废除女子缠足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并非是废除女子缠足的唯一原因，甚至不是根本原因。即使抛开国家的兵弱种弱和家庭的经济负担不谈，仅从天理、人权、文明和公理来看，废除女子缠足也势在必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于女子缠足缘何必废，他给出了如下理由：“夫肉刑之罪，中国久废；裹足之事，等于古之刖刑。女子何罪而加刖之？童幼髫年，血气未足，月令之经，方当助天慈养，而乃束带缠扰，逼令纤小；不为妇德、妇学之教，而惟冶容纤趾之求。严刑酷毒，有若治盗。刀钳绳杖之交加，号哭悲呼之日作；道路见之，惨不能视。而乃以慈母为酷吏，以家庭为地狱。……此诚亘古未有之酷毒，而全地球所笑之蛮俗也。”[11]379在康有为的视界中，即使抛开种种现实和功利的理由不谈，仅就残酷背理而论，女子缠足亦不可不废：第一，缠足是对女子施加肉刑，与中国古代的刖刑无异。中国早已经废除了肉刑，却要求女子缠足。这等于在女子无罪的情况下对她们施以肉刑，极不公平。第二，女子缠足从童髫之年开始，身体尚未长成，是对女子身体的戕害。女子缠足妨碍身体发育，成年后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更不能与男子一样出门游历。如此对待女子，有若防盗，是对女子权利和尊严的侵犯。第三，女孩缠足时痛苦万状，日夜哀号，即使路人也不忍目睹。这样的惨剧却在家中上演，是对亲情人伦的践踏。这等于使慈母异化为酷吏，使家庭异化为监狱。第四，观诸万国，女子缠足之俗可谓绝无仅有。中国强迫女子缠足是野蛮的表征，徒增文明之讽。分析至此，他对女子缠足之俗给出了如下鉴定：“考之经义则无之，观之万国则非之，原于天理则悖之，施之民生则害之，验于国势则弱之，质之祖训则违之。”[11]379有了这一结论，便坚定了康有为废除女子缠足的信心和决心。他专门为此事上书皇帝，请求下诏书立即废除女子缠足也就顺理成章了。

无论由思想引领到实践操作还是直接上奏皇上都体现了康有为呼吁废除女子缠足具有严复无可比拟的意义和作用。早在1895年，严复在提出“鼓民力”之时就将女子缠足与吸食鸦片一起说成是造成中国“民力已苶”的根源，进而大声疾呼废除女子缠足和禁止吸食鸦片。康有为与严复一样将女子缠足之害与吸食鸦片相提并论，认定二者对于中国近代的亡国灭种难辞其咎。所不同的是，康有为对女子缠足危害的揭露侧重造成身体之尪弱，吸食鸦片侧重造成精神之萎靡。就反对女子缠足而言，康有为在其他场合——如《大同书》等论作中有过多次呼吁，《万寿大庆乞复祖宗行恩惠宽妇女裹足折》和《请禁妇女裹足折》均作于“百日维新”时期，比严复晚了三年。问题的关键是，此时的康有为直接上书光绪帝请求废除女子缠足，这已经不再限于思想、认识，而是侧重具体的实施和操作了。鉴于废除女子缠足之事势在必行，康有为在上书光绪帝的奏折上直言建议：“自光绪二十年以后所生之女，不准缠足；如有违犯，不得给予封典。”[11]379“光绪二十年”即1894年，这一年出生的女孩至康有为上书时适值缠足年龄*《万寿大庆乞复祖宗行恩惠宽妇女裹足折》作于1898年8月18日。。

值得注意的是，最早公开宣扬“戒缠足”的，既非严复，又非康有为，从时间上看，也并非在甲午战争之后，而是远远早于此。美国传教士林乐知(Allen，Young John)主编的《万国公报》率先反对缠足。1877年，厦门一牧师在教民中创立“戒缠足会”，这是中国第一个公开倡导不缠足的组织。1895年，英国商人的妻子——立德夫人(Little，Archibald)联合在华的西方妇女在上海设立“天足会”。“天足会”鼓励中国妇女参加，在成立之初就明确表示，待中国风气开化后，西方人将退出而由中国人办理。

1882年，北上赶考的康有为路过上海购买大量“西学”书报，《万国公报》上刊登的有关缠足的文章使他深受启发，回乡后便展开戒缠足活动。1896年，维新运动正在兴起，国人开始对新学产生浓厚兴趣，成立了一批研习新学的社团，其中就包括广东、四川等地的戒缠足会。1897年春，谭嗣同、梁启超等人发起成立上海不缠足会，宣布以上海为全国的总会，号召各地成立分会。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也刊登戒缠足的文章。从此，不缠足运动迅速向南方各省扩展，短短时间各地成立了几十个戒缠足的团体。“百日维新”期间，一直宣传不缠足、早在家乡创办不缠足会并令女儿不缠足的康有为给光绪皇帝上了许多奏折，其中就包括著名的《请禁妇女裹足折》。光绪皇帝同意此奏，令各督抚推行。从上述梳理可以看出，维新派大声疾呼废除缠足成为戊戌启蒙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对于推动废除女子缠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 严复.教授新法[M]//孙应祥，皮后锋.《严复集》补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65.

[2] 孙中山.在广东省第五次教育大会闭幕式的演说[M]//孙中山全集：第五卷.北京：中华书局，2006.

[3] 康有为.意大利游记[M]//康有为全集：第七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374.

[4] 康有为.与朱一新论学书牍[M]//康有为全集：第一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315.

[5] 康有为.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折[M]//康有为全集：第四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98.

[6] 康有为.请废八股以育人才折[M]//康有为全集：第四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295.

[7] 严复.实业教育[M]//严复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8] 康有为.日本书目志总目[M]//康有为全集：第三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264-265.

[9] 谭嗣同.仁学[M]//谭嗣同全集(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8：293.

[10] 严复.原强修订稿[M]//严复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17.

[11] 康有为.万寿大庆乞复祖宗行恩惠宽妇女裹足折[M]//康有为全集：第四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12] 康有为.请禁妇女裹足折[M]//康有为全集：第四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3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