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宇

(黑龙江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2)

文化哲学视域下的俄罗斯民族性格解读

杨振宇

(黑龙江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2)

俄罗斯民族的性格独特而复杂。俄罗斯民族的性格是怎么形成的？文化哲学以哲学的视角研究民族性格具有独特的优势。俄罗斯文化是东正教文化，这一文化模式对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形成具有决定意义，它是我们把握和理解俄罗斯民族性格的“钥匙”。

文化模式；俄罗斯东正教；俄罗斯民族性格

俄罗斯民族具有独特复杂的性格。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不同民族会因其自然和人文的因素而展现出不同的民族性格，但像俄罗斯民族所具有的如此独特复杂的性格还是少见的。美国学者杜兰这样描述过俄罗斯人的性格：“俄罗斯文明显示出一种奇妙的混合特性，既有违抗不得的纪律，又充满着冷酷无情的压迫……充满着音乐但也非常粗俗，忠诚而又残忍……”[1]

俄罗斯民族性格及其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可以说，这一问题是一个在多个学科领域足以引起众多学者关注的问题。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古往今来有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寻求破解俄罗斯民族性格之谜。而在这个问题的众多解释中，文化哲学以其哲学的高度为我们深刻把握和分析俄罗斯民族性格及其成因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一、文化模式与民族性格

文化哲学是以哲学的视角研究文化的本质，文化的基本特征，以及文化的发展规律的学科。一般认为，文化哲学研究的核心概念是文化模式。美国著名学者本尼迪克特在其代表作《文化模式》中指出，文化模式主要包括这样两点含义：首先，一种文化模式必须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它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整体；其次，每种文化模式中都存在着一个核心的价值取向，文化模式中的所有内容都是围绕着这个核心价值取向而发生联系的，该价值取向规范着人们的行为，是一种文化模式的重要标志。从哲学的角度看，文化之所以具有一定的模式，是因为各种文化有其不同的主旋律即民族精神。黑格尔就说过，每个民族都有它特有的“民族精神”。美国当代哲学家理查德·罗蒂在他的《后哲学文化》中所说的“每个民族都有他的‘文化酵母’”也是这个意思。我国学者梁漱溟先生也有类似说法，梁漱溟先生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生活样式，这个生活样式也就相当于该民族的文化模式。[2]

每个民族都有它特有的文化模式，每个民族中的每个成员都只能按照该民族特有的文化模式进行活动，久而久之也就形成了该民族的民族性格。所以，研究一个民族的性格，就不能不对它所生活于其中的文化模式进行研究，这是我们理解一个民族的民族性格的“钥匙”。那么，俄罗斯民族独特的文化模式和民族性格是什么呢？他们之间又是怎样的逻辑关系呢？

二、俄罗斯东正教文化与俄罗斯民族性格

大家知道，俄罗斯民族的文化模式主要表现为东正教文化。众所周知，宗教是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极其重要的文化现象，它素有人类学常数的美誉。因为宗教一经产生后，它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它所处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而成为人类社会中稳定、独立、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柏格森说：“从过去或现在的人类社会中，我们可能找不到科学、找不到艺术、找不到哲学，但决不会找不到宗教。”[3]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历史中，宗教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它往往已经内化为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渗透在一个民族的日常生活的一切领域和方面，并孕育为一个民族的民族性格。所以，宗教是我们研究、理解一个民族的极其重要的途径。东正教文化是俄罗斯民族性格产生的最重要的母体，因此我们要想真正了解、研究俄罗斯民族的性格，不了解、研究俄罗斯的东正教文化显然是不可能的。

俄罗斯东正教文化有着它自己的非常独特的形式和内容，有着它自己特有的价值取向，正如俄罗斯宗教哲学主要奠基人之一的基列耶夫斯基说的那样，俄罗斯民族具有与西方民族不同的“独特的东正教思维”。所以，这一文化模式所孕育的俄罗斯民族的性格也就必然具有非常独特的内容和风格，下面我们分四个方面加以具体论述。

1.俄罗斯东正教文化中的非理性主义色彩与俄罗斯民族情绪化的性格特点。和西方天主教和新教相比，东正教重修道而轻讲道，不会对神进行所谓的理性证明。按照东正教的教规教义，东正教的神职人员在主持修道活动时极力引导教民进行冥思灵修式的祷告，于是整个祈祷活动弥漫着浓烈的神秘气息。教民在祈祷活动中，一遍又一遍地虔诚地呼唤着主的英名，感念着上帝的恩典，表达着对上帝的信仰。在这样的过程中，教民有时会感觉与上帝的世界有了近距离接触，甚至会感到自己已经参与到上帝的生活中去了。

东正教的这种非理性主义的神秘色彩也决定了他们的认识方式只能是直觉的、顿悟的。这一点也和西欧的天主教、新教有很大的不同，由于天主教、新教和西方理性主义哲学上千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天主教和新教已经习惯了用逻辑推理来证明上帝的存在，用理性思维来认识上帝。而东正教的思维方式主要是东方式的感性思维，这种认识方式相对于理性的方式来说，具有直接、生动、形象的特点，很容易被人切身地感受和接收。

俄罗斯东正教文化中这种非理性色彩和感性的认识方式，直接影响了俄罗斯民族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形成了俄罗斯民族感性的情绪化性格。正如俄罗斯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所说，俄罗斯民族“可能使人神魂颠倒，也可能使人大失所望，从它那里永远可以期待意外事件的发生, 它最能激起对其热烈的爱，也最能激起对它的最强烈的恨”[4]。我们和俄罗斯人接触的日常生活发现，俄罗斯人喜怒无常、大胆任性、感情用事的性格，常常会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应该说，这种情绪化、极端化的性格特点已经成为俄罗斯民族性格的重要内容。

2.俄罗斯东正教文化中的共同性原则与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群体情结。在俄罗斯近千年的东正教文化历史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点，即教民的得救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所有教民的共同事业。俄罗斯最早的宗教哲学家之一霍米亚科夫说：死是自己的，得救是大家的，“任何有信的人，都与他人共享信仰；有爱的人，都在分享爱；祈祷的人和他人一起祈祷……”[5]。霍米亚科夫把一体的观点，叫作俄罗斯东正教文化中的“共同性”原则。“共同性”原则是俄罗斯东正教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

俄罗斯东正教文化中的这个共同性原则，表现在俄罗斯民族性格中就是群体情结。俄罗斯有一句俗语：俄罗斯灵魂——慷慨的心灵。俄罗斯民族从来就盛行着乐于助人的风尚，这和俄罗斯民族性格中形影相随、息息相关的群体情结不无关系。这样的民族性格在战争年代则能表现出巨大的力量，俄罗斯民族的每一个成员，他有时可以忍受敌人的折磨和羞辱，但是，一旦他看到、知道自己的同胞也遭到敌人的侮辱和摧残，往往会焕发出对敌人的巨大仇恨，义无反顾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二战期间，苏联女英雄卓娅遭到德军的侮辱后被杀害，俄罗斯军民为此焕发出惊人的勇气和力量，“为卓娅报仇”的口号响彻在战场的上空，以至于后来斯大林签署了世界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命令，苏军绝不接受杀害卓娅的德军322团的投降。

3.俄罗斯东正教文化的救世观念与俄罗斯民族的战斗性格。无论和天主教，还是和早期东正教相比，俄罗斯东正教都有着更强烈的救世意识。俄罗斯东正教很早就盛行“第三罗马”的说法。该说法宣称，自基督教分立后，东正教就承接了基督教的真义，它是世界上真正的正统的教会即正教。但是后来由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崛起，君士坦丁堡被异教徒攻陷，东正教的中心就向莫斯科转移，俄罗斯的东正教就应该负起拯救全世界的重任。十四世纪的普斯科夫修道院院长菲洛费伊曾说，基督教的真义有两次中心的转移：罗马——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莫斯科，第一次转移已经发生，第二次转移正在发生。基督教的真义“又往第三罗马奔跑，也就是奔向新的伟大的俄罗斯……两个罗马已经陨落，第三罗马屹然不动，第四罗马是不会有的”[6]。“第三罗马”观点的实质在于强调，俄罗斯民族是上帝拣选出来注定要承担拯救世界使命的民族，世界上也只有俄罗斯民族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俄罗斯民族必能使世界摆脱邪恶的控制，并能引导世界走向光明。“第三罗马”的观念在俄罗斯东正教的历史发展中，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

俄罗斯东正教文化中的这种救世观念，不仅强烈地唤醒了俄罗斯民族的民族意识，而且强烈地激发了俄罗斯民族的担当精神和斗争勇气，从而使俄罗斯民族成为世界闻名的不屈不挠的战斗民族。1812年，打遍欧洲无敌手的拿破仑亲率60万大军入侵俄罗斯，结果遭遇到俄罗斯人顽强英勇的抵抗，一败涂地，损失了大部分军队，狼狈地逃回法国，并导致最后的垮台。拿破仑惊愕地说：他还从未遇到过如此顽强的军队。1943年，不可一世的德军在斯大林格勒城下遭到了最英勇的抵抗，最终也遭到了彻底失败。一个幸存的德军士兵后来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俄国人不是人，而是某种钢铁铸成的东西，他们不知疲倦，不怕炮火。”

4.俄罗斯东正教文化中的苦难意识与俄罗斯民族的忍耐性格。历史上俄罗斯在经济文化上一直处于比较贫穷和落后的状态，在广大民众的普通生活中，不公、贫困、无休止的劳作是他们生活的主旋律，痛苦和忧伤是他们生活的主旋律。普希金曾经说：“上帝就像我们俄罗斯一样忧伤。”在这样的情况下，劳苦大众需要得到心理的安慰，而东正教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俄罗斯东正教向人们宣称，现实的世界是恶的，产生恶的原因是人们远离了上帝。

与天主教不同，俄罗斯东正教强调，上帝创造人的过程是爱的过程，爱是人和上帝的关系的最重要内容，同理也应是上帝的子民之间，即人与人关系的最重要内容，爱是人构建社会的基础。我们知道，西方天主教是把人的权利作为社会关系的基础。由于俄罗斯民族更愿意相信上帝的爱和拯救，这样使俄罗斯民族更能够忍受现实世界的苦难、不幸，接受甚至原谅现实世界中的“罪”，从而形成了俄罗斯民族著名的苦难意识。索洛维约夫指出，“俄罗斯理念”中就包含对苦难的崇敬。苦难意识是俄罗斯东正教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也正是俄罗斯东正教文化中的苦难意识，孕育了俄罗斯民族的忍耐性格。我们在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大量的俄罗斯作家的作品里看到，俄罗斯人民能够在现实的苦难中，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着上帝，祈祷上帝，祈祷拯救的降临。我们看到，在漫长的等待中，普通农民日复一日、毫无怨言地劳作，有时还能替罪犯交付不起的罚金。于是，忍耐现实生活中的“苦难”、“不幸”与“罪”， 成为俄罗斯民族日常生活中的一项主要内容，忍耐渐渐地成为了俄罗斯民族的民族性格。

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形成，还有许多其他的原因，如多民族组成的原因，地理气候原因，等等。但是俄罗斯东正教文化，无疑是俄罗斯民族性格形成的重要原因。俄罗斯东正教文化作为俄罗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融化为俄罗斯民族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也表现成为俄罗斯民族的民族性格。俄罗斯民族性格和俄罗斯东正教文化，作为两个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文化现象，共同成为俄罗斯民族的标志。

[1] 杜兰.世界文明史：卷10[M].幼狮文化公司,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690.

[2] 梁漱溟.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32.

[3] 柏格森.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M].王作虹,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91.

[4] 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M].雷永生，邱守娟，译.北京：三联书店，1995：2.

[5] 雷永生.宗教沃土上的民族精神[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998(1)：51-52.

[6] 克雷维列夫.宗教史：上卷[M].王先睿，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187.

(责任编辑：张晓军)

2017-05-1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BZX069)；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5ZXD02)

杨振宇(1966- )，男，黑龙江齐齐哈尔人，黑龙江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

G03

A

2095-4824(2017)04-003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