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保秀

（湖南师范大学，湖南 长沙，410006）

湖湘文化近代转型开端再考
——以人才群体为视角

牛保秀

（湖南师范大学，湖南 长沙，410006）

文章从人才群体角度探讨了湖湘文化的近代转型的开端。嘉道年间，形成以陶澍、贺长龄、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经世派人才群体，他们宣传经世致用思想，引介西方先进文化，提携后进人才，遂开启了湖湘文化的近代转型。近代以来，转型后的湖湘文化对中国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首先，湖湘人才群体对中国的历史发展与时代变迁有着敏锐的感知力。其次，他们往往成为时代的代言人，为时代发声。而他们本身也是时代变迁和文化转型的重要标志。

湖湘文化；近代转型；人才群体；开端

一、前言

近年来，文化问题颇受关注，学术界对于中国文化转型问题也多有研究，出现一批重要成果，如郑大华和彭平一合著的《社会结构变迁与近代文化转型》，关注的是中国文化整体转型。而近年来，作为地域文化的湖湘文化也越发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1]。近代湖南为民族解放和国家富强贡献了一大批人才，形成了五大人才群体。纽约《北美日报》上的一篇“社论”曾这样称写道：“湘籍历史名人、学者、政治家人数之多，近百年一直居各省之冠。”[2]而湖南古代的人才数量相较于近代的人才情况，可谓是天壤之别，一部《中国历代名人辞典》收录鸦片战争以前的历史名人3005人，其中湖南籍的仅23人，占同期全国名人总数的0.77%。[3]近代湖南之所以能涌现出如此众多的人才，这与湖湘文化的近代转型密不可分。

关于湖湘文化近代转型问题，目前研究成果多以论文为主，尚无专著。其中论及湖湘文化近代转型的发端问题则更少，且观点仍有值得商榷之处，以下简要介绍相关成果。周秋光认为湖湘文化的近代转型不是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爆发为起点，而是以1895年的甲午战争失败与湖南维新运动的兴起为开端。其标志是从物质的、制度的、精神的各个层面都表现出时代和社会的近代化特色。[4]戴雪蕾亦持相同观点，她认为事实上，只有当中西文化彼此产生冲突与融会，原来的文化发生了变异，朝着新型的资本主义文化发展，才能真正意味着近代文化的开始。据此理论，以1895年的甲午战争失败及湖南维新运动的兴起为开端，更能揭示出湖湘文化近代化转型的特质。[5]王继平认为晚清是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时期，作为文化的人格化代表和文化的创造、传播者的晚清知识分子，在晚清的文化与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也经历了一个痛苦的文化转型过程，他们的文化价值观念、文化心态和文化角色地位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蜕变过程，由传统型的士大夫转变为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从而推动了近代文化与近代社会的转型与发展。[6]此文提及了知识分子在文化转型中所起的作用，但却未论及湖湘文化近代转型的发端。陈先初则指出，鸦片战争时期，开明湘人魏源有感于列强入侵及其反映出来的中西差距，萌生了向西方学习的想法，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明确主张。这一主张不仅继承了经世致用传统，而且将这一传统与时代要求结合起来，赋予其具有近代意义的新内涵，从而开启了湖湘文化以及中国文化的新纪元。[7]将魏源的师夷长技的思想作为开端是合理的，但是却忽略了地主阶级经世派群体中如陶澍、贺长龄等实权派的作用，显然还可以作进一步的讨论。笔者认为湖湘文化的近代转型绝非突变，而是一个持续的变化过程，单以某一事件或者人物作为湖湘文化近代转型的开端，是不太合理的。因此，笔者拟从人才群体角度着眼，探讨近代转型的开端。

二、地主阶级经世派人才群体与湖湘文化转型的关系

《中华文化史》一书中，将文化定义为：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类化”，是人类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对象化，是人类创造的文化价值，经由符号这一介质在传播中的实现过程，而这种实现过程包括外在的文化产品的创制和人自身心智的塑造。文化的实现过程包括对自身的改造和对社会的改造，简而言之，人既是文化的创造者，那么也是文化转型的推动者，人的本身也是文化发展变化的标志。人才的近代化推动文化的近代化，文化的近代化反过来又将对后面的人才产生积极的影响，使他们的思想更具近代性，在实践活动的过程中，一方面不断地改造自身，一方面也改造着他们的母体文化。正是在这种互动过程中，人才群体近代化。

湖湘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文化，它的变化发展既与传统文化有着纵向联系，即文化的继承性；同时，它又与时代变迁有着横向联系，即文化的时代性。湖湘文化有继承性和时代性，即对已有的文化有所继承，透过继承，构建起了近代湖湘文化转型的基础；同时又融入新的文化因素，并不断发展壮大，从而推动湖湘文化的近代转型。曾国藩曾言：“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所向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贤且智者，则众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众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风俗之于人之心，始乎微，而终乎不可御者也。”[8]文化风俗的转变最开始是涓滴小流之势，而后逐渐扩大，终成江河之势，不可阻遏。而湖湘文化的近代转型就要看到以经世派为代表的湖湘精英的转变。在湖湘文化近代转型的过程中，经世派人才群体成为文化转型的先导，他们对古代湖湘文化的继承和对西方文化的吸收，造就湖湘文化近代转型之势。当然，这一人才群体本身并不能独立于文化而单独存在，其本身也是湖湘文化发展的要素与标志。

“嘉道年间出现的一些新的社会和思想因素为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提供了某种可能性，而发生于此时的鸦片战争在客观上又为这些新的社会和思想因素注入了新的内容，促进了嘉道之际复兴的经世思潮的发展，从而使这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性。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就是以嘉道年间为历史起点的。”[9]在经世思潮的熏陶之下，湘籍经世派对于近代的文化特别是西方的文化有了比较强的接受能力。在湖湘籍经世派的推动下，经世思潮成为湖湘文化转型的先导，也可以说是整个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的先导。在此基础上，湖湘文化有了近代转型的可能性。

就湖湘文化转型而言，首先就体现在地主阶级经世派群体的思想转变以及对新思想的宣传。“价值观念的变化，既是近代文化不同于古代或中古文化的一个根本点，也是衡量文化的近代转型是否发生和完成的一个重要指标。”[10]之所以将湖南的第一代人才群体作为近代转型的开端就在于他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深刻的转变，文化转型已初见端倪。

湖湘经世派人才群体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以陶澍、贺长龄为代表的封疆大吏，在施政过程中充分运用经世致用思想。陶澍从道光三年（1823）年迁安徽巡抚算起，他在两江地区职任封疆16年。倡导实学，革除弊政。“后世高谈性命，逃之于空虚，谈论日多，而无当于实用，学术之不能如古，盖在是矣。”[11]所以，必须大力倡导实学，“有实学，斯有实行，斯有实用。”[12]陶澍为官一方，大力兴修水利；整治漕政，改漕运为海运；变革盐政，改纲盐为票盐；此外，他还改革交通运输和币制。陶澍在施政过程中，融入经世致用的思想，通过一系列的经济改革，保护商民利益，促进两江地区进一步开发。

贺长龄官至贵州巡抚、云贵总督。其功绩对后世影响颇大。其一是倡导实学，讲求实政。他要求士子不要只为了科举而事八股之虚文，而应该“会人我于一源，贯事理于一致。”[14]贺长龄为官数十年，惠民之政颇多，在推行海运、清理狱讼、兴办教育、改善风俗、发展经济、协调民族关系、严禁鸦片等各个方面政绩突出。特别是发展经济方面，他注意货畅其流，打击不法胥吏，维护商人的正当利益，鼓励正当合法的商品贸易。二是主持编写《皇朝经世文编》。该书选辑了清初至道光朝的官方文书、专著、述论、奏疏、书札等文献，入选作品皆有助于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一切高深莫测、泛泛空谈的议论概不入选，反映了清代前期和中期部分学者和官吏的“经世致用”思想及改革图治的愿望。该书刊行后，影响很大，使经世致用的理念深入人心，开晚清变法改革之先声。贺长龄不仅在处理政务的过程中讲求经世致用，还主持《皇朝经世文编》，扩大经世思想的影响力，对经世思潮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另一类是魏源、汤鹏等文人幕僚，长于著述。魏源博通经史，声名远播，先后担任贺长龄、陶澍的幕僚，辅佐贺长龄编纂《皇朝经世文编》，帮助陶澍办理水利、漕运、盐政等诸多要务，生平著述宏富，是同期经世派中著述最为丰富和系统的学者和思想家，是当时开眼看世界的核心人物。魏源秉承传统湘学的经世精神，借今文经学呼吁社会变革，并且为了应对鸦片战争后中国面临的新形势，在林则徐《四洲志》的基础上编著了《海国图志》，是当时中国人自编的最为详备的世界历史地理著作。魏源在《海国图志》原叙中说道：“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故同一御敌，而知其形与不知其形，利害相百焉；同一款敌，而知其情与不知其情，利害相百焉。古之御外敌者，诹以敌形，形同几席；诹以敌情，情同寝馈。”[15]魏源在《海国图志》一书中宣传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介绍西方先进文化，直接拉开了文化转型的大幕。

地主阶级经世派除对经世思想的大力宣扬与实践，为湖湘转型奠定了思想基础以外，陶澍与贺长龄等人还提拔人才，为文化的转型提供了人才条件。《清史稿·陶澍传》有一段评论：“澍见义勇为，胸无城府。用人能尽其长，所拔取多至方面节钺有名。在江南治河、治漕、治盐，并赖王凤生、俞德源、姚莹、黄冕诸人之力。左宗棠、胡林翼皆识之未遇，借为婚姻，后俱为名臣。”张佩纶与张之洞在叙谈中说：“论道光来人才，当以陶文毅公为第一”还指出：“而陶（澍）实黄河之昆仑，大江之岷也。”，把陶澍形象地比作近代初期各类人才的源头。“（陶澍）不仅对清嘉道年间经世思潮的形成发挥了巨大作用，扩大了湖湘文化在全国的影响，而且培育了一代人才，对中国由古代走向近代、由封闭走向开放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3]道光十年（1830年），贺长龄因母亲去世回长沙守制，年青好学的左宗棠前往贺家借阅图书、请教学问。贺长龄数次亲自登楼取书，不以为烦。同陶澍一样，贺长龄也为湖湘文化近代转型提供了人才条件。

三、地主阶级经世派对湖湘文化转型的效果评价

以陶澍、贺长龄、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经世派群体对湖湘文化转型的贡献：其一、倡导经世致用思想以及提供系统全面的西方文化。陶澍、贺长龄长期在地方为官，在施政过程中充分展现经世致用思想，贺长龄还主持编纂《经世文编》，进一步宣传经世思想。如果说陶澍和贺长龄等高级官员在施政中融入经世致用思想是在“温故”行为，是对传统思想的一种复兴；而魏源积极介绍西方文明，则是在“知新”，为湖湘文化的近代转型提供了新的原料。其二则是提拔人才，为后面人才数量呈现井喷式的增长作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陶澍位高权重，是当时湘籍经世派的领袖与核心：贺长龄曾是他的下属，魏源在陶澍幕中长达十四年之久，湘军首领胡林翼是他的女婿，左宗棠曾替他理家教子八年，并结为儿女亲家，曾国藩亦曾仔细阅读过《陶文毅公全集》，受到一定影响，在他们奠定的思想人才基础上，逐渐形成连续不断并且日益壮大的人才群体。因此，可以这样说，没有地主阶级经世派人才群体的贡献，就没有湖湘文化的转型，而陶澍、贺长龄、魏源等人则是湖湘文化近代转型开端的标志。后面的几个人才群体，如以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为代表的湘军集团；以谭嗣同、唐才常为代表的维新派人才群体；以黄兴、宋教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人才群体以及以毛泽东、蔡和森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人才群体都直接或间接受到了第一代人才群体的影响，吸收他们的某些特质，逐渐构建起了自身认知体系，并且在不同时期崭露头角，给中国近代史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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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魏源全集（第四册）[M].长沙:岳麓书社，2010:1.

On the Beginning of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Huxiang Culture——fromthe perspective ofelite group

LIUli-yuan
(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06,Huna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beginning of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Huxiang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alent group.In Jiaqing and Daoguang period,the talent group of administer affairs school is represented by landlord class:Tao Shu,He Changling and Wei Yuan.They promoted the Thought of Studies for the Purpose of Application,introduced advanced western culture,and lifted junior talents.All of these opened the gate of Huxiang culture transition in modern times.In modern times,it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Chinese history.Firstly,Hunan talent group has the acute perceptivityof Chines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time variation;secondly,they are regarded as the spokesperson ofthe era and speak for the era.However,theyare the significant symbol oftime variation and culture transformation.

Huxiangculture;modern transformation;talent group;beginning

G127

A

1671-5004（2017）04-0066-04

2017-04-09

牛保秀（1991-），女，山西大同人，湖南师范大学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