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不凡

可批评的科学：一种语境经验论的分析
——评海伦·朗基诺的《知识的命运》

王不凡

美国科学哲学家海伦·朗基诺(Helen E.Longino)的代表作之一《知识的命运》*海伦·朗基诺：《知识的命运》，成素梅、王不凡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一书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收入“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近期出版。该丛书选收20世纪西方哲学界各主要流派影响较大的著作。英文版《知识的命运》一书出版不久就曾获得美国社会学学会颁发的默顿图书奖。它的目标是试图打破科学哲学家和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在学术大战中陷入的理性与社会二分的知识论僵局，填补知识生产的经验条件和理想的成功条件之间的细节。科学哲学家忽视社会力量在科学知识建构中的作用，主张最好把科学知识考虑为理性的认知过程的结果，而科学社会学家则认为，科学家的认知活动必然要受到许多非认知的社会因素的影响。这种歧异隐含的一个共同假设是：把社会力量看成是偏见之源，看成是非理性的。作者基于历史与逻辑的视域，抓住科学探索的社会性与多元性特征，结合当代生物学事例，从理解知识的三种维度出发，剖析了造成这种僵局的认识论根源，以及破解这一僵局的方法论途径。然后，运用认识的可接受性和构型等规范性概念，对知识的定义作出了非二分法的说明，论证了一种依赖于批评语境的社会认识论观点。这种观点超越了传统僵硬的知识观，在知识论的研究中具有显著的意义。

一、消解“理性—社会”二分

《知识的命运》针对的首要问题是，传统科学知识观关于理性和社会的二分假设。“理性”的一方，如逻辑经验主义，他们坚持理论与经验的实证和逻辑分析，拒绝任何价值和社会因素的介入；“社会”的一方，如社会建构论者，他们提倡通过社会关系来为知识的形成建立基础，认为社会的过程不可能是理性的过程。朗基诺在开篇就指出，这种二分“既构成了(1)科学的社会文化实践者与哲学家之间的分歧，也构成了(2)他们所提供的科学知识的建构(或解构)的叙述。认知的合理性和社会性之间的二分，是在把它们明确地看成是互相排斥的时候才产生的”*海伦·朗基诺：《知识的命运》，第2页。。双方以激进的口吻对科学做了不那么谨慎的断言，对此，朗基诺给出了消解二分僵局的方案，它可以牵涉到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朗基诺认为“理性—社会”二分所形成的争论僵局根源于双方对知识概念的理解不一致。她区分了科学知识的三种形态：知识生产，即知识生产实践的集合；认知过程(knowing)，即认知者和认知对象的关系；内容，即知识生产实践的结果。从认知的角度看，这三种形态分别包含了动态的认知过程，主体的认知地位和静态的认知结果。朗基诺指出，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没有区分知识的这三种形态，因而在讨论中经常会出现含义错位的现象：理性主义研究者会把对内容的叙述条件看作定义认知关系的条件，而经验的研究者会把生产实践的要素延伸到对认识状态的理解中。这样，双方就会因为含义的混淆而出现话语的对立。

朗基诺对知识的三种形态进行区分，注意到了知识在动态、个人属性和静态方面的特征。这种区分不仅揭露了理性和社会二分的“病源”，而且为理解知识的内涵提供了差异化的视角。正如她所说：“通过区分这些不同的含义，我能够看到，当以其中的一种含义来理解知识时，它的论证前提可能会是正确的，但这个前提所支持的那个结论并不是这个思想家想要从这个前提中获得的那个结论。因此，如果不对它们做出区分的话，你可能会给出实际上不合逻辑的论证。”*王不凡：《如何理解知识的命运——访斯坦福大学哲学系海伦·朗基诺教授》，载《哲学分析》2015年第6期。知识的这三种形态虽然需要得到区别对待，但在实际的情境中，它们可以是融合为一体的。当我们考察“知道”的时候，需要确定知道的主体、知道的内容以及知道的过程。

第二，朗基诺指出二分双方背后都承诺了附加的二分：个人主义和非个人主义，一元论和非一元论，非相对主义和相对主义。也就是说，理性主义者持有个人主义、一元论和非相对主义的立场，社会学派持有非个人主义、非一元论和相对主义的立场。这样一来，很多哲学家在反对相对主义的同时也拒绝了非个人主义和非一元论，而社会学派往往会在否认一元论的时候排斥个人主义和非相对主义。朗基诺提倡非二分化的路径，她把否定的一方归成一个集合，即非个人主义、非一元论和非相对主义。如下表：*海伦·朗基诺：《知识的命运》，第90页。

二分化者的方式理性化者社会学化者非二分化者的方式个人主义非个人主义非个人主义一元论非一元论非一元论非相对主义相对主义非相对主义

其中否定的三种要素又可以出现诸如整体主义、消除主义、社会性、反实在论、多元论等更多复杂的解释。 如下表：

非二分路径不 同 的 解 释非个人主义整体主义的消除主义的社会的非一元论反实在论的消除主义的多元论的非相对主义绝对主义的消除主义的语境论的

由此看来，理性和社会二分双方的立足点会存在多种歧义，这也是产生误解的一个主要原因。对于这些非二分的解释，朗基诺更加倾向于社会的、多元论的和语境论的说明。

朗基诺这部分的分析相当透彻，直接揭露了理性和社会二分的要害。可以更进一步地说，由于理论内容和生产实践在形式上的区别，理性化者所持有的个人主义、一元论和非相对主义立场更容易在逻辑表征上体现和发挥作用，而社会学化者所持有的非个人主义、多元论和相对主义立场更容易在社会因素的诉求中反映出来，因此，从二分进路背后隐藏的更深层的二分中看到，这些不同的立场也是导致他们没有对科学知识的不同形态作出差异化解读的原因。

第三，证据与假说之间的非充分决定性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建立证据和假说之间的相关性。显然，在面对观察负载理论、事实蕴含价值等挑战时，逻辑表征往往无法完备地传达多种观察程序的意义，导致主张价值中立的理性主义观点并不能让人满意。相比之下，社会型研究者通过社会因素来为科学假说提供建构的依据，承认价值利益对理论选择的重要影响。但在朗基诺看来，建构论者仅仅是对理论做了社会学化的处理，而没有涉及理论的真值意义。相反，建构论者的相对主义立场恰恰使得非充分决定性问题凸显出来，因为充当证据关联的社会因素在约束力和解释力上都要比逻辑规则显得更加灵活多变，相对主义不但没有在假说和证据之间确立可靠的联结，反而使得其中的相关性更加模糊。

朗基诺的方案是用语境来填补证据和假说之间的鸿沟，她所说的语境主要是指在确定证据相关性时，评估数据的过程中所包含的背景假设。“背景假设对不同范畴的现象之间的推理，既有促进作用，也有约束作用。……背景假设所涉及的证据重要性包括：放弃通过句法标准的方式来说明证据和假说之间关系的努力，并把这种关系视为替代的实质性假设。证据关系不是自洽的或永恒的真理，而是证据得以评估的语境中的必要构成。”*Helen E.Longino, Science as Social Knowledg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59.也就是说，证据和假说之间的相关性是由评估数据的背景假设决定的，它所提供的证据关系超出了逻辑关系，因而比汉森的“观察渗透理论”思想更宽。背景假设还“包含这样的实质性假说和方法论假说：从一种观点来看，它们形成了进行探索的框架或直接的学术语境，从另一种观点来看，它们构造了进行探索的领域”*海伦·朗基诺：《知识的命运》，第127页。，这里似乎意味着它和库恩的范式理论具有异曲同工之效。

朗基诺将语境作为一个介入点来解决证据和假说之间的非充分决定性问题，比理性主义的逻辑关联和科学知识社会学派的价值驱动更加行之有效。在消除“理性—社会”二分之后，朗基诺希望从生产实践的语境、认知者的关系和内容的多样性出发，为科学知识提供一种替代二分的论述，也就是她主张的批评的语境经验主义科学知识观。成素梅教授指出：“20世纪末以来，科学哲学的语境论进路为重新审度科学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语境经验主义为考虑背景假设和社会因素的科学探索提供了平台。”*成素梅：《科学哲学的语境论进路及其问题域》，载《学术月刊》2011年第8期。

二、经验、语境和批评的三元结合

事实上，在《知识的命运》中，朗基诺将她的立场称为“批评的语境经验主义”(critical contextual empiricism)，这个标签是对她的前一部著作《作为社会知识的科学》中提及的“语境经验主义”的改进。批评的语境经验主义的核心内容包含三个部分：一是经验，即科学知识建立在经验数据的基础之上；二是语境，即由于经验数据是可废除的，它和假说之间的相关性需要在背景假设的语境中得到确立；三是批评，背景假设的可靠性需要通过主体间的批评来进行检验，经得起多种观点的批评的背景假设才值得依赖。朗基诺之所以在经验和语境的基础上增加批评的部分，这是因为她关注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在她看来，批评性的互动可以实现信念向知识的转变，并提高知识的质量。

同样，波普尔也追求客观的知识，他的证伪主义思想也主张用批评来对检验理论。朗基诺和波普尔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认为科学是可批评的，也就是说，他们都承认经验数据是可错的。但二者也存在很大的差别。波普尔的批评指的是进化论式的猜想与反驳过程，他主张通过批判性的讨论来寻找最接近真理的一个理论，从而实现他所谓的“科学知识通过批判和创造而增长”。*卡尔·波普尔：《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舒炜光、卓如飞、周柏乔、曾聪明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94页。而朗基诺的批评是指基于经验和语境的主体间的话语互动。她区分了两种类型的批评：在实验问题和观察问题的基础上进行的证据批评，以及在理论问题和元理论问题的基础上展开的概念批评。证据批评质问的是证据支持理论的程度，质问充当证据的实验和观察的精确性、范围和性能条件，以及质问它们的分析与报告。概念批评又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批评质问一个假说的概念合理性；第二种批评质问一个假说与一个被接受的理论之间的一致性；第三种批评质问支持一个假说的证据的相关性。*Helen E.Longino，Science as Social Knowledge, pp.71—72.在客观性问题上，最后一种类型的批评是尤其关键的。可以看到，朗基诺主张的批评内容不仅仅局限于经验数据的逻辑运行，而且还对解释数据的假设提出了质问，这实际上是对波普尔的一种超越。

从逻辑的角度看，如果科学知识被理解为是经验数据的逻辑构造或理论假说的简单累积，那就很难排除个人偏好的影响，而且科学知识本身也会成为许多不连贯的理论的混合。朗基诺引入批评这个重要的部分，就是要对个人偏好进行检查，并对理论的选择展开探讨。这时，语境就可以起到关键的解释作用。首先，语境可以解释主体的实践活动。在朗基诺那里，主体是有社会定位的，而不是无条件和个人主义的，主体为了确立和固定观察和推理的断言，需要相互依赖。在主体间的互动中，实际的事件之间会产生关联或者具体的过程会发生变化，语境就是这些事件关系和过程变化的背景假设。语境不仅解释了主体对证据的推理，还解释了主体的证据选择。其次，语境也可以解释共同体的实践活动。在朗基诺看来，共同体所遵守的共同准则或标准和他们对认知实践的评价有关，而且共同体的研究目标也需要通过对价值和标准作出评价才能确定，也就是说，共同体的共享准则和研究目标都需要得到语境的约束，语境决定了共同体对证据或假说的看法和对目标的制定。

经验和语境的结合只是科学知识形成的初步阶段，要使信念或假说转化成为知识还需要展开有效的批评实践。在朗基诺看来，有效的批评实践不是通过推崇一种主体性高于其他的主体性，而是通过确保被批准为是知识的信息是幸存下来的批评，把主观信息转换成客观信息。由此，她为批评实践制定了四个规范：(1)要有可供批评的场所，如期刊杂志、会议论坛等；(2)要对批评进行吸收和回应；(3)要有评价假说或理论的公共标准，也就是说参与对话的人应当分享一些共同的价值准则；(4)学术权威需要有适中的平等性，批评可以允许不同的话语参与进来。*海伦·朗基诺：《知识的命运》，第129—131页。这四个规范为批评实践确立了一个开放的、互动的和平等的话语空间，一者，它们可以使不同的背景假设在同一话语平台上进行碰撞，让人们看到关于经验数据的多样的解读；二者，它们鼓励在话语的交流中对实质性的评价作出吸收和回应，不断加大问题的深度和广度。

接下来，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基于经验和语境的批评实践只要满足四项规范就能够保证知识的客观性了吗？通常而言，要求知识的客观性就是要将人的主观影响从科学实践活动中排除出去。这种传统的客观主义观念实际上忽视了人在科学实践中的能动作用。由此，当建构论者把焦点转向科学的认识过程时，这种传统的科学哲学观就会受到各种价值因素的相对主义冲击。究其根本，从主观视角出发的理想主体要建立某种绝对的客观性，这在逻辑上是行不通的。但如果把客观性的含义朝向科学实践本身，那么就不需要依赖传统的客观主义精神。实践的客观性可以涉及科学探究的模式，也就是科学方法，因而它并不排斥主体的作用。在朗基诺看来，语境分析和科学探究的客观性是可以相容的。由于假说与证据之间的关系是由背景假设来联结的，而背景假设本身可能不会得到经验的检验，那么，检验背景假设的过程就有可能独立于主观偏见，这使得客观性成为可能。因此，可论证的证据相关性的形式化要求，构成了一种独立于且外在于某个特定研究纲领或科学理论的理性和可接受性的标准，对这种标准的满足是构成其客观性之所在。*Helen E.Longino, Science as Social Knowledge, p.75.也就是说，朗基诺通过四项规范对检验背景假设给出了形式化的标准，从而为知识的客观性提供了可能。

朗基诺通过经验、语境和批评的三元结合建立了一种尊重科学复杂性的框架，它允许任何主体偏好参与到批评的实践中去，使得科学与价值的关系变得融洽。这种渗透价值的科学是可批评的，来自不同视角的评价使得关于证据的说明在主体偏好的引导下相互碰撞，并通过彼此的发问和回应逐渐过滤掉不恰当的要素，保留有效的过程和结果，为科学知识建立了经验上的合理性和语境上的可靠性。可以说，科学知识的客观性也由此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四项规范为批评实践提供了可变的维度：开放的场所、互动的话语、公开的标准和适当平等的权威，它们实际上都不是僵化和绝对的要求，而是根据实际情境中具体语境的变化程度来设定的，因此，由这些规范所赋予的客观性是有程度的。正如朗基诺在《作为社会知识的科学》一书中所说，“客观性被证明是一个程度问题。一种探究的方法在其允许得到有变化的批评的程度上，它就是客观的。它的客观性不仅存在于主体间的批评中，还存在于其程序和结果都对这种所描述的批评具有回应的程度中。”*Ibid., p.76.有程度的客观性，这种说法不仅颠覆了传统的客观主义认知，而且使得知识的内涵产生了新的解读，变成了一个动态可变的概念。

三、知识论意义

一种可批评的科学指出了知识本身具有变化的因素，知识生产依赖主体借助语境展开相互的批评性实践。朗基诺把这种批评互动看作科学知识社会化的表现，也就是说，社会化意味着主体间的批评互动。她对科学知识的社会维度的理解和建构论者具有明显的差异，建构论者将社会因素视为主导知识生产的动力，社会价值决定了何种假说或过程被共同体接受，而朗基诺把科学研究看作是价值负载的，社会关系贯穿在所有的实践活动中并且是可批评的。这种社会化的观点超越了理性和社会的二分，把经验、语境和批评三个部分有力地结合起来，按照这样的理解，批评的语境经验主义实际上是对科学知识的本质重新做出了界定。

首先，从经验的角度看，批评的语境经验主义描绘了科学知识的片面性、多元性和暂时性。通过大量的案例研究，朗基诺对经验的适当性相当于什么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强调把暂时性、偏好性和多元性作为经验上确证的假设和理论的典型特征。*成素梅：《海伦·朗基诺的语境经验主义——在斯坦福大学的访谈》，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09年第8期。知识是片面的，因为任何一位认知者所拥有的知识都会在社会、历史、地理和原有的文化观念上受到限制，也没有任何一种生产活动会穷尽一种现象或过程的所有解释途径。但随着实践的增加，人们对一种现象或过程的认知会不断进化，形成越来越特定的领域。知识是多元的，不同的人对同种现象或过程会有不同的解读，也会存在不同的实践，这些有差异的解读和实践由于特定的语境和目标可以反映世界的不同方面。知识是暂时的，而不是永恒不变的。共同体在某些问题上达成的一致是为了满足特定语境的特定目标，而随着语境和目标的变化，科学实践也会进一步取代原来的实践，形成新的问题和方案。

科学知识的这三个新的特征打破了传统知识观那种全面的、一元的和不变的印象。知识的片面性、多元性和暂时性实际上也可以从知识的三种含义上反映出来：认知者的差异化、表征内容的复杂性和生产实践的可变性都是和这三个特征相符合的。从超越二分的角度来看，它们最终指向一种语境论的多元主义立场，从而使科学知识的内涵越来越丰富。

第二，从语境论的角度看，批评的语境经验主义解释了科学知识的可接受性。和范·弗拉森的建构经验主义一样，朗基诺也把经验主义看成是一种建立在信念和假说的可接受性基础上的认识理论，而不是一种意义理论。她提出用“认识的可接受性”(epistemic acceptability)概念来替代传统的“辩护”概念。辩护依赖的是经验证据的逻辑推论，而经验证据的相关性要诉诸具体的语境，只有当经验证据成功地通过各方面的批评才能被接受，这不仅是事关证据的可靠性，而且事关所在语境的认识标准，因为具体的语境在发生作用时是可变的，所以先前被接受的话语可能会随着认识标准的改变而被其他话语所替代。朗基诺指出，如果存在直接经验性的和非语境依赖的证据，抑或是一个得以幸存的批评，它满足了批评的语境经验主义规范，那么，这些内容就是认识上可接受的。*王不凡：《如何理解知识的命运——访斯坦福大学哲学系海伦·朗基诺教授》。也就是说，认识可接受性是依据语境论的解释实现的。

批评的语境经验主义经常会被解读为一种相对主义的观点，如菲利普·基切尔(Philip Kitcher)曾经认为朗基诺的方案只是比粗糙的相对主义更加精致。*Philip Kitcher: “Socializing Knowledge”,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88, 1991, p.676.约翰·杜普雷(John Dupré)认为朗基诺的方案尚不能让反相对主义者满意，表示她依然带有潜在的相对主义隐患。*John Dupré: “Reconciling Lion and Lamb”, Metascience, Vol.12, p.225.这两位学者可能没有注意到一个细微的特征，朗基诺提倡的科学知识观是社会化的，而非社会学化的，这要和科学知识社会学派区别开来。她强调的是证据相关性的语境论解释，而非社会价值的相对性。语境论解释的非相对性表现在：第一，即时性，即承认语境解释的当下的条件合理性，第二，条件性，即解释需要限定特定的条件内，而不是空泛的无条件解释。*尤洋：《认识语境与知识的客观性》，载《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1年第1期。朗基诺在认识的接受性中所要求的就是这种即时的和有条件的语境论解释。

另外，认识可接受性也和她主张的有程度的客观性相一致。认识可接受性本身就是一个程度概念，它的一个条件是主体参与到批评中去，这就意味着批评话语会带有主观色彩。因此由主体间的互动产生的客观性就需要得到不断的提炼。有些新近的学者认为，“在对科学知识的辩护对象由必然的科学转向可接受的科学的过程中，客观性的内涵也随之拓展为新客观主义。……科学发现不仅必然具有可错性，还必然带有不可消除的偏见，而其客观性的构建是在怀疑——辩护情境中双向展开的。”*段伟文、黄时进：《可接受的科学：走向多元主义与新客观主义》，载《科学与社会》2015年第4期。这种新客观主义的倡导实际上就是一种有程度的客观性，它要求人们在批评性的互动中吸收和回应那些可接受的思想。

第三，从实践的角度看，批评的语境经验主义强调了科学知识的有效性。朗基诺赞赏赖尔所说的“知识是一个成功的术语”，成功一词体现了知识应有的效力。朗基诺提出用“构型”(conformation)这个概念来充当内容在认识论上成功的一般术语。“构型”传达了话语内容和话语对象之间的关系，它比“真理”概念更灵活。她经常用地图的例子来说明：一张地图是对某个特定地形的表征，地图的要素与地形的要素相符合，地形的要素在地图中表征什么依赖它的用途。*海伦·朗基诺：《知识的命运》，第176页。同样，一种现象可能会有多种话语构型，不同的话语关系到人们实际追求的目标，所以话语不可以太模糊。话语内容的选择过程是一个社会的过程。当发生批评互动时，构型给出的话语内容应当在某种程度上以及在某些方面符合说明的对象；当在一种科学语境中对程度和方面做出说明时，一个给定的语境必须在什么方面以及什么程度上符合预期的目标，共同体各方都要对其中的问题形成共识。

同样，朗基诺强调批评的有效性。如果那些参与批评实践的人在吸收和回应其他人的批评话语时，改变或者维护了原来的观点，那么批评就是有效的。如果说一种有程度的客观性建立在认识可接受性的基础上，那么批评就是有效达到认识可接受性的动力。与证伪主义暗示的我们的科学知识必须具有证伪的逻辑的理性主义认识论立场不同，可批评的科学支持一种通过质疑和回应的方式来接受和积累合理的内容或过程的一种实践认识论的立场。由于有效性的目标，它并不反对真理的存在，但真理至多只是多元主义观点中的一个偶然的特殊追求。

综上所述，一种可批评的科学，它在经验、语境和批评的方面共同说明了科学知识形成的各个环节以及知识概念的应有之义，它不仅在辩护的策略上比理性主义更胜一筹，而且在实践的意义上化解了相对主义的挑战。朗基诺的科学知识观具有鲜明的社会化倾向，在融合客观性的叙述中也充满了洞察力和创造力。同样，她的语境经验论分析也给我们带来了需要重新思考问题：经验数据和假说的相关性可以通过社会语境来解释，相类似的，体知的经验和假说的相关性说明可以诉诸社会语境吗？把客观性建立在认识可接受性的基础上，那对于主体行动形成的与能力有关的知识或默会的知识又产生了何种客观性？等等。这一系列问题，笔者相信可以从朗基诺的科学哲学思想中得到新的启发。

(责任编辑：肖志珂)

王不凡，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