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全球化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打击下由强转弱，那么今天则面临由弱趋“逆”的严峻挑战。对中国经济而言，短期内坚持“稳字当先”、强调防控金融风险是非常重要的。从中长期看，也不能对来自外部的经济增长动能有过高期待，而应该更多地立足于内生、结构性因素，通过推动消费、服务、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等多方面的“新转型”促进经济“新增长”。

“稳字当先”：面对外部新风险、新冲击的明智选择

“稳中求进”是近年来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基调。2016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继续强调这一基调并将其上升到了“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的高度。因此，“稳字当先”实际上成为2017年中国经济政策的主导思想，而应对外部压力、防控金融风险将是重中之重。

如果说世界经济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际面临“急性病”的突发威胁，那么今天则面临“慢性病”的持续困扰。首先，从经济增长情况看：世界经济总需求不足，复苏乏力，增速持续低于预期；各主要经济普遍减速，经济状况出现严重分化。其次，从国际经贸看：贸易增长失速，投资复苏乏力，两者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不足。再次，从金融领域看：货币政策分化加剧，资本流动和汇率风险显著增强，加之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普遍面临冲击。在金融对外开放不断推进、内外风险关联度提升的背景下，中国也难免受到影响——2015年以来的金融市场情况即说明了这一点。

值得注意的是，主要发达国家国内政治变动的国际经济影响将日益突出。特朗普当选及其激进的政策取向、英国脱欧及其可能的连锁反应等意味着新的冲击在所难免，这将是美国金融海啸、欧洲债务危机、新兴市场动荡等一波又一波冲击的延续，也是世界经济及其治理体系所面临的一轮空前变局的组成部分。

历史经验表明，美联储加息周期是新兴市场金融风险集聚、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显然，特朗普当选意味着加息周期和强势美元“負外部效应”的放大，而这将通过跨境资本流动和汇率波动两个机制持续对中国的金融稳定和经济安全施加影响。相应的，资本流出和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在2017年仍将持续释放。在这样的背景下，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在更重要位置是非常明智的。

经济增长方面，必须强调“稳”重于“快”。短期来看，必须对“潜在增长率”有更清晰的认识，在防止经济增长“失速”的前提下继续适当“减速”，避免过度、过强刺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认为，中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显然，这意味着政策上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目标的高度重视，具体实施也有望更积极地推进。同时，还要加上一条“去雾霾”——这与供给侧密切相关，但也是来自“需求侧”的当务之急。不论“三去一降一补”，还是“去雾霾”抑或“去污染”，都可能加大短期经济下行压力，但对中国经济社会长期稳定的正面意义却是不可估量的。政策实践上，将关系民生、民心的关键问题纳入核心经济政策议程是非常必要的，无疑也体现了“稳”字更深层次的内涵。

推进“新转型”：保持长期增长的关键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史是一部经济转轨（市场化）、国际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几方面紧密交织、协同演进、共同推动发展的历史。实际上，“中国奇迹”背后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因素很多，其出现取决于不同层面、内部外部众多因素的叠加，从宏观上涉及上述多重转型对经济增长带来的合力。

面对全球化由强转弱的现实和由弱转逆的风险，中国不能对来自外部的增长动能有过高期待，而应该更多地立足于内生、结构性因素推动增长。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经济的多重转型将持续释放增长动力——市场化、国际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传统转型”将继续深化并被赋予新的内涵，而消费增长、服务业发展、经济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等方面的“新转型”将发挥关键作用。

（1）消费转型。其首要目标在于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持续贡献，也意味着对投资依赖度的逐渐下降。自身结构方面，消费转型意味着消费“主力”及其偏好的变化，也意味着消费“主流”渠道和模式的变化。中国消费市场增长迅速，但与经济整体规模仍然很不相称，通过提升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空间很大。显然，劳动者收入的提高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在这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仍需大力推进。

（2）服务转型。2012年以来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上升，显示中国经济的服务转型已经启动。2015年第三产业占比达到50.5%，已超过第二产业10个百分点。从国际比较看，服务业比重与发达国家70%以上的水平差距很大，也明显低于与中国人均收入水平相当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因此，中国经济的服务转型仍有巨大空间。这是伴随中国经济升级所必然经历的产业结构变化，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和社会从工业时代到后工业时代的必然转变。

（3）数字化（智能化）转型。这是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在经济各领域的深入、创新运用，也意味着中国经济信息化的演进。如果说信息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在信息产业发展及其对经济增长贡献的话，那么数字化将突破具体的产业边界，更多地蕴含着整体经济模式的转变。这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人和机器、信息和实物的关系在后工业化时代的重构。中国网络零售市场已经在2013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现在仍在高速增长。实际上，“数字红利”将持续存在，用户基数、运营成本、市场和技术反应速度等方面的优势仍然意味着细分市场的巨大发展空间。

（4）绿色转型。这是中国经济作为一个整体从高消耗、高污染、高环境社会代价到低消耗、低污染、环境社会友好的转变。其当务之急是环境污染的治理、环境健康问题的应对，而从长期来看则意味着经济与自然、社会关系从对立、失衡到和谐、平衡的根本转变。中国经历了超高速的经济增长，也承受了高昂的代价。当环境和社会承受力接近临界点的时候，也必然是发展模式的真正转折点。

中国经济的持续转型意味着城市和乡村、消费和投资、服务业和制造业、经济和环境社会等各方面关系的大调整。面对阻力和阵痛，必须以前瞻性、战略性的眼光提前规划“转大弯”，避免遇到问题“急转弯”。战略上需要对各方面的转型，特别是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与四个方面的“新转型”予以通盘考虑、协调推进。具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求对高效率、高附加值、高可持续的“新经济”做加法，对低效率、低附加值、环境社会代价大的“旧经济”做减法，以寻求更高效、更具国际竞争力、更有发展后劲的“新均衡”。

理顺“三大关系”：中国经济再起航

中国经济的巨轮再起航，三方面关系的处理将决定其航向。

首先是经济与环境、社会的关系问题。这方面，应正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收入提高和社会进步、财富水平和民众幸福等几方面的“落差”，以积极有序的社会治理和体制改革解决关乎民生、民心的重要问题——这其中既有经济问题，也有政治、社会、生态和文化问题。

其次，经济领域最重要的是市场和政府的关系问题。关键是纠正政府和市场的功能错位，明确界定两者的边界。这方面的重点是政商关系，难点在国企改革。因此，下一步既要发挥有效、有力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又以有限、有为的政府作为应对市场失灵，解决市场机制无法有效解决的问题。

再次，市场领域对中国经济而言特别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是实体经济和金融的关系问题，涉及金融深化、金融改革和金融开放等相互关联的问题。这方面，应强调先完善改革再推进开放的次序，应突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促进经济转型和推动长远发展的作用，并着力调整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极不合理的利润分配关系。必须以减税等有力的政策手段支持实体经济，在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政策竞争的情况下尤其如此。

经济政策实践中，根据长期发展目标、中期阶段变化和短期潜在增速确定一个适当的目标增速水平将是决策者始终面对的一个问题。“稳”重于“快”：短期如此，长期亦然。展望未来，沿着次第下调的“增长平台”运行是中国经济未来演进的一个理想场景，可以成为发展战略制定和宏观经济调控的一个长期指引，以及引导和稳定社会预期的一个重要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