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负问题向来是社会的痛点。日前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董事局主席曹德旺声称中国税负太高，计划赴美投资10亿美元建厂，引发众议。有观点认为中国税率已经让企业处于死亡边缘，高税负是逼走中国制造企业的真正原因。一时间，有关“死亡税率”的报道，频频见诸报端，成为舆论的焦点。那么，“死亡税率”的说法是否成立呢？

何为“死亡税率”？

“死亡税率”一说，源自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的一份调查报告。天津财经大学的“中国民营企业税负问题研究”课题组2016年上半年在武汉、大连等城市对100多家民营企业进行的调查显示，中国企业的实际税费负担率接近40%。而依照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中的总税率指标来衡量，2015年中国企业总税率（企业税收和强制性的缴费占商业净利润的比例）高达67.8%，鉴于大部分企业的利润率不足10%，课题组负责人李炜光教授因而称，中国企业承担的实际上是“死亡税率”。

“死亡税率”之说是否成立？

用“死亡税率”来形容目前的税负问题，有失偏颇。因为，按照相关数据，我国的企业税负确实没有达到某些分析所反映的程度，即便按照大口径计算，我国的宏观税负也就在30%左右，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42.8%，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33.4%。此外，我国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高新技术企业适用15%税率，世界上征收企业所得税的126个国家标准税率平均为23.7%，欧盟国家平均为22.1%，OECD国家平均为24.8%；我国增值税标准税率为17%，还有13%、11%和6%的低档税率，实行增值税国家标准税率平均為15.7%，欧盟国家增值税标准税率平均为21.6%。综上可以看出，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总体上还是比较低的。当然，由于不同税种的计税依据不一，税率设定不同，对企业而言，衡量企业税负的轻或重，不能简单片面只看税率的高低，税率并不等于税负，应当从多维度综合衡量。

但是，如果按照企业的实际负担来看，却又存在“死亡成本”的现象。这其中税收负担只是一个方面，而且不是主要方面。除税收之外，融资成本、制度交易成本、收费、罚款等，也都是企业负担不可忽视的方面，这导致企业的实际负担远高于税收负担。

税负的结构性分析

从税负构成及承担者来看，我国企业承担了90%以上的各种税费，个人承担的各类税费占比不足10%。相比较而言，西方国家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险税（费）占比较高，企业直接负担的税费显得并不高。

从税负的转嫁性来看，收费往往与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有关，与企业具体的经营活动相关联，难以转嫁；占我国税收收入比重2/3左右的流转税，由于依附于价格，受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可以实现转嫁，纳税人与负税人分离，企业只履行缴税义务，并非负担者。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会导致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总税率”指标计算的企业税负虚高。至于流转税的累退性，可以通过税制结构优化完成，但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如何减少企业的税负“痛感”？

“死亡税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税负“痛感”强烈，要减少企业税负“痛感”，务实之策就是继续为企业降成本，减税降费。

一是推进清费立税进程。加大费改税力度，切实将适合税收形式征缴的收费项目、基金项目改为税收；在大力推进税制改革的进程中，适时将某些收费项目并入到税改方案中，统筹实施；在构建财税体制框架结构中，通过费改税，健全地方税体系，确保地方财源稳固。

二是加大减税降负力度。在明晰政府事权和规范政府支出的前提下，控制政府规模膨胀，减少政府对社会资源的强制占有和使用的份额，着力把握好减税降负主基调，为刺激企业投资增长、增加居民收入水平和扩大消费能力预留空间。妥善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以及相互间资源占有和分配使用的关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地位，为企业和市场松绑，为经济发展增添活力。

三是逐步提高直接税的比重。借营改增减税之机，进一步提高直接税比重，加快推进个人所得税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改革，积极研究房地产税立法，扩大企业所得税税基，规范税前扣除。通过税制改革，为政府实施精准调控预留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