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红彦

(河北师范大学商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汇率、劳动力调整成本与就业

杨红彦

(河北师范大学商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将劳动力调整成本引入贸易模型，可分析经济开放条件下就业面对汇率冲击的调整过程。利用动态面板等方法对中国采掘业和工业33个部门1998—2009年汇率对就业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较高的劳动力调整成本和汇率波动降低就业汇率弹性，较高的经济开放度提高就业对汇率的弹性，较高的生产率降低就业对汇率的弹性；劳动力调整成本通过限制就业流动降低了就业汇率弹性，并且对低劳动生产率的行业的影响大于高劳动生产率行业。

就业；汇率；劳动力调整成本；生产率

一、问题提出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通过各种渠道迅速传递到世界其他经济体，这表明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开放经济体的外部冲击风险。作为外部冲击重要组成部分的汇率冲击，在这次危机过程中对各国劳动力市场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固然与一国汇率制度选择有关，但劳动力市场面对汇率冲击的调整能力和调整过程，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劳动力市场在汇率等外部冲击下的调整能力和调整过程，很可能与劳动力市场自身的制度安排具有密切联系。

劳动力市场制度对就业调整的影响是多方位的，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劳动力调整成本，研究文献中关于劳动力调整成本在汇率与就业关系中的作用主要分两方面：

一是综合分析就业针对汇率的调整过程，将劳动力调整成本作为企业劳动成本的组成部分，但实证中并未剥离调整成本对就业动态演变的影响。如卡帕和戈德伯格(Campa & Goldberg，2001)认为汇率波动对美国工业部门的就业和工资有较小显著的影响，其影响程度取决于行业的竞争能力和技术水平，就业调整速度是劳动力调整成本的增函数，但是劳动市场调整成本的效应并没有分离开来[1]。此后的研究大都是在此基础上拓展，福和巴拉苏(Fu & Balasubramanyam，2005)从出口角度，验证实际汇率影响劳动力使用的效率渠道[2]；华(Hua，2007)利用工业数据和全体行业数据验证了汇率影响就业三种不同的渠道[3]；纽斯(Nussi，2010)详细估计了市场垄断能力和进口投入对汇率就业弹性的影响，并提出工资调整是企业应对汇率冲击的另一种渠道[4]。这些研究延续了卡帕和戈德伯格(2001)对劳动力市场调整成本的处理方法，即各种渠道估计系数包含了劳动力市场调整成本的影响。

二是剥离劳动力调整成本对就业调整的效应。梅利兹(Melitz，2003)以新新贸易为理论基础，利用一般均衡分析，通过模拟等实证方法检验劳动力市场刚性、开放水平以及劳动生产率水平对就业汇率弹性的影响[5]。伯门等(Berman et al.，2012)在贸易模型的基础上得出劳动力调整成本越高，就业汇率的弹性越低的结论[6]。此后，亚历山大等(Alexandre et al.，2010)在贸易模型中加入劳动力调整成本，并同时运用模拟和面板效应估计方法发现低劳动生产率水平、高贸易依存度以及劳动力市场灵活(劳动力调整成本低)的行业面对汇率冲击时，就业波动更为敏感[7]。

本文在卡帕和戈德伯格(2001)[1]分析的基础上，沿用并简化伯门等(2012)[6]和亚历山大等(2010)[7]模型，在贸易模型中加入劳动力调整成本的函数，推导最优化条件下，劳动力调整成本、贸易开放度、劳动生产率与就业汇率弹性的关系。之后，按照细分行业的分类构建中国工业和采掘业行业的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指标和实际有效汇率指标*多数研究汇率的文献倾向于利用实际有效汇率。实际有效汇率是衡量一国货币对宏观经济作用的重要指标。关于实际有效汇率的研究和测算代表性的成果有国际清算银行(BIS)、国际货币基金(IMF)、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国际经济组织定期公布范围不等的国家货币的实际有效汇率指数。本文参照BIS双权重框架构建细分工业部门实际有效汇率，由于第三国市场数据的不可得，并未考虑第三国市场效应。，检验劳动力调整成本、贸易开放程度以及劳动生产率水平与中国行业的就业汇率弹性的关系是否符合模型的结论。最后应用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一方面检验劳动力市场流动性通过行业内部和行业之间就业流动影响的就业汇率弹性，另一方面检验劳动力调整成本对就业汇率弹性的影响与行业生产率水平的关系。

二、理论模型

垄断竞争市场上，代表性厂商生产多样化商品φ，并出口到i国家。商品在i国家的价格，用i国家货币表示为：

(1)

其中，pt是t时期商品在母国的价格；pit(φ)出口国的价格；εit是t时期用本国货币表示的外国货币的价格；ηi是出口目的国家的分配成本，用劳动力数量表示；wit是t时期出口国工人的工资。厂商的成本包括劳动力成本、固定成本以及劳动力调整成本，成本函数如下：

(2)

其中，调整成本为：

(3)

利润最大化的价格和产量分别为：

(4)

(5)

对数线性化*限于篇幅，具体的推导过程略。为：

(6)

其中，带上标的变量代表原变量的对数形式与稳定状态的偏离值。此外假定外生变量和实际有效汇率遵从一阶自回归过程：

(7)

(8)

因此，可得出模型的解的形式：

(9)

结论1：劳动力调整成本(γ)的提高将降低就业对汇率的弹性*关于结论(1)，本文采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在模拟参数的选择上参照伯门等(2012)[6]和亚历山大等(2010)[7]，δ=0.96；ρq=0.5；η=0.5；σ=7；q=6；y=2。模拟结果显示劳动力调整成本的提高降低了就业汇率弹性。库纳特和梅利兹(Cuat & Melitz，2012)发现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国家更倾向于发展波动程度高的行业[8]。。

结论2：经济开放度(σ)的提高将会提高就业对汇率的弹性；生产率(φ)的提高降低就业对汇率的弹性；汇率持久性(ρq)的提高提高了就业对汇率的弹性[8]*结论(2)可通过符号运算得出。。

三、计量方程和数据

(一)估计方程和估计方法

为了检验实际有效汇率冲击下，劳动力市场调整成本、经济开放程度、劳动生产率以及汇率持久性对就业的影响，本文设定如下计量方程：

其中，yt为各行业工业总产值(对数形式)；klit为各行业资本劳动比例(对数形式)；Xit为各行业出口产出比例；Mit为各行业进口产出比例；REERit为各行业实际有效汇率(对数形式)；flexit为各行业劳动市场灵活指标；mpriceit为原材料投入价格指数；ct为居民消费(对数形式)；Lit为各行业就业人数(对数形式)。

由于式(9)的等号右边包含了滞后一期的因变量，传统的估计方法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不能得到无偏和一致的估计量。安拉和伯德(Arellano&Bond，1991)[9]提出的一阶差分广义矩估计(first-differencedGMM)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上述问题，但随后发现这种估计方法得到参数估计量的有限样本性质较差，估计结果会存在较大的偏误。二阶段广义矩估计比一阶段广义矩估计更渐进有效。为了使估计结果更加稳健，本文将给出二阶段一阶差分的广义矩估计和系统广义矩估计的结果。

(二)数据描述

1.行业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指标

这部分将构建一个衡量行业水平的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指标。在实证方面，劳动力调整成本的常用代理指标是反映劳动力市场灵活或刚性的就业保护立法(EPL)。亚历山大等(2010)[7]构造的行业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指标与(EPL)相关性为-0.83，说明了其作为劳动力市场调整成本的代理变量的合理性。本文选择与亚历山大等(2010)[7]相似的三个分项指标，用波特拉(Portela，2001)[10]的方法构造中国工业行业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指标。

其中，f1，it是i行业t年小型企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的比例，代表未被集体合同覆盖的劳动者比重，集体合同覆盖率越低，表明工人谈判能力低，受到外部冲击时更容易被解雇。市场经济改革以来，中国实行集体合同和三方协商机制，集体合同覆盖了大多数的大中型企业，2006年大型企业的劳动合同制度覆盖率已达96.7%*统计数据来源于2006年中国大型企业集团。。数据来源于1999—2010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f2，it是i行业t年乡镇企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的比重，与EPL中临时就业指标类似。农村剩余劳动力作为临时就业的主体，其社会保障较低，流动性很大，离职率很高*与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外资企业相比，私营企业中民工的流动率最高，达到81.1%，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农民工的就业状态处于非正规就业的临时就业状态。数据来源于南亮进等(2005)[11]的研究。[11]。亚历山大等(2010)认为临时就业人员比重越高，劳动市场灵活程度越高[7]。

f3，it是i行业t年的集体企业就业人数比重，这类企业的工人平均工资最低*考察期内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集体企业工人平均工资最低。。巴伯卡等(Babecket al.，2009)证实雇用更为便宜的工人是葡萄牙工业部门降低劳动成本的主要策略[12]。

利用自然对数形式和0.5校正的目的在于保证每个指标都在0.5(当指标无穷小时)和1.5(指标无穷大时)之间，而且对数分布能够保证指标在其中值附近波动。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为了证实行业灵活性指标是劳动力调整成本的合理代理变量，本文比较樊纲(2010)[13]的劳动力市场化指数，预期他们之间负向关系。行业灵活性指标*总的行业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指标是分行业灵活性指标与各自就业比重之和。与劳动力市场化指标之间的相关关系为-0.666，此外分别将flex、f1，it、f2，it、f3，it作为被解释变量对劳动力市场化指数进行回归*拟合程度分别为0.147、0.595、0.488和0.063。发现，1%显著水平下分别为-0.10、-0.009、0.006以及-0.005，第二项分项指标与劳动力市场化指数关系为正的原因二者都偏重劳动力流动，其他都是负向关系，所以行业灵活性指标可以作为劳动力调整成本的代理变量。

2.其他变量描述

各行业就业(Lit)是细分行业规模以上企业的就业人数，数据来源于1999—2010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企业的(klit)是资本劳动比例，资本指标采用固定资产净值，经过1998年为基期的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平减；各细分行业的工业总产值(yt)经过1998年为基期的工业出厂价格指数平减；原材料投入价格指数(mpriceif)和居民消费(ct)数据均来自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行业实际有效汇率REERit利用BIS双权重框架构测算*限于篇幅，具体的测算过程以及出口权重的简化略。，其中各行业的出口数据和进口数据来源于UN Comtrade数据库。

3.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表1、表2给出了所有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Spearman相关系数矩阵。表1显示，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指标波动幅度不大，实际有效汇率指标出现负值的原因是经过Hodrick-Prescott指数平滑[14]，过滤掉暂时变化部分。从表2中可以看出，解释变量除去原材料价格和居民消费量指标相关系数较大外，其他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线性相关关系。

表2 变量的Spearman相关系数矩阵

四、实证检验结果及分析

(一)实际有效汇率、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对就业影响的实证分析

表3的被解释变量是就业人数，表3数值区除第2列外汇率指标都是经过Hodrick-Prescott平滑的实际有效汇率，第2列的汇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第3列的估计方法是面板固定效应估计。第1和第3列主要解释变量的方向和数值都相差不大，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与实际有效汇率交叉项的系数GMM估计为-0.25，面板固定效应估计为-0.303，可见劳动市场灵活性降低就业汇率弹性；实际有效汇率的系数分别为0.324和0.399。第2列没有经过Hodrick-Prescott平滑的汇率的系数相比实际有效汇率指标大很多，因此可以发现汇率未预期的波动对就业的影响很大的。

表3 汇率影响就业的因素分析

表3(续)

注：结果由统计软件Stata计算得到，括号内的数值为相应变量的标准差，*、**、***分别表示在15%、10%和5%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后同。

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指标的系数为1%显著水平下的-0.354，表明劳动调整成本的提高对就业调整是一种负面影响。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指标与实际有效汇率交叉项的系数为1%显著水平下的-0.25，表明劳动力调整成本的提高将降低就业对汇率的弹性。关于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可能通过影响就业流动渠道降低就业对汇率弹性的验证将在后面的稳健性检验中给予说明。

估计结果显示就业的汇率弹性随着经济开放度提高而变大，出口导向率与实际有效汇率交叉项的系数在10%显著水平下为0.1，该系数在高开放水平的行业样本为0.168，在低开放水平的行业样本为10%显著水平下的-.011。进口渗透率与实际有效汇率交叉项的系数为1%显著水平下的0.016，该系数在高低开放水平的行业样本分别为0.025和0.029。虽然不够显著，但是综合出口和进口与实际有效汇率交叉项的系数仍然传达了与模型推论一致的信息：经济开放度的提高将会提高就业对汇率的弹性。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降低就业对汇率的弹性，实际有效汇率在高生产率水平样本的系数为-0.44，在低生产率水平样本的系数为1%显著水平下的0.645，这与伯门等(2012)[6]结论一致：高生产率水平的企业在面对汇率冲击时更倾向于改变自身的价格加成，低生产率水平的企业更倾向于改变自身的产量。因为产量的改变对就业的影响大于价格加成改变对就业的影响，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是就业调整的成本反映，所以可以认为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可能在不同的生产率行业对就业汇率弹性的影响不同，这一点同样将在后面的稳健性检验中验证。

其他变量的估计结果符合预期，资本劳动力的比例效应为1%显著水平下的-0.007，表明资本偏向对劳动力是一种替代，资本偏向的技术更是节约劳动力投入。产出越大，劳动力需求越大。消费的效应为负值可能是因为消费与产出的相关性系数很高。其他原材料投入价格越大，劳动力需求大，说明了劳动力与原材料的替代关系。

(二)实际有效汇率、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对就业流动影响的实证分析

表4 就业创造的汇率弹性

表4数值区第1、4—7列的被解释变量是就业再配置率，第2列的被解释变量是就业创造率，第3列的被解释变量是就业破坏率。

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指标的系数为5%显著水平下的-0.366和-0.239，表明劳动调整成本的提高对就业创造率和破坏率是一种负面影响。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指标与实际有效汇率交叉项的系数为1%显著水平下的-0.018，表明劳动力调整成本的提高将降低就业再配置率对汇率的弹性。该交叉项对就业创造率的影响系数为0.009，对就业破坏率的影响系数为1%显著水平下的-0.046，说明了解雇成本的存在减少了就业岗位的消失。

估计结果显示就业再配置、就业创造、就业破坏的汇率弹性随着经济开放度提高而变大，出口导向率与实际有效汇率交叉项的系数在1%显著水平下分别为0.066、0.041和0.041。进口渗透率与实际有效汇率的交叉项对就业再配置率和就业创造率的效应为正，但是不够显著，对就业破坏率的效应为1%显著水平下的0.006，进口替代了部分就业岗位。表4第4列和第5列按照高低外贸依存度分类，发现高低贸易依存度样本贸易指标与实际有效汇率交叉项的系数都不够显著。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降低了就业再配置率对汇率的弹性，实际有效汇率在高生产率水平样本的系数为1%显著水平下的-0.005，在低生产率水平样本的系数为1%显著水平下的-0.025，与高生产率水平下就业对汇率波动的反应一致。伯门等(2012)认为低生产率水平的企业更倾向于改变自身的产量[6]。伴随着产业的调整就是就业调整和工作岗位的流动性，所以反映劳动调整成本的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对低生产率行业的影响更大。低生产率样本的劳动灵活性指标的系数为-0.337，高生产率样本的劳动灵活性指标的系数为-0.245。

其他变量的估计结果符合预期，资本劳动力的比例对就业再配置率的效应为1%显著水平下的-0.004，表明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替代关系。产出越大，就业流动越大。其他原材料投入价格越大，劳动力需求大，说明了劳动力与原材料的替代关系。

(三)影响就业汇率弹性的因素的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汇率持久性对就业汇率弹性的影响，本文从汇率波动的角度出发，侧面分析汇率持久性的影响。关于汇率波动性的测算通用的一种方法是REERVit=(REERit-REERi，t-1)/REERi，t-1[15]，估计结果见表5数值区的第3列；表5数值区第1列和第2列样本分类的标准是经过Hodrick-Prescott平滑后的暂时变化项。高低汇率波动样本实际有效汇率的系数在5%显著水平下分别为-0.579和0.959，可见汇率波动程度低相比高汇率波动能够提高就业汇率弹性；第3列所有有关汇率的指标都是汇率波动性，它的系数为1%显著水平下的-0.228，可见汇率波动性越高对就业越是不利。

表5 就业创造的汇率弹性劳动市场灵活性

表5(续)

表3和表4分别估计了就业和就业流动汇率弹性的影响因素。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是就业调整的成本，企业在面临汇率冲击时，它可能会阻碍行业内部和行业之间的就业流动从而影响就业对汇率的弹性。为了检验这种可能性，表5数值区的第4列报告了劳动力市场灵活性通过就业流动渠道对就业汇率弹性的影响*亚历山大等(2010)分析了EPL和金融市场的不完善对劳动生产率和就业分配的联合效应[7]。。亚历山大等(2010)[8]利用双重差分方法检验EPL通过这种渠道对资本市场的影响，第4列采用同样的方法估计劳动市场灵活性和就业流动对就业面临汇率冲击时的综合反应。变量ben是就业流动(Rit)的基准测量(benchmarkmeasure)，测算方法是斯考恩和帕派(Ciccone&Papaioannou，2006，2007)[16-17]的Rit=αi+λt+θiflex+vit，其中ben=αi。Flex×ben×REER的系数就是劳动力市场灵活性通过就业流动对就业汇率弹性的影响程度。系数等于-0.47，符号为负值，符合预期，劳动力市场灵活性通过阻碍就业流动恶化了劳动力需求的汇率弹性，但是不够显著。

表5数值区的第5列和第6列分别用双重差分法和亚历山大等(2010)[7]方法验证伯门等(2012)[6]中暗含的推论：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可能在不同的生产率行业对劳动力需求汇率弹性的影响不同。第5列和第6列ben分别指代1998年为基期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和低全要素生产率行业的虚拟变量(低于均值TFP为1，高于均值TFP为0)，结果显示：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对就业汇率弹性的影响为1%显著水平下的-0.077；低劳动生产率行业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对就业汇率弹性的影响系数为0.406，方向与伯门等(2012)[6]中暗含的推论一致，遗憾的是数值不够显著。

五、结论

本文主要目的是研究经济开放条件下，劳动力调整成本、贸易开放度以及劳动生产率对就业汇率弹性和就业流动汇率弹性的影响。通过对中国33工业部门1998—2009年数据进行动态面板和面板固定效应估计，发现劳动力调整成本降低了就业汇率弹性和就业再配置的汇率弹性；汇率波动程度越高对就业的负面影响越大；对外贸易扩张增加了就业，分别通过进口渠道和出口渠道提高了就业汇率弹性。子样本估计显示高贸易依存度行业的就业汇率弹性高于低贸易依存度行业的就业汇率弹性，高劳动生产率水平的行业的就业汇率弹性低于低劳动生产率行业的就业汇率弹性。劳动力调整成本通过就业流动渠道对就业汇率弹性的影响为负值，但是不够显著；采用双重差分法得出劳动力调整成本对低劳动生产率行业的就业汇率弹性大于高劳动生产率行业的结论：汇率贬值时，劳动生产率高的厂商倾向于提高价格的加成比例而不是改变产量，劳动生产率低的厂商则相反。

总之，劳动力调整成本影响了就业面对实际有效汇率冲击时的调整过程。它不仅直接减少就业和限制就业流动，而且通过就业流动和行业不同的劳动生产率影响就业汇率弹性。完善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对一国就业市场的稳定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至关重要。

[1]CAMPA J M，GOLDBERG L S.Employment versus wage adjustment and the U.S.dollar[J].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2001，83(3)：477-489.

[2]FU X L，BALASUBRAMANYAM V N.Exports，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employment：the case of China[J]. The World Economy，2005，28(4)：607-625.

[3]HUA P.Real exchange rate and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in China[J]. China Economic Review，2007，18(3)：335-353.

[4]NUCCI F，POZZOLO A F.The exchange rate，employment and hours：what firm-level data say[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10，82(2)：112-123.

[5]MELITZ M J.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J]. Econometrica，2003，71(6)：1695-1725.

[6]BERMAN N，MARTIN P，MAYER T.How do different exporters react to exchange rate changes? Theory and empirics[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12，127(1)：437-492.

[7]ALEXANDRE F，BACAO P，CEREJEIRA J，et al.Employment，exchange rates and labor market rigidities[Z].IZA Discussion Paper No.4891，2010.

[9]ARELLANO，BOND.Some tests of specification for panel data：monte carlo evidence and an application to employment equation[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91,58(2)：277-297.

[10]PORTELA M.Measuring skill：a multi-dimensional index[J]. Economics Letters，2001，72(1)：27-32.

[11]南进亮，牧野文夫，郝仁平.转型时期中国的工业化和劳动市场——发自日本的研究[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5.

[12]BABECKY J，P.DU CAJU，KOSMA T,et al.The margins of labor cost adjustment：survey evidence from european firms[J].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2009(12/RT/09)：1-36.

[13]樊纲，王小鲁，朱恒鹏.中国市场化指数[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

[14]RAVN，MORTEN O，UHLIG H.On adjusting the Hodrick-Prescottlter for the frequency of observations[J].Review of Economic and Statistics，2002，84(2)：371-376.

[15]黄志刚，陈晓杰.人民币汇率波动弹性空间评估[J].经济研究，2010(5)：41-54.

[16]CICCONE A，PAPAIOANNOU E.Adjustment to target capital，finance，and growth[Z].CEPR Discussion Paper No.5969,2006.

[17]CICCONE A，PAPAIOANNOU E.Red tape and delayed entry[J].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2007，5(2-3)：444-458.

(责任编辑：周 斌)

The 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s，Labor Adjustment Cost and Employment

YANG Hongyan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24,China)

This paper introduces labor adjustment cost to trade model，and analyzes employment adjustment process in the face of the 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The paper uses dynamic panel estimation to test the impact of exchange rate on employment conducted by 33 extractive and manufacturing sectors within China during 1998—2009.The results show that labor adjustment cost and exchange rate volatility attenuate the elasticity of the employment to the exchange rate,and the openness and the productivity increase the elasticity of the employment to the exchange rate.Labor adjustment cost reduces the elasticity of employment to the exchange rate through job flow，and has a larger effect on the low-productivity industries than that on the high-productivity industries.

employment；exchange rate；labor adjustment cost；productivity

2016-04-16

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贸易自由化背景下河北省企业生产率提升机制研究——基于资源配置的视角”(HB16YJ074)；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环境约束背景下河北省生态技术创新成果产业化研究”(HB15GL067)

杨红彦(1984—)，女，河北师范大学商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

F249.21

A

1008-2700(2017)02-00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