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继超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花月痕》中的悲剧意识及其消解

王继超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花月痕》作为中国近代著名的小说之一，曾经产生过巨大影响。如今我们再一次读这部长篇小说，仍然会对文本内容所表露的悲剧意识而心有戚戚。这种悲剧意识与作家的生命经验、性格及社会环境有关，更与文化结构对个人的影响有关。无论这种悲剧意识多么强烈，作家总能找到消解的方式以达到心理平衡，得到一种补偿性的安慰，使得悲剧意识又有所减弱。

《花月痕》；悲剧意识；消解

魏秀仁的《花月痕》自1888年刊行以来产生了巨大影响，袁进曾写道：“事实上，在中国近代小说中，几乎没有其他作品像《花月痕》那样，曾经在中国小说界产生过如此巨大的影响，它一度是小说家创作的楷模，开创了一种小说创作的风气，在当时的小说界占据了统治地位。”[1]113该小说因成功的人物形象塑造、独特的语言、“鸳鸯蝴蝶”意象的开创得以广泛流传。如今当我们再次细读文本时，作品的语言意象等技巧性的东西已经很难触动读者，相反，文本中流露的那种深深的悲剧意识却能够使读者产生共鸣。作家本人的生命体验、人物性格的矛盾、社会环境的动乱、深层文化结构的错位等因素的叠加形成了多重悲剧——漂泊的生活之悲、美好生命陨落的生存之悲、两情相悦却难以结合的情爱之悲、渴望报效国家却得不到重用的君弃之悲等。不管是作者本人还是文本中的主要人物，都属于士大夫阶层，深受儒家“正、诚、修、齐、治、平”传统文化理想的影响，因而他们不会走向完全彻底的绝望，总会找到合适的宣泄口或寄托物来缓解自己的痛苦，而不会怀疑文化结构的合理性。

一、作家的生命经验赋予《花月痕》悲剧意识

悲剧意识是对现实悲剧性的意识，是对现实悲剧性的一种文化把握。悲剧意识把人类、文化的困境暴露出来，同时，悲剧意识又把人类、文化的困境从形式上和情感上弥合起来。[2]暴露困境是对现存状况、现存秩序的质询与反抗，弥合则是把这种不满和反抗及困境通过艺术化的手段加以表现，从而达到对这种困境的把握，也即对在这种困境中产生的悲剧意识进行一定程度的消解。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作家魏秀仁的生平有过记载：“子安名秀仁，福建侯官人，少负文名，而年二十八始入泮，即连举丙午乡试，然屡应进士不第，乃游山西陕西四川，终为成都芙蓉书院院长，因乱逃归，卒，年五十六(1819—1874)，著作满家，而世独传其《花月痕》。”[3]206从鲁迅先生的记载来看，魏秀仁可算少年天才，弱冠及第，屡进不第，羁旅漂泊，除著书外并未有功名上的作为，这必定与其自身的儒家理想抱负产生巨大落差。笔者从谢章铤《赌棋山庄集·文五》收录的《魏子安墓志铭》中更是读到了魏秀仁一生的不幸和悲哀，文中记载：“君见时事多可危，手无尺寸，言不见异，而亢脏抑郁之气无所发舒，因遁为稗官小说，托于儿女子之私，名其书曰《花月痕》……君悬目万里，生死皆疑。既而弟殉难；既而父弃养。欲归无路，仰天椎胸，不自存济……君既归，益寂寞无所向，米盐琐碎，百忧劳心，叩门请乞，苟求一饱。又以其间修治所著书，晨抄暝写，汲汲顾影若不及。一年数病，头童齿豁，而忽遭母夫人之变，形神益复支离。”[4]427从墓志铭上看，魏秀仁经历了人生大悲：身怀济世之才而不受用、穷困抑郁而不得舒展、辗转漂泊生死未卜而不得安定、父弃母死有家而不得归，可见他面临着家庭、人生、前途、生命等多重悲剧。悲而作《花月痕》，正如屈原怨而作《离骚》，都是述往事，思来者，以艺术的形式表达自身的“郁结”，同时也是对自己坎坷悲恸情感的抒发。正如钟嵘《诗品序》说：“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使贫贱而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也。”[5]由此可知，郁结难耐悲苦重重固然使人痛苦，但更重要的是找到抒发这种痛苦的出口来消解痛苦。魏秀仁不仅写《花月痕》消解自身悲剧，而且还以文本中人物自况，以倾吐心中郁结。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则秋痕盖即此人影子，而逋客实魏。韦、魏，又逋客之影子也，设穷达两途，各拟想其所能至，穷或类韦，达当如韩，故虽自寓一己，亦遂离而二之矣。”[3]207魏秀仁一生的生命悲剧使得《花月痕》充满了悲剧意识，而韦、韩两人一而二、二而一的自况表明作者本人并没有对自身境况的不幸进行更深质询，进而怀疑理想文化设计的合理性，反而对实现这种文化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这种人生悲剧。

二、“真诚”名妓的情感之悲

名妓在中国文学中享有特殊的地位，在唐诗、唐传奇，以及戏剧、小说中都有重笔浓墨的描写，比如《霍小玉传》里的霍小玉、怒沉百宝箱的杜十娘、《桃花扇》中的李香君等，她们多情、坚贞、勇敢、明智，然而她们的情感都是充满悲剧性的。这些女性形象让世人看到了在三纲五常传统下女子的光辉、独立、率真、自主，感受到在不合理的文化结构下女性生命力的张扬。正如朱光潜所说：“任何伟大的悲剧都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是悲观的，因为它表现恶的最可怕的一面，而且并不总是让善和正义获得全胜，但是，任何伟大的悲剧归根结底又必然是乐观的，因为它的本质是表现壮丽的英雄品格，它激发我们生命力感和努力向上的意识。”[6]妓院本是充斥着虚情假意的地方，人人带着伪善的面具才是这一场所的正常生存状态。名妓身上的真诚体现为真性情、真感情，这一品质让读者对名妓的不幸遭遇深感惋惜和同情。晚清狭邪小说所表现的情感最引人注目的层面是对理想爱情的追求，表现出唯情至上的倾向。痴情士妓，不顾身份门第，一旦相爱则生死不移，甚至以身殉之。[7]儒家传统理想文化的设计本身就是针对男性的，直到后来有了三纲五常才有了普遍意义上针对所有人的文化规范，但是夫妇之间的关系又是三纲五常范围里最不稳定的，女性时时处在被抛弃的不安全感中，从文化的设计和规范上女性就有一种先天的悲剧性。

《花月痕》中的刘秋痕正是这一悲剧性人物的代表。刘秋痕幼年丧父，母亲改嫁他人，九岁的时候被堂叔卖给章家作婢女，后来被章家女佣牛氏诱拐到太原，并且在牛氏及其姘夫李裁缝的威逼之下走上了娼妓之路。无父的家庭结构使得秋痕的生活之路必然具有一种悲剧性。失去了父权保护流落风尘的秋痕不甘心倚门卖笑，对一般人比较冷淡，脾气也显得不是很好，不招他人喜欢，往往在欢乐的氛围中不觉悲从中来痛哭不已，其实这恰恰是她没有依靠没有安全感的表现。《花月痕》第九回写道：“奈秋痕终是顾影自怜，甚至一屋子人酒酣烛灺，哗笑杂沓，他忽然淌下泪来；或好好地唱曲，突然咽住娇喉，向隅拭泪。问他有甚心事，他又不肯向人说出。倒弄得坐客没意思起来，都说他有些傻气。”[4]55在杯筹交错的热闹场面上却没有一个相知的人，让她怎能不悲怎能不哭，这也是秋痕真性情的自然流露。可是与韦痴珠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她便动了心，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欣喜之情，并且听到痴珠吟诵感伤诗词的时候不觉流下眼泪，生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悲情。秋痕性格比较倔强，用情专一，第十八回写道：“从此秋痕一心一意属在痴珠，不待生客不接一语，就是前度渔郎，也不许问津了。”[4]139秋痕执着固执地追求理想人生伴侣而自身又处在不幸的境遇中，为了争取自己片刻的幸福时光，不但需要忍受牛氏和李裁缝的毒打，而且还要忍受与恋人的无奈分离，从而承受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痛苦。秋痕心地善良，她清楚地知道就自己和痴珠双方面临的困境来说，两个人不可能永远在一起，因此，经常劝对方不可过度浪费钱财，以图有朝一日南归回家。就是这么一个善解人意、为爱做出巨大牺牲的女子，在命运的摆布下落得个以死殉情的下场，真是应了“人间自是有情痴，此情不关风与月”[8]，不禁令人扼腕叹息。“真诚的名妓”是一个怀旧的提醒，为新的都市人物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对比，但她从来都没有成为主导。[9]在现实生活中刘栩凤(文本中的刘秋痕)与逋客互生爱怜，但两人情感受到阻托，刘栩凤病卧于塌，最终郁郁而终。而在文本中魏秀仁给了秋痕一个“谪仙”的身份，并且认为她的死是命定的劫数，而且最终她会回到韦痴珠身旁陪伴他。这一结局的处理削弱了超越生死的爱情悲剧，给作者也给读者一个心理上的安慰，给人以精神上的大团圆结局之感。正如王国维先生所言：“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着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10]基于此，我们看到作家还未突破传统的文体模式，但对悲剧的书写和消解取得了一定突破。

三、“零余者”身处乱世之悲

《花月痕》的悲情结局是韦痴珠因情而死。痴珠一生坎坷，漂泊无依，才华出众，胸有韬略，善于诗画，成为动乱时代的弃儿，身上集中了人生的多重悲剧。小说第二回介绍痴珠：“祖士稚气概激昂，桓子野性情凄恻，痴珠兼而有之。”[4]5从介绍可以看出，痴珠性格有矛盾之处，一方面意气风发，慷慨激昂，积极进取，另一方面性情凄恻，多愁善感，悲观沉郁，这也是他悲剧性命运的自我原因。痴珠浪迹天涯，对家乡有一种浓浓的思念和依恋。这一游子心态暗伏着产生多种悲剧意识的可能，欲进不得，欲退又不甘，滞留他乡，满腹羁旅之愁。他上书朝廷《平倭十册》不被采纳，自己也不被重用，由是便自哀自怜，感慨自己怀才不遇，与朋友吟诗喝酒，却时常挥泪悱恻。正如林黛玉说的：“聚时欢喜，散时岂不冷清，既生冷清，则生伤感。所以不如倒是不聚的好。”[11]朋友相聚吟诗畅饮来舒缓内心的抑郁，但人生聚少离多，散场后却被更大的悲哀包围，不会因为一时的热闹就完全消解内心的痛苦。痴珠人生悲剧的另一个原因在于自身缺乏一种行动力，骨子里隐伏消极的情绪。在华严庵的一场梦和梦中的偈语使他耿耿于怀，认定自己的爱情是一个悲剧，尽管华严庵老尼临别赠言说：“数虽前定，人定却也胜天，这看居士本领吧。”[4]27在得知秋痕遭受毒打时，除了惊骇、自责、怨恨之外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还说了一句无情的话：“你的心我早知道，只我与你终究是个散局。”[4]199官场的悲剧加上爱情的失意，使痴珠郁郁不平最终带着遗憾离开人世。从深层文化结构来看，痴珠一生处在传统文化的边缘，四处奔走却无所适从，儒家为士人设计的文化理想是“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首先按照正统文化的要求进行内修，符合文化规范，然后致力于齐、治、平的理想。但是动乱的社会中断了痴珠的这一理想，虽然他达到文化规范对己身的要求，但失去了社会提供的平台，在这种落差中只能是束手无策、怨天尤人，以致意志消沉。如郁达夫所说：“《花月痕》主人公孤苦无助，牢骚满腹。”[1]作者在《花月痕》中对这种“零余者”的悲剧意识也进行消解，结局通过把痴珠的死看作神仙的归位，以及通过儿子韦小珠最后做官来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消解悲剧意识，实现向正统文化的回归。

《花月痕》中的悲剧意识是这部小说最有价值的成分，同时作者受到时代及自身经历的影响也在有意无意之中消解这种悲剧意识。作者生命经验的悲剧性是这部小说悲剧意识的来源，通过韦、韩二人一而二、二而一的自况使自己的这种悲剧性达到一种自我平衡。率真、自主、专一的“真诚的名妓”在任何时代都不是主体而可能是悲剧命运下的牺牲品，“谪仙”身份及彼岸实现理想爱情也完成了对她们苦难的消解。性格矛盾、社会动荡、文化的不合理造成了主人公多重的悲剧，但又通过后代的继承并实现自身理想，回到了正统文化的轨迹。可以说，《花月痕》在悲剧意识与消解悲剧意识之间做到了很好的把握，符合人们的文化心理。

[1]袁进.沉浮在历史大潮中——论《花月痕》的影响[J].社会科学,2005(4)：113-118.

[2]张法.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7.

[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 207.

[4]魏秀仁.花月痕[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5]钟嵘.诗品集注(增订本)[M].曹旭，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56.

[6]朱光潜.朱光潜全集·卷四·悲剧心理学(中英文)[M].北京:中华书局,2012:206.

[7]侯运华.晚清狭邪小说新论[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55.

[8]欧阳修.欧阳修词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53.

[9]叶凯蒂.上海爱[M].杨可，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276.

[10]王国维.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0.

[11]曹雪芹，高鹗.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17.

2016-09-14

王继超(1990-)，男，河南驻马店人，河南大学文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近代文学。

I20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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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4-3318(2017)02-007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