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搏，卢春燕

(1.河北大学 教育学院；2.河北大学 期刊社，河北 保定 071002)

纳粹德国流亡学者在美国大学的学术活动及其影响

杨 搏1，卢春燕2

(1.河北大学 教育学院；2.河北大学 期刊社，河北 保定 071002)

1933年-1945年，纳粹德国发动了一系列针对犹太人和民主进步人士的文化清洗运动，导致大批文化精英出走他国。美国知识界和民间团体通过种种措施，使美国成为接收纳粹流亡学者最多的国家。流亡学者中有很多人进入美国大学，并积极开展各种学术活动。在他们的带动下，美国大学的学术研究水平快速提升，本土学术人才迅速成长，对这一时期美国大学的学术繁荣产生了积极影响。

流亡学者；美国大学；学术活动

一、引言

“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因文化清洗运动而酿成的犹太学者和进步学者流亡潮对美国大学的学术繁荣产生了重要影响。这在西方大学史中是一个极为值得关注的现象。

1933年1月29日，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标志着纳粹德国法西斯专制统治的开始。希特勒一方面宣扬并实施种族主义政策，驱逐和迫害犹太人，另一方面清除政治异己，排斥并驱逐进步人士。从1933年到1945年，纳粹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条令，在整个德国社会发动了针对犹太人和民主进步人士的文化清洗运动，致使数量众多的德国文化精英被迫流亡异乡，从而掀起这场世所罕见的文化迁移浪潮。

纳粹德国学者的流亡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1933年到1938年，在这一时期，文化清洗运动主要限于德国境内，而国外的局势相对平静，因此，绝大多数学者选择了临近国家作为流亡首选地。二是从1938年到1945年，这一时期以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为开端，战云波及到周边各国，流亡地开始扩散至苏联、美国和拉丁美洲等地区。据统计，截至“二战”爆发时，整个纳粹德国范围内约有包括2，400名科学家在内的12，000名犹太文化精英被驱逐出德国高校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1]在众多遭到解聘的学者中，很多人选择了移民国外，而美国则是接收流亡学者最多的国家。据统计，最终成功移民国外的纳粹德国科学家大约有1，400名，其中有77%的人最终选择美国作为居留国。[1]这批前往美国的流亡学者中，有很多人进入美国大学，并对美国大学的学术繁荣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纳粹德国流亡学者在美国大学的学术活动

纳粹德国流亡学者在美国大学开展的学术活动主要包括两类，一是发挥自身学术专长进行学术研究工作，二是围绕学术研究进行学术管理活动。

(一)学术研究工作

纳粹德国流亡学者对美国大学最大的贡献之一是促进其学术研究水平的提升。他们积极开展前沿性的学术研究，将德国的知识经验和研究成果同美国本土的学术传统融合在一起，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他们的加入为美国大学增添了新元素，提供了难得的发展契机。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流亡到美国的纳粹德国学者不仅数量多，而且涉及众多学术领域。他们所开展的富有成效的学术活动，使得美国的物理、数学、化学、经济学、音乐和艺术史等领域受益匪浅。在物理学方面，曼哈顿工程的成功是与以奥本海默为代表的流亡学者群体分不开的；在数学方面，理查德·库朗主持编著的《数学是什么》将欧洲的数学文化引入美国，至今依然是世界著名的数学普及读物；在经济学方面，奥斯卡·摩根斯坦与冯·诺依曼合著的《博弈论和经济行为》将二人博弈推广到多人博弈，并成功开创经济博弈论；在政治学方面，弗朗茨·诺伊曼在《巨兽》一书中，从经济学上对纳粹政权做了结构性分析，进而影响到美国政府的对德决策；在汉学方面，卡尔·奥古斯塔·魏特夫在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下，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中国历史工程”，并出版有关整个中国制度史的一系列著作。[2]纳粹德国流亡学者在美国大学所取得的成果不胜枚举，可以说，他们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甚至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格局。

纳粹德国流亡学者的学术活动对美国大学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具体的学术成果上，也在方法层面的引入和创新中做出杰出贡献。流亡学者将德国的学术传统与美国新颖的大学氛围相融合，为相关学科提供了独特和全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在社会学领域，保罗·拉扎斯菲尔德“为美国的社会学专业带来了一场彻底的、根本性的新塑造”,[1]他不仅对社会学的方法论进行改造，将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参与性观察和深度访谈、内容分析和个人传记、专题小组研究和焦点访谈结合起来，使美国大学社会学的研究成果更具理论深度和现实意义，开启了开展社会科学研究的新模式。[3]拉扎斯菲尔德在其领导的“广播研究办公室”面临经费困难时，将商业上的市场调查与科学研究相联系，通过接受商业研究委托来获得进行社会心理学研究的资金。[2]这种组织模式为美国创立了一种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新方法，能够使高校研究所、企业和政府形成合力，产学研有机结合，共同解决产业和科技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此外，其他领域的流亡学者也在研究方法领域做出积极尝试，如精神分析心理学家艾瑞克·弗洛姆提出新的弗洛伊德观；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将心理学的实验方法引入社会学研究；应用数学大师理查德·库朗制定的研究生培养计划既把数学教学和数学研究有机结合，同时还将数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的研究相结合；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拓宽政治学研究领域，通过集中分析纳粹主义而创造出“极权主义论”。[2]通过对新方法与新视角的引入，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相互利用，纯粹学科与研究、应用相结合，原有学科的理论和观念获得扩充和发展，美国大学学术研究的深度得以加强，很多学科的研究水平都走向国际前列。

此外，纳粹德国流亡学者在美国期间，不断将所学的知识与社会需求相联系，不但对美国大学的旧有学科进行复兴与创新，还创设出许多全新的交叉学科。实际上，就化学而言，美国的化学虽与其他学科发生联系较早，却一直未能形成正式学科。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纳粹德国流亡化学家才将化学与医学、生物学和物理学等相结合的交叉学科真正引入，并且还在该领域获得诺贝尔奖。在数学方面，早在20世纪初，美国的纯粹数学和拓扑逻辑理论就已经相当卓越，但应用数学却发展较晚。直到20世纪30年代晚期，在纳粹德国流亡学者的推动下，美国应用数学才开始在学术领域建立起系统的研究。[4]在艺术史方面，纳粹德国流亡艺术史学家大批迁居美国，使美国的艺术史一改零散和偏狭，形成能够比肩于国际一流水平的统一学科。[2]此外，国际关系学作为独立学科是纳粹德国流亡学者缔造的，音乐学专业是他们组建的，建筑学教育中的现代培训原则和体系也是在他们的推动下形成的。纳粹德国流亡学者到达美国后，既对美国原本的学科进行扩充与丰富，又不断根据社会需求和当前形势创造、引进新学科，从而使大学的学术研究能力得以提升，学科系统得以完善。

总体而言，纳粹德国流亡学者对提升美国大学学术研究水平的作用是显著的。流亡学者在美国大学充分发挥自己的学术专长，积极进行科学研究，开辟了新视野和新视角，创新了理论与方法。他们带给美国的是一场汲取先进知识和改造传统经验的宏大进程，最终拓展了大学学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并成为20世纪中期美国大学学术快速繁荣的重要动力。

(二)学术管理活动

除了学术研究外，纳粹德国流亡学者也活跃于美国大学的学术管理活动中。他们创办学术期刊、搭建学术交流平台、组建学术机构，为美国大学营造更为宽松和适宜的学术研究和交流氛围。

纳粹德国流亡学者到达美国后积极创办期刊杂志，提供传播思想的重要平台，推动相关学科的研究与发展。很多流亡学者在德国时就致力于创办和编辑相关学科的期刊杂志，但随着他们遭到纳粹政权的迫害与驱逐，一些重要杂志被迫停办。而这些遭到驱逐的学者却没有从此沉寂，在抵达美国后开始着手创办新的刊物。著名数学家奥托·诺伊格鲍尔曾于1931年在德国创办数学界最有影响的刊物——《数学文摘》。1939年，《数学文摘》受到纳粹党掌控，诺伊格鲍尔不得不前往美国，并受美国数学学会所托在布朗大学创办《数学评论》。该期刊很快成为能够与《数学文摘》比肩的著名国际数学期刊，且至今仍在国际数学界占有重要地位。[5]

除创办学术期刊外，纳粹德国流亡学者还积极开展研讨会和交流小组等学术交流平台的推广活动，这些交流平台不仅是流亡学者相互交流知识和经验的场所，更是向美国本土人才传播先进思想和理论的园地。通过这些平台，美国本土学者和流亡学者能够聚集在一起，集众之长、补己之短，通过智力的协作与碰撞以解决问题、激发思想。在流亡学者开办的诸多研讨会中，经济学家雅各布·马沙克所领导的考勒斯经济研究委员会极为典型，他在任经济学教授期间，说服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组建数理经济学与计量经济学研讨会。[2]以该研讨会为平台，一大批对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产生重要影响的论文脱颖而出，对美国在该领域的学术繁荣起到重要推动作用。此外，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为了传播自己的思想而创建“拓扑小组”。该小组成员每年圣诞节前后聚会一次，主要围绕勒温的工作进行讨论，从中激发新的学术思想。除了勒温之前的学生和他曾在柏林时的格式塔学派同事，很多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比如玛格丽特·米德、鲁思·本尼迪克特、爱德华·托尔曼、亨利·A·默里等，也都是这个学术年会的积极参与者。[2]

除上述工作外，纳粹德国流亡学者还领导组建很多学术研究机构，一些研究机构至今仍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理查德·库朗在纽约大学创建的数学研究中心在美国最先开辟出应用数学的新方向，现今依然是国际应用数学领域的佼佼者。该研究所形成一个由优秀数学家组成的核心集团，也是在美国成立的第一家可以与当年的哥廷根相媲美的研究所，被誉为“应用数学分析之都”。[1]理查德·库朗是美国应用数学领域的先锋，而库尔特·勒温则是美国群体动力学研究的发起人，他先后领导爱荷华大学儿童福利研究站和麻省理工学院的群体动力学研究中心的工作。在他的领导下，前者成为人才的培训基地和实验的摇篮，而后者则引领群体动力学在美国的先导性研究。二者的研究成果决定了美国社会心理学之后二三十年的发展方向，并为其他重要研究奠定基础。[2]此外，纽约大学的艺术史研究所、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心理研究中心和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等机构的繁荣也都离不开纳粹德国流亡学者的努力。

三、纳粹德国流亡学者对美国大学的影响

个体流亡往往会导致归属感的缺失、对本国传统的疏离和对异国文化的求索。正如艾曼纽·卢瓦耶在《流亡的巴黎》中所言：“飘泊不定的人才能撼动根深蒂固之物。”[6]漂泊异国他乡的流亡学者，脱离了祖国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丧失了牢固、耀眼的社会地位与名望，为了在居留国求得生存和身份认同，而将其在德国的知识与在美国的新经验相结合，不断提升自己的思想力和创造力，通过积极开展创造性的学术活动，使美国大学在各个学术领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景象，直接促成美国大学研究水平的迅速提升和本土人才的不断增长。

(一)促进美国大学学术研究水平的快速提升

首先，进入美国大学的纳粹德国流亡学者既有拥有极大学术潜力的年轻学者，也有闻名已久的一流科学家，甚至还有很多诺贝尔奖得主。“现代物理学之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物理学家詹姆斯·弗兰克与维克多·赫斯、化学家彼得·德拜以及生物医学家奥托·弗里茨·迈尔霍夫和奥托·洛伊，都是在移民美国之前就已荣获相应的诺贝尔奖项。此外，数学大师理查德·库朗、赫尔曼·外尔和奥托·诺伊鲍尔，社会学家保罗·F·拉萨斯菲尔德，“社会心理学之父”库尔特·勒温，经济学家雅各布·马沙克和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等，也都是早已在其研究领域获得国际声望的杰出学者。他们进入美国大学，不仅充实了研究团体，更代表着美国大学获得国际领先水平的研究人才以及他们所掌握的最先进的思想经验、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对于在学术领域长期追随欧洲尤其是德国的美国大学而言，众多德国一流科学家的到来可谓恰逢其时，他们卓越的工作使美国大学的科研水平在很短时间内就呈现惊人的飞跃。

美国大学众学科在纳粹德国流亡学者的助力下得以快速发展，重要成果纷纷问世，诺贝尔奖得主不断涌现。除了如奥托·斯特恩、汉斯·A·贝特、马克斯·路德维希·德尔布吕克和康拉德·埃米尔·布洛赫等少数人是流亡学者外，更多的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则是美国的本土学者。从1934年开始，美国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奖人数占全部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人数的比例迅速增加。1901年至1933年，美国的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只有8人，所占比例不足8%，而在1934年至1945年，该比例已提升至32%，1946年至1970年，这个比例再一次攀升到49%左右。迄今为止，美国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累计已超过250人，这显然离不开纳粹德国流亡学者的学术活动对美国大学学科构建所产生的重要影响。[7]

实际上，美国大学在流亡学者推动下取得的成果不胜枚举，获得诺贝尔奖项的科研成果只是其学术成就的冰山一角。国际一流水平人才的聚集、前沿性重要成果的取得和诺贝尔奖得主的迅速增加等种种迹象表明，美国在“二战”后已经取代德国成为新的世界科学、文化中心。美国学子已不需再像以前那样前往欧洲留学，相反，美国大学则成为各国精英学子纷纷向往的学术圣地。

(二)推动美国本土人才的快速增长

除直接促成美国大学学术的快速繁荣外，纳粹德国流亡学者的另一项贡献是为美国培养出众多本土学术精英。

在为美国培养本土人才方面，库尔特·勒温是最值得关注的学者之一。有学者曾这样评价：“比对勒温理论系统细节进行更精确地最终评估更重要的，是去品评他那不胜枚举的门生。”[2]在教学和科研活动中，勒温总是能够同美国学生建立良好的关系，然后用他那丰富多彩的创造性感染他们。通过康奈尔大学、“拓扑小组”、爱荷华的儿童问题研究中心和麻省理工的群体动力学研究中心等渠道，勒温培养了整整一代对此后几十年心理学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学者，比如多温·卡特莱特、罗纳德·李皮特和利昂·费斯汀格等人。[8]

实际上，除勒温外，其他流亡学者也培养了很多在学术界举足轻重的人才。社会学家保罗·拉扎斯菲尔德的学生中，有很多人致力于研究所的创设。查尔斯·Y·格罗于1951年-1957年出任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学研究所主任，后又在伯克利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建立类似的研究所；罗伯特·鲍尔在伊利诺斯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建立社会学研究所，还在华盛顿特区建立“社会科学研究部”；塞缪尔·克劳斯纳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立“人之行动研究中心”；迪安曼·海默在伯克利大学建立“社会行为研究所”等。[1]这些学术研究机构无不对其所在大学的社会学发展起到重要促进作用。此外，列奥·施特劳斯的学生更是遍布各个学术领域，一些重要的“施特劳斯派人士”还跻身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领导地位。

四、结语

纳粹德国学者流亡潮始于1933年而终于1945年，这一场由纳粹暴政所酿成的人类文明史上的非常态进程，使美国和其大学成为最大受益者。正是这批杰出的流亡学者在美国大学开展的各项学术活动，推动大学学术研究水平的迅速提升和本土人才的不断增长，为大学学术的全面崛起增添了至为重要的砝码。

纽约大学艺术史研究所的主要支持者瓦尔特·科克曾这样评价纳粹德国的“文化清洗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讲，希特勒真是我最好的朋友，他摇晃着苹果树，而我收集了落下来的苹果。”[1]实际上，对于美国大学来说，来自纳粹德国的流亡学者，又何尝不像是一粒粒种子，他们扎根美国各个大学的沃土中，成长为一棵棵参天巨树，并支撑着美国大学跻身国际一流行列，同时这些巨树又结出丰硕无比的果实，成为此后美国大学学术持续繁荣的重要基础。

[1]李工真.文化的流亡——纳粹时代欧洲知识难民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74，126，374，214，320，385，356.

[2]Lewis A.Coser. Refugee Scholars in America: The Impacts and Their Experiences[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36，115，105，356，154，24，26，27.

[3]梅琼林.浅析拉扎斯菲尔特的经验主义研究[J].博览群书，2004(11):41-45.

[4]Reinhard Siegmund Schultze. Mathematicians Fleeing from Nazi Germany: Individual Fates and Global Impact[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278.

[5]Mathematical Reviews[EB/OL].https://en.wikipedia.org/wiki/Mathematical_Reviews,2016-06-14.

[6][法]艾曼纽·卢瓦耶.流亡的巴黎[M].张文敬,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8.

[7]Nobel Prizes and Laureates[EB/OL].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2016-12-06.

[8]Research Center for Group Dynamics: History[EB/OL].http://www.rcgd.isr.umich.edu/history/,2016-12-04.

(责任编辑：王释云)

The Scholar Activities and Impact of the Nazi Refugee Intellectuals in American University

YANG Bo1，LU Chun-yan2

(1.College of Education, Hebei University；2.Magazine House，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2,China)

From 1933 to 1945, Nazi regime launched a serious of movements against Jews and democratics. As a result, large amounts of intellectuals were excluded out of the sphere of Nazi Germany. Meanwhile, the United States took in the most of refugee intellectuals among different counties through the efforts of various organizations. Many intellectuals who came to America got into universities and began to engage in scholar activities. Their activities contributed a lot to the prosperity of American university. As a consequence, the universities’ capacity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got a rapid improvement and the amount of American native scholars receives a dramatically increase.

refugee intellectual；American university；scholar activities

K516.5

A

1008-6471 (2017) 01-0088-05

10.13983/j.cnki.jaechu.2017.01.016

2017-01-12

2015年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文化流亡与智力移民——‘二战’期间德国流亡学者对美国大学的影响研究”(编号：HB15JY092)

杨搏(1987-)，女，河北保定人，河北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史专业2014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外国教育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