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经超

（曲阜师范大学，山东 曲阜 273165）

清初统治者与曲阜衍圣公关系研究

孙经超

（曲阜师范大学，山东 曲阜 273165）

1644年，清军入关，建立满清王朝。但由于“异族”统治，广大汉族百姓并不认可新政权。为维护统治，清初统治者一方面积极拉拢、利用作为文化意识标杆的衍圣公，对其“优渥”；另一方面，对衍圣公的权利及行为也进行限制。而衍圣公也认清了当时的社会局面，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积极配合并执行新政权的政令，以示衷心。本文主要剖析顺治朝统治者与衍圣公的关系，并分析二者关系形成的原因，以此揭示二者互相利用的实质，展露封建统治阶级为维护自身利益而表现出来的黑暗面目。

顺治帝；衍圣公；优渥；限制；效忠

衍圣公，是封建统治者赐与孔子后裔嫡系子孙的爵号，始于北宋仁宗至和二年（1039年），皇帝封孔子四十六代孙孔宗愿为第一任衍圣公，止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国民政府改孔子七十七代孙孔德成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此名的含义为孔子嫡裔子孙能够衍宗耀族，世代承袭，代表着孔子家族绵延不息。由于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符合封建统治需要，历代统治者不断地抬高孔子的地位。与此同时，作为孔子后裔嫡系子孙的衍圣公自然会受到统治者的不断恩遇，这使衍圣公成为封建社会后期声势煊赫的大贵族地主。1644年，清军入关，昭示着满清政权取代朱明王朝，成为封建社会真正的新主人。面对现实，衍圣公对新政权的态度，关系着家族命运以及天下士子的政治抉择；同样，满清新政权如何对待孔子后裔，也会影响着政权建设以及人心走向。在此背景之下，出于共同利益考虑，二者走向了联合，虽然时有摩擦，但二者关系仍以互相扶持、互相利用为主。

一、皇帝优渥、限制衍圣公

（一）皇帝优渥衍圣公

顺治元年,山东巡抚方大猷向清王朝呈递了《恭陈平定山东十二要策》的重要奏折,其中第七款为崇圣学，涉及如何对待孔孟之道及对衍圣公的优礼问题,并详列历朝恩例，希望主持朝政的摄政王多尔衮能够采纳。并表示:“此天下所仰，以为盛典,后世传之，以为美治,万不可再迟也。”[1]虽然当时的摄政王多尔衮“在意识形态的建构也即以何种思想体系作指导以重建社会秩序、化解社会矛盾、巩固清朝统治这样的重大问题上,多尔衮毫无建树,他的政治智慧还只停留于‘术’,而尚未及于‘道’的层面。”[2]清军入关后，以多尔衮为首的满清统治者并未将儒学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其本人对儒学也没有太深的造诣，但是他能够察觉到儒家思想对汉族士人产生的巨大影响。对方大猷的奏折，统治者予以格外的重视,并采纳了他的这些建议。“至圣朝之尊崇，沾恩更笃。我世祖章皇帝定鼎之初，即颁谕旨，允圣门典礼，悉照前朝旧制。期于优渥。亲尊在案。于顺治元年吏部等衙门题准，衍圣公封爵官衔原阶照旧，开历代所赐田亩，俱应向沿，前代遇覃恩，依次加师保等衔，元年题准衍圣公长子孔兴燮，钦依二品冠服。”[3]此后，最高统治者对衍圣公的褒赏从未停止。顺治二年，定文庙谥号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孔子”。二月上丁致祭，遣大臣一员行礼翰林院官二员分献国子监堂官祭，并赐衍圣公孔衍植三台银印。“顺治四年,衍圣公孔衍植卒,顺治帝不仅‘遣官喻祭九次’,而且还‘谕工部给价造坟’。顺治七年(一六五O年),清王朝又‘进衍圣公孔兴燮太子少保’。顺治八年(一六五一),顺治帝还‘进衍圣公孔兴燮太子太保’。同时,‘准衍圣公孔兴燮奏国子监学正世袭,以奉仪封县圣庙祀’。顺治九年(一六五二年),顺治帝亲自祭孔,‘幸学释奠,行三献、两跪、六叩头礼’。在此之前,曾‘先期遣行人召取衍圣公孔兴燮及五经博士并族人,赴京观礼,’礼毕后,‘御彝伦堂赐坐’。‘踢宴放礼部,又赐衍圣公蟒缎朝服、貂帽。五经博士子孙及监生,赏给品服、银两。’更下‘诏陪祀生员俱准作恩贡送监读书。’顺治十三年(一六五六年),清政府又‘浩授衍圣公孔兴燮光禄大夫’。顺治十六年(一六五九年),清王朝政府则‘颁衍圣公清、汉文三台银印’。”[4]

满清政府不仅对衍圣公进官加爵，同时为了使其能够方便的行使权力，还采取了其他一系列恩宠措施。衍圣公的长子年满十五（未袭爵前），给予二品官员的待遇；次子至十五岁袭封翰林院五经博士，主子思子祀事；三子则袭太常寺博士，并负责管理汶上县圣泽书院祀事。此外，清政府还保留了衍圣公保举曲阜知县的权利，“其官由本爵保举贤能孔氏廪膳生员，德行兼优者，以授此职。”[3]曲阜知县乃国家行政人员，是封建统治者在地方的代表，满清政权能够将保举之权赋予衍圣公，可见对其十分信任。孔府的其他属官也均由衍圣公保举报部咨用，“对衍圣公府属员管勾、司乐、掌书等缺、听衍圣公咨部补授。”[5]这一系列措施，足以表明衍圣公在满清新政权心中的地位。

不仅如此，对待衍圣公，顺治帝尽了自己极大的耐心与恩宠。有一个事例可以看出当时衍圣公在顺治帝眼中的地位。衍圣公孔兴燮无故杀死刘国栋、刘国梁二兄弟，天下哗然。为了给天下广大百姓一个说法，皇帝召见衍圣公，衍圣公亲赍奏本，蒙朝廷面谕。下面是顺治帝与衍圣公孔兴燮的对话，谕“刘国栋因人命关天，天下皆知。事干国法，朕不得不行。朕读你祖书，朕有不为你的，你祖怎么周流天下来，今后多读书，做好人，行好事。你今年多大年纪？你有几个儿子？又赐茶毕。着内阁麻儿吉送出他去。他不常在朕前，恐孔圣人害怕。”（《孔府档案》三五九四卷之十一)对衍圣公肆意杀人，顺治帝只是简单地谴责了一下，聊了聊家常，竟然还因衍圣公不常在自己身边，怕他害怕，最后也竟没有治他的罪,不了了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顺治帝是多么的包容衍圣公。

明末清初，王朝更替，社会动荡不安，许多旧的勋贵大地主在剧烈的战争风暴中覆灭。孔府这个延续了千年之久的世袭贵族地主虽然在混战的年代里也经历了一场暴风雨的袭击，但终因孔孟之道是“万事道统之宗”，新建立的满清新政权仍然需要他维护统治的“国脉灵长”。因而，这个大贵族地主是摇而不坠，并且随着新政权的不断稳固以及统治者的不断恩渥，其权势也在赫赫不可一世的重建起来。

（二）皇帝打压、限制衍圣公

虽然清初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曾极力拉拢、优渥衍圣公，但当衍圣公或孔氏族人的行为有损封建政权利益的时候，封建统治者也会毫不犹豫的打压衍圣公。

顺治二年（1645年）十月，孔姓族人孔闻謤（明天启朝壬戌科进士，曾任为陕西河西道）对满清政权提出的剃发衣服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他认为孔氏子孙乃圣人后裔，应该保留传统服饰，以示政府崇儒重道之意。并上疏皇帝，言“臣家宗子衍圣公孔允植已率四氏子孙告之祖庙，俱遵令薤发讫。但念先圣为典礼之宗，颜曾孟三大贤并起而羽翼之.其定礼之大者，莫要于冠服。先圣之章甫缝掖，子孙世世守之。是以自汉暨明，制度虽各有损益。独臣家服制，三千年来未之有改。今一旦变更，恐于皇上崇儒重道之典，有未备也。应否蓄发，以复先世衣冠，统惟圣裁。”[6]孔闻謤的奏疏虽然考虑的比较周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这触动了满清政权的根本利益。剃发易服是清军入关后满清政府对汉人实行的一种强制性政策，在满清统治者看来，它代表着广大汉族是否真正臣服。因此，统治者对孔闻謤的奏疏进行了坚决的回绝，并对其进行了惩罚，“孔闻謤疏求蓄发，已犯不赦之条。姑念圣裔，免死。况孔子圣之时，似此违制，有玷伊祖时中之道。著革职永不叙用。”[7]满清统治者对孔闻謤的责罚确实比较重，但细思之后，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惩罚实际上是满清统治者向衍圣公及世人表示：即使圣人后裔也不能违背政权政令，衍圣公也没有特权触动满清政权的实际利益。

顺治十六年（1659年）十一月，“衍圣公孔兴燮以恣意滥刑、擅毙庙户，命革去少傅兼太子太傅衔”[8]，即我们前文所讲孔兴燮打死刘国栋兄弟一案。庙户、佃户为衍圣公等孔府贵族纠纳钱粮财务，并提供各种服务，是衍圣公府物质来源的基础。虽然庙、佃户受到衍圣公的管理与庇护，对其进行实际控制，但他们的人身财产安全仍然受到封建政府的保护。皇帝对孔兴燮杖打致死刘国栋兄弟一案十分关注，虽然处罚较轻，但这是皇帝对衍圣公的警告，希冀其不要在地方上为所欲为，目无王法。

二、衍圣公“效忠”皇帝

当清军入关并在战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初步取得统治地位后，衍圣公孔衍植吸取明初孔克坚“怠慢”朱元璋导致皇帝不满的教训，积极向新政权表示衷心。当南明及社会广大抗清势力与满清新政权殊死拼搏的时候，作为圣人后裔的曲阜衍圣公却于顺治元年九月初一向清政府呈送了《初进表文》：“伏以泰运初亨，万国仰维新之治；乾纲中正，九重弘更始之仁。率土归诚，普天称庆。恭惟皇帝陛下，承天御极，以德绥民。协瑞图而首出，六宇共戴神君；应名世而肇兴，八荒咸歌圣帝。山河与日月交辉；国祚同乾坤共永。臣等阙里竖儒，章缝微末，襄承列代殊恩，今庆新朝盛治。瞻圣学之崇隆，趋跄恐后；仰皇猷之赫濯，景慕弥深。伏愿玉质发祥，懋膺天心之笃祐；全瓯巩固，式庆社稷之灵长。臣等无任瞻仰忭舞屏营业员之至。谨奉表上进以闻。”（《孔府档案》6308卷之一）对于新政权，孔府极尽自己谄媚之能事，完全不再考虑自身身份及前朝给予的恩宠，只是一味的巴结逢迎新政权，目的只是为了能够使新政权承认圣人后裔的地位，满足自身利益。

满清政权巩固之后，实行尊孔崇儒政策，并不断优渥衍圣公。在政府一系列恩荣优渥之下，衍圣公也积极配合满清政权统一全国的各种行动，最著名的则是衍圣公孔衍植在顺治二年六月呈递的《上剃头奏稿》。古往今来，中原汉族一直坚持“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圣训，头发是父母精血赋予的，男子往往束发冠笄，并不剃发。清初满族男子受生活习惯的影响，往往将头颅四周的头发剃掉，仅在中央留一处如铜钱大小的“金钱鼠尾”式发型。清军入关之后，多尔衮不顾汉族士人“海内渐归混一，正忘以礼乐衣冠之治治天下”[9]的吁请，悍然下令在全国剃发，“若无划一，终属二心”，[10]以此作为臣服的标志。“用屠刀强迫一个具有数千年礼仪文明传统的民族去接受受征服者的落后习俗，这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文明史上，也是骇人听闻的。它对汉族人民造成的思想、心理阴影，历数百年之久依然未能消弭。”[11]对此种残暴行为，广大汉族百姓尤其是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的士人强烈抗拒，甚至有些前朝遗老隐居山林避免剃发。士人尚且如此，而作为圣人后裔嫡裔子孙的衍圣公却不顾一切的迎合行政权，坚决剃发易服，并择良辰吉日，“恭设香案，宣读圣谕。”会同曲阜世职知县、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各书院学录及府内属官，“尊奉圣谕，俱各剃头讫”，称“伏惟睿照。臣监奏不胜惶悚战栗之至。”（《孔府档案》6308卷之12）真是令人唏嘘！

为了迎合满清政权也为了给自己谋求更大的利益，衍圣公孔衍植于顺治二年向清廷上《进溻河淀庄地疏》。溻河淀庄地是孔府在直隶武清县霸占的一块土地，由于明末农民起义战争，孔府无法控制，导致此土地被佃户占为己有，满清入关后，又被满清贵族圈占。衍圣公利用这块已经被易主几次而现在又在满清贵族手中的土地献给满清政府，以表示诚心。这件事情无论是从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对孔府都是有利的，政治上，借这块已不属于自己的土地向新政权表示衷心，以此博得新政权的青睐；经济上，他可以借刀杀人，利用清政府来镇压反抗的佃户，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是能够为日后向清廷请求拨补新土地制造了借口，可见，孔府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自身的利益。

三、两者关系形成原因探析

（一）满清政府巩固政权的现实需要

满清政权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其政治制度、文化意识形态与中原汉族有很大的不同。清军入关后，战争仍在延续，明末农民起义军以及部分拥护明朝的地主阶级士大夫仍在积极反抗满清政权。在此情况下，清政权迫切的需要汉族绅衿地主的支持，更需要把明朝官僚和汉族地主士大夫吸收进清朝统治集团，以此扩大满清统治的阶级基础。然而，长期受华夷之别思想影响的广大中原人士并没有对新王朝产生民族认同感，对其存在一定的心理隔阂。如何能够使广大汉族百姓尤其是有文化的知识分子臣服于新政权，成为当时满清政府亟需解决的问题。而作为孔子嫡裔的衍圣公，历朝历代均受到皇帝的恩宠。可以说，在儒家学说作为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之后，孔子后裔尤其是嫡裔子孙不仅仅是先圣后人，更象征一种文化意识标杆，一面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旗子。作为圣人的后裔，衍圣公在清初社会秩序混乱、民心不定的情况下，则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入关初期，摄政的多尔衮以及亲政之后的顺治帝深知其中利弊，为了尽快的拉拢吸引汉族士人，统治者实行了优礼圣裔的政策，利用衍圣公这面旗子来缓和汉族绅衿的敌视态度。

对于皇帝打压、限制衍圣公，则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衍圣公作为世袭贵族大地主，是地方贵族势力的代表，衍圣公遭到压制实际上是封建专制皇权不断强化的结果，同时也是中央与地方势力斗争的结果。满清政府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新政权，在颁布并实施新政令时，迫切需要衍圣公这种具有身份地位的人物的支持，以此获得更广大士人的支持，有利于新政权权威的树立，孔氏族人对新政令的桙逆则是最令统治者愤怒的。此外，由于衍圣公在清以前历朝历代均受到皇权的恩荣，他的势力非一般地方贵族所能比。为了限制衍圣公个人权利的膨胀，同时也为了防止衍圣公违法乱纪、干扰地方事务，皇帝不得不对其进行打压。

（二）“君恩祖泽”的历史传统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儒家思想经汉代董仲舒加以改造，符合了封建统治的要求，成为封建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持续了两千多年。历代朝廷为了加强思想统治，对孔子一再推崇。尊崇孔子的方式很多，但其中有一种直接的方式，就是“优礼圣裔，对孔子嫡裔子孙不断封赏，恩渥屡加。政治经济文化上给予各种特权，构建一个历代不倒的贵族地主府第，成为全国推广儒学的样板。”[12]因孔子及儒家思想的缘故，孔子嫡裔子孙受到汉以后历代帝王的恩宠和优渥，无论朝代怎么更替，孔子子孙都能够在封建政权的荫育下，享受非比一般贵族地主的待遇，成为世袭罔替的贵族大地主。明清易代，但孔子及其儒家学说并没有随明亡而消匿，满清统治者深知其在维系人心以及治国安邦方面的功用，仍然坚持尊孔政策。在这一背景条件下，作为孔子后裔嫡裔子孙的衍圣公自然而然的也受到了统治者的恩宠与优渥。

（三）衍圣公需要借助皇权巩固自身地位的现实需要

两千多年来，封建统治者优礼圣裔，借以加强封建统治；圣裔依靠皇权，以此来获得自身利益，代代如此。明末，波澜壮阔的农民大起义推翻了腐朽的朱明政权，许多王公贵族和封建大地主被起义的狂澜冲垮和淹没。作为世袭罔替的大贵族地主衍圣公，也受到了农民战争的沉重打击。在明末农民战争中，孔府得以维系贵族腐朽生活的土地在战争中损耗巨大，孔府佃户“死亡逃移，十存二三，丁逃地荒，祭祀匮乏。”而象征性的祭祀等礼节也因战乱而荒废，数百名礼生、乐舞生，也因“自今世乱，多致逃亡，以致礼节多废。”（《孔府档案》七十九卷之三）不仅如此，在烽火漫天的战乱时期，许多农民起义军声势浩大，甚至有些起义军活动范围距离孔府近在咫尺，这对孔府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威胁。在这种社会大环境下，孔府急切的需要投靠新的政权，以此来镇压农民起义，恢复自身原来的显赫身份以及所享受的特权，这是衍圣公积极寻求与新政权合作的根本原因。

结语

从清初统治者与衍圣公的相互关系可以看出，无论是政治方面还是经济方面，二者都是以符合整个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为基础，以相互需要为出发点展开的互相利用的政治活动。对于二者的关系，我们还需要深刻的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当时社会混乱，战争仍频，民不聊生，新政权并不巩固，尤其在人心方面仍不能得到认可。而作为少数民族统治中国，必要条件就是必须能够得到广大汉族士人的承认并与其合作。衍圣公是圣人后裔，具有文化标杆的意义，满足衍圣公的要求，取得他的支持，进而约束汉族士人，是清政府亟需做的事情。虽然衍圣公是不因朝代更迭而世袭罔替的大贵族地主，历朝易代从未改变衍圣公的尊贵地位，但总归是面临新政权、新主人，衍圣公仍然需要借助新政权来恢复或增强自己因被战争夺走了的特权。作为封建统治阶级，在特殊时期，二者能够满足彼此双方的利益，这是他们能够合作的基础。虽然双方也存在矛盾、摩擦，但这些并不能影响二者合作的根基。总之，互相利用是双方关系的本质，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二者不谋而合的走到了一起。

[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山东省曲阜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孔府档案选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2：19.

[2]成积春.走向盛世的政治思维——康熙治道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06.

[3]骆承烈，朱福平，骆明.孔府档案选[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11.

[4]林永匡.明清两代对孔府的“优渥”事例[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84，（6）.

[5]清世祖实录：第九卷.顺治二年十月丙辰.影印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5：97.

[6]清世祖实录：第二十一卷.顺治二年十月戊申.影印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5：185-186.

[7]清世祖实录：第二十一卷，顺治二年十月戊申.影印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5：186.

[8]清世祖实录：第一百三十卷.顺治十六年十一月己丑.影印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5：1008.

[9]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十三辑[].赵开心.题为特参李若琳传言剃发希宠误国本第.

[10]清世祖实录：第十七卷，顺治二年六月丙寅.影印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1]姚念慈.清初政治史探微[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283.

[12]骆承烈.洙泗归元（上）[M].香港：中国孔子文化出版社，2015：61.

责任编辑：孙延波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ulers and the Yansheng Gong

SUN Jing-chao
(Qufu Normal University,Qufu 273165,China)

The year of 1644 marks the establishment of Qing dynasty.However,the majority of Han people do not accept the new Manchu regime.In order to maintain its stability,the ruler of the Qing Dynasty has actively associate with Yansheng gong,who serves as the benchmark of Han cultural awareness.But on the other hand,he strictly restricted the rights and power of Yansheng gong.Recognizing the whole social situation at that time,Yansheng gong actively carried out the administrative decrees of the new regime in order to show his heartfelt wishes.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uler and the Yansheng gong under the Shunzhi reign,demonstrates the reason behind the formation of such relation,and exposes the dark side of the ruling class in feudal society.

Emperor Shunzhi;Yansheng gong;generosity;restriction;loyalty

K249.2

A

1671-4288(2017)05-0055-05

2017-08-16

孙经超（1991—），男，山东德州人，曲阜师范大学2015级在读研究生。主要从事明清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