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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实人生的深层透视
——解读莫言小说《欢乐》

2017-03-09韩继磊

潍坊学院学报 2017年5期
关键词:莫言悲剧小说

韩继磊

(潍坊学院,山东 潍坊 261061)

对现实人生的深层透视
——解读莫言小说《欢乐》

韩继磊

(潍坊学院,山东 潍坊 261061)

中篇小说《欢乐》是莫言从注重历史的书写到专注于社会现实书写的一个转捩点。莫言在《欢乐》中从社会生存境遇和个体人格因素两个维度对社会现实人生进行了深层透视并给予了独特艺术化的表达,凸显出了他作为一个优秀作家多视角对生命意义及价值的苦苦追问、深入探寻的深刻意蕴。

《欢乐》;意蕴;生命意义;深层透视

引言

《欢乐》是莫言1986年在《人民文学》发表《红高粱》之后的又一部重要中篇小说,该小说刊发于1987年的《人民文学》第1-2期合刊上。但是,对莫言的《欢乐》这部作品人们却鲜有深入地阐释,更没有像《红高粱》那样成为人人争相言说的作品。其实,这部作品在莫言的成长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莫言用极富现代派风格的意识流写作手法,从注重历史的书写到专注于社会现实的书写的一个转捩点,这奠定了莫言未来小说创作的一个基本范式,那就是既注重历史书写,又注重现实书写,历史书写与现实书写相互缠绕,相互作用,从而使得莫言的小说具有独特的意蕴和新颖的形式。本文将从莫言小说《欢乐》对现实是怎样进行表现的、《欢乐》对齐文栋人生悲剧原因是怎样进行深层透视的、《欢乐》的深刻意蕴何在三个方面对小说《欢乐》进行剖析。

一、莫言小说《欢乐》对现实是怎样进行表现的

莫言运用了浓郁的、颇具探索性的第二人称叙事,酣畅淋漓地向读者叙述、铺陈了一个生活状态非常贫困、社会地位极度低下、人格不被尊重又想穷尽气力借高考的成功摆脱这种艰难生存困境获得社会认可他人尊重而不果,最终走上自毁道路的农村青年的心路历程。

“出身于农村的作家很难忘记对农村题材的关注与凝望。”[1]回归故乡之后的莫言把创作之根深深地扎在了“高密东北乡”这片土地上。莫言的《欢乐》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凄冷的悲剧故事:在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农村还处于异常落后贫穷的状态,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当时多数农村青年都渴望离开农村到城市生活工作。关于这一点,莫言在另外一部中篇小说《师傅越来越幽默》的开头第一段也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注解,文中是这样表述的:“离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还差一个月的时候,在市农机修造厂工作了四十三年的丁十口下了岗。十放到口里是个田字,丁也是精壮男子的意思,一个精壮男子有了田,不愁过不上丰衣足食的好日子,这是他的身为农民的爹给他取名时的美好愿望。但命运没让丁十口有田,却让他进工厂当了工人,过上了远比农民幸福的生活。他对给自己带来幸福的社会感恩戴德,仿佛只有拼命干活才能报答。……”[2]其中“但命运没让丁十口有田,却让他进工厂当了工人,过上了远比农民幸福的生活”几句可以清楚看出当时社会的状况是,即使是在农村有了田地,也远不如到城市做个普通工人的生活水平、社会地位高。所以当时很多农民都想离开贫穷落后的农村去城市找个活儿、去城市生活,那样就可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同时也可以彰显自己稍高一些的社会地位从而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当时对地处穷乡僻壤没有任何“特殊社会关系”的农村青年而言,未来的生活基本就只有两条道路可走:要么参加高考,通过高考的成功来改变命运走出农村,这也是最有效的一条途径;要么留在农村,延续父辈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封闭、贫穷、落后、死水一潭般的生活。《欢乐》的主人公齐文栋也面临着同样的两条道路的选择。现实是他走上了第一条道路(注意是走上而不是选择,我认为起初年龄尚小的齐文栋参加高考只是彼时彼刻的生活自然流在推着他,是一种从俗的被动的行为,因为那会儿他周围的小伙伴都这样做。但是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对生活认知的加深以及对他所处的生存环境的日益强烈的厌恶,他才慢慢坚定了通过高考逃离农村生活境遇的决心):通过高考逃离贫穷丑陋的令人恶心的“绿色”的土地,改变自己不被尊重的卑微的个体生命以及低下的社会地位。他连续参加了5次高考,结果却是屡战屡败,齐文栋对自己的期许以及全家人对他寄予的所有改变家族命运的厚望都化为了泡影,五年来所有的努力化为乌有。摆在齐文栋面前的残酷的现实是第一条路走不通只能选择第二条——留在农村务农。可已经长大成人已经在经历了诸多的人生体验之后有了自己比较独特的对生活的认知已经有了自己对未来生活的规划和美好的期许的齐文栋,对留在农村过像父辈们那样封闭、愚昧、落后、死水般的生活已经不可能,他既不能接受,也不能屈就,说穿了是他于心不甘。于是他烦闷、压抑、痛苦、无助,在他身上两种选择都不能的强烈的矛盾冲突使他的精神几近分裂,最后终于无路可走,在极度抑郁对生活彻底绝望后走上了自杀毁灭的道路。

二、莫言小说《欢乐》对齐文栋人生悲剧原因是怎样进行的深层透视

小说题目为“欢乐”,但从整部作品里却很难读出、寻找到欢乐的气息,透过文本读到的是弥漫在小说主人公“齐文栋”(小名永乐)生活中铺天盖地的伤痕累累的灰色的痛处、苦涩清冷令人恶心的绿色的压抑、对未来生活了无生息的黑色的绝望等等并不欢乐的生活内容。

齐文栋的悲剧固然是由众多原因造成的,但在此,我们关心的是,莫言对这一悲剧的原因是如何展示的?通过对文本的具体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莫言对悲剧原因的表现主要顺承着以下两个维度展开:

其一是社会生存境遇对人的悲剧产生的强大作用。

马克思说过,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就是说,人从出生到离开世界,都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这样一来,社会生存境遇便对人生的底色具有了天然的着色作用。这恰是齐文栋的悲剧之所以产生的根本原因。正如莫言在小说中为我们展现的那样,齐文栋生活的高密县是贫穷落后的农村,那儿的人大多是“凸牙床”,“长着一嘴漆黑牙齿”:赶车的建仓“龇着一嘴猪屎牙”;建仓的老婆娘“有一嘴比猪屎还要黑的牙齿”;“那个女人牙床极端突出,上唇退缩到牙床丘陵的漫坡上。你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就了家乡这么多性格乖戾、相貌丑得登峰造极、看一眼一辈子也难忘的女人,所以你厌恶这块土地。你异想天开地要对故乡的人种进行改良,杂交,一照镜子,你马上发现自己也在改良之列。凸牙床女人像发情的母驴一样嚼着泡沫,骂嫂子……”[3]从小说文本的这些叙述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出“凸牙床和猪屎牙”成了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突出的生理特征,他们长相丑陋,言辞鄙俗。而这些生理特征恰恰是齐文栋引以为耻极其厌恶的,也是他极力想通过高考摆脱的心理深处极度自卑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这个贫穷落后的村庄,人们唯一得以生存的方式就是种地,种地之余还发生着林林总总丑陋不堪、冷漠无情、令人恐惧的龌龊不公平的事件,比如女婿与丈母娘乱伦:建仓与他丈母娘的结合;比如官场上的贪污腐败现象:公社党委副书记拿着国家工资同时鱼肉乡里,小说中齐文栋在心里这样恨恨地说着:“你觉得这个当年鱼肉乡里的新恶霸,落到了亲自动手拉鱼的地步,已是农民的洪福,尽管他天天拉鱼卖钱,国家还要开给他每月近百元的工资。你痛感世道不公,过去你就这样想,所以你要上大学。”[4]比如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冷漠、麻木:妇女亢奋地对他人的死讯嚼舌根。当嫂子告诉齐文栋翠翠自杀的消息时,嫂子的心态并不是对姑娘翠翠的死表示同情、怜悯、遗憾、可惜,而是惊愕、兴奋,又有一些幸灾乐祸,把人与人之间的妒忌、冷漠、麻木的丑恶人性刻画得入木三分。比如恶霸当道、强权欺压百姓:计划生育政策被村干部当成搜刮民脂民膏的利器,乡政府搞计划生育的中坚力量是村里一伙儿专门斗鸡撵狗、聚众闹事的流氓恶棍,村民只有被欺负的份儿,没有正义可言。比如村民的愚昧无知:对“基督教”不明就里地盲目相信。

《欢乐》的主人公齐文栋就是生活在以上所描述的社会环境中:贫穷落后、粗鄙丑陋,他对这样的生存环境极其厌恶并坚决拒绝。假设齐文栋不考大学就要象村里的农民一样在这块土地上安居、在此环境生存下去,那他别无选择只能放低再放低自己的心态,与世俗同流合污。而这个生存环境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在这片土地上,只要你有任何不为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所认同接受的言语或者行为,你有任何想与环境抗争的蛛丝马迹,都会被看作“另类”、“他者”,为世俗远远地放逐,也正因为这种固守封闭的世代相传的思维和习惯生活模式,才有了想大胆追求纯真爱情的鱼翠翠以自杀告终的悲剧;才有了复员军人高大同“被成为”了疯子的怪异惨痛的结局;才有了北京牌的吉普车,这个外来的现代文明,一进这个村就陷入到一个烂泥潭的极具深刻寓意的背运桥段。

但是齐文栋恰恰是一个被生活莫名地推上了接受学校教育、执着于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坚定之徒,他已经由起初并没讨厌这块土地慢慢地变成从生理到心理层面对农村所有的一切极度厌恶的状态。所以在小说的第三自然段,当齐文栋在经过一次次高考失败后才愤怒地发出这样的吼叫:“我不赞美土地,谁赞美土地谁就是我不共戴天的仇敌;我厌恶绿色,谁歌颂绿色谁就是杀人不留血痕的屠棍。”[5]在整个故事中齐文栋不仅仅是这种生存环境的具体体验者,同时因为多年受教育的经历又使他成为一个有能力去超越这个生存环境并能以一个他者的身份来反观审视他自己故乡的人和事的“另类”。当他受了“建仓”的讥讽,在心里骂了“建仓”一句后,自己内心又立刻后悔,觉得这种肮脏的话与他的身份不相符合,由此我们可以断定齐文栋是坚决不会允许自己和自己未来的生活象家乡的人们那样粗俗鄙陋、愚昧麻木,毫无教养和修养,他绝对不会允许自己成为一个世俗的“同流合污者”,他一定要千方百计逃离这个令他鄙视、令他不屑的生存环境。

另一方面从齐文栋的外在条件来看,他本人在农村的生存能力很差,这也是导致他要逃离农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干农活他不是行家里手,连最基本的给庄稼喷洒药粉他都喷洒的不尽如人意,结果是他的哥哥站在院子里,用恨铁不成钢的口吻怒气冲冲地训斥他。在农村环境生存需要男人强悍有力,而齐文栋的手却是“萎靡不振”的,是胆怯地把手松开,手指酸麻弯曲久久伸不直。当村主任来他们家对他哥进行计划生育罚款甚至以武力相逼时,齐文栋弱声弱气文绉绉的一句“你们一点人道主义精神也不讲吗”换来的是村主任的一句“你得了什么病没有?这是农村!”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齐文栋与整个农村生存境遇之间的隔阂与冲突已到了难以调和的地步。齐文栋作为一个他者,显然在这个生存环境中是没有立足之地的。他别无选择,高考就成了他改变命运的唯一路径,成了他唯一的救命稻草。但现实却是他高考的一次次落榜,他最终要离开学校,回归农村,这也就意味着齐文栋将永久的丧失其得以生存的土壤,成为一个生活的漂流者,成为农村社会的异己者。正是这种农村不屑留、城市去不了的社会现实生活的强烈冲突,直接导致了齐文栋的命运悲剧,使齐文栋走上了绝望的自杀之路。所以齐文栋生存的社会境遇是其悲惨结局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莫言小说《欢乐》对人生悲剧进行深层透视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层面。

其二是齐文栋独具的个体人格因素造成了其人生悲剧。

齐文栋最终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除了外在的社会生存境遇的原因之外,与其个体所独具的人格因素也是分不开的。《欢乐》文本运用了独特的意识流艺术手法和第二人称叙事的方式让齐文栋自己把内在心理的活动变化、内心强烈的矛盾冲突没有任何遮蔽地敞开,把造成齐文栋悲剧结局的个体特质即他身上所独具的人格因素鲜活、生动、本质地艺术化地呈现在了读者面前:齐文栋正直、善良、有追求,但是这些积极向上的人格因素并没有激发出他开朗乐观自信豁达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相反紧张、焦虑、敏感、自卑、消极、自律性差的人格因素在其特质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而这些占主导地位的人格因素最终也是导致他悲剧结局的重要原因。那么这些占主导地位的人格因素是怎样形成的呢?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人的行为都是由人的动机决定的,而动机的来源是人的需要。根据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可以把人的需求分为两大类:匮乏性需求与成长性需求。匮乏性需求包括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和尊重的需求,成长需求包括求知的需求、审美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两种需求的目的不同,满足条件不同,对个体满足的最终感受也不同。

匮乏性需求是人的低等需要,它要解决作为肉体的人活着的基本生物需要,如吃喝拉撒衣食住行,安全感、被爱、被尊重感,这些都是人赖以生存的基础。而这些匮乏性需要都要从外界获得,于是便形成人对外界对他人的依赖性,这种依赖性既加大了人被外界的束缚,同时也隐含了人与外界的冲突。如果这些基本条件不能被满足,人就会处于强烈的紧张焦虑状态中,如果这种状态持续时间过久,人的身心都会受到很大的伤害。齐文栋在匮乏性需求方面严重缺失。首先,他生理需求的获得感差:家境贫穷导致食物匮乏、生存环境恶劣,他的嫂子会因为年长的婆婆给鱼翠翠一根黄瓜妞子而将婆婆骂的狗血喷头,可见他的家庭生活拮据到什么程度,而其居所是一个爬满了虱子和老鼠的破败的房子;性的压抑,齐文栋正处于青春期,对异性、对性的强烈的好奇和渴望而又找不到合适的路径对这种情绪进行释放,自己也没有应有的自律性来约束这种生理上的欲望,致使他心理层面极度的自我压抑。其次安全需求方面:他胆小怯懦,安全感极度缺乏。哥嫂超生,村民委员会主任对齐文栋家的财产“肆意掠夺”时他的表现懦弱无力,没有丝毫男子汉的血气方刚。再次,归属与爱的需求和尊重的需求方面获得感几乎为零。周围邻居、嫂子对他的嘲讽,哥哥的责骂,母亲的乞讨都是对齐文栋的爱的需求的缺失和尊严感被无情的践踏方面的书写。

从功利与超功利角度来看,匮乏性需求属于功利性需要,都是基于个体为了保证自我生存而向外界的依赖和索取,相反,成长性需要是超功利的需求,不需要人对外界有过多依赖,更谈不上人对外界的获得索取,是人自然自发的内在需要。齐文栋有求知的需求,但他的这种需求功利性太强,有非常明确的目标——考学、逃离农村,负载的压力过大几乎令他窒息致使高考屡战屡败。真正的成长性需求的求知是超功利的,虽然也可能有考学的目的性,但它个体自然需求的色彩更浓,这方面愉悦充盈的满足感会大大缓解甚至消除掉外在功利的焦虑,可以想象这种人在求知时的学习效率和精神状态更佳更有效率,成功率更高。齐文栋的求知需求远没有达到成长性需求的层面,而是充斥着浓郁的功利性负载。在审美方面他内心深处更加不满足,他对长着“凸牙床和猪屎牙”、长相丑陋言辞鄙俗的这块土地上人们非常厌恶;在自我实现需求方面也表现出极度的不满足,他渴望成为一个“面如敷粉,唇若涂脂,鬓若刀裁,眉若墨画”、口袋里插着钢笔与圆珠笔的风流倜傥的在校大学生,但现实中他自己却是一个地道的丑陋的懦弱的不被人尊重的不能独立的东北乡人。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要满足齐文栋的所有个体需求的唯一途径只有高考。高考是他将现实转化为理想的唯一救赎,但是恰恰就是这个唯一的救赎却同时成了齐文栋完成自我实现、自我期许的最大阻碍。

面对这巨大的阻碍,倘若齐文栋人格因素中有坚强的意志、坚忍不拔的毅力、强有力的自我管控能力,专心努力学习,高考在他生命中不会是五次屡战屡败。现实中的齐文栋在生活中却恰恰相反,他常常被青春期人性的原始欲望所诱惑、主宰,他意志薄弱,理性的光芒微乎其微:他的第一次高考就是在带有性欲色彩具有温暖腥气的泥鳅味儿的引诱下轻易地被毁掉了;课堂上经常走神,连老师问的简单问题他都没能回答。最后一次复读,他坐在“冬妮娅”的后边,课堂上他关注的不是老师的讲课内容,而是女老师抬臂书写时露出来的柔软滑溜的金黄色的腋毛,这腋毛催生了他难以控制的熊熊燃烧的欲望;他关注的是“冬妮娅”脖颈、衣服以及衣服里面令他心猿意马、走火入魔的姑娘的身体,可以看出齐文栋个体特质中的自律性很差,意志力非常薄弱,他更多的是生活在自己对自己预设的美好的未来生活的空洞幻想和意淫之中,而没有真正落实到实现美好愿景的行动上。

总之,正是由于以上匮乏性需求、成长性需求方面的严重缺失,导致齐文栋长期处于强烈的紧张焦虑、极度郁闷状态,身心都受到了极大伤害,于是紧张焦虑、抑郁敏感、自卑消极、自律性差、耽于幻想便在其人格因素中日益起着主导作用,被外界的束缚感、与外界的矛盾冲突感也越发强烈。当这种矛盾冲突束缚压抑积聚到顶点,便像绷紧的橡皮筋般最终崩断走入毁灭的悲剧结局,所以齐文栋所独具的个体人格因素是造成其人生悲剧的又一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也是莫言小说《欢乐》对齐文栋人生悲剧进行深层透视的又一重要层面。

三、莫言小说《欢乐》的深刻意蕴何在

在莫言走向文坛乃至走向诺贝尔文学奖的艰难历程中,《红高粱》和《欢乐》是不容忽视的两部作品,前者奠定了莫言的新历史主义叙事的基本风貌,后者确立了莫言的现实主义叙事的基本格调。这就是说,莫言随后创作出来的许多文学作品,基本上都是以这两部作品作为原点的。莫言在《欢乐》中对“并不欢乐”的人物内心及其所处恶劣社会生存环境进行历史维度的现实书写,其深刻意蕴何在?笔者认为其深刻意蕴就在于对生命意义及价值的探寻。

莫言《欢乐》在对造成齐文栋悲剧的恶劣的农村现实生存环境和他自身人格因素的书写之余,在小说的结尾既是向齐文栋也是向作者、读者发出质问:“什么是欢乐?哪里有欢乐?欢乐的本质是什么?欢乐的源头在哪里?……请你回答!”[6]更多的引起读者对生命意义及价值的探寻,同时也凸显了该文本的深刻意蕴。每一个生命个体其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最基本的首先是“活着”、“存在着”本身,然后才是对生命个体的自由、独立、尊严等精神层面的追求。欢乐不欢乐,更多的是作为一个生命个体自己内心对事物的感受。只要有生命个体的存在,就有对欢乐、对生命意义的追寻。

莫言说:“我有时在想,我们不少写农村生活的作品,总是把农村写得凄苦得很,似乎农村生活没有一丝一毫的乐趣,这实在是太不了解农村了。在这些作家眼中,中国农村只有像鲁迅先生笔下那些待启蒙,待别人去拯救的绝望境地,而不可能有自己的欢乐。事实上,中国农村是有自己的乡野生活,有自己的欢乐和苦恼……农村生活的确很苦,但农村生活并不是一点欢乐也没有。我自己从小在农村长大,我能够体会农村生活的欢乐与痛苦。”[7]莫言的这段话似乎也在表达其实农村生活并不完全像齐文栋们所认为的那样只有苦难、只有苟且。如果你真正扎根农村、嵌入泥土,你也会发现农村生活里也还有诗、还有泥土的芬芳。小说的结尾用一种开放式结构,与题目遥相呼应,再一次向人们严肃庄重地提出“欢乐”问题引发人们的进一步思考、反思,我想它同时也在暗示读者人生本可以有多种选择,可以在一种平等、相互尊重的和谐中获得欢乐,也可以苦中作乐。齐文栋个体特质中的紧张焦虑、敏感矛盾、自卑消极、自律性差、耽于幻想等悲剧因素,使他更多的看到的是生活中的阴暗丑陋,内心中呈现的更多的是灰色的生活、令人厌恶的绿色的土地、对未来的黑色的绝望。倘若把这层层灰冷色调揭掉,把心胸敞开,生活中被遮蔽的那些令人感动的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就会敞露在大地之上:贫穷丑陋的母亲对自己儿子的拳拳的爱(年老体弱的母亲为给儿子凑学费偷偷地外出乞讨),兄长对小弟的关心帮助,嫂子对小叔子的忍让、美好的期待,鱼翠翠给予的真正的温暖,“冬妮娅”少女的情窦初开纯真爱情的奉献……难道这种种不是生活中的温馨、不是生活中值得留恋值得珍惜的人间真情?这又不禁使我们联想到了作品的篇外篇:中学生作文选《我的母亲和她的小鸡》(节录)。篇外篇并不是作家的画蛇添足,其意义指向是含蓄深远的,莫言通过这个篇外篇是不是在向读者暗示,其实生活中既有苟且,也有诗,也有远方,关键是看你的心态。到底什么是欢乐?欢乐在哪里?作者的一再追问何尝不是在启示读者欢乐其实并不虚空,并不遥远,欢乐就在生命自身蕴藏的坚韧不拔的意志中,就在我们触手可及的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就在“赊鸡汉子的叫卖声中”,就在刚出壳小鸡的生命快意中,在人与人之间平等、友爱的交往中。即使在最贫瘠的土地、最黑暗的年代,这种生命的欢乐、生命的尊严、价值都有它孕生的土壤和极强的存在的可能性,也许这就是这部作品带给我们最值得反思的深刻意蕴吧。

[1]翟瑞青.童年经验和现代作家的文学创作[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82.

[2]莫言.师傅越来越幽默[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159.

[3][4][5][6]莫言.欢乐[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245,223-224,216,292.

[7]莫言.小说越来越难写了[M]//杨扬,编.莫言研究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11.

责任编辑:陈冬梅

I206.7

A

1671-4288(2017)05-0020-05

2017-05-04

韩继磊(1966-),女,山东潍坊人,潍坊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文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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