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疲劳》的罪感书写

2017-03-09戴筱筱丛新强

潍坊学院学报 2017年5期

关键词：生死疲劳金龙西门

戴筱筱，丛新强

（山东大学，济南 250100)

《生死疲劳》的罪感书写

戴筱筱，丛新强

（山东大学，济南 250100)

莫言在《生死疲劳》中借助佛教的六道轮回表现了因果轮回与善恶报应这一民间性的罪感文化，同时刻画了一部分能正视自我罪恶的人物，他们通过以肉体疼痛消解精神重压的方式来忏悔和赎罪。此外，莫言还利用西门闹在五次畜生道的轮回中始终没有泯灭的人性和罪感意识来唤醒罪感严重缺失的冷漠旁观者的忏悔意识，而这些书写最终指向的是直面人类灵魂的悲悯情怀。

《生死疲劳》；莫言；罪感；悲悯

罪感是“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类共同体验”[1]。它从原始社会时期就开始萌芽，起源于人在不断攫取生存资料时对自己欲望的洞察和自我意识的觉醒。罪感与忏悔意识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它们都是基督教大力宣扬的核心教义，由罪感催生的亏欠感和负罪感促使人忏悔过错、反思自己。但“基督教文化不是律法性的‘审判’文化而是一种恩典性的‘赦罪’文化，它的一大精神就是宽恕与宽容”[2]，所以罪感和忏悔意识是在让人叩问内心、审视自我、涤荡灵魂的基础之上，推动人自身的否定之否定的发展，使人最终具有能够包容人类共同体的博爱精神和悲悯情怀。莫言的《生死疲劳》就通过借助佛教的六道轮回和因果报应来曲折地书写罪感和人的忏悔意识，并展现了他笔下的大悲悯。

一、因果轮回与善恶报应：民间性的罪感文化

由于基督教文化是西方文化的底色之一，罪感也就自然成为了西方文学的重要主题。但西方文学强调的是罪感的原生性，就像索福克勒斯在《俄狄浦斯王》中所展现的，人无法规避原罪的重压，也无法脱开命运的羁绊。正因为这种无力感，人才需要借助上帝或其他超自然的外力来得到救赎。而罪感在中国文化中多表现为因果报应，尤其是借助了佛教的“业报”说后，这种民间信仰就不断加深其神秘性和对人的道德约束力量。佛教认为“业”有三报，一曰现报，二曰生报，三曰后报。这后报则与轮回观念密不可分，上世的“业”在新的轮回中得到“报”，“凡未解脱的一切众生，都会在六道中循环往复。”[3]

《生死疲劳》的故事就是通过地主西门闹在畜生道里的五次轮回展开的。西门闹自认“靠劳动致富，用智慧发家”[4]，所有财产都清清白白，他一向待人宽厚、豁达大度，却因为“地主”的头衔和许多莫须有的罪状被枪毙。当他沉入阴曹地府后，受尽酷刑但绝不认错服罪。于是他被阎王打入畜生道里历经驴、牛、猪、狗、猴五次轮回，最后在恨意和执念消解后，终于重新转世为人。按理说，西门闹的“业”不至于让他得到此般的“报”。他曾在大雪天救下奄奄一息的蓝脸，也在大灾荒那年免除了所有佃户的租子，作为一个地主，他的乐善好施是屯里人看在眼里的。但在那个以阶级成分区别人的善恶的特殊时代，他用血汗积累起来的正当财富反而成为顶在脑后的枪口，而那些为了跟他撇清关系而极力污蔑他的人则加速了扳机的扣动。这样一个“无罪”之人的罪孽轮回的故事框架本身就带有极大的反讽意味。

除了这不该得此报者的悲惨轮回，小说还写了现世报，不过莫言笔下的现世恶报大多是通过人的“复仇”来代替天道执行的。小说中的西门金龙恣意纵欲，直接导致了黄合作的凄惨婚姻和下一代的悲剧命运。他为了金钱利益，勾结庞抗美，意图将西门屯改造成一个完整地保留着“文革”面貌的文化旅游村。西门金龙极善于伪装，在蓝解放发疯时，他用装疯卖傻作为自己的遮羞布，在洪泰岳的逼问下也是一次次打太极。最后他出卖土地的行为彻底激怒洪泰岳，这个深陷阶级斗争无法自拔的老革命最终用炸药和西门金龙同归于尽。可以说，西门金龙的伪善是他被害的导火索。而小说中的另一个以劁驴阉牛骟马为业的人物许宝，因自身的残疾而对雄性动物的睾丸怀有变态的仇恨，他伺机割取西门驴卵，又对西门猪虎视眈眈，最后因西门猪的反击而丧命猪舍，得到了应有的报应。

但“恶报”不仅应验在做了“恶业”的人身上，也会殃及子孙。蓝开放在小说里算得上是最为干净的人物，他从小懂事乖巧，体贴母亲，高中辍学后成为警察，维护社会治安，几乎是一个正直清白得无可挑剔的人。他还尽力撮合了蓝解放和黄互助、常天红和西门宝凤，这样善解人意的开放却遭受了上一代余下的孽报。他在与庞凤凰结合后得知两人具有表亲的血缘关系，难以接受事实遂开枪自杀，庞凤凰则在孤独分娩后死去，这一笔加重了罪感书写的力度，也为小说增添了浓重的悲剧色彩。而也许正是由于近亲结婚，导致了他们的孩子蓝千岁（即再世为人的西门闹）天生患有血友病。始于西门闹，止于蓝千岁，仇恨与执念在时空中稀释消散，一个大家族的恩怨因果终于形成了“封闭的回路”[5]。

二、罪感与肉体惩罚式的赎罪

杨七是小说刻画得十分出彩的人物，他的下跪忏悔是小说中描写赎罪的最为精彩的片段之一。在吴秋香的小酒馆里，喝醉了的杨七向摘了帽的“地富反坏右”下跪，一开始只是嚷着自己有罪，接着嚎啕起来要求曾经被他抽过的人打还给他相同数目的巴掌。他说这些巴掌“不是我欠你们的账，是你们欠我的账”。实际上杨七想要接受惩罚，他迫切需要曾经被他欺凌过的人给予他等量甚至更多的肉体上的痛苦，以此来稍稍减轻精神上的负罪感。“文革”过去后，被迫害者纷纷走上正常的生活轨道，而那些脱轨的、走不出来的正是曾经的施害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每一个经历“文革”的人其实都是受害者。

回顾杨七在小说中出现的各种行为，可以发现似乎他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个帮腔作势、投机取巧的小人。他虽曾趁着雪灾售卖劣质皮衣以牟利、在“文革”后又靠倒卖毛竹发财，但并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丧尽天良之事。文中有一段对作为治保主任的杨七监督坏分子劳动时的生动描写：“杨七举起藤条，猛地抽下去，藤条从距离白氏鼻尖一寸处劈下，嗖的一声响，白氏毫发无伤，杨七这一手，练到了火候。”杨七没有必要真抽，这是在只有两个民兵监督的环境下，他只要达到催促坏分子加紧赶工的目的就已足够，因此他用恐吓来代替真抽。再看审问白氏西门闹的藏宝之处时，白氏被石头绊倒在地上，而杨七“不失时机地踢了她一脚，同时大骂：‘滚起来，装什么死！’”他紧接着还想再伸腿时，被洪泰岳喝住。这是一个需要严肃站明阶级立场的场合，也是一个充分表现自己的机会，他对待坏分子越严苛，他在上级领导心目中的成分就越纯洁。因此，杨七的那些皮开肉绽式的残暴抽打很可能是在批斗场合或是众人的灼灼目光之下，作为阶级态度的表征而展现的。就这一点而言，杨七并非泯灭了人性。这样一个小人物仅仅是走过“文革”的那代人的一个缩影，他所承受的挥之不去的罪感，也同样压在千千万万个“杨七”的心头。

杨七的这种借助肉体上的折磨来消解精神痛苦的方式是《生死疲劳》中人物的普遍性赎罪模式。蓝解放在出轨后遭到毒打，但他觉得这通毒打恰到好处地消解了他对打手的仇恨，如果没有遭受皮肉之苦就得到与庞春苗的“深恋酷爱”，他会“问心大愧”、“惶惶不安”。而面对蓝开放扔过来的污泥，庞春苗说：“这是我们应该承受的……我很高兴……我感到我们的罪轻了一些。”他们的这种因肉体痛苦对罪感的抵消而产生快感的形式与上文分析的杨七对他者惩罚的迫切需要和下文将提到的黄互助的自我折磨都是基于一个目的：将罪感带来的精神重压转移到肉体上，以此减轻心理的负罪感。

小说中另一处引人深思的赎罪片段是黄互助和蓝解放的性爱场面。蓝解放希望与黄互助面对面，但黄互助却坚持要用狗的姿势，她想借此减轻内心的罪感。可她哪里犯有过错呢？黄互助作为《生死疲劳》中较为完美的一个女性形象，出现的篇幅虽不算多，但都能从中看出其温婉贤淑的性情。她并无罪过，可接踵而至的打击让她不堪承受，一方面她或许对自己与金龙的结合导致妹妹黄合作的不幸婚姻感到内疚，所以把这些看成是因果报应、命定的惩罚，于是默认了自己的有罪身份，另一方面她是在替死去的西门金龙、黄瞳、吴秋香等人承受罪责。这一形象与刘再复先生分析《古船》中的人物隋抱朴时得出的特点颇为契合，他们都拥有“耶稣式的灵魂，甘地式的灵魂”[6]，都用“无罪之罪”[7]为自己铐上了沉重的枷锁。而在2000年年底的夜晚，黄互助终于肯放过自己，她主动改为了人的姿势，这一转变象征着她对蓝解放的完全接纳、自我的彻底解脱。在小说结尾处，莫言给了黄互助另一种外向化的赎罪方式：用她连通血管的头发暂续蓝千岁的生命。她成为西门闹的灵魂与蓝千岁的肉体共同依存的基础，在这里，她的赎罪不再是自我折磨，而是对另一个生命的接续，对那个她的上一代人曾经伤害过的灵魂的供养。刘再复先生认为人的良知系统具有内向性和外向性两方面的内容，“前者是主体以忏悔——自我谴责——的方式内在地表明自己对道德责任的承担，后者是主体以爱——自我献身——的方式承担责任。”[8]这体现在黄互助身上就是她从内向性的自我折磨式的赎罪到外向性的自我牺牲式的付出，这一转变正象征着莫言的罪感书写最终指向的是博爱与悲悯。

有学者认为莫言的作品历来少有罪感的表现，只是在他的最后一部长篇《蛙》中昙花一现。[9]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其实《生死疲劳》中除了有对上述人物的罪感与赎罪形式的深刻描绘之外，还有一个隐藏在叙述背后但贯穿了大半个小说的线索：蓝脸对土地的罪感。这份罪感承载了一个农民对土地的深沉的爱。在蓝脸心里，单干才是对土地的尊重，集体化生产让农民逐渐丧失耕种的积极性，无疑是切断了农民和土地之间的血脉，也正是这样的罪感让他坚守身为一个农民的骨气并独自撑过众叛亲离的岁月。

三、罪感的缺失与复归

《生死疲劳》塑造了一群冷漠的旁观者，他们抢着围观奇人异事，且总是自以为是地来一番点评。西门驴在成为县长坐骑后，不幸摔断了腿，因失去了利用价值而被人草草截断驴蹄，但蓝脸不离不弃，继续同它一起劳动。看着这只一瘸一拐有时甚至跪地爬行的驴子，旁人的反应是这样变化的，“起初，人们侧目观看这对古怪的劳动搭档，许多人掩口窃笑，但到了后来，就笑不出来了。”面对这般滑稽但又悲壮的场景，人从心里萌生了同情，而这种质朴纯真的生命感动让人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在西门牛以静卧反抗拉犁时，暴怒的西门金龙连抽牛身二十几鞭、用计使西门牛的鼻子撕裂。旁观的汉子也纷纷前来帮忙，因为这头牛不仅是站在人民公社的对立面，更是激起了人的可怕的统治欲。如果面对的只是一头猛烈反抗的牛，他们也许会心安理得地将各种残虐暴行加诸牛身，然而倔强的西门牛一声不吭、默默忍受，就让旁观者们渐生恻隐之情，他们的表情变得“不自然”并带有“羞愧之意”。有的人开始上前劝说金龙，可此时的金龙几乎失去了理智，疯狂地想要置牛于死地。旁观者眼睁睁地看着猥琐怯懦的蒙古蛇尾母牛为保全自身而伤害它的亲生孩子，看着西门金龙烧牛的残暴举动，个个都“屏住了呼吸”、“瞪大了眼睛”，这一幕幕悲惨场面无疑带给他们叩问灵魂的震撼。在信仰被架空的时代，在精神无依的状态中，人们突然发现自己被一头牛所感动，敬慕于这头牲畜的傲骨，相形之下，牛的坚忍和忠贞暴露出人的虚伪与冷酷，唤起人内心深处的罪感意识。人的自我审视竟是由于一头牲畜，罪感的复归竟是靠牲畜唤起，这一带有讽刺意味的事实不免令人欷歔。

对于这两处悲壮场面，作者巧妙地避免了以西门闹的第一人称来叙述。前一处是西门闹为驴时发生的事，采用的是驴的视角，在刻画旁观者时却借用嵌套文本，即小说中的人物“莫言”所作的《黑驴记》。而后一处西门闹为牛时的叙事则是完全处于蓝解放的掌控之下。这两处都通过外视角来叙述，并不直接透视西门驴和西门牛在遭受折磨时的内心感受。这是因为那“牛眼所见乾坤”必然免不了一番对身心苦痛的描写以及对旁观者的斥责，而“人眼所见世界”隐去这些，放大了人的冷漠，强调人的罪感的严重缺失，如同利用一架摄影机将当时的残忍一帧一帧还原出来。

除此之外，与这群旁观者的罪感缺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门闹的悲悯情怀。他初次转世为驴时，发现前世的二姨太太迎春跟了自己的干儿子蓝脸，于是怒火中烧，一顿怒骂，但在受到迎春细腻地擦拭之后，却不禁“被感动了，心中的邪恶的毒火渐渐熄灭”。西门闹对驴的身份的认同感就是在这一件件感动的小事中完成的，他对蓝脸的称呼从“我的长工”、“那小子”到“我的主人”，而直接导致这一称谓突变的是，洪泰岳发现西门驴在啃村公所的大杏树后用石片击伤了驴腿，蓝脸立刻站出来维护驴子。而与此同时，他对迎春的称呼也从“我西门闹的女人”变成了“我的女主人”。推动他完成身份转换的因素，一方面是动物本性，另一方面就是他内心始终没有消失的罪感和悲悯，这些意识在他堕入畜生道的轮回中始终存在。如西门驴想要爬跨母驴，但怕伤害到母驴驮着的婴儿和猪崽，于是控制了自己的情欲；西门牛在受鞭打时明明有反击的能力，却始终保持静默，他理解这些人的无奈且不愿轻易伤害每一个脆弱的生命；西门猪会因为连累了白氏、误伤了迎春而流下眼泪。因此，种种行为表明即便作为一个牲畜，他也会反思，会忏悔，而那些罪感缺失的冷漠者远远比不上这个余有人性的畜生。

实际上，莫言书写罪感的目的最终指向博爱精神与悲悯情怀，是希望人能以宽广的心胸包容世间万物，以直面人生苦难、正视自身缺陷的姿态立足于大化之中，并“对每一个个体因人性使然而遭受的痛苦都给予重视与同情”[10]。莫言在《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中提到：“只描写别人留给自己的伤痕，不描写自己留给别人的伤痕，不是悲悯，甚至是无耻。”[11]因此他在《生死疲劳》中刻画了一些在罪感缺失的冷漠群体的包围下仍旧能真诚地自我忏悔的人物，他是将一颗承载着全人类悲剧命运的石子投入湖中心，以激荡的波澜一遍遍拷问着人们的灵魂。

[1]摩罗.原罪意识与忏悔意识的起源及宗教学分析[J].中国文化,2007，(2).

[2]丛新强.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学的价值建构[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

[3]张舸.论莫言《生死疲劳》中“六道轮回”的佛教思想[J].山花，2013，(7).

[4]莫言.生死疲劳[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4.（文中引用部分均出自本版本）

[5]姚明月，张学军.论《生死疲劳》的叙事艺术[J].百家评论，2016，(2).

[6][7][8]刘再复，林岗.罪与文学[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70，145，38.

[9]彭岚嘉，杨天豪.莫言小说的罪感和罪感困境[J].学术界，2016，(4).

[10]徐宁，肖祥彪.莫言的悲悯情怀及其教育意义[J].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4，(12).

[11]莫言.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J].当代作家评论，2006，(1).

责任编辑：陈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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