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李凯冬

（红河学院，云南蒙自 661199）

中越边境跨国婚姻对边境村落治理的影响
——以隔界村哈尼族为例

王彬彬，李凯冬

（红河学院，云南蒙自 661199）

中越边民通婚历史悠久，对隔界村的调查可以看出，不同的历史时期通婚情况不尽相同，近年新增的“跨国婚姻”以同族通婚为主，有低龄化特征，且均为“非法” 跨国婚姻。 跨国婚姻的产生是文化、经济、人口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边境村落治理影响深远。建立良好的边民通婚机制,保障跨国婚姻有序有效,对边境村落繁荣稳定具有重要的作用。

中越边境；哈尼族；跨国婚姻；村落治理

中越边境山水相连，陆地边界线长1000多公里，且多以小河和山梁为界，除两国政府设立的国家级口岸和省级口岸有专门的检查站外，其余自然形成的便道大多无人看守。这些便道为边民互通往来提供了便利，也为中越边境地区边民跨越国界缔结婚姻创造可能。据有关部门统计，红河州共有边民跨境通婚1009人，其中造成事实婚姻，未办理登记手续的有 986人。[1]数量庞大、途径多样的中越边境跨国婚姻正对中国边疆造成多元影响。以云南省金平县金水河镇隔界村哈尼族为例，探究跨国婚姻对村落治理的影响，有利于深化对中越边境民族地区跨国婚姻的认识,为边境村落治理提出对策建议。

一 隔界村哈尼族跨国婚姻概况

（一）不同历史时期隔界村哈尼族跨国婚姻情况

在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之前，中国和周边国家基本上属于藩属关系，没有明确的疆域界限，生活在西南边疆的哈尼族基于共同的地缘、亲缘和族源进行着自由的交往，村落之间自由通婚，不存在跨国婚姻的问题。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两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国界的划定，哈尼族作为跨境民族，村落间的通婚成为跨国婚姻，但不同历史时期呈现的通婚情况不尽相同。

1.普遍通婚时期

新中国建立以后到1979年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以前，中越边民虽然分属不同的国家，但其交往基本不受影响，跨国婚姻依然普遍。究其原因，一是中越两国虽然确立了以山梁、河流等为界的国境线，但当时还未完全立界碑，边防检查站相对较少，再加上两国均为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关系融洽。因此，刚刚被划归不同国家的中越边民国家意识还很薄弱，民族认同却比较强烈，包括通婚在内的边民跨境交往基本不受影响；二是新中国建立初期户口制度和婚姻登记制度还不完善，边民通姻只需按传统礼俗操办婚礼即成夫妻，跨国身份对边民的影响较小，因此，这一时期沿袭传统，跨国婚姻十分普遍。

2.通婚中断时期

20世纪70年代末期， 中越关系逐渐恶化，1979年2月的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使中越关系陷入僵局。出于战争的需要，1979年中国将隔界村的村民由离边境线不远的“八波然”，搬迁到离现址5～6公里的“偏陂”，直到2003年才搬至现址。隔界村对面的越南“波多村”也于1979年迁出现址，战争结束以后才陆续迁回来。20世纪80年代两国关系一直处于对抗状态，因此，这一时期边民除了私下走亲访友保持亲属关系以外,跨国婚姻基本中断。

3.恢复通婚时期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越两国关系开始缓和，边民逐渐恢复交往。2004年在隔界村建立了边民互市点，边民交往更加频繁,跨国婚姻逐渐增多，隔界村新增越南媳妇6个。数量看似不多，但隔界村仅60户，平均每10户有一个越南媳妇，且这些跨国婚姻均没有合法的婚姻登记手续。

4.通婚观望时期

近年来，中越两国边民管理逐渐规范化，从越方来看，越南对“非法”跨国婚姻的处罚非常严厉，越南姑娘嫁到中国3个月后即注销户口，断其后路，娘家也会受到牵连，如三代不得享受政府福利政策，不得到政府机关任职等。从中方来看，由于越南媳妇没有合法的公民身份，不能办理结婚手续、入中国户口，享受不到中国公民相应的合法权益。随着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的逐渐完善，“非法”跨国婚姻的弊端逐渐凸显,跨国婚姻进入观望阶段。

（二）隔界村跨国婚姻的特征

根据调查,隔界村的跨国婚姻主要有以下特点：

1.同族通婚为主。

中越跨国婚姻历史上主要发生在跨境民族间。隔界村为哈尼族村寨,与之相邻的越南莱州省封土县会拢乡则是由哈尼族、苗族、瑶族、壮族等民族构成的乡镇。然而,隔界村的跨国婚姻全为哈尼族间的通婚。由此可见，哈尼族同族结婚的历史传统对隔界村边民选择越南媳妇时仍发挥重要影响。

2.基本为“非法”婚姻

目前，居住在中国边境一带的越籍人员大多无合法的出入境证明，一般只是依从当地的风俗缔结的婚姻，而这种没有依法登记的婚姻都是“非法”婚姻。在隔界村跨国婚姻家庭中，由于越南媳妇无法落户，不符合我国婚姻登记的条例，无法领取结婚证，只是摆酒设宴得到亲友认可的事实婚姻，因此她们与中国男子结成的婚姻均属于“非法”婚姻，是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认可和法律保护的。

3.通婚年龄小龄化

在传统印象里认为娶越南媳妇的一般都是智障、残疾、再婚等大龄男子，但据笔者调查却发现，当地百姓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许多勉强接受完义务教育的青年男子往往早早成婚，家庭经济困难且男女双方自愿的中方家庭亦会选择越南女性。这一现象，近些年来呈现出通婚双方不到法定结婚年龄就结婚的趋势。

（三）隔界村跨国婚姻产生的原因

跨国婚姻产生的原因学术界在宏观上主要从种族同化、人口结构、社会交换的角度分析，微观上则强调个人、经济、心理等因素的作用。基于这一认识，笔者认为隔界村跨国婚姻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文化因素：同根同源的历史文化

中越两国自古交往密切，居住在边界两侧的边民，虽然有着不同的国籍，但两边同一民族的语言相通、习俗相同。隔界村与越南会拢乡的波多村更只有一沟之隔，平时中越边民在沟上架起简易木桥便可自由通行。这种无天然屏障的特殊地缘优势无疑为跨国婚姻提供了便利条件。

2.经济因素：家庭经济条件困难

根据社会流动理论的假设，越南女性愿意嫁入中国主要是因为边境线另一侧的中国经济较为发达，而越南边境一些家庭甚至在温饱线上挣扎。从中方看，近年我国边境地区得到快速发展，但部分边民家庭经济仍然十分困难，加之近年中国女性择偶条件提高，远超男方家庭所能承受的范围。而通婚双方结婚一般从简，这对我国边疆的待婚男性而言不失为一种选择。

3.人口结构因素：性别比例失调

隔界村现有人口的男女性别比是136：100，适龄男青年数量明显大于适龄女青年。加之近年隔界村不少女青年到外地务工，适应了发达地区的生活后就不愿回家乡择偶。在哈尼人社会里，普遍是一夫一妻制的父系小家庭，父系大家庭很少见，由祖儿孙三代人构成，父母只留一对已婚儿子和媳妇与自己共同生活。[2]因而，男青年外出务工最终一般都会应父母要求回家护地养亲。所以，娶越南姑娘就成为一个相对可行的选择。

抓好体制机制建设，健全完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第一师阿拉尔市食品药品监管局严格按照机构改革开展监管工作。在人员、编制未增加的情况下接管食品生产、流通环节监管工作，确保安全监管“无死角”。同时健全团场、连队、街道社区食品安全协管机构，建立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食品安全监管网络，并将食品安全纳入辖区各团（场、处）绩效考核。

二 跨国婚姻对村落治理的影响

（一）跨国婚姻对村落治理的积极影响

1. 促进边民互市，发展村落经济

传统上，隔界村的村民和周边的少数民族村寨为了互通有无，自发在村寨路口，人流量比较大的地方交易物品，俗称“草坪街”，这种交易一直持续到70年代末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以前。中越关系恶化以后，两国边民中断了“草坪街”，但两边的姻亲依然偷偷进行货物交易，据村民介绍，越南边民到中方做客的时候约好所需物品和交易的时间、地点，然后各自准备货物，一般是越方边民用中草药等土特产与中方边民交换生产生活用品。随着中越关系的缓和，逐渐在隔界村形成了“草坪街”。为了规范边民的交易行为，2004年金水河镇政府正式在隔界开市，协定每12天（逢蛇日）在隔界村边国界线两侧开展商贸活动。当前，边民互市收入已成为隔界村的主要经济来源，他们盖起楼房，开起门市，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在边民互市中，因跨国婚姻而建立起来的亲属关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如建立边民间的互信，宣传双方的国家政策、传递市场信息等。

2.改善边民关系，繁荣村落文化

跨国婚姻维系了中越两国的良好民族关系，促进了边民之间的交往，他们通过婚丧嫁取、节日庆典等活动进行文化的交流。为了进一步加强文化交流，巩固团结友好的合作关系，共同促进边境地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经双方友好协商，中国云南省金平县金水河镇隔界村与越南莱州省封土县会笼乡波多村于2014年9月3日共同签订友好村寨协议，决定每年开展两次民族文化交流活动，轮流主办。签订协议当日由中方主办举行了第一次交流活动，当天,双方文艺队表演节目、聚餐，边民沉浸在团结友好的欢乐氛围之中。此后，遇重大节日庆典，边民就会组织文艺汇演等文化活动，极大的丰富了村民的文化生活。

（二）跨国婚姻对村落治理的消极影响

跨国婚姻总体上看对两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是积极的，但其消极影响也不容忽视。

1.家庭功能发挥受限，加大村落管理难度

功能是指系统与环境相互联系和作用中所表现出来的适应环境、改变环境的功用和效能，而家庭功能也就是在家庭与社会的联系和作用中，所具有的满足人类生存的各种需要以及适应和改变社会环境的功用和效能。[3]中越跨国婚姻家庭集非法、贫困、少数民族为一体，造成家庭功能无法正常发挥，给村落管理带来诸多不利影响。首先，家庭经济活动难以有效发挥。笔者在隔界村了解到，跨国婚姻家庭大多是当地的弱势群体，无法享受国家法律、政策层面的帮助，使得原本不富裕的家庭愈加困难；其次，抚育后代功能难以发挥。跨国婚姻家庭中的母亲由于社会身份不明确，导致自身甚至整个家庭的社会地位较低，这在孩子心中直接留下阴影，使孩子普遍产生自卑心理；[4]再次，家庭的心理安全功能发挥受限。因为没有登记结婚，越南媳妇随时面临被遣送回国的风险，母亲难以发挥在家庭中的心理调节作用。

2.“三非”人员居多，带来村落安全隐患

中越跨国婚姻，不少越籍人员以走亲访友为名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这为到我国边境村落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创造可能。一是给社会治安带来隐患。有的越方不法分子以走亲戚为由，非法入境到隔界村贩卖毒品。如越南会拢乡曾于2014年4月专门组织80多名吸毒人员进行戒毒，我方受之危害程度可见一斑。另外，一旦染上毒瘾便丧失劳动能力，增加村落的社会治安管理工作难度；二是给边境信息安全带来隐患。我国边境村落的村委会大多在边境便道的必经路口，村委会门外和街道展示板上公开村干部信息和国家方针、政策，极易被越方人员盗取；三是给国防安全带来隐患。仅隔界村每年非法务工人员就达900余人，这些人员均属于“三非”人员,对我国边境村落地区造成安全隐患。

三 加强跨国婚姻管理，促进村落和谐发展

中越边境跨国婚姻问题客观存在，倘若不能及时正确面对，会对当地的社会稳定乃至国家安全带来破坏性影响。因此，通过法律政策与人文关怀相结合的方式才能有效解决。

（一）加强边民法制意识，防止边民非法通婚

婚姻是一种社会制度，但在一些边民的观念里，婚姻是私人的事情，通过民俗习惯缔结，得到双方亲属的认可即为合法婚姻，只有需要行使公民权利的时候才意识到其婚姻的非法性，如子女上户口享受义务教育的时候，出门需要身份证明的时候，需要享受国家福利政策的时候等。因此，通过多种途径对边民进行法制教育，宣传婚姻登记的必要性，防“非法”婚姻于未然至关重要。

（二）促进中越双方对话，建全边民跨国婚姻登记制度

跨国婚姻是由两个国家公民间造成的，仅仅依靠一个国家政府的力量是不能彻底解决的。特别是在中越边民往来的管理上，越方呈现“严进宽出”的局面，导致我国“三非”人员屡禁不止。因此，一方面要在现有中越边境地区政府定期会晤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人口流动的信息共享。另一方面要加强双方在法律法规上的交流，在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基础上，采用更具人性化的措施，健全边民婚姻登记制度。

（三）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保障跨国婚姻合法权益

“非法”跨国婚姻已成事实，既有个人的原因，也有政府管理不善的原因，用遣送回国、不让其享受国家福利政策等简单的办法无益解决问题，需要相关部门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一是督促既成事实婚姻补办合法的婚姻登记手续，并在办理过程中给予一定的法律援助；二是做好扶贫攻坚工作，解决跨国婚姻家庭经济困难问题。

四 结语

中越两国边民通婚历史悠久，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近年来出现停滞的现象，但这并不代表跨国婚姻即将消失，相反，跨国婚姻将会越来越多，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随着边民互市与文化交流的加强，边民交往越来越密切，青年男女确立恋爱关系的可能性增加；二是随着进城务工人员的不断增多，边境适婚年龄男女比例失衡，大量中国男青年找不到结婚的对象，有的边境村寨逐渐形成“光棍村”。由此可见，边民缔结跨国婚姻的意愿是比较强的，只是因为意识到“非法”跨国婚姻的弊端，却无力办理正规婚姻登记手续才望而却步。因此，如何建立良好的边民通婚机制，保障跨国婚姻有序有效，充分发挥跨国婚姻的积极影响，消除跨国婚姻的消极影响，对边境村落繁荣稳定具有重要的作用。

[1]孔丽萍.省政协调研组到红河州调研边民通婚生育问题[EB/OL].(2010-06-04)[2016-12-11].http://www.hh.cn/news_1/xw01/201006/t20100604_319385.html.

[2]范宏贵,刘志强,等.中越跨境民族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149.

[3]潘泽泉.现代家庭功能的变迁趋势研究[J].学术交流,2005(1).

[4]李雪岩,龙耀.中越边境跨国婚姻问题研究(妇女篇)——以广西大新县德天村为例[J].世界民族,2008(4).

[责任编辑自正发]

The Influence of Cross Border Marriages between Sino-Vietnamese Border Village Governance——A case study of Hani ethnic group

WANG Bin-bin, LI Kai-dong
(Honghe University, Mengzi 661199, China)

Sino-Vietnamese border marriages has a long history, the investigation of Gejie village can be seen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of intermarriage is not the same.In recent years, the newly added "transnational marriage" is given priority to with endogamy,have younger characteristics,and are "illegal" transnational marriage.The emergence of transnational marriages is the result of the interaction of culture, economy and population,and has a far-reaching impact on border village governance. Establish a good border marriage mechanism, to ensure the orderly and effective transnational marriag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border village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Sino-Vietnamese Border; Hani Nationality; Transnational Marriage; Village Governance

C953

A

：1008-9128（2017）04-0016-03

10.13963/j.cnki.hhuxb.2017.04.004

2016-10-14

红河学院科研基金项目：中越边境哈尼族民间交往情况调查与研究——以云南省金平县隔界村为例（XJ15MZ04）

王彬彬（1993－），女，浙江苍南县人，红河学院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12级学生，研究方向：国际政治。

李凯冬（1977－），女（哈尼族），云南红河县人，硕士，副研究员，研究方向：哈尼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