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树彬

一口气读完这篇小说，不时有些压抑的心头突然迸出一句很激昂的话语：一身正气定乾坤！这恰是读完这篇小说的心得，也是心头真诚的感叹。

经历过世纪风雨的几代山里人，当他们走出大山，以共产党员的品德和作为，面对着自己家乡建设的时候，感人的故事点点滴滴渗入我们的心头，而围绕着主人公身旁的几位革命亲人的经历，我们不能不在切身感受中，流下钦佩的泪水，并相信着：这些普通的共产党人，这些默默付出的无名英雄，他们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并继承和发扬。

一、疤痕

天阴沉沉的，又闷又热，漫山遍野的庄稼地里，玉米林就像发了呆的孩子，站着一动不动。而成片成片的烤烟，就像受了天大的委屈，耷拉着脑袋，卷曲着耳朵，静候狂风暴雨的来临。

对面的山顶上，乡武装部长和五六个基干民兵，背着步话机，拿着送话筒，一边大声呼叫，一边调整那台浑身漆黑的双管大炮，既神秘又威严。

往往这种天气，伴随雷声响起的，就是高射炮的轰鸣。红光闪耀中，轰隆轰隆的炮声在云层里和雷声碰撞纠缠，让人分不清哪声是雷，哪声是炮。

但村民们并不好奇，该干嘛干嘛。养父穿着那套区代表队的篮球服，抬头望望天，说这个雨来不了，我们还是敲砂去。说完他拿上工具，牵着我来到村小学的操场边，坐在一堆白色的石头旁，用那把中间大、两头小的铁锤，非常认真地为我敲了五粒小石子。

为了让我的玩具看上去更漂亮、更光滑，养父将它修了又修，磨了又磨。

接过石子，我找了块比较干净的地方，坐在地上独自玩“捡子子”的游戏。这游戏是养父教我的，顺序是一一、二对、细细、大大、天蓬、背子，玩法也非常简单，比如一一，就是将石子撒在地上，抓起其中的一粒抛往天上，然后将剩下的四粒，一粒一粒地捡在手里，同时还要将抛往天上的那粒接住；二对是将一粒石子抛往天上，将剩下的四粒分成两对，抓起一对后，赶紧接住抛往天上的那粒。

见我玩得津津有味，养父便用皮圈圈住石头，用铁锤使劲地砸，“嗒嗒嗒”的声音，仿佛是在为我伴奏。其实我一点都不喜欢玩石子，我是想打篮球。此刻左边篮球架下的木筐里，就放有一只半新不旧的黄皮球。那只篮球是一名包工头买的，放在那里供大家使用。几乎每天这个时候，都会有人来打球，可那天非常奇怪，人们只顾在路上奔走，没人关心篮球。

养父没有表态，我不敢走向篮球，只得枯燥无聊地玩石子，玩得心不在焉，还要装出非常认真的样子。

这让我觉得很累。因为从旁人的言谈中，我隐隐约约地觉察出，我不是亲生的，所以总是小心翼翼，不敢流露自己的真实想法，也不敢轻易开口说话。

我越玩越没劲，突然感觉身边多了个人，抬头一看，满眼都是晃眼的绿。但我的目光却落在他的帽子上。定定地看了半天，我伸出脏兮兮的小手，抚摸那颗红艳艳的五角星。他一动不动，让我摸够了才问：“你是罗峻么？”

“不，我叫蔡令。”

想了想我又补充：“我姓蔡，不姓罗。”

他尴尬地咧嘴一笑，然后站了起来。我发觉他好高，就像一棵绿色的树。我也站起身仰望着他，突然看见自己的影子。就在那一瞬，我断定自己与他之间，一定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

正在埋头敲砂的养父也发现来了个不速之客，停下手，挺起腰，坐在石头上问：“喂，你是谁？”

那人回答：“我姓罗，叫罗守义，在兰州当兵，回来探亲，顺便看看我侄儿。”

养父连忙站起身，满脸笑容地跑过来跟他握手，连声地说：“哎哟哎哟，怪不得看上去很眼熟，原来你是他叔叔。蔡令，快叫叔叔。”

我没叫，只是愣愣地看着，心想，这人身上，怎么会有我的影子？

养父拍拍那人的军装，有些羡慕地说：“哎哟，兄弟，看你年纪轻轻的，都穿四个兜兜的衣服了，肯定比你哥厉害！你别介意，这孩子从小就不喜欢说话，更不会叫人。”

他淡淡一笑，从挎包里掏出一包糖，一把弹弓，然后再掏出一套小衣服，递给正在发呆的我，眼睛里突然放出绿光。

原来他发现了木筐里的篮球。

他眼睛盯着篮球，嘴却问我养父：“蔡兄，你家准备建房子？”

养父回答：“我哪里建得起，是学校要翻修，上面拨了三千块钱，只够买钢筋水泥，石料和人工都是自己解决。”

他明白了，眼睛渐渐从篮球上移开，打量起那副篮球架。那副篮球架是我养父的杰作，从头到尾都是他亲手做的。他先是从自家地里砍来几根杉树，四根大的做篮杆，四根小的做撑子，然后又砍了兩根粗壮的楸树，解成木板，装上篮圈，就成了篮球架。

每天课余，在养父和另外三名民办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就用那个篮球，开展体育活动。

我养父也发现了异状，问：“兄弟，你也喜欢篮球？”

他嘿嘿一笑，露出洁白的牙齿：“喜欢，喜欢，非常喜欢。”

我养父说：“喜欢就去玩呗！”

他回头看看我，似乎是在征求我意见。我学着养父的腔调说，喜欢就去玩呗。

他把帽子和上衣一脱，穿着只有号码没有队名的白背心向前一纵，迫不及待地飘向篮球架，飘向装篮球的木筐。我再强调一遍，他不是跑，是飘。

他伸出右手，抓住篮球，弓着腰向后带了几步，然后转身，起跳，头也不抬，球就被扣进了篮圈。

我养父连忙鼓掌，大声叫道：“好！好一个倒挂金钩！”

他抓住篮球，扔给我养父。养父将球往篮板上随便一扔，没进。他跃身而起，轻轻一拍，球又进了篮圈。人与篮球，几乎同时落地。

“好！好！”

我养父兴奋得哇哇大叫，这个全区唯一会扣篮的退伍军人，一个箭步冲向篮板，和他奋力拼抢、对抗，两个人的球赛，同样打得惊心动魄，很快球场边上就站满了观众。

我发现，他们一半人是在为我养父助威，另一半人却是在为那个当兵的叫好，全都兴奋得又叫又跳。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是刚刚卸任的村支书，摸着山羊胡子看得如醉如痴，事后逢人便说，看了一辈子球赛，只有那一场最精彩，简直是龙争虎斗。

打完球回家吃饭，养父问：“兄弟，你球打得那么好，是在师代表队呢，还是军代表队？”

那个号称是我叔叔的人却说：“都不是，我现在军校读书。”

“了不起，了不起。”养父一边说，一边向他碗里夹了只鸡腿。为了招待这位贵客，我养母一狠心，就把家里唯一的母鸡给杀了。但他并未享用，而是转手送到我的碗里。

他走后，养父才告诉我：“那个会飞的叔叔，是你小爷爷的儿子，你要喊他二叔。”

我一脸茫然地问：“爸爸，我爷爷是你什么人？”

养父同样一脸茫然，不知如何回答。好在我并不想追根究底，我心里挥不去的，是从那人身上，仿佛看到了我的影子。

五年后，我已经上小学三年级了，二叔再次来看我。他似乎成熟了很多，也老练了很多，只是脸上多了一道疤痕。

他依然酷爱篮球，一到家就叫我带他去操场。那时我养父已经不再是民办教师，职衔也由学校负责人变成了校长。我们村小学扩大了，从当初的四名教师，发展成了二十几名，学生也从八十多个发展到了五百多个，生源远远超出服务半径，邻村甚至邻乡的许多学子，纷纷舍近求远，投在我养父门下。

只有操场还是那个操场，篮球架还是那副篮球架。操场依旧是泥土地面，篮球架却有些老旧了，风雨沧桑中有点摇摇欲坠的样子。

我问二叔，你脸上的疤是怎么来的？

他一边投球一边说：“上次参加国际比赛，扣篮时不小心被篮板挂了。”

那天，我没见他再扣篮，曾经的飘灵和勇猛亦不复存在，于是在心底嘲笑，呵呵，被篮板挂了一下就怂了。

十年前，年仅五十三岁的二叔英年早逝，我却无意中在县武装部的档案里看到这样一段话：

1985年6月，在收复321高地的战斗中，罗守义同志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不幸腰部中弹，腰椎断裂，脸上亦被弹片划伤，留下一道长达13厘米的疤痕。

看着这段手写的文字，炮火硝烟早已远去，眼前却浮现出当年二叔与我养父打球的场景，那飘来忽去的身影，既像蛟龙腾跃，又如猛虎下山。

我的眼睛湿润了，二叔的身影愈发高大起来，一晃，却迅速向后退去，最后缩成一段文字，轻轻地铺在一张发黄的纸上。

二、解放鞋

开学的第一个星期六，我们少数民族干部班便分成了三大派，有老婆的家庭派已经回家去了，家在附近的近城派也回家去了，无家无业又来自边远县份的光棍派却留在学校里。

我是光棍派。我们光棍派的成员们无所事事，便聚集在教室里下象棋。对于象棋，我是班上武功最高的一个，十多个光棍一齐支招对付我这个光杆司令。

第二个星期六，我们又开战了。我稳扎稳打地坐着，先是仙人指路、夹马当头，然后再来个大兜底炮，紧接着两匹连环马迂回包抄，两辆车长驱直入，直插对方老巢。我微微笑着，漫不经心地叫道，将军！

光棍们闹闹嚷嚷，七嘴八舌，你要划士，我要飞象，但兵败如山倒，哪里抵挡得住。我正耍猴似地耍着他们，一个四十多岁年纪，穿着一件灰色中山服，足登一双解放鞋的中年男人，不知什么时候来到教室，加入了光棍们的战团。只见他稍微点拨几下，立马就扭转了战况，我不由出了毛毛汗。

光棍们大呼小叫，一路掩杀过来。中年男人也高兴得手舞足蹈，大喊：“锤死他们，锤死他们。”那位执棋的仁兄也毫不客气，势必要给我来个三光政策。

我把棋盘一推，说认输认输，我认输。

可光棍们不干，非要我走下去不可。他们千年等一回，好不容易才碰上这样快意恩仇的机会，还叫嚣要将我推磨、舂碓。当他们正群策群力积极策划如何让我死得更惨的时候，穿解放鞋的中年男人却不见了。

我心里松了口气，但最终还是输了，只不过没有光棍们想要的那样惨。光棍们惋惜不已。

此后下棋，每到危急关头，光棍们就会说：“解放鞋，解放鞋怎么还不出现？”

一次下棋累了，我们坐下吹牛聊天，聊来聊去聊到了解放鞋，大家纷纷猜测解放鞋的职业、身份等。

小铁锤说：“我猜他肯定是收猪毛、收竹荪一类的小贩。你们看他脸上，还有一道伤疤印子，估计是拖板车时不小心摔的。”他分析得很有道理，因为当时很多公职人员都把种竹荪当成第二职业，小贩们经常窜到学校来收购。

高脚鸡却不赞同：“贩夫走卒，能有如此高超的棋艺吗？”

大家猜去猜来始终难下结论，便问默不作声的我：“小弗朗士，你認为他是什么人？”

我说：“他是什么人？他是我二叔啊。”

光棍们愣了一下，纷纷指责我阴险，不早点告诉他们，让他们瞎猜了半天，白白浪费时间与精力。

指责了半天，他们又惋惜起来，说我二叔棋艺那么厉害，智商肯定不低，怎么落魄到如此地步。惋惜了半天，不知是谁提议，凑钱给我二叔买双皮鞋。众光棍纷纷附和，还真十块二十地凑起钱来。

我被他们闹得哭笑不得，说各位，虽然我们读书是免费的，还领着财政工资，但我们均来自老少边穷的高寒山区，经济都不宽裕，还是算了吧。

老杨同志嘲讽道：“哼，还是你二叔哩，我们也不要你出钱，我们买鞋，你负责送鞋。”

我只好闭口，由他们闹去。果然，几分钟后，众光棍凑了两百多块钱，逼着我说出二叔的鞋码，呼啦一声上街去了。

送鞋事件发生后，每个星期六，我二叔都要来指点光棍们几招，但还是依旧穿他的解放鞋。在二叔的指点下，光棍们的棋艺进步很快，他们也和我二叔打成了一片。但是，我二叔到底是何许人，始终是他们心底的迷。

很快，元旦节到了，我们班准备开个晚会，迎接新的一年。一切准备就绪，党支部书记——也就是光棍派的老杨同志——说，这是我们班第一次开晚会，学校领导都不在，我们应该设法邀请个把地委或行署领导来参加，提高提高档次。几个班干商量了半天，都没人愿意去地委大院，怕请不来领导。眼看事情要拐，不是班干的我自告奋勇，把邀请领导的艰巨任务扛过来。

音乐已经响起，晚会即将开始，可大家眼巴巴期盼的地委领导一直不见到来，我穿着解放鞋的二叔却和地委组织部干部教育科陈科长出现在了晚会现场。

我们少干班虽然隶属于地委党校，管理单位却是地委组织部，同学们大都不认识我穿着解放鞋的二叔，但全都认识陈科长。我们年少轻狂，却都把这次读书的机会看得很重，生怕出现差错影响前程。虽然没有请到地委领导，但来了个主管干部教育并经常到班上检查学习情况的陈科长，大家都很兴奋。

晚会正式开始，主持人请陈科长讲话并即兴表演节目。面对热情的掌声，陈科长接过话筒，笑了笑说：“还是先请罗部长为大家讲几句吧。”直到此时，同学们才恍然大悟，我穿解放鞋的二叔，正是地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罗守义同志。二叔虽是行伍出身，吹、拉、弹、唱、跳、写，却样样出色，尽管穿着朴素，但却挥洒自如，女孩子们都争着请他跳舞。

元旦过后，我二叔被派往蒙山，担任县委书记。

新年里的第一个星期六，我们再次开战，没有了二叔和他的解放鞋，大家都有些落寞。

小铁锤问我：“小弗朗士，我始终闹不明白，你二叔是副师级军转干部，听说还是打过老山的战斗英雄，怎么老是穿双只有乡下农民才穿的解放鞋？是不是……”

我笑笑，说请别乱猜，我二叔穿解放鞋有两个直接原因，一是穷，二是习惯。我二婶为了追随他，把工作弄丢了，除了抚养亲生女儿，他们还收养了一个父母双亡、无人照料的孤儿，全家四口仅靠他一人的工资过生活，想穿好的确实买不起；再说了，我二叔当了二十多年兵，几乎天天都在训练，你拿皮鞋给他穿，他还真不习惯。

我的话说完，光棍们都陷入了沉思。

两年后，我们即将毕业，各奔前程。毕业典礼上，衣冠楚楚、大腹便便的地委书记慷慨陈词：“同学们，二十年前，我也跟你们一样，只是一名小小的副乡长。我相信，二十年后的今天，你们中会产生更多的行署专员或地委书记！”

地委书记的讲话引来了热烈的掌声，而我的光棍派同学却不以为然，纷纷在我的同学录上写下：“难忘党校难忘你，难忘你二叔的解放鞋。”“希望在以后的工作中，像你二叔那样，穿着解放鞋，做个好干部。”

十八年后的今天，看着这些简单质朴而又情感真挚的临别赠言，二叔瘦瘦高高的身影再次飘摇而来，渐渐模糊了我的双眼。

三、店铺

由于是带薪读书，寒暑假期间，我们全班同学都得返回原籍，由组织部门安排工作。

我被临时安排在县委办公室当秘书，暂时住在县政府的宿舍里，室友是一名从省城下来挂职的科技副县长，姓孙，名大福。他名字俗气，人却不俗气。孙副县长个子不高，身材偏瘦，戴着近视眼镜，整个人就像一把直立的刀，说话办事，风风火火。

孙副县长是省里著名的农学家，主要工作是指导我县发展农业经济，对烤烟、水稻、玉米和蔬菜的种植，都有着特殊研究，由他指导的生产基地，长出来的烟叶又长又大，成色又好，纯收入提高了百分之四十以上，烟农们都叫他烟神。

他种玉米更绝，不但亲自捏营养坨，还打破了数百年来的种植方式，一律采用宽沟密植。之前我们种玉米，一般都是一米五三沟和一米五三窝，一窝下三粒种子，从来不用营养坨。由他指导的生产基地，每沟宽三十厘米，并排摆放五个营养坨，每隔二十厘米，再摆五个。一个营养坨下一粒种子，沟与沟的距离是五十厘米，不但疏密有致，还便于浇水施肥、培土拔草。更绝的是，玉米抽穗后，每沟最左边的两排，必须将穗子砍掉，因为它们与右边的三排，是不同的品种。这样种出来的玉米，不但个头大，而且颗粒饱满、结实，剥开外壳，玉米棒子晶莹剔透，闪闪发光，让人爱不释手。

最重要的是，在他的指导下，亩产净增四五百斤，提高了百分之五十以上，唯一的缺点是不能套种，不能同时收获洋芋和花豆。

孙大福除了专业水平极高，还有两大爱好：书法和篆刻。周一到周五，他几乎每天都要往返于各试验基地，指导农户种植烤烟与玉米、蔬菜、党参、竹荪、天麻等，星期六和星期天，要么窝在房间里看书练字刻东西，要么走街窜巷，鉴赏别人的书画作品。

蒙山县城虽小，却有十几家不大不小的字画铺和字画摊。字画铺是全县有名的书画高手开的店铺，融书法、美术和雕刻为一体，主要经营匾牌。字画摊主要为县城或周边乡镇的落魄文人所设，主要经营条幅、横幅、对联，兼代写书信、广告和诉状等，艺术水平比店铺稍逊。

我到县委办报到的当天，孙大福就带着我去逛字画铺。当时已近年关，家家户户都在准备年货，做寿、成神（去世）、结婚的也特别多，正是字画与匾牌的销售旺季。

那时电脑非常罕见，匾牌主要靠手工制作，所以对书法、木工、雕刻等技术要求非常高。相比之下，高下立分，店铺生意的好坏，除了人脉关系，就靠书法高低与匾牌质量了。

出了宿舍，沿县府街往南走，不到三百米就有一家，名曰“湘琳画廊”，店主姓程，名湘琳，在县法院工作，非常痴迷书画，仕途毫无进展，已届不惑依然还是普通干部。

程湘琳中等个儿，身材壮硕，毫无艺术气质，反倒像个屠夫。他把八十多平米的店铺一分为三：前面摆放着各种匾牌，后面靠左放着一张又长又大的书案，书案上放着笔墨，铺着宣纸，时刻准备画画或书写；靠右则是手工作坊，井然有序地摆放着各种工具与匾牌材料。

我们走近画廊，一名二十几岁、身穿牛仔裤与滑雪衫的女孩迎了出来，见是孙大福，艳丽的笑容很不自然地僵在脸上，随即变得冷漠起來，懒懒地退回店铺中间的靠椅上。

孙大福不以为忤，风风火火地闯进去，迅速扫了店铺一眼，问：“湘琳呢，程湘琳怎么不在？”

女孩冷冰冰地说：“你问他干嘛？你光看，又不买。”

孙大福说：“我怎么不买？前几天从百兴回来，不是刚给你们介绍了三十多块？”

女孩眼睛陡地一亮，脸上重新挤满笑容，谄媚地说：“他呀，又不知被谁叫去喝酒了，估计是打官司的吧。这样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生意都要快做没了。”

孙大福一边游目四顾，一边心不在焉地说：“是吗？他是国家干部，重心应该放在工作上，做生意嘛，当成业余爱好就行了。”

女孩说：“这怎么行？他上班才几块工资？一个月五六百块钱连养他自己都不够。开个店铺嘛，一个月至少有三千块的纯收入，相当于五六个干部呢。只是——最近几个月，生意明显下降了。都怪他不认真，不努力，被别人抢走了市场。”

我走马观花地欣赏了一圈，眯着眼睛在心里想，这个两三万人的小县城，居然也有如此造诣的书画家，总算不错了。

我从未在县城生活过，每逢送匾，都是在老家镇上解决，偶尔到县城购买，一般都选择在车站旁边的“育青书苑”。那个店铺，是我初中语文老师张育青所开。张老师喜欢书法，字写得不错，在周边乡镇无人能比。可跟这位姓程的比，明显就逊色多了。

我正在心里赞叹，孙大福却不以为然地说：“钱嘛，赚多赚少都一样，关键是自己的主业不要丢。丢了主业，字写得再好，钱赚得再多，也没多少意义。”

女孩有些憎恶地看了他一眼，把头扭向一边。我觉得很没意思，就叫他：“孙县长，我们走吧，人家很不欢迎呢。”

女孩吃惊地回过头来，睁大眼睛问：“你——你是县长？”

孙大福抿嘴一笑：“挂职的，算不得数，也是一名书法爱好者。”说完拉着我，走出店铺，边走边说：“全城有五家这样的店铺，质量最好的就是这家了，最差的是你的那位老乡。哦，听说最近新街那边开了一家，可惜只有样品，没有现货，需要的话必须订购。要不，我们去看看先？”

我说好的，领导说了算。

天色已晚，我们不敢耽搁，风风火火地往新街赶去，足足走了二十分钟，才找到那家新开的店铺。店铺没有名称，而且已经关门，小小店面上方只有一块做工精巧的匾牌，“订做匾牌”四个大字，遒劲潇洒，力透纸背。匾牌的下方，是一个七位数的电话号码。

孙大福怔怔地站着，一双充满灵气的眼睛在镜片后面闪闪发光。足足站了五分钟，他才顺着笔画，摇头晃脑，晃完一遍，再来一遍，然后拉着我说：“走吧，走吧，赶紧回去临摹。”

回到宿舍，他洗手研墨，凝神悬腕，一挥而就。写完问我：“像不？”

我端详了半天，摇摇头说，不是很像。

他苦笑摇头，长长地叹了口气，把笔掷在地上。我捡起毛笔，信手一挥。孙大福睁大眼睛，张圆嘴巴，好半天才惊叹道：“真像！真像！小兄弟，没想到你的书法造诣，竟然如此之高，看来这个蛮荒小县，还真是卧虎藏龙。”

我淡然一笑，说孙县长，您太谦虚了，我之所以写得像，是因为这字的主人是我二叔，是我小爷爷的儿子，我们的血脉中流淌着相同的基因。我高祖父颇有辩才，曾是远近闻名的乡绅；我曾祖父中过举人，一生却从未做官。其实，我书法还未入门呢！

孙大福感叹：“哎，没想到你竟然出自书香门第，而我祖宗八代都是木匠。小兄弟，我想拜见你二叔，与他切磋书法，希望你能引荐引荐。”

我说好的，过两天带你去见见他老人家。

孙大福开心地说：“那就好，那就好，作为答谢，今晚我请客。待会不要客气，想吃什么就点，上次帮程湘琳介绍生意，我赚了两百多块呢。”

四、夜访

吃饭回来，孙大福又开始练字。他学米芾，临东坡，字体温婉、灵秀，笔力远超程湘琳。

他边写边问：“兄弟，你二叔师承哪位？”

哪有师承，都是自己瞎练。据说他年轻时字写得很烂，每次写信回家，都要请一位邻村姓陈的战友代写信封。

他呵呵笑道：“真的假的？”

怎么不真？这都是他那位老战友亲口告诉我的。

他好奇地问：“那家伙现在干嘛？”

没干嘛。原先在区兽医站上班，兽医站解散后，他就失业了。据说，张又侠曾经给他打过下手呢！

“张又侠？哪个张又侠？是不是那位行署副专员？”

我说估计是吧，不然他怎么会当成炫耀的资本。你认识张副专员？

“怎么不认识？我们还是我大学同学呢，只是专业不一样。现在他不但是副厅级干部，还是大名鼎鼎的书法家，比我强多了，谁承想他还曾在你老家当过兽医呢。真是造化弄人，造化弄人。”

我说，我读初中时，张就是副县长了。我二叔的那个老战友，却是个典型的酒鬼，成天闲游戏耍、牛皮晃荡，失业后在阳长街上开个字画摊摊维持生计，却又不好好经营，生活过得相当惨淡，还成天把那些县长书记与厅长专员挂在嘴上，这个是他的老战友，那个是他的老同事，两口烧酒一喝，那些领导曾经的脏事丑事隐秘事，反正不知真假，都成了他炫耀的资本，简直是个活宝。哎，人活成那样，不知累不累。

孙大福不但不喝酒，而且对贪杯之人非常反感，有些愤懑地说：“本来，我是有好几次机会可以提拔的，只因不会喝酒，又被领导挂了起来。我们那一拨的大学生，目前就我混得最差，当个副县长还是挂职的，做个教授也只是兼职的，看来真是命不如人呀。”

他一边说着闲话，一边笔走龙蛇，很快写就一条幅，内容是晚唐诗人罗隐的《赠妓云英》：

醉别钟林十余春，重见云英掌上身。

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

落款：丁丑年冬，孙大福学书，蔡令友雅正。

我双手接过，放到床上晾干。他说：“我们，现在就去拜访你二叔，好不？”

我抬腕看看表，说已经9点半了，改天再去吧。要不，我給你讲讲他的故事吧。

他做出洗耳恭听状，我便往下说：

1976年4月，我二叔因立功受奖提了干，春风得意地给一初中女同学写信求爱。他那女同学，就是地区行署专员赵文媛的亲侄女、县公安局政委赵明慧，当时刚从警校毕业。

赵明慧的父亲名叫赵文彦，据说曾是重庆大学的高材生，因给反动土目安庆吾当过秘书，解放后一直被挂起，历次运动都被冲击，骨头越老越硬，脾气倔得像头驴。就他这性格，不管本事有多大，永远都不会受重用。

说起来我们两家渊源不浅，我曾祖父曾经开馆授徒，他也曾拜我曾祖为师，可一看见我二叔写给他宝贝女儿的求爱信就大发雷霆。

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我二叔的字太难看了。

赵老头一怒之下，代替女儿用毛笔给我二叔回信。据说他的信是用文言文写的，洋洋洒洒上千言，楷行草隶轮番上阵，看得我二叔脸上青一阵，白一阵。

末了，赵老头还来一句：以尔之书法文采，欲做我东床快婿，实无门可进也！

当时，我二叔的邻村战友陈兴权早已退伍，身边无人可以代笔，他只好买来毛笔，一边发奋苦读，一边用旧报纸练字。两年后，他不但字越写越好，还考上了军事指挥学院。

军校毕业后，二叔重返部队，再次给心中女神赵明慧写信。这封信同样用毛笔写成，同样洋洋洒洒上千字，引经据典，热情洋溢，堪称情书经典。可惜信未寄出，就奉命开拔，南下参战，在收复321高地的战斗中身负重伤。

伤愈出院，离赵老头给他回信，已经整整十年过去，心中的女神也早为人母人妻。但我二叔不抛弃，不放弃，从书箱里把那封信找出来，非常郑重地寄出去。收到信后，赵老头见我二叔文采书法，均已超他，大为感动。

此时他年事已高，但笔锋犹在，依旧用毛笔给我二叔回信。赞叹之余，欣赏有加，赵老头表示：长女已嫁，小女长成，如愿续缘，竭诚欢迎。

我二叔喜欢的是姐姐，不是妹妹，怎么能乱点鸳鸯？于是放下这场心事，与一名女兵结成连理。数年后，二叔转业回乡，为了补贴家用，便开了这个限量发行的匾牌店。

听我说完，孙大福沉思良久，语气坚决地说：“我还是决定现在就去拜访你二叔。”

我再次看表，已经10点多了。但孙执意要去，我不好再拒绝。

当晚寒风凛冽，路灯昏暗，还飘起了纷纷扬扬的雪花。我俩穿着棉袄，打着雨伞，一前一后，风风火火地往一小方向走去。

走了十几分钟，来到一僻静小区，轻轻叩响一扇油漆斑驳的木门。敲了十几下，才传来踢踢踏踏的脚步声。脚步声越走越近，一个面容姣好、腰板挺直的女人拉开木门。我叫声二婶，她认出是我，用普通话说：“快进来吧，刚好你二叔今晚在家。”

这是一个独门小院，里面是一栋陈旧的小木楼，楼上楼下相加，大约有三百多平米，住着二叔一家。我领着孙大福走进院子，关上院门，问二叔在哪。

二婶用充满疑虑的目光瞅了瞅孙大福，抬手指了指右边的厢房。厢房窗户不大，格子很小，隐隐地透着灯光。见门虚掩着，我便轻轻推开，走了进去。

屋里生着火炉，温暖如春，只是煤气有股糊味，与木头的腐朽味和房间里的书香味、墨香味混为一体。灯光下，二叔戴着套袖，穿着围裙，正坐在案桌前，一丝不苟地刻字。我忍不住咳了一下，二叔抬起头来，看见是我，正要说话，突然发现我身后的孙大福，神情有些不太自然。

我连忙说：“二叔，孙县长执意要来拜访您。”

没想到孙大福比我二叔还激动，用颤抖的声音语无伦次地说：“对——对不起，罗——罗书记，我——我没想到竟然会是您。我只想与您切磋切磋书法，没有别的意图。”

二叔粲然一笑，站起身子，做了个请的手势，热情地说：“贵客，贵客，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会怪人？快请坐，快请坐，小潘，快上茶，快上茶。”

我们围着案桌坐下，二叔爽朗地招呼吃茶，热情地和孙大福聊起了书法、篆刻和美术，他们越聊越投机，气氛越来越畅快。

我们在我二叔的工作室一直待到凌晨1点，才起身告辞。临别，二叔打开书柜，取出两幅字画，我与老孙，一人一幅。我的是《月落乌啼》，孙的是《远上寒山》。当天晚上雪越下越大，回到宿舍，孙大福辗转反侧，彻夜难眠。当我醒来，已是早上7点多钟了。

时逢周日，可以睡下懒觉，可我睁开眼睛，却发现孙大福早已理好床铺，并收拾好了行李，好像要出远门的样子。我的第一感觉，是他要回家过年了，难怪昨晚迫不及待。

孙大福静静地坐在桌前，见我醒了，连忙朝我走来，将一只一尺多长、四寸多宽的小盒子递给我，郑重地说：“这是我收藏的一对红木镇纸，据说是纪晓岚用过的，值不了几个钱，但却是我最宝贵的东西，十多年来一直带在身边，昨天晚上我悄悄带着，原本是要送给你二叔，交个朋友的，但最终却拿不出手，不是因为礼物太轻，而是因为他是领导。今天我挂职期满，就要回省城去了，这对镇纸留着也没多大用，就送给你做个纪念吧。”

说完，他倒退两步，背起行囊，拎着皮箱，转身开门，走进无边风雪。

十六年后再次见面，他已是全国书画名家，担任省政协副主席兼农学院院长，还成立了一个爱心基金会，字画收入全部用于扶贫助学。

提到我二叔，他又是惋惜，又是敬佩，当即手书一联：

乌蒙雪夜丹青在，匾牌留书翰墨长。

落款：蒙山老友。

五、下乡

孙大福走后不到两分钟，门外传来“笃笃笃”的敲门声。我大声地问：“谁？”

“我，马玉琴，县委办秘书科的。你是蔡令吗？”

我心里想，这大雪天的，能有什么事？于是大声回答：“我就是蔡令，找我有什么事？”

“罗书记叫我来通知你，马上去他办公室。”

还真有事，不然二叔不会叫人来喊我。我连忙回答，好的，我马上就去。

十分钟后，我急慌慌地赶到县委大院。整个院子里静悄悄的，那棟有着五十多年历史的县委办公楼，孤傲地在雪地上耸立着。雪不是很深，只有两三寸厚，还在纷纷扬扬地下，浅浅深深的脚印，通向各个办公室。

我有点懵了，不是星期天吗，还真有人上班？我来不及多想，快步走向二叔的办公室。我不敢贸然进去，想先了解情况再说。这栋房子原是安大土目的官邸，靠走廊的一面开的有窗。我见四下无人，便轻轻靠近窗户。还好，没拉窗帘。我屏住呼吸，探着脑袋，只见狭窄的办公室里，长条木椅上木然地坐着组织部长和县委办公室主任。

二叔背对着我，坐在办公桌后面的木椅上，有些严肃地问：“何部长，这期地委党校少干班，我们县有几个名额？”

何部长回答：“六个。”

“他们都是怎么去的？”

“都是正常录取的。这期少干班是省委组织部统一招生的，学制两年，大专学历，经济管理专业，第一年在地委党校学习，第二年到省委党校学习，学习期满后全部安排到边远地区的民族乡，担任副乡长。”

“报考条件与招生程序如何？”

“报考条件是：少数民族、中专或高中以上文化、党员、参加工作五年以上、二十五周岁以下、连续三年被评为县级优秀；招生程序是：乡镇党委推荐、组织部考察、公安机关政审、笔试、面试、体检，全部合格后，上报省委党校统一寄发录取通知书，凭录取通知书办理晋级、调岗、调资和报名手续。”

“蔡令是按照正规途径与正常步骤录取的吗？”

“是，当然是，我敢用党籍担保。他是烈属，在笔试环节，按照政策加了10分，完全符合规定。”

二叔说：“不是我不信任你，你是他父亲的老战友，我怕别人说闲。既然如此，我就放心了。但还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这个寒假其他五名学员都下乡去了，他却留在县委办？这不但不公平，也不符合规定。”

何部长说：“这个孩子嘛，两岁时妈妈就牺牲了，从小寄养在别人家，父亲又是战斗英雄、部队干部，我们原本是想——适当照顾照顾。”

二叔严肃地说：“不行，他身上流淌着烈士与英雄的血液，必须要到最艰苦的环境中去锻炼，坚决不能搞特殊。所以我要求组织部门，立马把他安排到最边远的民族乡，跟其他学员一样进行业务考评。并且，明天就去报到！”

何部长软软地低下头，勉为其难地说：“是！”

说服了何部长，二叔把目光投向县委办主任：“陈主任，何部长错在前面，你怎么能跟着错呢？还把他安排进了挂职副县长才能享受的单人宿舍。”

陈主任面红耳赤。这个号称蒙山一姐的女强人，此时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二叔说：“我知道，你不认识他父母，但却对他的身世很了解，适当照顾军烈属是应该的，但他还有一个身份，是我侄儿。所以，今天必须让他搬走。”

陈主任还是忍不住解释：“书记，情况是这样的，当时其他房间都住满了，刚好孙副县长挂职期满，只住一天就走，我们——便临时加了张床。”

二叔愣了一下：“孙大福今天就要走了？这是个好同志，有知识，有头脑，身高洁，要是能留在蒙山，我宁愿让位给他。噢，如果你们不好做蔡令的工作，就由我来做。”

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陈主任连忙表态：“书记，这个——还是我去做吧，那孩子我认识，我相信他一定能够理解的。”

二叔突然站起身，向两位部下深深地鞠了一躬，何部长和陈主任一脸尴尬地站了起来，不知如何是好。二叔却真诚地说：“我也是一名从前线下来的老兵，对那些参战和牺牲的英雄们有着超乎寻常的感情，适当照他们的子女，原本是应该的，必须的，你们并没有做错，我深深地感谢你们。但蔡令不行，因为他身份特殊，必须按我的吩咐去做。”

为了打破这种尴尬的气氛，我连忙敲门进去，大声表态说：“何部长，我想去全县最边远的水箐乡工作，并且今天就走。”

何部长愣了一下，鼓起掌来。陈主任跟着鼓掌，二叔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当天上午10點，我收好行李，打好背包，冒着纷纷扬扬的雪花，搭乘一天两趟的中巴车，经过六七小时的颠簸，才到达一百多里外的水箐，第一份工作就是调查和统计全乡参战老兵与军烈属子女。一个星期后结果出来，数字相当惊人：这个只有两万七千多人的小乡，光1936年参加红军游击队和红二、六军团的就有一百八十多人，牺牲了八十六人，有三十二人还活着。这三十二人全都参加过战斗，二十三人曾经挂彩，皆因负伤或另有作战任务未能跟随大部队长征，后在敌人的重重封锁与残酷镇压下，与组织失去联系，各自隐蔽生活，解放后不争不吵，所以一直默默无闻。

一名八十多岁的苗族老人告诉我，当年他们参加革命，就是不堪忍受贪官污吏、地主恶霸、土豪劣绅以及大汉族主义者的重重压迫，解放后土匪恶霸被镇压了，地主老财被打倒了，全国人民都平等了，他们也就心满意足了。

看着他一脸的质朴和坦然，我心里不由感慨万端。他们实在太穷了，至今还处在贫困线下，但却毫无怨言。还有那些革命英烈的后代，解放后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拿到任何补贴，依旧不争、不闹，过着平常而又艰辛的生活。看看他们，再想想自己，还有什么放不下？

我瞬间释然了，灰暗了好几天的心情立刻清朗起来。

六、选举

第二年过完春节，又到了乡镇换届季。开学不久，组织上决定让我们返回原籍，参加选举，换届结束后再回党校，完成学业。

在县委办的一间小会议室里，何部长向我传达县委决定：“其他五位同学按照地委组织部的意见进行保选，选不上的就任命为科技副乡长。但你不行，你必须正常参加选举，选不上只能担任副主任科员或片区党总支书记。罗书记特别交代了，任何一级组织和任何一名领导都不许帮你打招呼、拉选票。哎，侄儿子，看来真的只能靠你自己了。”

我原以为，考上党校，副乡长就是铁板钉钉的了，但现实却是残酷的，最残酷的是我有一个当县委书记的二叔。

何部长看着一脸茫然的我，有些同情地说：“要不，我叫上陈主任，一起去劝劝罗书记，请他还是按照地委组织部的文件执行，国家培养一名干部不容易，辛辛苦苦读了两年，如果选不上，叫我如何交差？”

我摇摇头说，何叔叔，我太了解我二叔了，那样更容易引起他的反感。我已经在水箐乡工作了两个寒假和一个暑假，前两个春节都是在那里度过的，群众基础还行。不是还有十多天么？让我再去加把油，当选应该没问题。

何部长原籍水城，只比我父亲小三天。他们是同一天当兵的，新兵训练结束后分到同一连队。1979年2月，自卫还击打响，他们部队长驱直入，一直打到越南首都的郊外。回撤途中遭遇袭击，为了掩护何部长，我父亲身负重伤。所以在何部长心里，有一道无法逾越的坎，那就是欠着我家一条命，以及我父亲的知遇之恩。

我不敢耽搁，连忙告别何部长，赶往水箐。我并不太想当官，但如果真选不上，的确有点丢人。水箐是一个多民族杂居乡，以彝族和苗族为主，全称为水箐彝族苗族乡。我小爷爷十六岁就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革命活动，解放后跟随解放军四处剿匪，剿匪结束后，留在水箐工作了三十年，先后在这里的几个公社当过党委书记。上世纪80年代初，那几个公社改成了乡；后撤区并乡，那几个小乡就并成了现在的水箐乡。

第一次到一个名叫坡七的村寨开展工作，老乡们听说我来自阳长米落，便不约而同地问：“同志，你是罗成轩的谁？”

我说，我是他孙子，他是我爷爷的亲弟弟。

老乡们非常兴奋，不但热情接待，而且奔走相告：“罗成轩的孙子来了，长得真像呢。”

“哪个是罗书记的孙子？我还欠他三毛钱呢，咦，那时候的三毛钱，当现在的三百块。”

我以为他们就这样说说算了，没想到还真有个白族老大爷，颤巍巍地走到我身旁，从麻布衣衫里掏出一张灰布手帕，一层一层地解开，掏出三百块钱递给我。

我哪里敢收，连忙摆手推让，嘴里却不知说什么好。

正推让间，一名四十多岁的彝族汉子急匆匆地赶来，一把拉住我的手，激动地说：“同志，你就是罗成轩罗书记的孙子？”

我点点头说：“是的，他是我爷爷的亲弟弟。”

彝族汉子激动得热泪盈眶：“太好了，侄儿子，罗书记是我干爹，我是他养长大的。我爹妈死得很早，罗书记不但供我饭吃，供我衣穿，还出钱让我读书，出钱帮我娶媳妇。他老人家——就是我的再生父母。我家就在隔壁村，听说你来水箐工作，便特意来接你去吃年猪饭。我现在富吗也不富，穷吗也不穷，在村里还算过得去，要不是有他老人家，我早就撂骨头了。走，侄儿子，我从水箐街上就开始撵你，一直撵了三十多里路。”

说完，他咧嘴一笑，其他村民也跟着呵呵地笑。我被他们簇拥着，不由自主地往邻村走去。

去了才知道，那个村名叫兴文村。打过上甘岭的战斗英雄刘兴文，就是从这里出去的。这是英雄的故乡，燃烧着火一样的激情。怀着对英雄的崇敬，我心里热血沸腾。

在这里，我受到了有生以来的最高礼遇，苗族村民集体向我敬酒、唱飞歌；彝族村民也用最隆重的礼仪为我敬酒，围着我唱着古老的歌谣。酒至酣处，兴高采烈的村民们生起篝火，苗族人跳芦笙舞，彝族人跳板凳舞，我被夹在中间，两边都受邀请，两边都不拒绝，扭腰摆臂，胡乱应付。他们也不管我会不会跳，参与就好。

一直闹到深夜，酒会才算结束。据说来的人实在太多，我那位干叔叔家杀的过年猪，全被一顿吃光。但他却呵呵地傻笑，动作神情，竟然骄傲得不得了。

村民们的淳朴，令我终身难忘，就算真的选不上，就算条件很艰苦，能在这里工作，也是件开心事。

峰峦叠嶂，乌蒙磅礴，在赶往水箐的料峭春寒中，我心里更加坦然起来。车窗外尘烟滚滚，远远近近的山路上，村民们正背着背篓，来来往往地运送农肥。

又是一个耕种的季节，二十四岁的我，把理想与希望播撒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将来能开出什么样的花，结出什么样的果，谁也无法预料，也没必要强求。

一个星期后，我顺利当选乡人大代表。

十多天后，水箐彝族苗族乡第四届人代会在政府会议室隆重举行，何部长亲自下来指导。

选出乡人大主席后，正副乡长的选举正式开始。选举分两场进行，第一场为等额选举，候选人是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賈宏声。这种毫无悬念的选举，结果却有点出乎意料，贾乡长的得票率仅为百分之五十二，刚好过半。

这让何部长有些难堪，表情更加严肃。贾宏声就不是难堪了，而是狼狈。

第二场为差额选举，五名候选人中将产生三名副乡长。与我竞选副乡长的候选人分别是：张佳琪、祝桂云、李世军、方涵宏。张佳琪已经是乡党委委员，跟贾乡长一样，选举只是履行程序，我的真正对手是另外三人，当选几率也从五分之三，变成了二分之一。

三名对手的基本情况是：祝桂云，苗族，现任水箐乡财政所所长，虽不是本乡人士，但已在水箐工作十余年，口碑最好，人脉最广，当选呼声也最高；李世军，白族，现任乡企管所所长，本乡人士；方涵宏，彝族，现任瓦厂河片区党总支书记。与祝相较，后面两人当选的可能性较小，但也不容小觑。

我虽不在乎选举结果，但置身选举现场，并坐上了主席台侧面的候选人席位，作了竞选演讲，埋藏心底的当选欲望又渐渐升腾起来。直到此刻我才发现，大部分代表都是我认识的村民，之前都曾表示，只要能当上代表，就一定投我一票。

我知道，村民们如此热情，一半是我自己的努力，一半是我小爷爷留下的善果。

为公正起见，本场选举实行现场计票。何部长与乡党委书记刘顺功在主席台前排正中间正襟危坐，乡人大主席吴茂奎、半小时前刚刚当选的乡长贾宏声及主席团成员们也一脸木然地坐在台上。气氛相当压抑，谁的心里都不轻松。

主席台前面的黑板上，写着五名候选人的名字。一切准备就绪，工作人员开始计票。看着名字旁边的“正”字不断地变化和增加，我脸上做着无所谓的表情，一根心弦却绷得紧紧的，感觉只要轻轻一拉，就会立即绷断。

张佳琪遥遥领先，我们四人则处于胶着状态，气氛热烈，高下难分。“蔡令，蔡令”，随着唱票人中气十足的喊声，我一连得了十多票，不但与另外三名候选人拉开了距离，还率先杀进过半线。

我心里松了一口气，绷得紧紧的那根弦，也跟着松弛下来。侧脸观看，何部长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会场上除了唱票声，再无其他声音，安静得有点怕人。

更可怕的是，自从过半后，我的得票就稀稀拉拉地举步维艰了，其他三名候选人则相互纠缠着向上攀升。

唱票人的声音越来越缥远，会议室里的气氛越来越凝重。渐渐地，有人露出笑容，有人面如死灰。天地悠悠，不知今夕何夕，黑板上的数字终于定格下来，主持会议的乡党委副书记大声念道：“本次选举，共发出选票125张，收回选票125张，有效选票125张，选举有效。其中候选人张佳琪全票当选；方涵宏获98票，李世军获95票，祝桂云获89票，蔡令获75票。以上四名候选人得票均已过半，根据得票高者当选的原则，现在我宣布，张佳琪、祝桂云、李世军当选为蒙山县水箐彝族苗族乡第四届人民政府副乡长。”

主持人话音刚落，会场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看见何部长一脸阴郁，好像心里比我还难过。接着发现何部长很不开心的是刘书记、吴主席和贾乡长，他们也跟着沉重起来。

掌声还未停下，人们全都发现气氛不太正常。代表们左顾右盼，慢慢停下鼓掌，会场里出现了短暂的空白。停顿了半分钟左右，主持人才按照程序，将新当选的三名副乡长请上主席台。

下一个议程原本是何部长讲话的，但他却在刘书记的耳边低语了几句，就跳过了。

明眼人已经知道，这场选举失败了。至于问题出在哪里，有人心里明白，有人一塌糊涂。心里明白的脸色煞白，一塌糊涂的一脸茫然。

我木然地坐着，脸上做出无所谓的样子，其实心里还是蛮失落的，有点不是滋味。努力镇静了一下，心想不就是选举失败么，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好好工作，用心办事，才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

但我身旁的那位，却不是这般心境，把头埋得很低很低，差点埋进了裤裆里去。我用胳膊碰碰他，轻声地说，祝所长，高手过招，愿赌服输，我们已经输了选举，但不能输了人格。

祝桂云说：“我不服。”

我说，我也不服，但却无法改变。既然无法改变，不如坦然面对，闯过去，前面又是一片天。

听我说完，祝桂云也抬起了高贵的头颅，坦然面对台下的代表与台上的领导。我也挺直腰板，挂着微笑，目空一切。

若干年后，何部长从县委书记的任上退休，有次闲聊时告诉我：“当天晚上，你二叔听了我的汇报后，愤慨地说，蒙山县的政治生态越来越差，需要好好整顿一下，就从水箐乡开始，就拿这次选举开刀，只要查到违纪违法行为，无论是谁，都坚决处理，绝不姑息。”

乡镇换届结束，组织部和县纪委立即展开调查，通报和处理了一大批违纪违法人员，水箐乡谈不上腐败重灾区，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处理结果是方涵宏和李世军被双开，刘书记和吴主席被撤职，我与祝桂云当选副乡长。

七、文联主席

不知从何时开始，二叔喜欢上了诗歌。每次去县城办事，只要在家，他都会把新作念给我听。因时间久远，如今只能想起一些零散诗句。比如“你踏着我的目光/款款而来”“天气太热了/就脱去一件外衣/天气又热了/就脱去一件内衣/天气更热了/就脱去一层皮”等。记忆中他最打动我的作品，是写一个算命瞎子的，可惜一句都没有记住。

在他所有的诗歌作品中，我能记全的，只有一首五言绝句：

风霜四百年，隔岛看云烟。

两制飘红雨，回归耕甸田。

有次念完诗后，他对我说：“我们家还是有点文脉的，不管官当大当小，也不管富贵贫穷，从你曾祖父起始的那一脉书香，都要好好传承下去。‘诗书传家久，耕读继世长，诗书是文化传承的最佳载体，耕读是延续文明的最好方式。可是当今时代，工业经济与农业经济反差太大，农村真穷，农民真苦，要振兴经济，就得发展工业；要稳固民心，就得发展农业。因此，我才力主成立县文联，加强文化建设；请求上级委派农业专家，指导我县农业生产，发展科学种植；同时开展招商引资，创建工业园区，鼓励群众创业。国家也好，地方也好，文化、农业、工业同等重要，如果缺了一项，不管怎么发展，都不会真正地富裕和强大。”

这是我听到的二叔唯一的一段施政的理念。说着说着，话题又转到了书法。他说：“有些人，比如你的那个老師张育青，可以说还没有领悟到书法的真谛，他写的仅仅是毛笔字，还不是书法。把字写好只能是一门技术，但还不是艺术。书法不但是一门艺术，还能抒发感情，寄寓思想，所以不但要把字写好，写漂亮，还要学会谋篇布局，在书写的过程中，人与毛笔，浑然一体，创作出来的作品才能酣畅淋漓，真实地展现内心的情感世界，寄托希望与情操。还有，光练字是永远不能把书法练好的，要练好书法，首先肚子里得有货草。也就是说，要读书，广读书，书读得越多，书法就会越好。”

可当时的我，既不关心读书与练字的关系，也不在乎文化、农业、工业之间的内在关联，我关心的只有一件事情，首届县文联主席由谁担任。当时，我的书法在县里和地区频频获奖，还经常在各大小报刊发表诗歌散文，县文联即将成立，我也成了呼声最高的主席人选，知道内情的人都说：“只要跟你二叔说一声，这个文联主席就是你的了，别管它有权无权，先拿到正科再说。再说了，凭你的书法造诣与文学成就，在蒙山，谁还能跟你争？”

一路上我都在鼓励自己，可一见到二叔，我却开不了口了。

那个月，我连续三个周末去了县城。夜深人静，月朗星稀，在那栋古老的小木楼上，我不是观看二叔做匾，就是听他谈诗论文。谈着谈着，他发现有些不对，问：“你在乡里分管什么？”

我说：“计划生育。”

“计划生育是最艰巨的工作，你也有闲心出来玩？”

我终于鼓起勇气说，我不想干那工作了，招人恨得很。

二叔语重心长地说：“什么工作都得有人去干，干什么工作都有招人恨的地方，如果全县的干部都不愿去干计生，我这个县委书记还怎么当？这就跟部队一样，所有的士兵都不愿去炸碉堡，不愿去打冲锋，我这个团长就得自己上。坐上了这个位置，选择只有两个，要么顶上去，要么退下来。”

我说，我想做文化或宣传方面的工作，比如文联、文广新局、教育局等都行。

二叔想了想，放下刻刀说：“我也不想深更半夜地刻木板，但环境如此，我不得不做。不做这个我挣钱的机会还有很多，比如卖字。我当过旅长，又是全国书协会员，现在又是县委书记，动动脑筋，还是能卖几个钱的。但我能那样做吗？还有贪污、受贿，这些都很来钱，但我能那样做吗？既然不能，为了养家糊口，应付人情来往，就得在工作之余做两块匾，既可当业余爱好，还可养性修身，何乐而不为？凭我手里的权力，你可以当教育局长，文化局长，甚至宣传部长。但如果有一天没有了我，你还能走多远？还能走多长？”

见我无言，二叔又说：“你在乡下教了五年书，又读了两年党校，终于当上了公务员，但人生漫漫，你仅仅是在学走路。路是自己走出来的，并且只能一步一步地走。我可以适当帮你，但也要帮得堂堂正正，让人无话可说。”

见我还是不死心，二叔干脆直接说：“我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遵照你父亲的要求，所以你必须放弃幻想。回去好好工作吧，工作之余好好读书、练字、写文章。你才二十几岁，以后机会多的是，老天爷不会亏待你。”

我总算明白了，这一切的前因后果，我终于看清了。那晚在二叔家的小木楼上，我睡得特别安稳。第二天一大早，我又搭乘最早的那班车，赶回水箐。

两年后再次换届，我全票当选乡长。在乡长任上干了不到一年，我就抓住机会，考进省直机关，从此走向更为广阔的人生道路。二叔知道后说：“要是当初安排你当个县文联主席或文化局长，还要奋斗多少年才能调到省城？”

是的，老天爷没有亏待我。当我真正读懂这句话的时候，却发现二叔明显地瘦了，轻声问他，叔，你怎么了？

他说：“你上去了，我也该隐退了。下周，我就要调任地区文联主席。”

我不解地问，为什么？这是为什么？

他轻描淡写地说：“这是组织安排，我服从就行。”

马上就要撤地建市了，凭他在蒙山县的表现和政绩，升任市委常委或副市长根本不成問题，再不济也应该是个市人大副主任或市政协副主席，怎么——会是文联主席？

二叔微微一笑：“之前，你不是很想当文联主席吗？怎么老子当上了你反而不高兴？”

我说这不公正，也不公平，更不符合常理。

二叔说：“怎么不公平？县里即将换届，地委赵书记亲自找我谈话，说‘你不是很喜欢书法和雕刻吗？调你去文联当主席，怎么样？我还能怎么样？服从组织安排呗！”

我愤怒地说，我要去找赵文媛，问她是怎么回事。我妈妈就是为了救她才牺牲的，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根本就不配当地委书记！

二叔严肃地说：“蔡令，不许乱来！我卖匾属于违纪行为，没被处分就已经很好了，你不要给组织添乱。”

我说你卖匾怎么了？那些买了匾的人，谁知道是你的作品？你一个大校旅长转业的县委书记，六年时间就把全地区八县市中排名倒数第一的国家级贫困县带进了前四名，还被贬去当文联主席！她赵文媛做了什么？一个听到炮声就吓哭的二货，当个专员就已经顶天了，居然还有脸当书记！你别拦我，我一定要去找她问个岂有此理！

“蔡令！”二叔黑着脸呵斥道，“蒙山县的发展是所有蒙山人努力的结果，我的调动是组织的决定和安排，你政治不合格，怎么能当纪检干部？你妈妈是因公牺牲的，不是单纯地救某人。你懂吗，蔡令，你妈妈是烈士，是英雄，你不能往她脸上抹灰！”

二叔第一次黑风丧脸地呵斥我，让我在委屈的同时，也清醒了过来，说，叔，一定有人嫉妒你，告你，整你，污蔑你，你要小心，他们肯定还没完。

二叔说：“我在蒙山的动作那么大，步子那么快，难免会触犯某些人的利益，既然敢做，我就不怕。枪林弹雨都走过来了，还怕这几个小毛贼？”

看着二叔还是那副豪气冲天、无所畏惧的样子，我只得放下心底的不平与委屈，蹬车离去。

八、英年早逝

乌山市成立不久，我养父就去世了。遵照他的遗嘱，我将姓名改回罗峻。

二叔在市文联主席的位置上干得风生水起，又是开笔会，又是搞画展，又是办培训班，对乌山民俗风情与历史名人进行深度挖掘，还组织编排大型舞剧《乌蒙磅礴》，拍摄了长达20集的纪录片《文化乌山》，编辑出版了大型丛书《乌山文丛》，积极争取经费，为三十多名乌山作家免费出书。

二叔调往乌山后，为了节省开支，二婶和堂弟（他们收养的孤儿）、堂妹依然住在位于蒙山城里的那栋木楼里。那栋木楼是我高祖的遗产，已有一百多年历史。

当时蒙山还未建县，如今的县城仅仅是一个土司官寨，加上离家又远，我高祖并未入住，也未出租，只是作为家产留着。高祖去世后，由我曾祖继承；小爷爷是我曾祖父最宠爱的儿子，便把木楼额外分给了他。因离家太远，一直空着，直到二叔回来，才有机会入住。

可惜一百多年过去，虽几经修缮，这座做工精巧的木楼，早已失去昔日风采，剩下的只有一段远去的传说，以及木头腐朽的气味。这里地势较高、向阳，按说风水不错。上百年风雨沧桑，周围环境早已面目全非，唯有这栋木楼，依旧静悄悄地矗立着。为了迎接真正的主人，它于寂寞深处，忍霜耐寒，沐风栉雨，披雷挂电，一等就是百余年。一百多年的岁月冲刷，曾经的雕梁画栋早已成为过眼云烟，它真正留下的，只有一个家族兴衰的背影。

再次返回蒙山，走进木楼，二叔用六年时间苦心营造的书香墨韵已经淡薄了许多，木头的腐朽气息又浓郁了不少。他一人的工资难以维持家庭开支，自身又资助着多名失学儿童，随着电脑的普及与人们生活习惯的改变，红白喜事已不再时兴送匾，二婶只好到我老家镇上开百货商店，木楼里的常住人口，其实只有堂弟方强一人（堂妹已经上大学去了）。

小城停电，木楼漆黑，我与方强秉烛夜谈。我问，这栋房子如何？

方强说：“冷。”半天又补充一句，“我听说，这里曾经死了不少人，每当睡到半夜，总觉得屋子里凉飕飕的，有无数阴魂在游弋。”

我吃惊地说，不会吧，这房子一直都是我们家的产业，从来没有入住过。

方强认真地说：“你别不信，哥，我说的都是真的，我经常感觉到那些幽灵的存在。有时候在房间里，有时候在板壁上，有时候在门缝中。他们无处不在，与这些古老木头散发的腐朽气息混合在一起，即使是酷暑六月，我也能感觉到他们身上的寒冷。”

那依你所说，这房子就是鬼楼了？

“我说不清楚，我觉得我们应该回到老家村里，好好向老人们打听，这房子为何一直没有入住。我想一定是有原因的。”

我说原因当然有，就是太远了，我们家祖辈不会经商，在这一代又无田产，光秃秃的一栋房子，住着没啥划头。

但方强就是不信。他说要不今晚你也睡这里，肯定能够感觉到。

我说好吧，我又不是没睡过。

当晚，电一直没有来过，我在二叔的书房里铺了张床，迷迷糊糊地进入梦乡。梦里很冷，我穿着厚厚的棉衣，依然全身冰凉，冻彻肌骨。我蜷缩床角，瑟瑟发抖，一个身材高大、穿着青布长衫、戴着瓜皮小帽的老人水墨画般嵌在墙上。

我感觉这人好熟，但却不知道他是谁。他从墙上飘了下来，就像一张半透明的影子。他飘到我床前，张开苍白的嘴唇，吐出凉飕飕的话语：“你是罗峻么？”

我连忙点头说是。

“你父亲就要走了，你赶紧去送送他。”说完，他飘回墙上，烟一般渐渐散去。

我惊醒过来，房间里果然冷气森森，仿佛有无数魂魄在毫无目地游走。方强！方强！我大声呼唤堂弟，他端着蜡烛，踉踉跄跄地跑来，惊慌失措地问：“哥，你叫我？”

我一边穿衣一边说，刚才有个老人，说我父亲有难，叫我快去。

“可是——可是现在才半夜。”

但我必须走。我边跑边说，你如果怕的话，就不要住这房子了，住到学校去。

“哥，难道你不知道吗？我們整个县城，没一个学校有宿舍。爸爸在时批了几个学校的宿舍楼，他调走后，就被取消了。”

离开木楼，气温立马恢复正常。繁星满天，夜风习习，离奇的是，我刚下到街上，就有一辆出租车停在路边，司机大声武气地揽客：“喂，伙计，去水城吗？到水城火车站一百元。”

走近一看，果然是水城来的出租车。我连忙钻进汽车，对司机说，师傅赶紧走吧，我有急事，忙赶火车。司机笑着说：“我们运气都好，我客人刚下车，你就出现了。哎，他人呢？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

我问他从哪里来，他说水城火车站，一百五十华里，三百五十元钱，再一百元拉个回去，等于挣双倍了。

我没再搭他话，只是催他快走。水城虽然属于另外一个地级市，但因比乌山近，又位于铁路主干线，蒙山人出远门，一般都选择从水城上火车。司机发动车子，风驰电掣地向水城开去。

一个多小时后，我顺利登上开往成都的特快列车；第二天中午，我突然出现在父亲的病床前。他是两个小时前检查部队时突发疾病送来的，还未来得及通知家属。

正在抢救中的父亲两眼茫然地望着我，咿咿呀呀地说着含混不清的词句。

我默默跪着，一边流泪一边点头。父亲穿着笔挺的军装，在空中渐渐远去，边走边向我挥手。远方，有千军万马列队敬礼，像是在举行欢迎仪式。

父亲走了，这个戎马一生的老兵，将生命定格在五十六岁。我遵照遗嘱，将国家分给他的房子卖掉，再加上他的所有积蓄及去世后的一次性补助，在蒙山一中修建了一幢学生宿舍。

他是蒙山县唯一走出去的将军，有人提议将宿舍命名为将军楼。我不同意，最终定名为小寒楼。宿舍刚刚建好，方强就要参加高考了。

方强参加高考的前一天，我特意请假去为他鼓劲。睡到半夜，那个老人又从墙上飘到床前，依旧冷飕飕地说：“你二叔明天就要走了，你去送送他吧。”

那天夜里我一直都睡得很安稳，天亮后才醒来，但却不敢告诉方强，直到将他送到考场，才拨通了二叔的电话。

二叔虚弱地说：“罗峻，我肺癌晚期，已经住进省医两个多月了。”

我泪流满面，伤心地问，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二叔说：“我怕影响你的工作，更怕影响方强的学习。再说，有你二婶照顾就行了。”

我哽咽着说，我在蒙山，马上就来看你。

我找了辆出租车，直奔省城而去。二叔骨瘦如柴，已经进入昏迷状态，哪里还有昔日勇猛如飞的样子。

二婶一脸憔悴地坐在他身后，扶着他轻声地说：“其实，还在蒙山的时候，你二叔就病了，当时特忙，错过了最佳治疗期。你来得正好，赶紧烧纸吧，主治医生是蒙山人，他特许了的。”

我连忙跪下，一边嚎啕大哭，一边拿起一摞纸钱，烧了起来。稍后，堂妹也风风火火地赶来了。她没有烧纸，而是扑在床前，晕了过去。

医护人员见状，无不潸然泪下。十多天后高考成绩出来，方强考了全县文科第一，直到拿到了中央民族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他才知道二叔已经离世。

二叔的遗嘱早已写好，但只有一句话：把木楼捐给政府。通过多方查询，我才知道那栋木楼果然不同寻常：我高祖年轻时曾经参加过苗王陶三春的部队，小木楼便成了义军的秘密联络点；后来，它产权虽然归属我家，但匪去兵来，被各路豪强轮番占领。从1946年开始到解放前夕，小木楼一直是地下党组织的秘密办公处。解放初期，小木楼成了县军管会指挥部，后被充为公房，直到1982年才又划回我小爷爷名下。

我们在整理二叔的遗物时，意外地发现一个牛皮纸袋，打开，全是关于赵文媛的举报材料。

此时赵文媛已经升任副省长，我工作的省纪委早已管不到她。看着一件件指向这名女老虎的贪腐证据，我比接连失去三位亲人还要悲痛。因为，她是我妈妈舍命救下来的，我妈妈牺牲那年，我才两岁。

作为军人，我妈妈没有战死沙场，而是为一名贪官付出了生命。这是一笔沉重的代价，也是一场悲哀的付出，尽管，当时她们都是在执行任务。

两个月后，赵文媛被带走调查，我则赶往妈妈牺牲的地方，寻找母爱的痕迹。

巍巍青山，莽莽丛林，不远处就是装着铁丝网的边境线。当年炮弹炸出的大坑还在。我在弹坑里躺下，仿佛躺在母亲温暖的怀里。

恍恍惚惚中，养父、二叔、父亲，他们身穿军装，排成一排，一脸严肃地朝我走来。

母亲的身影未曾出现，只有青青野草，在无声地讲述着她用身躯掩护战友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