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曹诗歌翻译研究综述

2017-03-08杨秀芳李海燕张云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7年1期

关键词：短歌行建安曹丕

杨秀芳，李海燕，张云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安徽亳州236800）

三曹诗歌翻译研究综述

杨秀芳，李海燕，张云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安徽亳州236800）

建安文学是中国文学史的新起点，开创了文学史的新时代。三曹是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其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影响巨大，有很重要的国际传播价值。本文对三曹诗歌的翻译现状做一总结，旨在为三曹诗歌的对外宣传尽绵薄之力。

三曹诗歌；翻译；综述

一、三曹诗歌概况

中华文明在魏晋南北朝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曹氏家族的贡献巨大。曹氏家族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艺术、文学等对两晋南北朝甚至隋唐产生深远的影响。尤其是诗歌方面的成就巨大。曹操现存的诗有20余首，全是乐府诗，成就最大的是四言诗和五言诗。他的四言诗悲壮慷慨，震烁古今，是对《诗经》的继承和发展，被称为复兴四言诗的大家。曹操诗歌有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反映了汉末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的现实；二是表现了统一天下的雄心和锐意进取的精神；三是通过仙游表达追求长生不老的心愿。前两类直接反映了现实和士人锐意进取的精神，受后人重视。《蒿里行》、《苦寒行》、《却东西门行》、《步出夏门行》等反映了现实，所创造的艺术意境对建安慷慨悲凉的诗风起到先鞭作用。曹操的诗歌除了直面人生，营造了悲凉的气氛外，还具有慷慨的风格。曹丕现存的诗约有四十余首，部分有残缺。在形式上受民歌影响，语言通俗，描写较细致。他敢为人先，富有创新精神，虽为五言，但四言、六言、七言、杂言均有尝试，对七言的形成有重大贡献。尤其《燕歌行》，是我国早期七言诗走向成熟的标志，是现存七言诗中最早的优秀之作，被称为“初唐鼻祖”，“迭韵歌行之祖”。《陌上桑》的三三七句式，在当时也是少见的。《大墙上蒿行》被评为“长句长篇，斯为开山第一祖。”这种对新诗体的大胆开发，体现出曹丕文学的自觉精神。曹植为建安之杰，有诗80余首，其中60多首是五言诗。他的诗不仅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饱含《楚辞》窈窕深邃的奇谲；不仅继承了汉乐府强烈反映现实的精神，又保存了《古诗十九首》中温丽悲远的情调。这都体现在他的五言诗中，由此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的转变。林庚在其《中国文学史》中写到：“这是一个时代的事业，却通过了曹植才获得完成。”曹植的诗不同于曹操的率直悲凉，也不同于曹丕的便娟婉约，而是兼有两者之长，使风骨与文采完美结合，是当时诗坛最杰出的代表。

二、三曹诗歌的英译价值

建安时期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出现了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其代表人物是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和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其诗歌作品主要反映当时社会的动乱和民生的疾苦，虽然苍凉但也流露出积极进取的慷慨精神。三曹诗歌特征鲜明，饱含雄心壮志，同时又表现出对人生苦短、壮志难酬的感慨，文笔简洁朴素但意境宏大，个性鲜明，富有时代特征。建安文学是我国文学史上的辉煌起点，开启了文学史的新时代，对后世影响深远，故被称为“建安风骨”。

“风骨”指刚正坚毅的气概，顽强不屈的品格，“风”指人的精神气质；“骨”，指人的体态体格。所以“风骨”是内在气韵和外在仪表的标准。后来风骨的概念被用于文艺评论，南齐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提到的：“气韵生动”和“骨法用笔”就是对风骨的体现。“风骨”一词用于我国文学史批评始于《文心雕龙·风骨篇》。“风”和“骨”分别是对文学作品的美学和文辞的要求，“风”是指文学作品有充沛的感染力和生命力，“骨”指文学作品有着精炼明晰、挺拔有力的文辞。“风骨”是评论文学作品是否达到风清骨峻的标准。建安文人的诗歌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五言体，保留了其朴实和爽直，语言朴实无华，但苍劲有力，既体现了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又有很高的艺术水准，建安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繁荣时期，其经典作品具有很重要的国际传播价值，既是建安风骨的对外传播，又是我国古典文学风貌的对外体现。曹氏父子是建安文人的代表人物，创作了许多反映现实生活的诗歌作品，在建安文学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在他们的带领下，许多文人积极进行自由创作，建安时期的文坛出现了一片繁荣的景象，促进了建安文学的繁荣发展。

三、三曹诗歌翻译研究综述

对于三曹诗歌，汉语的研究还不够充分，那么其翻译研究就更少了。直今还没有全集的翻译本，目前能找到的选集也就一本，即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曹植诗歌英译》，该书选择了56首，为无韵体译法。赵燕春教授在其博客中称完成了曹操、曹丕、曹植的诗歌翻译，分别为26首、55首和153首，连找到的残篇进行了翻译，为三曹诗歌的整理和翻译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还没见到其三曹译本的出现。除此之外，只有零散的译文了。

三曹最早的诗，当时辜鸿铭译的《观沧海》，是一首韵体译文。再后来有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短歌行》和《龟虽寿》的译文，前者为韵体，后者为无韵体。这些译文都是译者兴之所至的尝试。后来的译作也多是收入其他诗集的零散译作。国内主要英译三曹诗歌的学者有汪榕培、许渊冲、李正栓和赵彦春。

汪榕培英译了曹操的《薤露》、《蒿里行》、《短歌行》、《苦寒性》、《步出夏门行》、《艳》、《观沧海》、《冬十月》、《龟虽寿》、《土不同》，曹丕的《燕歌行》、《杂诗》，曹植的《鰕鱼篇》、《箜篌引》、《野田黄雀行》、《名都篇》、《白马篇》、《美女篇》、《七步诗》、《送应氏二首》、《杂诗七首（其四）》、《赠白马王彪》。收录在其英译本《汉魏六朝诗三百首》中。汪榕培提出“传神达意”的翻译理论，并用该理论指导自己的翻译实践。许渊冲的《汉魏六朝诗》出现了曹操的《蒿里行》、《短歌行》、《苦寒性》、《观沧海》、《龟虽寿》，曹丕的《燕歌行二首(其一)》，曹植的《箜篌引》、《名都篇》、《白马篇》、《美女篇》《送应氏二首（其一）》、《赠白马王彪》、《杂诗七首（其四）》、《七哀》、《七步诗》。许渊冲提出“三美”（音美、形美、意美）的翻译思想，倡导韵体译诗。李正栓翻译了曹操的《气出唱》、《精列》、《度关山》、《对酒》、《短歌行》、《苦寒行》、《蒿里行》、《薤露》、《步出夏门行》、《观沧海》、《却东西门行》，曹丕的《折杨柳行》、《丹霞蔽日行》，曹植的《箜篌引》、《惟汉行》、《驱车篇》。在翻译原则上，李正栓认为，汉诗英译要讲求“忠实对等”，即忠实地去翻译，让文化差异存在，实现原文与译文在理解、风格、音韵与文化内涵等方面的对等。赵彦春翻译了曹操的《善哉行》、《气出唱》、《精列》、《度关山》、《对酒》、《短歌行》、《苦寒行》、《蒿里行》、《薤露》、《秋胡行》、《孟冬篇》等，曹丕的《善哉行》、《杂诗》、《燕歌行》《猛虎行》、《秋胡行》等，曹植的《升大行》、《飞龙篇》、《当事君行》、《丹霞蔽日行》、《泰山梁甫行》、《驱车篇》等。赵彦春认为要限定诗体形式的翻译要求，确立神形兼备、以诗译诗的根本指向。

三曹诗歌在国内的英译文就不多，在国外的译文就更少了，主要包含在翻译中国诗歌的译本中。英国汉学家赫伯特·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在他的《古文选珍》中翻译了曹植的《七步诗》和曹丕的《短哥行》。翟理斯采用归化策略，充分照顾了目的语的读者。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Arthur Waley)在他的《中国诗一百七十首》中翻译了曹丕的《短歌行》等。韦利认为诗歌中的“美”与“爱”应当表现为可感可见的人和物，不应该是抽象的概念。所以他翻译的中国诗相对平实、具体、形象。英国女性学者比雷尔英译了《玉台新咏》，其中包含曹植的《杂诗五首》、《弃妇篇》和《妾薄命》。曹丕的《燕歌行二首》和《清河作》。比雷尔的译文尽显女性柔情、婉转与细腻。

美国华裔汉学家吴伏生（Wu Fusheng）和英国诗人格雷厄姆·哈蒂尔（Graham Hartill）的《曹植诗歌英译》选译曹植的61首诗，以五言诗为主，形式上为汉英对照，编排上以创作时间为序，包括《七步诗》、《赠丁仪》、《白马篇》等名篇。美国雷克斯罗思（Kenneth Rexroth即王红公）编译的《中国诗又续百首》中包含了曹操的《薤露》。王红公的翻译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彻底违背了忠实对等的原则。美国宇文所安的《中国早期古诗解读》，其中有选自逯钦立的《先前汉魏南北朝诗》曹操的《短歌行》等，曹丕的《燕歌行》，曹植的《吁嗟篇》等，宇文所安把中国诗译为散体诗，认为译诗不必押韵，好的译者翻译时要突出各个诗人，不同诗歌之间的差异。

本文资料的来源主要通过对书籍、中国知网和网络上有关三曹诗歌翻译的文献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分类和提炼。因为作者能力有限，难免有失全面，还需相关学者继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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