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新义

（湖北经济学院，湖北武汉430205）

从无我到身份寻求
——析女权运动与辜鸿铭笔下的中国妇女

熊新义

（湖北经济学院，湖北武汉430205）

辜鸿铭作为一个饱受争议的人物，在学术界备受瞩目。他学识渊博，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九种语言，学贯东西；他腐朽落后，反对改革；他热爱中华文化，近乎痴狂。在他的笔下，上下五千年的传统文化熠熠生辉，中国的妇女更是完美无瑕——她们讲求三从四德，自我牺牲，无我奉献。作为一个从小在西洋学习，对祖国几乎有一种盲目崇拜的游子，他笔下的中国妇女形象是否真实？一叶落而知天下秋，辜氏作为一个传统的卫道士，其笔下的中国妇女自然免不了封建时代的气息，细读辜氏笔下的作品，我们不难从中找到封建时代对于女性形象的定义，笔者希冀能透过辜氏笔下的中国妇女，找寻跨越千年来女性的社会舞台地位，探讨中国的女权运动，并以此找到真实的中国女性形象。

辜鸿铭；中国妇女；女权运动；无我；身份寻求

一、前言

辜鸿铭作为一个“文化怪杰”，在学术界备受瞩目。辜氏出生自一个中西联合的家庭，其父是中国人，其母是西洋人。十岁被送往西方学习，在他乡求学14年，归国后致力于中国文化研究，并向西方宣扬中华文化。

他学识渊博，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九种语言，获得十三个博士学位，学贯东西，并第一个将《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就现代的眼光来看，他腐朽落后，声称“作为国母的皇太后陛下在中国治体中至高无上的权威，是得到绝对的认可而毫无疑义的。”[1]他热爱中华文化，近乎痴狂，在“五四运动”全盘西化的浪潮中，他独树一帜，极力宣传中国文明，称“我想呼吁欧洲人和美国人注意的是，在其文明似乎受到崩溃威胁的这个时刻，在中国，这里有一种迄今不容置疑的无价的文明财富”。[2]

在辜氏的笔下，上下五千年的传统文化熠熠生辉，中国的妇女更是完美无瑕——她们讲求三从四德，自我牺牲，无我奉献。然而，作为一个从小在西洋学习，对祖国几乎有一种盲目崇拜的游子，辜氏笔下的中国妇女形象是否真实？这仅仅只是他自己的认知，还是当时社会赋予了他如此视角？

一叶落而知天下秋，辜氏作为一个传统的卫道士，其笔下的中国妇女自然免不了封建时代的气息，细读辜氏笔下的作品，我们不难从中找到封建时代对于女性形象的定义，线是由一系列的点组成的，社会是由无数的自我形成的，每个自我都带有时代的气息，不尽相同，却不可忽视。辜氏作为一名优秀的学者，其女性思想更是值得我们探索。

多年以来，人们就不断在追问女性的形象以及女性的地位，从西方的女权运动到世界的女权运动，从被压迫到追求平等，无数的女性在呼喊平等，也有无数的女性被压迫，然而，男女平等到底是什么？现在是否实现了男女平等？什么时候才能实现男女平等？人类不断地作答却又不断否定自己的答案……

人类只有先弄清了问题的本质，才能解决问题。笔者希冀能透过辜氏笔下的中国妇女，找寻跨越千年来女性的社会舞台地位，探讨中国的女权运动，并以此找到真实的中国女性形象。

二、辜氏笔下的中国妇女

（一）辜氏笔下的中国女性理想

1.“三从四德”的“无我”精神

辜氏曾将中国的女性理想归结到一个“婦”字上——即一个女人拿着一把扫帚，他认为“真正的女性理想总是家庭主妇，管家务的女人”，而这最终归结为从远古时代传下来的“三从”和“四德”。所谓“四德”，即“妇德”、“妇言”、“妇容”、“妇工”。所谓“三从”，就意味着“为三种人而活”——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即成为一名“好女儿、好妻子和好母亲”。这也就是说，中国的女性是“无我”的，一生的目标是成为一名贤妻良母的好女人。而在这“无我”精神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允许丈夫拥有侍女或妾。他认为，“作为一名妻子，要绝对地、无私地为丈夫而生活。因此，当丈夫病了或因过度操劳而身心疲惫，需要一个侍女，一个手架和眼睛架，使他能够康复，使他能去适应生活和工作时，中国的妻子便以无私的胸怀给予他，就好像在欧美，当丈夫病了或有需要的时候，一个好妻子递给他一把扶手椅子或者一杯山羊奶一样。”除却妻子对丈夫纳妾的支持，“无我”精神同样重要的一点，便是妻子对丈夫的忠诚。这一点从辜氏描绘的合法婚姻中必须具备的“六礼”可以窥探一二，“六礼”按照顺序包含“问名、纳彩、定期、迎亲、奠雁、庙见”，其中第五步“奠雁”中的雁，因其在配偶之爱中的忠贞而出名，一个女人一旦嫁为人妻，这就意味着她的肉体与精神都将忠于丈夫。

2.为家庭而活的责任感

辜鸿鸣认为，一个女人，特别是一个出嫁的女人，她不仅承担着对丈夫的义务，还承担对他的家族负有责任，婚姻不是存在于两个人之间，而是两个家庭的结合。辜氏认为：“要具有一个真正的国家或公民秩序的观念，一个人必须首先具有一个真正的家庭观念，而要拥有与一个真正的家庭和家庭生活的观念，一个人必须首先具有一个真正的婚姻观念：结婚不是一种爱人婚姻。而是我以上试图描述的公民的婚约。”也就是说，当一个女人嫁给一个男人时，她所面对的，不再是单个独立的爱情，而是对丈夫家族必须存在的爱屋及乌的爱。这种“必须存在的爱屋及乌的爱”也就是辜氏笔下的“妻子对丈夫家族的责任”。

3.温顺的气质

辜氏曾将古代希伯来人与中国人的女性理想对比，认为中国人的女性理想和希伯来人之间最大的差异，就是中国的女性身上有一种温顺的气质，那种温和服从在中国妇女心中是一种甜蜜的温柔。辜氏认为，基督教的圣母玛利亚温柔、轻灵，中国的理想女性也如此，但是在这温柔轻灵之外，中国女性温文尔雅，这不仅仅是外在形态或者礼仪的刻画，这是一种由内而外的气质，而这种气质，就是中国女性身上独一无二的温顺。

4.幽闲的优雅

在中国女性理想所有的品质中，辜氏认为，“幽闲”是中国女性理想中最重要的显著区别于无论古今其他所有名族和国家的女性理想的品质。他认为这种“幽”表达的是一个女人害羞、腼腆的妇女气质，而这种气质，使得每一个中国女性真正得以成为女人，使得她有了灵魂。而这种害羞不娇柔造作，这种腼腆不过于扭捏，一个女性越是幽闲，越是优雅。他说：“总之，正是这种幽闲，这种对隔离的爱，这种对‘耀眼的太阳’的敏感反对，这种在中国女性理想中的腼腆羞涩赋予了真正的中国妇女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妇女没有的一种芬芳，一种比紫罗兰的香味、比无法言状的兰花香气更甜美的芬芳。”

（二）理想的夸大

辜氏初以英文完成《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一书，未亲自译成中文。在此书“The Chinese Woman”一章中，47次出现“feminine ideal”，而在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李晨曦译本《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中，“feminine ideal”被译为“理想女性”8次，译为“女性理想”39次。译者是否注意到此区别尚不可知，但是笔者却为之所感。辜氏笔下的中国妇女的品质，到底是他眼中中国“理想女性”的品质，还是每个女子所希冀所赞美所渴望拥有的“女性理想”？

辜氏儿时出国求学，临别时其父嘱其切不可忘记自己是个中国人。漂泊遥远他乡的辜氏心中对祖国怀有一种崇高的赞美，这种赞美甚至怀着一种“独尊中国”的偏执，他曾在《中国人的精神》一书序言中指出：“迄今不容置疑的无价的文明财富是真正的中国人。”就是这样一个对祖国怀有一种恐怖的狂热的归国游子，在回到久别的故国后，看到祖国的一切，就好像阔别已久的情人，眼里心里所能见的只是对方的优点——哪怕这优点掺杂自我再加工的性质。但在他国求学的多年，对祖国的印象，大多不过就是回忆罢了，如同梁实秋谈“馋”：“滋味虽好，总不及在痴想时所想象的香”，[3]因此，纵然他对中国的妇女再赞扬，多少也带着不自觉的自私的夸大的成分。

这种夸大，不妨称之为理想的夸大，这是辜氏作为一个盲目崇拜者对理想事物不自觉的完善，就如同将乌托邦世界强行植入中国社会，然而，对于辜氏自己而言，或许不曾感到丝毫强行植入的痕迹。

这种思维模式，笔者想借用古斯塔夫·勒庞的无意识解释。虽然勒庞是用无意识描述群体行为，但笔者在此只想借用其对无意识的阐释：“在自然界，完全受本能支配的生物做出的一些动作，其神奇的复杂性令我们惊叹。理性不过是较为晚近的人类才具有的属性，而且尚未完美到能够向我们揭示无意识的规律，它想要站稳脚跟，仍然有待来日。无意识在我们的所有行为中作用巨大，而理性的作用无几。无意识作为一种仍然不为人知的力量起着作用。”[4]辜鸿铭这种对理想事物不自觉的完善，也即是他的无意识行为。在他谈及中国妇女时，脑海中的理性被本能所取代，这种本能是其植于认知深处对中国女性的赞美与崇拜，本能蒙蔽了他分析事物的理性，以致于目光所及难有中国女性的缺点，这种本能作为一种无意识的行为支配着他的行为。

中国的妇女，在过去几千年的岁月里，虽然不乏如辜氏笔下的符合女性理想者，但是若以辜氏笔下的女性理想来概括中国的妇女，未免过于简化。在辜氏笔下的“feminine ideal”，实则是其对理想无意识夸大的产物，是其心中的“理想女性”，而非“女性理想”。

三、“无我”的传统妇女

（一）社会背景下的产物

“社会事实如此复杂，根本不可能全盘掌握或遇见到它们的相互影响带来的后果。此外，在可见的事实背后。有时似乎还隐蔽着成百上千种看不见的原因。”4虽然辜氏在描绘中国妇女时掺杂各种因素，但思想的产生必定有相应的时代背景，在其笔下的中国的妇女背后，必定含有隐藏着暗合时代的某些因素。

而要了解辜氏笔下中国妇女的真正成因，首先需明白其作品背景。辜氏作《中国人的精神》一书是在1915年，时值五四运动前期，追求自由平等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西方女权主义的输入使男女平等的意识逐步在国内形成，而作为一个极力拥护传统文化却又无力阻挡时势者，辜氏所能做的无非是回顾几千年的传统社会，希冀从中找到所谓的女性正统——女性理想。

辜氏在千年以来的男尊女卑的社会中寻求最古老的女性形象，并将之奉为最神圣的女性，然而事实上，辜氏其实也知道时代已经改变，随之而来的女性的改变也是必然，他只是不愿意接受这对于他的中国信仰而言无比残酷的现实，辜氏曾将这样描述中国的传统妇女与新式妇女：

“不仅如此，即使你把古代希伯来人的女性理想，那个手不离纺锤、手指不离拉线棒，周全地照顾家人的习惯、从不游手好闲的女人，同现代新式的中国妇女，那些手不离钢琴、手指不离大捧的花束，那穿着黄色紧身衣、头上戴满了俗丽的黄金饰品，在儒家协会的大厅里，在各色人等面前露脸唱歌的女人相比，如果你比较了这两种女性理想，那你就会知道，现代中国式多么迅速而遥远地离开了真正的文明。”

从这段话中，我们不难看出，辜氏不是没有察觉到现代女性的变化，他看见了女性的转变——从闭于深闺到敢于露面、从无才为德到多才多艺……然而，即使察觉到了这些转变，他还是执着于旧式的女性理想，认为那是真正的文明。也就是说，在辜氏的笔下，他呕心沥血论证的神圣的妇女，其实是封建时代女性某个部分的一个缩影，这个缩影只能说是某个部分，因为它并不全面，有些方面也有失偏颇，但是在跨越千年的文化长流中，中国妇女曾或多或少带着这样的特点鲜活地活跃在历史舞台，而辜氏对于这些妇女诸如将其看作遵从三从四德的附属品的认知，实则上是这些女性历史地位的一种体现。

（二）封建时代下的女性形象及地位

中国的妇女，曾在男尊女卑的社会中活了上千年。她们本着作为一个贤妻良母的心，在社会的蔑视中闭门不出，相夫教子。胡适在比较中美妇人的时候，也曾经说：“中国古代传下来的心理，以为‘妇人主中馈’；‘男子治外，女子主内’；妇人称丈夫为‘外子’，丈夫称妻子为‘内助’”[5]这也正如辜氏所言，在封建年代，女子的“三从四德”称之为贤，“无才”称之为德。《红楼梦》第四十二回“蘅芜君兰言解疑癖，潇湘子雅谑补余音”中宝钗审黛玉读《西厢记》时曾有这样一段话：

“所以咱们女孩儿家，不识字的倒好。男人们读书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读书的好，何况你我？连做诗写字等事，这也不是你我分内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内之事。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才是好。只是如今并听不见有这样的人，读了书倒更坏了。这并不是误了他，可惜他把书糟蹋了。所以竟不如耕种买卖，倒没有什么大害处。至于你我，只该做些针线纺绩的事才是，偏又认得几个字。既认得了字，不过拣那正经书看也罢了，最怕见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

薛宝钗作为四大家族中薛氏千金，是典型的封建时代完美妇女代表，老太太评价贾府中的姑娘们时，也曾夸赞她是所有孩子中性情最好的女子，她知书达理，乖巧懂事，心思细腻，体贴入微，然而，这样的一个女子，也以“针线纺绩”为正统，以读书拥有知识与思想为逆，由此可见，在封建时代，女子“有才”是何等“罪过”。

有人可能会驳斥，列举出诸多如聂隐娘式“有才”的聪颖侠女，然而，侠女往往是英雄的附属。《七剑十三侠》第一百五十九回“徐鸣皋奉书遵大令，余秀英暗地说私情”，侠客徐鸣皋之妻本可立下军工，却设计让丈夫承了恩宠，并称“妾又何以敢以不义之事有陷将军？妾所以为将军计者，以妾从将军，当遵从夫之义。昨者元帅命妾去破离宫，这离工诚不易破，然孰能生巧，毫不为难，以妾一人就可破得。然一再思想，觉得妾就便独自去破，亦不博得个勇猛之名，何如以此功让与将军，使将军邀上赏，赐荣封，功盖三军，名震四海。妾虽不能亲受荣贵，亦复与有荣。以自古迄今，夫荣妻必贵。只有妻随夫贵，未有夫随妻贵之理。”想那余秀英是何等聪明之辈，却愿“妻随夫贵”，而诸如扈三娘顾大嫂者，亦免不过夫唱妇随之附属。

四、从无我到身份寻求

正如帕斯卡尔所言：“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中国的女性，在漫长悠远的岁月里，虽被压制着在无知的世界里，但却不仅止步于此。一个细胞会分化成一群生物，一粒沙里可以看到一个世界。女性的智慧不甘于囿于深闺，却向更广阔的世界里探寻。而在这探寻之中，“平等”的意识终于渐渐树立。

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可以追溯到太平天国运动，在这次起义中明确规定了反对传统的妇女观和妇女政策，追求妇女平等，不幸的是，这场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女性思想的转变，却是早已有之。我们无法断言思想从何时变化，但是，从武则天登上帝位就不难发现，即使在封建的时代，也存在着有谋略、有思想、追求平等的女子。

戊戌变法可算是第一场真正成功的女性解放运动，虽然此运动最终因光绪帝被囚而告终失败，但是维新派“不缠足”“办女报”等行为，却使男女平等的思想逐步在新一代女性中萌发。此后，以胡适等人为首的归国派对于西方自由平等新思想的传播，使得妇女的人格更加独立。五四运动更是为妇女争得一席之地。此后，新中国的成立终于以新制度彻底否定了两千多年来对女性的压迫，女性也终于在法律上取得了平等的地位。

但是，当中国妇女在为好不容易取得的平等地位欢呼之际，人们似乎发现，这种平等只是一种“理想的平等”。

“男权意识的根底，本来就在于男人对女人的性的侵犯、占有和君临。”[6]今天的中国女性，仍然面临着遭受性侵犯的危险。在中国偏远地区，仍有被拐卖的妇女艰苦度日，忍受着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在校园里，女学生被性侵的新闻层出不穷······对一个女性最大的侮辱，莫过于对其身体的蹂躏。常有女性被性侵的报道，却鲜见对男性的性侵，男女身体结构的差异，使得平等变得如此难以企及。

但是，在无数女性为自己暗鸣不平的同时，却有人在思考：“怎样才是真正的平等？”有人说，男女平等的社会，使得女子身上的阴柔之美荡然无存；有人说，男女生理特征的不同，使其根本无法平等；还有人说，平等本就是个违逆自然原则的命题。

诚然，身体结构的不同使男女无法再生理上平等，然而，多少年以来，女性所追求的是精神上的平等。这种平等与其说是工作、地位、财富或是其他上的平等，倒不如是一种尊重，一种由内而外对女性的尊重。是一种看到女性不再蔑视其性别也不再欺负其弱小的尊重。自然界的生存法则如此多样，黑寡妇在与雄蜘蛛交配后会了解其生命以补充营养，谁又能说世界以雄性为强者？平等无法定义，但是尊重却是有标准，这个标准在人们的心中，是一种生而有之的哲学。西方著作《圣经》中有这样一个故事：起初，人类是没有穿衣服的。上帝允亚当享有伊甸园的一切，除了智慧树上的果子。在蛇的引诱下，亚当偷吃禁果。一日，上帝来到伊甸园却发现亚当躲了起来，上帝不解，问亚当，亚当解释说自己因裸体而羞于见上帝。上帝疑惑，称你以前也是裸体，何以今日感到羞愧。于是上帝明白亚当吃了智慧之果。人拥有了智慧，便懂得了羞耻，这种羞耻存在于人的内心。同样，从人类拥有智慧的那天起，便拥有了衡量尊重与否的尺度。

而女性的美是否消失，本就不是由平等与否来衡量。有人喜欢古代女子的温柔体贴，有人更爱现代女性的独立自主，美是相对的，没有人有资格以己之见为衡量的尺度。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没有任何一种女性平等能以牺牲男性地位为代价。

中国的女性，一方面渴求着西方式的自由平等，另一方面又憧憬呵护着中国式地被呵护宠爱。在公共场合，我们的女性理所应当地享受着”lady first”的特权，在家里，我们的女性渴求被自己的父亲丈夫呵护，然而，当某一天，男性以“你是名女性所以你做不了……”的口吻言说时，一种深深的不平等之感又会油然而生。

如今的中国女性，她们骨子里仍然存在一种被轻视的自卑。千年以来被压制的血液滚动在她们的血管里，太过在意，以致于格外敏感，所以她们的骨子里，其实潜藏着一种自我对自我的否定。

什么是平等？真正的平等，没有年龄、等级、性别的差异。它没有“lady first”的区别，也没有呵护女性的原则，更没有男性至上的理论。“如果需要解释，那就不需要解释”，如果还在讨论男女是否平等，那就没有平等。平等应当是万物一体的理论。平等里不存在“lady first”，也无谓被呵护与否。

所以，真正的中国女性，她们其实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她们需要的其实是尊重。真正的尊重，不会再存在所谓的“男女是否平等”的问题，一切都源于人心这杆最具有原则却又最无法衡量的天平。因为男性尊重女性，所以他不会蔑视她；因为男性尊重女性，所以他不会伤害她；因为男性尊重女性，所以他呵护她。

中国女性从无我到寻求自我的过程，实际上是中国社会思想转换的过程。

[1]辜鸿铭.辜鸿铭文集（上）[M].黄兴涛，等，译.海口：海口出版社，1996.

[2]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M].李晨曦，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

[3]梁实秋.馋非罪[M]黑龙江：北方文艺出版社，2014.

[4][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5]胡适.胡适文存[M].北京：首都贸易大学出版社，2013.

[6]舒芜.平凡女性的尊严[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

辜鸿铭“中国人精神”解读——基于《中国人的精神》中英版本之比较

熊新义（1998-），女，湖北经济学院外国语学院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