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晓帆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100）

隋代女性文学创作中主体意识的觉醒

白晓帆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100）

隋代有证可考的女性作家不多，然而其文学作品中的主体意识却极为凸显，并且具有普遍性，形成群体之势。应结合时代背景、思想文化环境、民族特征等，解释隋代文坛这一独特现象。

隋代；女性作家；主体意识

自从父权以来，在近千年男权封建社会里，女性一向是男性的附庸；无论贵贱高低，无论时空转变，大都丧失了主体性，她们可以说完全是一个在场的缺席者，“沉默”的羔羊。

尽管中国女性很早就从事文学创作。近人著名学者谢无量曾将女性的诗歌创作推到远古时代：“遂皇氏始有夫妇之道，……女娲嗣伏羲，又作笙簧。乐器所兴，诗歌继作。故诗疏谓神农时已有诗，则妇人文学，亦宜起自皇时也”[1](p4)《吕氏春秋》明确记载了涂山氏之女所作的第一首诗歌《候人歌》；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记载了一批女性创作的诗歌，汉代的班婕妤、徐淑等少数女性也有诗歌流传，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女性创作的诗歌渐趋增多，《隋志》始有妇女文集。故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然而大都是怨歌。

有史可查第一首诗歌《候人歌》：“候人兮猗”。整首诗歌仅有四个字，其中还有两个是语气助词，然而仅两个字却道出了诗人的心思：等你！诗人等的人久不归，免不了心生怨气！?还有《诗经》中的怨妇也遍及天下，从闺阁至宫廷，皆是一片幽怨唏嘘。如《邶风·谷风》《卫风·氓》中的弃妇，又如《卫风·伯兮》《王风·君子于役》中的思妇等；到汉魏六朝，又出现了汉乐府《怨歌行》《白头吟》《上山采靡芜》等，以及南北朝乐府中的《子夜歌》《懊侬歌》等群体怨妇形象。

然而从远古至魏晋南北朝的闺怨或宫怨的诗歌，或有名氏所作，或无名氏所作，几乎没有哪个女性自己挺身而出因“发乎情”，泄其怨而作诗歌的。除了汉代班婕妤。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觉醒，女性社会地位得以提高。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的时代，儒学独尊地位丧失，玄学盛行。玄学崇尚自然，个性得到尊重，人的思想得以解放，人的觉醒，促进了文学的自觉。女性也开始公然登上历史舞台，尤其是北朝社会中的女性。颜之推在其《颜氏家训·治家》：“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衢，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屈。此乃恒、代之遗风乎!”[2](p53)这说明北朝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另外，北魏先后出现了两位女强人。文明太后冯氏和灵太后胡充华，胡太后的多首乐府民歌和劝诫歌失传，今仅见到胡充华的一首《杨白花歌》，诗歌表达了作者对爱人情深意切的思念，大胆直白。这是因为北魏是鲜卑族，她们在爱情婚姻问题上，不受封建礼教的制约，女性，离婚，再婚，乃至有妇之夫有外遇，也是常有的事。皇族亦是如此。譬如皇后有了外遇，皇帝也没有办法。这都展现了女性的主体意识的萌动。然而北朝妇女的这种解放，实际上还是一种女性意识上的本原性的体现。

到了关陇贵族掌权的隋代，女性的主体意识开始增强，逐渐形成群体之势。从认识主体和社会实践主体两个维度考察,“女性主体意识是女性作为主体在客观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的自觉意识，”[3](p90)是女性对她所生存困境的思考与探索、对自身人格尊严的平等与自由解放的个性地追求。隋代女性的主体意识较之前有了质的飞跃。

隋朝从公元581年杨坚建国，至589年灭陈南北统一，到隋恭帝618年禅位，仅37年，国祚虽短，然而隋朝文坛上的女性文学的创作成就却不容小觑，譬如有证可考的文学成就较高就有北周大义公主、隋炀帝宫女侯夫人以及丁六娘等。她们文学作品中的主体意识极为凸显，渐趋群体之势，使其成为隋代文学中的一道耀眼的风景线。无论是皇族宫女，还是普通女子，大都能自吐心声，借诗抒写一己之愤，在历史的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

现今可考的隋代女性作家大致有侯夫人、大义公主、萧皇后、丁六娘、李月素、罗爱爱、秦玉鸾、苏蝉翼、张碧兰等诸人。

一、侯夫人——为自由而香消玉殒

侯夫人是炀帝的宫女，也是众多一生中没和炀帝谋面的后宫佳丽之一。十六岁进宫，貌美如花，文采如泉，却在后宫默默无闻，寂寞如花开花落，年复一年，呆坐痴等八年，不堪情感和自尊的冷落，二十四岁自缢身亡。在宫期间，写下了一系列自述心志的诗篇，篇篇洒满忧伤孤寂的哀怨，字字饱蘸着血迹斑斑之泪。这些诗篇揭示了历代宫女普遍的凄凉心境，为后宫妇女的命运而呐喊，有力控诉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和封建制度的罪恶。

譬如《自感诗》三首：

庭绝玉辇迹，芳草渐成窠。

隐隐闻箫鼓，君恩何处多。

欲泣不成泪，悲来翻强歌。

庭花方烂漫，无计奈春何。

春阴正无际，独步意如何。

不及闲花草，翻承雨露多。

第一首真实描写了她所在的宫院荒芜和凄凉，君王从未来过，院里的芳草都疯长了，鸟兽都可以在里面作巢了。远远地听到别处箫鼓的欢乐声，想象着君王应在他处宠幸另外的人吧。此时此刻，更加衬托自身处境的凄凉与落寞。想到此，不免伤心流泪，然而倔强的性格和强烈的自尊，强忍泪水，强颜欢笑，昂首唱起歌来，这两句更显示出此人极度悲戚以及极端悲凉！

眼前烂漫满庭的花儿，在春天里正努力地开放着，犹如当下的自己。然而还不及眼前的花花草草，得到雨露滋养得多，想到此更觉得独自一人努力活着的渺茫，可怜又可悲！

后宫的女人整日里装扮着自己，幻想有朝一日能够得宠，出人头地，然而《妆成》之后，却未能美梦成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深锁后宫，而又不得遣归，忽然间觉得自己还不及风中飞舞的杨花自由自在，此景此感更加深了自身身世的凄凉和哀怨。

于是，便有了《自伤》这便是绝命的宣言。

初入承明日，深深报未央。

长门七八载，无复见君王。

寒春入骨清，独卧愁空房。

跚履步庭下，幽怀空感伤。

平日所爱惜，自待却非常。

色美反成弃，命薄何可量。

君恩实疏远，妾意徒彷徨。

家岂无骨肉，偏亲老北堂。

此身无羽翼，何计出高墙。

性命诚所重，弃割亦可伤。

悬帛朱栋上，肚肠如沸汤。

引颈又自怜，有若丝牵肠。

毅然就死地，从此归冥乡。

主人公侯夫人年轻貌美，当初也曾欲承雨露，但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就这样在长门之内翘首企盼了七八载，仍旧无颜见到君王面。自己的美好青春独守空房，日带渐宽人憔悴，愈加经不起彻骨地春寒侵袭深锁的寂寞。自己平时爱惜如命的美色却被无故遗弃，自叹命运不公平。于是主人公发出了内心的愤怒和呼喊，“此身无羽翼，何计出高墙”，幻想得到应有遣归——自由。君恩未临，自己独自徒然彷徨，消解青春；自己家里还有父母高堂，还不如遣我回去伺候亲人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生命诚可贵，但为了自由，即侍奉亲人自己仅能做的事情都难以实现，只能“悬帛朱栋上”，而此时又牵肠挂肚，思量万千，于己于亲人都还将不忍，但主人公经过内心激烈而又反反复复的思量纠结，最后毅然决然“从此归冥乡”。

侯夫人就这样为了自由，为了亲人，不愿意在深宫消磨自己的一生，不愿意毫无意义地终老后宫，毅然决然选择了死亡，体现了强烈的个人存在意义的主体意识。如此一来，她便跟历代寂寥一生的宫女有了鲜明的区别，譬如，历史明确记载最早写下宫怨诗的东汉班婕妤，在君王与自己恩情疏远最终断绝的忧虑担心中委曲求全，更不是那些众多的“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红颜在冷宫中度过了一生，而是有着主体意识的觉醒和清醒，在无法实现自己的存在价值的困境中毅然决然与这个世界挥手告别。

如此个性鲜明的有姓有名的女性在隋代之前还不多见，然而在隋代还出现了大义公主、大胆表白抒写情爱的丁六娘等六位女性。这种群体现象透露出隋代女性主义意识的觉醒。

二、大义公主——以身普爱国之曲

大义公主，北周赵王宇文招之女，武帝的侄女，初名千金。幼时的她生活优裕，自幼聪明机敏，又受喜爱写诗作文、与庾信多有唱和、交往甚密的父亲影响，也博览群书，写得一手好诗。

可惜命运不济，北周大象二年，出于和亲政治目的，出嫁突厥，身不由己，远离家国。出嫁不久，家国倾崩，执掌大权的杨坚，趁周静帝年幼篡位建隋。千金公主之父宇文招起兵反对杨坚，被诛杀九族，皇家宗室被杀戮殆尽。文帝出于政治利益，对千金公主加以笼络，以维持与当时军事力量强大突厥的关系，赐姓为杨，并改为大义公主，视她为杨家皇室宗女，望其深明大义，维持民族友好关系。

及隋平陈，文帝将陈叔宝一架华贵的屏风赐予大义公主，以示恩惠。大义公主在心怀国恨家仇之下，目睹亡陈之物，不由联想起自己的家国与自身处境，痛心欲绝，感慨万千，心中不平，遂在屏风之上写下无限伤感的《书屏风诗》，也是她今存的唯一诗篇。不料这首抒发情志的自寄诗招致杀身之祸。隋文帝得知此诗，“上闻而恶之，礼赐渐薄”之后，文帝担心国恨家仇如此强烈的她成为突厥与隋之间关心恶化的隐患，设计借突厥都蓝可汗即大义公主丈夫之手，杀害了年仅三十三岁的大义公主。

这首笔力不俗，流传至今的《书屏风诗》如下：

盛衰等朝露，世道若浮萍。

荣华实难守，池台终自平。

富贵今何在，空事写丹青。

杯酒恒无乐，弦歌讵有声。

余本皇家子，漂流入虏廷。

一朝睹成败，怀抱忽纵横。

古来共如此，非成独申名。

唯有明君曲，偏伤远嫁情。

这首诗不仅有世事无常之感，更多地弥漫着心系家国，复国无望的悲慨和忧思。她不仅叙写了自己远嫁别国他乡身世的不幸，更多地抒发了亲身经历的世事无常，反复多变，荣华富贵如过眼云烟，朝露即逝，朝夕难保的慨叹。如前半部分以亲身的遭遇看透世事，一切如浮云变幻不定，“盛衰等朝露，世道若浮萍。荣华实难守，池台终自平。富贵今何在，空事写丹青。杯酒恒无乐，弦歌讵有声”；后半部分，“一朝睹成败，怀抱忽纵横”，目睹家国的覆亡，作为皇室成员之一的诗人立志振奋起来，“古来共如此，非成独申名”，本来就应当有责任，肩负重担为国家的复兴披挂上阵大干一番，而不像昭君徒自伤悼远嫁异国他乡的一己悲伤哀怨之情，“唯有明君曲，偏伤远嫁情”。“古来共如此，非成独申名”，这句当应是指春秋时期的许穆夫人为母国贡献自己一分力量的历史典故。

在风起云涌、时局变幻不定的历史大潮中，大义公主自觉义不容辞为自己的家国出一份微薄之力的民族大义精神与许穆夫人一脉相承的。女性的责任意识，在整个浓厚的古代封建意识的压制下，是不多见的。从春秋至隋代漫漫悠长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为数不多的许穆夫人和大义公主，难能可贵，精神可佩！

这首诗的成就在抒写一种历史的兴亡之感和人生流离之悲结合中的崛起，此精神千载之下，读之令人感慨万分，精神振奋！在这种以自身的经历抒写一己之悲而又能突破一己之局限，具有普遍意义，上升为一种历史的类型。

从整首诗来看，诗人具有一定的文艺素养。不饰琱琢，自然朴实，梗概多气，以激越、愤慨、汹涌澎湃的爱国热情谱写了一篇爱国之曲。以充沛的感情贯穿全诗，自然流畅，有刚健硬朗之风。此诗虽是自我伤悼的历史挽歌，诗人却没有自怨自艾，自暴自弃的轻言放弃，苟且偷生。而更像一个男儿在远离家国，忍辱负重，为了国恨家仇而抛洒一腔热血，所以颇有男子气概，是一首难得佳作。

大义公主的主体意识与侯夫人同样强烈、鲜明，显示了她们主义意识的觉醒。

三、其他女性——为情爱而呐喊

隋代除了侯夫人、大义公主、萧皇后等这些宫廷的女性作家之外，还有几位普通民间女子的创作。从她们现存的作品来看，主要是抒发以“情爱”为主的诗作，表现了她们主动追求、争取自己情爱强烈的主体意识。她们无论面对自己的何种感情，或是浓情蜜意或别离之苦，都能直言不讳，坦率直言淋漓尽致的抒发。譬如李月素的《赠情人诗》、秦玉鸾的《忆情人诗》、苏蝉翼的《因故人归作诗》、张碧兰的《寄阮郎诗》分别如下：

感郎千金意，含娇抱郎宿。

试作帷中音，羞开灯前目。

兰幕虫声切，椒庭月影斜。

可怜秦馆女，不及洛阳花。

郎去何太速，郎来何太迟。

欲借一尊酒，共叙十年悲。

郎如洛阳花，妾似武昌柳。

两地惜春风，何时一携手。

这四首诗都是表示热烈、浪漫情爱的。表达了这些女性对爱情单纯、天真、热烈而又痴情地追求，同时也表现了对自己人生快乐和幸福的渴望。

这是模仿南朝民歌写出对爱情的渴望及思慕，故这与南朝民歌极为接近。譬如吴声歌曲中的《华山畿》：“一夕就郎宿，通夜语不息。黄蘖万里路，道苦真无极。”又如西曲《乌夜啼》：“远望千里烟，隐当在欢家。欲飞无两翅，当奈独思何。”在风格上以热烈、浪漫的感情为上，在基调上以哀伤为主；在语言上，明朗、天然而巧妙，是一种浅俗的鲜丽；在句式上，大都以五言四句为主。这些民歌的产生与当时的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思想观念、社会好尚等有着密切关系。

魏晋南北朝时期，传统道德规范失去了束缚力，此时是一个思想开放、重视情感、追求快乐的时期。又加之江南经济发达，江南民歌地处长江流域，气候湿润，地丰物饶，山川明媚，四季繁花，容易陶冶催生出浪漫热烈的情与爱。

然而隋代的这些爱情诗与南朝民歌又有着诸多的不同，这些爱情诗同为追求热烈的爱情，但大都能借物取譬，委婉吐露心声，明确表达自己的思想。她们强烈的主体意识与侯夫人、大义公主等隋代其他女性产生的原因是一致的，这正是时代的产物。

隋代在文、炀二帝奋发图强，努力发展经济，稳定政权，出现了社会安定、国富民足的新局势。譬如炀帝鉴于隋代的政治、军事重心在北方，就需要藉运河联系南北经济等方面的交流，同时也有监控南方政治的考虑，开凿了运河。在沿运河的干线上，遂兴起了许多商业城市，如比较繁荣的城市扬州、余杭，南海（广州）、江陵等，这些城市也都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而繁荣起来，比如扬州，逐渐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这促进了商业的空前繁荣。当然炀帝沿运河南巡，一方面显示国力，一面也有便于炀帝本人巡游享乐。当然也促成了随行达官贵人从北至南一路的享乐，因此隋代的市井文化便开始兴盛起来。

从这些隋代诗作来看，就可以看出隋代市井文化有了一定规模的发展，更不用说江南由来已久的市井歌妓文化传统。诗作中或许是北方或许是南方，提到“秦馆女”和“洛阳花”等词眼，但总体上说明隋代城市经济的高度发展和市井文化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她们是当下的产物，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譬如炀帝的《泛龙舟》、《江都宫乐歌》都显示了运河沿岸绮丽的风光和扬州歌舞升平的景象。

尤其是丁六娘的《十索》诗四首，另外有两首《十索》乐府作无名氏作，《选诗拾遗》并作丁六娘作，即《十索六首》诗，就是专写歌妓生活的诗作。丁六娘名字和生平均不详，隋代歌妓。然而作诗却能借物取譬，委婉表达内心对爱情的热切追求。譬如《十索》六首：

裙裁孔雀罗，红绿相参对。

映以蛟龙锦，分明奇可爱。

粗细君自知，从郎索衣带。

为性爱风光，偏憎良夜促。

曼眼腕中娇，相看无厌足。

欢情不耐眠，从郎索花烛。

君言花胜人，人今去花近。

寄语落花风，莫吹花落尽。

欲作胜花妆，从郎索红粉。

二八好容颜，非意得相关。

逢桑欲采折，寻枝倒懒攀。

欲呈纤纤手，从郎索指环。

含娇不自转，送眼劳相望。

无那关情伴，共入同心帐。

欲防人眼多，从郎索锦障。

兰房下翠帷，莲帐舒鸳锦。

欢情宜早畅，密态需同寝。

欲共作缠绵，从郎索花枕。

十索由索衣带开始，从剪裁衣裙，表现了男女之间的欢爱之情，及女子一往情深和对爱情追逐的快乐。另外，又索花烛、索红粉、索指环、索锦障及索花枕，感情之热切一步一步递进，一步步加深，从而含蓄委婉地表达了内心对爱情渴望的急切心境。

从表现手法上，吸取了南朝民歌的艺术特点，在内容上也曾受宫体诗的影响。譬如索红粉诗写女子和情人互相戏谑，男说花艳胜过女，女撒娇不服气，故意对镜精心梳妆，非要同花比试一番的可爱之态呼之欲出，跃然纸上。女子惟妙惟肖的形态描写的艺术手法与南朝民歌相同，然而这些诗多能借物取譬，委婉表达内心对爱情的热切渴望，对身份认同的强烈要求，并不像南朝民歌赤裸，主要是对个体精神愉悦的需求。因为南朝民歌的盛行，除了以上地理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原因之外，还有南朝贵族的好尚有着极大的关系。南朝贵族除了对物质的享受之外，还极力追求精神的享受，尤其是艺术的兴趣，空前兴盛。其中音乐尤其突出，而且是新异的、活泼艳丽的江南民歌，上至王侯将相，下至文人拟作，大大刺激了民歌的发达。南朝民歌可以说是城市中的歌，是贵族宴会上和酒楼上的歌，由歌女演唱的具有愉宾性质的风情小调。因此，南朝时期，女性正直吐露心声的诗歌并不多。

隋代统一中国，增进了南北方文化之间的进一步交流和渗透，促使进一步的融合。所以隋代诗作呈现出更多的融南北民歌诗风而又多具时代特点。尤其是诗作中蕴含着重经世致用的北方传统思想，文风质朴，故北朝民歌，以贵乎实用、词义贞刚以及歌颂女杰的人性美、敬重女性的美学观。

因为北朝民歌是在多种多样的现实生活产生的，是对社会急剧变化的反应，是时代的风雨表，与时代的脉搏一脉相承的。在中国文学史上，也从没有像北朝民歌那样敬重女性，歌颂女中豪杰。在汉族统治者心中，普遍认为女子是“小人”，是“祸水”，是乱天下的“罪魁祸首”，在对待女性问题上，汉族文人大多持鄙视的态度，所以根本谈不上对女中豪杰的赞扬和歌颂。然而，在北朝民歌中，歌颂女杰的诗歌，则是屡见不鲜。譬如《李波小妹歌》便是其中的一首。

因此，以关陇贵族掌权的隋代，同样尊重女性，譬如隋文帝杨坚与其皇后独孤伽罗被当世誉为“二圣”，便是一例明证。所以，隋代的普通女性大胆而热烈地表达心声，要求恋爱自由的主体意识的增强便是自然。

综上可知，隋代女性的创作既有宫女对爱情不自由的渴望、挣扎以致以死反抗的勇毅，又有皇室公主在远嫁异国他乡、国破家亡、孤立无援独自一人，深明大义为家国积极行动的凛然傲立。还有心怀辅君之意而作《述志赋》以自寄的萧皇后，还有风尘女子对爱情热烈、简单地追求和渴望，从而低沉与高昂，凝重与明快相互交织，勾画出隋代女子丰富多样的社会生活画面，更展现了隋代女诗人复杂而独特的生命意识。

四、隋代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原因

隋代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与隋朝经济的空前繁荣，思想的空前活跃，兼容并包的文化，以及隋代汉族与鲜卑族互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隋朝的建立，结束了南北近三百年的分裂局面。为了巩固新政权，安定新局面，隋代二帝，隋文帝、隋炀帝在经济、政治、文教等方面实施了一系列的措施，加强的中央政权，社会安定，经济空前繁荣。隋文帝时，便是百姓“强宗富室，家道有余”，国家“中外仓库，无不盈积”。《隋书》称道：“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凌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唐朝人撰写的隋朝历史，可见隋文帝时期“开皇之治”的实际盛况。

隋炀帝在其父文帝积累的“得供五、六十年”坚实的物质基础之上，在五、六年的时间里就将隋朝推向了极盛，遂出现了“大业之治”的辉煌。尤其是商业的繁荣，促进了文化进一步发展。再加上隋炀帝较文帝更加重视文化的建设，譬如隋炀帝即位后，马上改变了文帝后期在文化教育上的措施，鼓励私学。私学规模不大，却灵活实用，家中老人自授家学更为普遍，庶民子弟以及更多的女性普及了教育。炀帝即位，“复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全国私学如雨后春笋，造成了“学者将植，不学者将落”的形势。在此前提下，隋代女性得以学习的机会较之前大大更多。

魏晋南北朝时期乃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战事频仍，政权更迭频繁，民不聊生，生命朝不保夕，生活在水深火热的人们无暇注重儒家礼教。敏感的有识之士，开始关注个体生命，遂玄学盛行，玄学崇尚自然，尊重个性，人性开始觉醒，女性也从之前重德行操守转向重智慧和才艺，展示自我。于是女性生存空间和精神生活得以拓展，这对女性人格的重塑产生了重大影响。

如玄学的思潮和魏晋士人普遍的清谈风气渗透到女性生活中，她们纷纷效仿名士并向他们学习，变得旷达不羁，超脱世俗。这种解放的潮流，到南朝时有所收敛，然而在北朝与少数民族尊重母权的习俗相结合而愈演愈烈，社交活动活跃。

南北朝时期，由于佛教的广泛传播，且普及下层民间，信徒众多，故这时期的鲜卑族的女性踊跃参加结社活动，从事佛教活动。妇女佛社便是其中的一种，《邑义造迦叶像记》有明确记载为东魏，整个北朝时期空前兴盛，一直到隋。往往以一个村邑的女性自愿结社，规模大约有二十至七十人之间，并称为邑母、邑子、或法义、某母等。另外，女性还与男性混合结社，在佛事中与男性有着平等的地位。这种鲜卑族女性的自主意识的现象，在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治家》中也有明确反映，譬如持门户及处理一家的对外事务。如此开放的社交之风，体现了这一时期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这一自我意识的觉醒发展到隋代，遂成群体之势。

隋代一统天下，汉族与少数民族也大大融合。此时的隋已是汉族与鲜卑族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统一王朝。

隋代政权的核心是以杨氏为首的汉族关陇士族集团和汉化的鲜卑族大贵族大官僚。隋朝的汉族是以汉族为父系、鲜卑为母系的新汉族，即隋代汉族与鲜卑族之间互化，譬如隋文帝杨坚与其皇后独孤氏的婚姻，也应视为鲜卑族的汉化与汉化的鲜卑人的结合。这是因为杨坚本是汉族，弘农郡华阴(今陕西省华阴市)人，汉太尉杨震的十四世孙。鲜卑小字为那罗延，鲜卑姓氏乃是普六茹，普六茹鲜卑姓氏是其父杨忠受西魏的恭帝所赐。故杨坚可谓是鲜卑族的汉化者。

而独孤伽罗的祖辈则是依拓跋鲜卑政权的代北匈奴贵族，为北魏勋臣八姓之一。父亲独孤信在北魏六镇起义时以自身军功登上政治舞台；母亲崔氏则是源于西汉的汉族政治文化世家清河崔氏，这个家族世代则是重视德业儒教和文化传承。独孤伽罗身上既有父系游牧民族的独立英气，又有母系汉文化的博雅谦和，本身便是民族大融合之时代产物，是汉化了的鲜卑人。就如隋文帝在制礼作乐中的音乐中也包含着胡乐一样。

胡汉融合的最大表现就是具有豪强侠爽之气的游牧民族的胡文化注入农业民族的汉文化系统内，隋代便具有“胡气”的气质。隋代文化，便体现出一种无所畏惧的兼容并包的新气派，一切的风格、形式、因素在隋文化中都恰得其所，因此，隋代的女性自然有许多有别于之前朝代的女性之处。

隋代女性在这种“胡风”文化的氛围中，在礼法薄弱的“胡人”社会，个性鲜明，豪爽刚健，绝不像两汉的娴雅温贞和南朝的柔媚娇羞。在隋代，女性拥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在家庭生活以及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于是隋朝妇女也颇为“妒悍”，隋文帝皇后独孤氏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妒妇。《隋书》称：“（独孤皇后）性尤妒忌，后宫莫敢进御。”在女色上，她专横跋扈，将皇帝陛下当成了她的私产。

隋文帝皇后鲜卑族独孤氏与文帝有着不相上下的政治影响力，宫中把她与文帝并称“二圣。”[4](p1108)鲜卑族女性率性而动，自由表达自己个性，从而出现了以内在人格的觉醒与理性的重新发现为特征的局势，女性的道德观变得清新、率性、自然。活跃于各种社交活动，以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直到唐代，女性自主意识更加抬头，譬如有色艺皆佳的女艺人，挥翰作诗的女才子，也有设立幕府干政的女显贵，更有登基专政的女强人武则天，她与唐高宗也被人们称为“二圣”，殊不知，这是隋代独孤皇后开的头。

在隋代出现如此多的个体意识鲜明的女性，在汉族与鲜卑族互融的历史背景之下，影响着隋代的社会生活，遂在文学上呈现出新气象，新格局。这正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也！譬如侯夫人的这些五言诗，足可以混迹五绝唐诗，尤其是《自感》诗第二首，明胡应麟在《诗薮》中赞曰：“侯夫人，‘欲泣不成泪，悲来翻强歌。庭花方烂漫，无计奈春何。’皆唐绝无异。”[5](p113)这足以说明隋代的五言诗对唐代绝句的影响。

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主体意识觉醒后，思想开放的隋代出现了一批大义申明的女性既是历史的偶然，亦是历史的必然。譬如隋代另一位巾帼不让须眉的杰出女性——冼夫人。《隋书·谯国夫人》载她姓冼，因封夫人，史称冼夫人。其称谓乃是用女性的姓氏而非传统用夫家姓氏，这其中透露出，在隋代已经开始，只要女人有卓著的为社会所称道的行迹，就完全可以在社会上、在历史上享有与男性同样的名誉。就如《隋书》中史臣曰：“夫称妇人之德，皆以柔顺为先，斯乃举其中庸，未臻其极者也。至于明识远图，贞心峻节，志不可夺，唯义所在，考之图史，亦何世而无哉！兰陵主质迈寒松，南阳主心逾匪石、洗媪孝女之忠壮，崔、冯二母之诚恳，足使义勇惭其志烈，兰玉谢其贞芳。襄城、华阳之妃，裴伦、元楷之妇，时逢艰阻，事乖好合，甘心同穴，颠沛靡它，志励冰霜，言逾皎日，虽《诗》咏共姜之自誓，《传》述伯姬之守死，其将复何以加焉！”。[6](p1800)

在这一背景下，有隋一代如侯夫人、大义公主等一批主体意识鲜明的女性群体，也就不再令人费解。

因此，主体意识鲜明的女性作家的大量出现遂成就了隋代文坛上的一道亮丽风景，这与时代的脉动相趋同。

[1]谢无量.中国妇女文学史[M].上海：上海书店，民国丛书第二编60文学.

[2]颜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3]魏国英.女性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4]（唐）魏征.隋书[M].卷三六.文献独孤皇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

[5]（明）胡应麟.诗薮[M].内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6]（唐）魏征,等.隋书[M].卷八○.列女传·谯国夫人.北京：中华书局，1973.

责任编辑邓年

I206.2

A

1003-8477（2017）04-0128-07

白晓帆（1980—），女，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