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增智

（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海南 海口 571158）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另样视角解读

王增智

（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海南 海口 571158）

只有从多重视角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全面认识这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独特性源于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基本国情而产生的独特的问题域需要独特的解决方案。从适应性、别样性、“伟大斗争”和反贫困成就这四种不同视角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解读，既可以使我们明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内涵的丰富性，又可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从而更好地坚守这条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反贫困

近年来，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研究已成为国内外学界讨论的热点（为了行文方便，下文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简称“中国道路”）。从既有研究成果看，其主要有两大特征：一是站在中国场域，从历史纵向上阐释中国道路的发生、发展、成就、核心内容、哲学意蕴及其世界意义，主旨在于凸显中国道路的优胜性成就及其中国特色性；一是用西方话语，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语境中阐释中国道路，主旨在于“挖掘”中国道路具有的资本主义特征。笔者以为，研究中国道路，不管是站在中国场域看中国，还是用西方话语解读中国，都无法回避中国道路本身所蕴涵的基本特征：源于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基本国情而产生的独特的问题域需要独特的解决方案。基于这种考量，笔者尝试从四个不同视角来阐释中国道路。

一、中国道路是适应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道路的适应性体现了探索道路的主体性，主体性越强，适应性也越强。亦即，路是由自己走出来的。

关于中国道路的适应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有一个非常精辟的理论：“穿鞋论”。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提出：“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1]2014年7月16日，他在巴西国会的演讲中再次提到：“我说过，鞋子合不合脚，只有穿的人才知道。我听说，巴西也有这样的谚语。说明这是一个众人皆知的常识。世界上没有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也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我们应该继续坚定支持对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2]从这两次讲话可以看出，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道路的适应性问题。

“穿鞋论”寓意了一个国家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要与这个国家的国情相适应，而不能无视具体国情照抄照搬他国发展模式。这是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教训中得出的真理性结论。近代以来，从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到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中国都尝试过了，但都没有成功。这说明西方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转向了东方，“以俄为师”，结果也没有走通。所以邓小平说：“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3](p844)道路的适应性强调独特国情的硬约束性。这种硬约束性决定了任何国家的发展道路都不可能是“飞来峰”，都是源于具体国家的历史与现实，是历史与现实互映交汇的产物。

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样阐述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4]道路的历史渊源意在表明道路的有根性，是从历史中走出来的，不是“移植”的产物；道路的现实基础意在表明道路的实效性，已经解决、正在解决和还将继续解决历史和现实的重大问题，反映了人民的意愿和期盼。

中国道路的有根性实际上是要回答这条道路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

首先，中国道路是从解决中国近代以来所面对的重大历史课题中走出来的。问题导向是中国道路生成的实践前提。近代以来，由于封建统治的腐败无能和帝国主义的入侵，将曾经一个繁荣昌盛的中国沦为一个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外争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内求国家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成为近代以来中国需要面对的一个重大历史课题。基于问题导向，先进的中国人尝试了除马克思主义之外的各种主张和主义，但都没有成功，国民党也没能救得了中国。可以说，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别无选择的选择。独特的历史问题催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独特解决方案。实践表明：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28年浴血奋战，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1956年底“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消灭一切剥削制度，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极大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极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增强社会发展活力，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5]这一历史脉络体现了一种螺旋上升的承接，链接了自古至今中华民族历史的完整性。同时，这一历史脉络也凸显出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其次，中国道路传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中国道路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不管是毛泽东思想，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洋溢着浓郁的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气息。作为开辟中国道路引领者的中国共产党人非常重视延续民族文化血脉，并以科学理性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吸取精华剔除糟粕。如：源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实事求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之后成为了我们党的思想路线，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始终，并以理论精髓的形式呈现。又如：中华民族积淀至今的自强不息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都已经深深镌刻在中国道路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道路的开辟就是这种精神的当代体现。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是中国道路开辟的深层文化背景。这个背景表明了中国道路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我们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扎根于中华大地之上的。中国道路的民族文化背景要求必须把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有机结合起来，既吸收外来优秀思想，又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并在解决历史课题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开辟、完善和发展中国道路。

中国道路的实效性意指这样一条道路是否能解决当代中国所面对的历史课题及其程度。尽管有各种不同的西方话语表达，如中国崩溃论、不可持续论等，但走中国道路所取得的成就是毋庸置疑的，甚至一些西方学者将这一成就称之为“中国奇迹”。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我国经济总量已稳居世界第二位，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都迈上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水平、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也迈上一个大台阶，国家面貌发生新的历史性变化，中国的成就让世界瞩目。这种变化表明：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这就是中国道路的实效性，也是坚持这条道路自信的现实根据。不论一些西方学者对中国道路的言说带有何种偏见，都改变不了中国共产党人基于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都改变不了因中国道路的巨大有效性而使西方关注中国道路并研究中国道路的事实。印度共产党总书记亚秋里指出：“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几十年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仅让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众多人口脱贫过上小康富裕生活，而且把中国建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创举。”[6]中国道路的这种实效性，既奠定了坚守这条道路的物质基础，又支撑了坚守这条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二、中国道路是具有别样性的发展道路

中国道路的别样性起源于这样一种观点：在走向现代国家征程中，中国走出了一条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之路。这即是说，中国道路的别样性主要是针对西方发达国家预设的通往现代国家途径的资本主义道路的唯一性而言的，尽管一些西方学者不承认这种别样性。他们顽固地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特别是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的新自由主义之路没有多大区别，遂将中国道路视为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儒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第三条道路、威权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等等。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道路的别样性究竟在什么地方？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很好解答，中国道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认可度就会大大减弱。

要阐明中国道路的别样性，首先要搞清楚中国道路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因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一个重要论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最根本的保证。”这就是说，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讲清楚中国道路别样性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使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全面迈向现代化，让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使具有500年历史的社会主义主张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成功开辟出具有高度现实性和可行性的正确道路，让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使具有60多年历史的新中国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短短30多年里摆脱贫困并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彻底摆脱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惊天动地的发展奇迹，使中华民族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5]这两段话表明，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开辟了中国道路，并在这条道路了取得了奇迹般的业绩，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引领，就不可能有中国道路及其成就。

尽管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最鲜明的旗帜，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但改革开放同样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改革开放，改革不能脱离党的领导，更不能改掉党的领导，开放也不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因此，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与发展的改革开放，只能是以坚持党的领导为前提的改革开放。新的历史起点上的全面深化改革仍然要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火车头”，既把握方向，又掌握动力和速度。

要阐明中国道路的别样性，还要阐明中国道路是对新自由主义的否定。中国道路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使一些西方学者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读为新自由主义的成功典范。如美国的大卫·哈维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中将中国道路视为“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并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时间恰好与英国和美国发生的新自由主义转向一致，很难不把这视作具有世界史意义的巧合。结果是在中国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市场经济，日益将新自由主义要素与权威主义的中央控制交叉结合。”[7](p124)这种观点具有相当的普遍性，特别在中国加入WTO后，认为这是中国全面与新自由主义接轨。还有一些学者如马丁·哈特/兰兹伯格认为：“中国的市场社会主义改革并未将中国导向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而是导向了一种日渐分化和残忍的资本主义形态。”[8](p34)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中国道路与新自由主义的区别？

第一，时间上的巧合不代表制度上的追求。正如大卫·哈维所言，当中国开启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之时，以撒切尔和里根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转向也登上了世界历史舞台，并与中国改革开放共时了30余年，但在今天新自由主义式微之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却走向了全面深化阶段。从理论上讲，新自由主义化的过程就是经济上的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进而实现政治上的民主化过程。前“三化”是前提，民主化是结果。其中，市场化和私有化是新自由主义长期大力向发展中国家推销的经济理论与政策的两个基本点。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取向也确实耦合了这两点，但没有到“化”的程度。当邓小平只是将市场和计划视为调节经济手段时，就意味着市场经济不可能成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而只能停留在体制机制层面；新自由主义者热衷追寻的私有化，在中国经济制度中也只能停留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结构并存中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结构”之中，且没有也不可能获得主导地位；公有制为主体，边界了私有化的范围，从而边界了市场化的范围，最终没有出现新自由主义者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期望。同时，新自由主义者对中国政治上的民主化也很失望。因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不但促使了中国经济的繁荣，而且还没有达到一些西方人士所认为的通过市场实现民主化的意愿，以至于美国国家情报局发表的《2025全球趋势》报告中将新自由主义、民主的衰落归咎于中国的崛起。[9](p3)

第二，利用了新自由主义的要素不代表就是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强调“三化”的普遍意义，即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应贯彻到经济的各个领域，政府干预越少越好。中国改革开放确实利用了市场、私有、自由贸易等因素，且这些因素至今仍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中国从来没有在普遍意义上强调过“三化”，且还都为其设置了边界。如在市场经济前面加上了社会主义，意味着我们搞的市场经济要限定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内，要强调政府的宏观调控，是“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的有机结合，不搞绝对市场化；我们鼓励私有经济的存在与发展，但要坚持以公有制做大做强做优为前提，绝不搞全面绝对的私有化；我们鼓励自由贸易，但禁止以自由贸易之名损害国家的、集体的和他人的利益。实践证明，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不适合中国。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通过开放吸收外来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但绝不照抄照搬别国的发展模式。

第三，新自由主义式微和中国崛起的对比有力确证了中国道路的别样性。经过30多年的实践证明，奉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大都陷入泥潭不能自拔。如拉美的阿根廷，这个20世纪90年代被美国当局誉为新自由主义“改革楷模”的国家，一个GDP曾经的准发达国家，仅仅十几年时间，便沦为拉美地区最贫穷的国家；俄罗斯推行“休克疗法”不到10年，经济大幅下滑、少数人暴富，广大民众普遍贫困化，社会动荡，政局混乱。1989年，俄罗斯的GDP总量是中国的2倍多，而10年后仅为中国的1/3。东南亚特别是印度尼西亚、泰国在20世纪90年代前曾被称誉为“东南亚经济模式”，但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就演化成一场毁灭性的经济灾难，使东南亚各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蒙受了数千亿美元的巨大损失，有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甚至倒退了10到20年。埃及暴动、希腊债务危机等都是新自由主义惹的祸。[10]而与此同时，即使在2008年世界性金融危机打击下，中国道路仍显现出勃勃生机。通过两者对比，中国道路的优胜性自不待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好，要看事实，要看中国人民的判断，而不是看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的主观臆断。”[5]

众所周知，自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到今天的新自由主义，都拥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公有制不可能带来繁荣，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必定会走向集权从而导致“奴役”。而纵观当今世界的发展，正如外媒所评论的那样：当前世界上大部分的政党都因为形形色色的原因走向衰落，但中国共产党却在不断走向辉煌，并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中国方案”，这源于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发展理念的自信，源于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式发展道路的信任。[6]外媒的评论恰恰证明了今天中国的成就并不是私有化带来的，而是坚持了公有制，坚持了社会主义，坚持了共产党领导的结果。

三、通过“伟大斗争”发展完善中国道路

中国道路还在发展之中，还需要不断接力完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些国内学者提出“最好不要讲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的观点。笔者以为，中国道路的不完善性与言说中国道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完善性讲的是中国道路的特征，不能因为中国道路具有这样的特征，就否定中国道路的客观实在。道路自信的前提是要承认这条道路的实然性和优胜性。

目前对中国道路的认识存有两种相反的观点：一种认为中国道路已经很完善了，只需要坚守就行了。持这种观点的人，反对搞全面深化改革。另一种认为中国道路只是昙花一现的繁荣，代价太大而不具有可持续性。这种观点在西方一些带有偏见的学者中比较普遍，如中国崩溃论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

关于中国道路的发展完善问题，笔者以为，应从中国道路发展进程中的“变与没变”为切入点去寻答。恩格斯曾经说过：“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1](p443)既然社会主义是处于“经常变化和改革”中的社会，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不例外。经过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国家面貌发生了新的历史性变化，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等都迈上了一个大台阶。这是在讲中国变了。而与此同时，我国的基本国情没有变、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那么，我们该如何认识这一“变与没变”的状况？

道路是实现目标的途径和指向。向好的变化，说明中国道路走对了，要坚守；没有变，说明我们的奋斗目标还没有达到，根本任务还没有完成，还需要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奋力前行。但在此之前，我们要清醒我们前面的“路况”。诚如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讲的：“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

面对严峻挑战，我们该何去何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个“伟大斗争”就是行动方案。那斗争什么呢？习近平总书记又指出：“我们的改革要更加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敢于涉深水区、啃硬骨头。我们要以勇于自我革命的气魄、坚忍不拔的毅力推进改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敢于触及深层次利益关系和矛盾，坚决冲破思想观念束缚，坚决破除利益固化藩篱，坚决清除妨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5]由此可以看出，“伟大斗争”的实质就是极力推进全面深化改革，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解决我们面对的严峻挑战，在解决重大问题中发展完善中国道路。

每一个历史时代具有不同的内涵，从而决定了不同的主要任务，随之的斗争内容和形式也不同。当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性阶段。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特征决定了“伟大斗争”的艰巨性和紧迫性。

四、减贫的巨大成效彰显了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

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包含两个方面内涵：一是中国道路解决了人类面对的哪些重大问题；二是中国道路为今天世界各民族国家的发展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了什么样的启示。对这两个问题的解答，需要将中国道路置于大的历史视野中去考察。历史视野越大，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就看得越清楚。

自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和科技得到了迅猛发展，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讲的那样：“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3](p36)但与此同时，穷人数量也在攀升。一方面是经济和科技的巨大飞跃，另一方面却是绝对贫穷和相对贫穷的人数在不断增加。贫困问题一直伴随着工业革命以来的资本主义发展史。这可从英国的《济贫法》演变得到佐证。①英国《济贫法》自1601年颁布至1948年终止，历经了300多年，其间受英国社会环境变化的影响，《济贫法》被不断修改。卡尔·波兰尼认为，自汤森（英国18世纪经济学家）的《济贫法研究》问世以来，其后的150年间贫困问题从未从人们的头脑中褪去。[14](p210)时至今日，贫困依然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且越演越烈。据一些美国学者研究表明：“40年前，世界20%最富的人口与20%最穷人口之间的贫富差距是50：1，而今天这个数据已经扩大到80：1。”[15](p4)

在反贫困征程上，中国道路为世界作出了杰出贡献：直接使十余亿人口脱贫，还为世界其他民族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解决贫困问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中国方案。根据我国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978年，中国还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至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到2015年，中国人均GDP达到6416美元，跨入世界银行定义的“中高等收入国家”行列。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带动了贫困的减少。无论以中国官方贫困线还是世界银行的贫困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减贫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正如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郝福满所言，中国减贫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故事。

中国道路的实践表明：社会主义制度不仅可以使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而且可以通过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逐步达到共同富裕。改革开放促进了中国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在做大“蛋糕”的同时，我们党也非常重视分配。从党的十五大提出“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十六大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再到十七大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最后十八大进一步提出要进行收入分配改革。这表明，在中国道路上战胜贫困，政府通过宏观调控紧紧抓住生产和分配的“牛鼻子”问题，并使二者有机协调发展，以尽可能地实现让改革开放成果人人共享。而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难以实现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性质决定了劳动成果不可能实现共有和共享。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道路为世界反贫困提供的有益经验是：反贫困，既要提高生产力，把蛋糕做大，又要发挥制度优势，制定共享性的分配制度。

中国实践证实：根治贫困最终还得要靠民族国家自己的发展。一个民族国家如何发展，道路问题至关重要。中国道路之所以取得了巨大成功，其根本原因在于：走自己的路。只有走自己的路，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性、创造性，才能掌控发展的主动权，校正发展中的不利影响。9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开辟了三条人间正道，实现了三次伟大飞跃：新民主主义革命之路，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社会主义改造之路，实现了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一求索过程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启示意义在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才是王道，才是核心，外援只能是辅助性的，更不能盲目追求所谓潮流或照搬照抄他国发展模式。广大发展中国家也应有坚守自己道路的自信。

[1]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EB/OL].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3/24/c_12449 5576.htm，2013-03-24.

[2]习近平.在巴西国会的演讲[EB/OL].http://news. xinhuanet.com/world/2014-07/17/c_1111665403.htm，2014-07-17.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

[4]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EB/OL].http://theory.people.com.cn/ n/2013/0318/c40531-20819774.html，2013-03-18.

[5]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EB/OL].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7/01/c_1119150660.htm，2016-07-01.

[6]宦佳.国际舆论关注习近平“七一讲话”：“中共带领人民走在正确道路上”[EB/OL].http://cpc. people.com.cn/n1/2016/0727/c404684-28587890.html，2016-07-27.

[7][美]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M].王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

[8]Martin Hart-Landsberg and Paul Burkett，China and Socialism:Market Reforms and Class Struggle，Monthly Review Press，2005.

[9]USNationalIntelligenceCouncil,Global Trends 2025:A Transformed World,Washington,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08.

[10]林书友.那些年被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坑过的国家[EB/OL].http://www.guancha.cn/LinShuYou/ 2016_06_12_363583.shtml，2016-06-12.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12]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EB/OL].http://news.xinhuanet.com/2016-10/ 21/c_1119765804_2.htm，2016-10-21.

[1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4][匈]卡尔·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M].黄树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15][美]菲利普·克莱顿，等.有机马克思主义[M].孟献丽，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责任编辑 张晓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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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8477（2017）04-0011-06

王增智（1973—），男，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副教授，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