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年月1926年6月，民族汉，籍贯重庆。1934年至1937年就读重庆职江小学；1937年至1939年就读成都明德小学；1940年至1942年就读成都高初中；1943年至1945年在家闭门自修国画文学书法；1945年至1947年就读重庆求精中学；1947年至1951年就读成都四川大学；1951年夏调中共川西区党委宣传部；1952年借调至西南人民革命大学成都分校；先后在二部、三部、校本部编辑室工作；1953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调至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研究所工作；1954年退职回家，反右入狱，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斗争入狱，备受摧残，双目近盲，右臂筋络严重扭伤；1978年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被安排到重庆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

“彩笔清新格调殊，英年造诗世间，应知胸臆藏丘壑，更读千秋未见书。荆璞何须俗眼知，波历尽半生迟。斯图堪入丹青史，记下渔樵瞎画师。”这首七律是著名学者、诗人书法家吴丈蜀先生赠送给我的。这首诗是我画海生涯的真实写照，也是个简明的概括 。

我的父亲江鹤笙先生幼年多病，害童子痨吐血，经常命在垂危。后来他立志加强体育锻炼，操练田径各种球类，并从四川著名武术家余法学拳术，最后专研网球，还和著名的足球大王李惠堂，著名网球健将林宝英、邱飞海等成为朋友。他曾被选为四川省网球界代表，参加全国网球比赛，还在各级比赛中多次获奖，并创办肇明体育器具用品社。父亲又是个历史文物收藏家。古代的铜器、铁器、瓷器、陶器、玉器，旁及砖瓦、碑、名人字画，无不刻意搜求。因曾搜集蜀石经九块，名其楼为“孟蜀石经楼”。他与郭沫若、马衡、马叙伦、顾鳌、卫聚贤等考古学者都有交契。父亲同时又是个书法家，尤长于榜书，他的字早年学何绍基，中年学瘗鹤铭，兼受谢无量的影响，晚年专攻二王草书，尤爱王献之。他曾担任蓉社书画研究会主任。抗日战争时期，各省书画名家云集四川，因此他和海内的名流学者、艺术大师多有交契。

我的家庭和我的父亲在我青少年时期对我的哺育为我的一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同时也由于父亲的支持和母亲及亲友的反对，交织成“幸与不幸”的网，笼罩了我整个青少年时期。

我上幼稚园时极爱画画，经常在自家的桌子、板凳、黑板和人家的黑漆大门上乱涂乱画；到成都就读明德小学，参加儿童图画比赛评选列第一遂有“神童”之誉；初中阶段，是我迷恋山水画的时期，醉心其中，在晚自习吹了灭灯号、同学都进入梦乡之后，我再点起菜油灯“开夜车”，苦练山水画。国画界的老前辈认为我是一株奇异的秀苗，曾有赠诗云：“天才毕竟是天生，一幅云山见性情，若待登峰造极日，洛阳纸贵在斯人”。初中时期我即参加蓉社书画研究会、蜀艺社、扶社金石书画研究会，乙酉金石书画研究会，“不独于学问文章，多所增益，即分茶酌酒之欢，亦极一时之盛”，可以说我是“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初中时期我曾跟父亲的朋友张霞村先生学花鸟，跟刘文渊先生学山水，很快遭到母亲和亲友的反对，他们认为“学医不求人，学医人上门”，与其学书学画，还不如学中医，学画“寒不能衣，饥不能食”，是读书人的穷途末路。母亲反对得最激烈，甚至毁掉和藏匿我的笔墨纸砚，使我陷入困境。

初中毕业后，我下决心要当一个职业画家，我父亲虽然赞同，但拗不过母亲和诸亲长的激烈反对，也就不敢坚持，而我当时正好读了韩愈写的文章《伯夷颂》，伯夷叔父是“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的。“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的“特立独行”之士是“昭乎日月不足以为明，崒乎泰山不足以为高，巍乎天地不足以为容也”的伟大人物。于是我不顾任何人的反对，坚持自己的主张，跟家庭闹翻，不升学读高中，一个人呆在成都学画。

我以董仲舒“下帷”和闻一多上楼抽梯自号“不下楼主人”的精神作为支柱，每天订好日课严格执行，这种“孤僧禅房”式的枯寂生涯，让我活像个苦行僧，正如黄山谷所说：“似僧有发，似俗无尘。”却也苦中有乐，自乐其乐。两年的艰苦自学，我系统地学习了传统中的各家各派，以清初的四王作基，通过钻研明代的文徵明、沈石田、唐伯虎而上追宋元诸大家。正当学绩精进、“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的时刻，恰逢“独山告急，邦国殄瘁，父母忧急，召以返渝”。在日本侵略者的血雨腥风中，我回了重庆，独山克复后，国势稍涨，以母亲为首的主张升学的亲友，竭力要求我继续升学，为了顺母命，慰亲心，我在重庆考进了求精中学，

在高中时期，我仍忙中偷隙、见缝插针地学习国画，并充分利用寒暑假在重庆、成都、雅安、昆明等地举办个人画展，有“雏凤清声”之誉，在高中阶段，还完成了一本山水画册，我在序言中概述了学画的经历：

“士之欲学以致道者，莫不先志。既志矣，力不足任不能也，有志与力矣，而信道不笃，自知不明，沉浮流俗而随以怠不能也，信道笃而自知明矣，然杳冥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也。予龆龀时即嗜艺，人物树石之状，常图以自娱。嗣年稍长，涉览家藏古迹，潸然惊其造诣之深而变化之莫可端倪也。乃悟向之所习，率而遣兴，未匡钜获，以力学不足以致其道也。于是乃潛心跟索踵古人之迹，循而习之数月，而志趣勃然不可遏至。忘餐寝，废学业篝灯探索，忧倦尽忘。同侪有以痴学目予者，则一哂而已。逾岁，父友刘先生游，有王生者读艺专，亦从先生游。出所作相示，予颇惊愧。回顾已作，以为皆芜蔓不足采来。奋之益坚苦，力学古道之志已决于彼日。逾月，出秋山白云图卷，值王生而示之，愧弗如予。自是倍兴奋研习愈力。癸未夏，卒业高琦，升学协中，志癖弥艰深。秃颖废纸，辄事涂抹，人莫知所为也。冬，父去省城，予因代家务，功课愈不可救。乃婉陈夙志，父感 而允专攻艺。诸亲长胥云，艺不可为衣食，他日必为所苦。危言耸听，家庭遂令兼商。时蓉营业收歇，尽遣用人。孤形只影，岑寂院中，躬临仆役，至为斗筲所量。于是挚友多辈咸忿君子，而至斯穷也。遂谓力不总任，志诚难偿，相与怂恿改辙。予以君子固穷，守志耳。虽力不足任，然不能不尽吾志也。甲申春，遂从张霞村先生游。惜以道远不常侍教。

是岁秋，偶出所作，而艺坛雅予识者交口相赞，谓为苟持以恒，庶可以古人也。鉴赏家周瑞颖先生乃更为赋诗，有‘生花同此笔，不必让前贤与‘未冠已诣此，刮目看他年之句，所望于予尤殷笃。岁丁亥，毕业高中。三年所作，仅十二小帧 。展玩太息，因悉以付裱，装池成册。

嗟乎予之志乎，斯艺也，亦坚矣，摸索古人其道，则尝绝人事以摹拟，可谓信之笃而为之劳矣。流俗非之，谓不入时。而予独以为不造古人之室，而哜其胾，而遽谓不足造，不足哜者，井蛙之见耳。故自持弥坚可谓不沉浮流俗而随以怠矣。如是而不能致其道，夫何为然后可者？已而悟曰：盖虽为之劳而无后继，杳冥昏惑虽有以相，然皆暂而不能之。夫劳而无济则力不足任，力不足任则不可恒，相之者暂，则道不即明，不即明故道多迂而难，进道既迂而难进而力又不足以任焉，则虽有志矣，信道笃而自知明矣，然欲以致其道，则不能也。此予之所以止于门墙而莫由进也。止于墙而又无多暇以自谋进焉，则予此十二帧之作之无取也，固矣。虽然予固非欲邀誉者，且誉亦不可以邀，而至其所以置斯册者，叹士之欲学以致道之难，而藏之以为异日之忆念云尔。”

读四川大学历史系时，我被选为四川大学美术研究会主席。在同班同学中，牟绪薻和我是同乡，她的父亲牟申仲先生是个诗人，她的姑父向宗鲁先生是有名的神童和学者，因此牟绪薻在女同学中是学有渊源的。她和我的接触最初由借抄听课笔记开始，她对我以口代笔的敏捷记忆力和刚健婀娜的钢笔字很有好感，时间久了，她对我的国画和书法又有更深的好感。她的父亲也推崇我“年少才高”。四川大学美术研究会举办的展览吸引了不少校内和校外的观众。我的作品最为突出，在成都美术界引起轰动，校外画家在留言薄上留这样的诗句：展卷心华已怒开，云山奔向眼前来，艺林突起人中凤，天外一鸣鸟雀猜。”牟绪薻对我更是衷心倾倒，我们的友谊由学友、战友、密友进而发展到共结同心。

大学毕业，我本可以留校作助教，逐步实现我教授兼书画家的目标，但爱情的红线，使我放弃助教和牟绪薻一块被调到中共川西党委宣传部工作。参加工作后，百忙无暇，加上一股虚无主义思潮彻底否定中国画，我似乎成了封建遗产的化身，牟绪薻原是爱慕我的书画的，这时，她也变成了反对我学画的急先锋，甚至要我在爱画或是爱她之间做出抉择。

不久牟绪薻与我绝裂，我得到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马文东同志的支持，与中国中央宣传部联系，1953年被调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研究所工作。北游京师，复日与当代艺坛巨擘相竞爽，笔花缭绕，翰墨淋漓，慨乎平生，尤为仅事，过从最密的是齐白石老人和收藏家徐石雪先生。徐先生藏书万卷，藏古画数百轴，我经常在他家中盘桓竟日，流连忘返，齐白石老人认为我的画具蜀中山水雄奇之气，他亲笔题跋肯定“友樵弟之画，固可喜，因是蜀中人也，观之再三，记而还”。徐石雪先生认为“天之生才甚难，或数十年一见，千万中一人”。他对我给予了极大的鼓励：“盖即余谓数十年一见，千万中一人耳。”又说：“相识满天下，知音能几人？”齐、徐二老对我的知遇，我没齿难忘的。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徐悲鸿先生去世后，新领导急于改造中国画，由于反对把中国画改成“墨画科”，我被安排在图书馆抄写资料，几个月后，我退职离京，返回老家重庆。

齐白石先生得知我辞职返蜀的消息后，对中央美术学院的一些领导的做法大为不快，他积极协调并亲笔写信给当时院长江丰，原文如下：“江友樵为我所知，实堪深造，特为推荐，希其返校学习为感。此致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室 齐白石 八月十九日。”白石老人希望通过推荐我读研究生的名义让我返回中央美术学院，由于当时历史原因，学院一些领导对白石老人阳奉阴违，返校未果。

但白石老人对我返京的努力并未结束，1956年，他联名西南美协主席柯璜一起向文化部推荐，希望能将我调入正在筹建中的中国画院。然而中国画院最后却降格为北京本市的地方机构，最后只吸纳北京的画家，返京之梦彻底破灭。

1957年在整风反右运动中，因《重庆日报》发表“揭露矛盾，痛下针砭——本市美术家慷慨陈词”，刊载了我的长篇发言，反右中我被暗划右派，长期受内控，家庭环境急转直下，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我的父亲没熬过难关，不幸病逝，享年仅五十七岁。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家被抄，我在家门口贴出大字报反驳，通令标题是“通令不通”，却招来了反复抄家和反复批斗，我还被游街示众，投入监狱。被捕之后，老母病垂危，亲友医生都不敢上门，我在狱中这样描述自己“唯有身存皆是累，已无家在不言归”。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我家被抄得一干二净，连肥皂、草纸也不留，真正成了家徒四壁，没有床就用凹凸不平的木板当卧床，老母给人当褓姆带小孩，我丢下笔杆，拿起铁锤靠打煤炭饼维持最起码的生活。

在六亲不认、举目无亲的绝境中令人刻骨难忘的是邓颉刚老人和我中学时期的老师杨钦国先生，在我陷入绝望中，杨先生不但在经济上给予资助，而且多方开导阐明大难不死必有厚福、寒极暑至否极泰来的道理，使我绝望中看到希望，邓颉刚先生更是冒着大风险，不顾家庭的反对，始终不渝地给予我救济和慰勉，这两位老人堪称我的“亚父”。

1978年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长尹楠如亲自接见我，我被安排在重庆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工作。1980年我和小学教师冉高芹结婚。婚后的生活是安谧而和谐的，由于有她搞好后勤，使我无后顾之忧，我的书画艺术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谁知好景不长，三年后，冉在一次赴友人寿宴的归途中被一颗空中的飞石猛击后脑，当场惨死，我不得不回到舊巢与老母相依为命。

牟绪藻和我的生离是对我的第一次沉重打击，冉高芹与我的死别，是对我第二次沉痛的打击。俄国画家苏里柯夫因爱妻死后长期提不起画笔，我也有同样沉重的心情：画多寒林，诗多凋零。

这时期，视力开始下降，我创作了很多的渴笔焦墨山水，但这样的作品显然得不到主流的认可，美协认为这样的山水画不是为“大众服务”的，各种展览都不让我参加。市场也不欢迎我这样的纯水墨画，我的山水画除了送送亲近的朋友外就是自娱自乐。相反我的书法却渐渐变成了主业，我由一个书画家变成了一个书法家，这既让我感到很悲哀，又让我高兴，我少了很多绘画方面应酬，倒让我潜下心来创作了不少渴笔山水，我坚信有一天总会得到大家的认可。

我的一生，少年英气，中年蹉跎，晚年孤寂。由于反右和十年浩劫夺去了我三十多年人生中最精华的岁月，我在书画艺术上的成就大打折扣，辜负了慈父和师友对我的期许。我曾在一篇自述中说：“自念少小亦尝有志于中国绘画，尝自谱学画之三部曲：三十岁前涉古以厚自孕育；三十至五十遍游天下，广师造化供作陶镕；五十后独创一格，然忽忽半生，垂垂得老，独卧巴江，蛰居斗室，不及谱曲三部之一而视神经萎缩之疾，又真欲夺我之双目，所欠成翁，只未白头耳，遑言继承敢云独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