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健

(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江苏淮安 223001）

“内圣”与“外王”
——孟子与荀子合论

胡健

(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江苏淮安 223001）

孟子主张性善，强调“反求诸己”的道德自律，追求“浩然之气”的道德境界，更多地体现为“内圣”的路向；荀子则主张性恶，强调礼法对社会的重要作用，重视“裕民强兵”以及大一统的“王霸”之气，更多地体现为“外王”的路向。

内圣；外王；孟子；荀子

“内圣外王之道”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重要问题，先秦的儒道两家都是主张“内圣外王之道”的，不过由于社会政治立场的不同，他们对“内圣外王”的理解也有不同。老子与庄子都有他们理想的人格（“内圣”），也有他们“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外王”）。如老子就说过：“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第五十七章）》）说的就是道家的“内圣外王之道”。儒家对理想的人格与政治主张的理解是与道家不同的，因而他们的“内圣外王之道”也与道家的不同。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在孔子那里就已经有了表述。如孔子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在他看来，尧舜就是“圣王”，他们所行的就是“内圣外王之道”。而孔子之后的孟子与荀子则分别对孔子的“内圣”与“外王”作了各自更为充分的发挥与发展。相对而言，孟子更侧重于对“内圣”方面的发挥，荀子则更侧重于“外王”方面的发展。

一、孟子与“内圣”

孟子是主张性善的，他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而作为同情心的“恻隐之心”，在他看来就是“仁之端”。他还提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这就是说，人的本心也就是人的本性，因而“尽其心”也就是“知其性”，这同时也就是“知天”，“知天”也就能“立命”，孔子说曾有“天命”一说。孟子的“内圣”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仁、礼、智、信”与道德规范。从人性本善出发，孟子认为，儒家所主张的“仁、礼、智、信”这些道德内容或价值，都不是从人性之外而来的，相反，而是由人性本身而来的。所以孟子反对告子“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的“性无善无不善”的人性论，而认为人性本善，“仁、礼、智、信”这“四端”作为道德规范，它们原就是发源于人之本性自身的。所以，他说：“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孟子·告子上》）这就是说，人的本性原本就是善的，正是由人的恻隐之心引出了仁，由人的羞恶之心引出了义，由人的恭敬之心引出了礼，由人的是非之心引出了智。也就是说，仁、礼、智、信”这“四端”都不是由人性外在的作用所促成，而是由人性本身生发而成，是人性中原本就所固有的。而且，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每个人的人性都是一样的。那些不讲仁、义、礼、智的为恶者，不是因为他们天生的本性不善，而是因为他们的不努力，背离了自己原有的善的本性。

其次是“反求诸己”的道德自律。由于孟子主张人性本善，所以他也自然地主张道德是自律的。他说“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孟子·尽心下》），这也就是说，要做一个君子，就必须多在自己身上下修身养性的功夫，而且要做到真正的身体力行，这样才能使天下得到太平。相反，如果一个人只是对他人要求严格，而对自己却放松要求，那对修身养性来说，就必然是一种本末倒置。所以，孟子才说：“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孟子·公孙丑上》）孟子的“反求诸己”，体现出的正是一种不怨天不尤人的真正道德自律。孟子还说：“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这里“反求诸己”同样体现出的是一种道德自律，这种对道德的追求体现在仁、义、礼、信方面。孟子认为自己进入了道德境界，那就自然会“身正而天下归之”。所以，他才说：“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尽心下》）孟子的“反求诸己”“反身而诚”之所以能让人体会到“乐莫大焉”，因为这在他看来，正是人性的彰显与天命的实现，才使人获得了一种“万物皆备于我矣”的道德自豪感与满足感。

再次是“浩然之气”与道德境界。“万物皆备于我矣”的道德自豪感与满足感，其实也并非容易获得。就像孟子指出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也，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这是说，人的尽性知天还是一个艰难的历程。正是经过这种艰难的历程，人才可能达到真正的道德境界，所谓“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可以说，孟子的道德修养的目的就是要成就一种理想“大丈夫”的人格，这就是“内圣”。

孟子还曾提出过“浩然之气”的说法，并说“善养吾浩然之气”。他对“浩然之气”的解释是：“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的“浩然之气”有些神秘，不太好理解。它既有气功修炼的内含，也有道德修炼的内含，或者是这二者融为一体。很明显，“集义所生”则更多地是在强调道德方面的内含。“义”无疑与“四端”有关，“浩然之气”则可以理解为是一种人的充沛的道德感与充沛的生命感凝聚而成的内在的行动意志，因而它才“至大至刚”，既是感性的又是超感性的。“浩然正气”是孟子所说的“存其心，养其性，上下与天地同流”（《孟子·尽心上》）的崇高道德境界，也是孟子所追求的“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的“内圣”的境界。

孔子说：“为政以德。”（《孔子·为政》）孟子从他的性善说发挥了儒家“内圣”的方面，也论及到“外王”。这就是所谓的“与民同乐”“仁者无敌”的“仁政”。孟子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仁政”就是在政治上以“仁心”“行不妨人之政”。并认为这种“得民得心”的“仁政”，才是天下无敌的。“仁政”可以说是孟子在“外王”方面的主要见解，其实，也是他“内圣”方面的发挥。孟子的思想中明显留存着原始公社的人道遗风，他提出的“外王”政治主张，在当时只能是一种空想。所以，孟子的思想中更值得注意的还是在他的“内圣”方面，即在他“反求诸己”的道德自律与“浩然之气”的道德境界方面，而这可以说也是儒家的“内圣”之源。

二、荀子与“外王”

荀子与孟子同为儒家，他们对人性的见解却截然不同。孟子主张性善，荀子则主张性恶。所以，荀子强调礼乐是必不可少的，因为礼乐能“化性起伪”，使人性之恶变为人性之美。荀子也谈内圣，但与孟子相比，他更重外王，荀子的“外王”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明分使群”的礼法政治。荀子思想的核心是礼，但是，他的礼不同于孔子的礼（周礼），他对礼的解释可以说是全新的。荀子在对礼的解释中，明显地引入了法的成分。而且，他是从人类这个“大群”的生活去看待礼的必要性的。所以他说：“礼之于正国家也，如权衡之于轻重也，如绳墨之于曲直也。故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荀子·大略》）荀子的礼，其实也是法。荀子认为，只有尊崇礼法，礼法制度完备，才能“明分使群”，使得天下安宁。在礼的起源上，荀子也不同于孔子，孔子是在人的心理情感中寻找礼的起源的，而荀子则是从人性之恶需要外在的节制中去寻找礼的起源。他说：“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这里，“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的礼，已经不再是被僵化保守地理解着，而是被非常理性地重新理解着。既然“人生而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那么，礼的产生对人类来说就是非常必要与自然的了。所以，荀子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荀子·劝学》）荀子还指出：“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荀子·礼论》）荀子对“明分使群”的礼法新解，可以说是荀子外王思想的一个重要体现。

其次是“裕民强兵”的王道理想。荀子所处正是战国末叶，面对着国与国之间的兼并，荀子主张要“法后王，一制度”“隆君权，主一尊”。其思想显然是在为当时欲一统天下的统治者来制造理论。相对于先前的孔子与孟子，《荀子》中是有许多新内容的，如《富国》《强国》《议兵》《王制》《王霸》等，这些篇章不但反映出荀子思想的独特之处，而且也体现出那个时代的重要特点。作为一个国家主义者，荀子主张国家要“裕民强兵”。荀子从当时的社会现实出发，指出人性中的欲求虽然是必须加以节制的，但他却不同意要人们“去欲”与“寡欲”，相反，他主张以道导欲，以欲养性。他主张国家要让百姓富裕。“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垣帘仓廪者，财之末也。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者，货之源也；等赋府库者，货之流也。”（《荀子·富国》）又说：“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故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荀子·大略》）。我们知道，儒家原本就有民本的思想，荀子也认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他的裕民主张显然是体现出了儒家的民本思想的。这也与孟子只讲义而不言利明显不同。裕民也是为了强兵。荀子在《议兵》中提到了“坚甲利兵”“高城深池”，兵强了国家才能兴盛。荀子的这些思想显然是受到了当时法家重耕战思想的影响。荀子“裕民强兵”的王道理想，可以说也是他外王思想的重要体现。

再次是“王霸之气”的君王之威。荀子强调：“国者，天下之利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执也。得道以持之，则大安也，大荣也，积美之源也。”（《荀子·王霸》）君作为天下的最高统治者，他位居于礼法制度的中心地位。“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荀子·王制》）所以他必须“上可以王，下可以霸”（《君道》），从而显示出“一天下，隆君权”的威风，也就是说，他必须具有一种“王霸之威”。这种“王霸之威”可以从“别”“养”“情”三个方面去看。先看“别”。“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故美之者，是美天下之本也；安之者，是安天下之本也；贵之者，是贵天下之本也。”（《荀子·富国》）从礼的角度讲，君王社会地位崇高至极，君王的人性与一般的人性并无不同，他也有欲，而他的崇高地位使他的欲可以得到最大满足，因为“天子之礼制如是”，这就是“别”。再看“养”。君王本身就有欲，礼之“别”不但让他可以充分享受天下之乐，也使他的人性得到了“养”，而“养”在荀子看来，就是“以养其德”。“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养体也；侧载睪芷，所以养鼻也；前有错衡，所以养目也；和鸾之声，步中《武》《象》，趋中《韶》《护》，所以养耳也；龙旗九斿，所以养信也；寝兕、持虎、蛟韅、丝末、弥龙，所以养威也；故大路之马必倍至教顺然后乘之，所以养安也。孰知夫出死要节之所以养生也！”（《荀子·礼论》）荀子认为，“养”不但对君王有好处，也是百姓所需。“故仁人在上，百姓贵之如帝，亲之如父母，为之出死断亡而愉者，无它故焉，其所是焉诚美，其所得焉诚大，其所利焉诚多。”（《荀子·富国》）再看“情”。“情”是在“别”与“养”的基础上产生的，这就是所谓的“王霸之威”。荀子说：“人主上者，不美不饰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不威不强之不足以禁暴胜悍也；故必将撞大钟，击鸣鼓，吹笙竽，弹琴瑟，以塞其耳；必将錭琢刻镂、黼黻文章，以塞其目；必将刍豢稻粱，五味芬芳，以塞其口；然后众人徒，备官职，渐庆赏，严刑罚，以戒其心……若是，则万物得宜，事变得应，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荀子·富国》），因为是“积美”，所以君王的“王霸之威”也会自然地内化到他的日常生活之中，从而形成一种“王霸之气”的君王之威。这是重“王霸之威”的权力美学。[1]这也是荀子外王思想的重要内容。

荀子也讲内圣，所谓“化性起伪”，即强调通过礼乐的学习，使人能很好地适应礼的需要，从而达到“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的“全”“粹”人格美境界，但他却是更重视外王。因为他的时代与孔子与孟子的时代已经很不相同了，所以，他主动地结合着自己时代，对儒家学说作出变通。如果说主张性善的孟子发展了儒家的“内圣之学”，那主张性恶的荀子则发展了儒家的“外王之学”。荀子的“富民强兵”的王道理想与“王霸之气”的君王之威，可以说是儒家的“外王”之源。

余论

在关于“内圣外王”的众多研究中，许多现代新儒家都把它当作中国哲学的重大问题来加以探讨，并有一种由“内圣”开出“外王”的理路，即企图把“圣人”造就成“圣王”，由“圣王”来实现社会政治理想。冯友兰在他的著作中就多次重复这样的思想。如他在《新世训》的最后就说：“欲为完全的领袖者，必都需以圣王为其理想的标准。”[2]换句话说，“圣人”是最适宜于做“帝王”的。张灏对此也作过更明确的述说：“在政治层面上，‘内圣外王’代表着儒家一种特有的道德理想主义——圣王精神。这个精神的基本观念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问题是政治的领导，而政治领导的准绳是道德精神。因为道德精神是可以充分体现在个人人格里，把政治领导交在这样一个完人手里，便是人类社会‘治平’的关键。”[3]对新儒家的这一道德形而上学，笔者并不认同。因为现代社会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系统化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关系错综复杂，也有它不同于传统的价值追求。仅就政治而言，民主法制显然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题中之义，这是传统政治所欠缺的。或许，对个人而言，提高道德修养，从而体会到“孔颜乐处”，这或许是可能的。但仅凭个人道德修养的提升，就能把一切社会问题解决，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而，新儒家的道德形而上学并不可取，因为对现代社会来说，老“内圣”是开不出新“外王”的。

[1]胡健.从“美”到“积美”——论荀子的政治美学或权力美学[J].青海师大学报，2005，(05).

[2]陈来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冯友兰集（上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488.

[3]张灏.张灏自选集[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26.

Inside-sage and Outside-king：On Mencius and Xuncius

HU Jia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Huaiyin Normal University,Huaian Jiangsu 22301,China)

Mencius advocat“human nature is good”,stresses the moral self-discipline of“seeking the cause in oneself instead of somebody else”,and pursues the moral state of“noble spirit”.He puts more emphasis on“inside-sage”.Xuncius advocates“human nature is bad”,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ceremony and law to society,values“enriching the people and making the army strong”,and respects“the king spirit of unification”.So his thoughts embody more features of“outside-king”.

inside-sage;outside-king;Menius;Xuncius

B83-09

A

1009-6051（2017）01-0018-06

10.13950/j.cnki.jlu.2017.01.003

责任编辑：辛琳琳

2016-12-07

胡健（1954—），男，江苏沭阳人，江苏淮阴师院教授，主要从事美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