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

院士，年薪、安家费和购房补贴面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学校提供薪酬最高可达到120万元左右，安家费和购房补贴总和最高可达到300万元；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广东省引进领军人才、广东省引进创新团队带头人，学校提供薪酬最高可达100万元，安家费和购房补贴总和最高可达到210万元；“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学校提供薪酬65万元，安家费和购房补贴总和150万元；国家“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学校提供薪酬40万元-60万元，安家费和购房补贴总和135万元；学校给上述杰出人才所配置的科研启动经费视学科发展需要而定，最高可达2000万元……

以上是一所广东地方高校为“杰出人才”开出的“价码”。

首先声明，我列出这所学校给“杰出人才”开出的优厚待遇，纯属偶然，因为在网上随机搜索“大学”“重金”“全球”“招聘”，可以获得很多高校的招聘启事，基本“套路”都是一样的，皆是院士年薪多少，“杰青”多少、“长江学者”多少，一一明码标价。在某些高校眼里，所谓“杰出人才”，就是拥有各种“头衔”的人才，他们对这类人才的“饥渴”程度，甚至无法用金钱来衡量。

这样的招聘，必定有人欢喜有人愁（仇）。欢喜的当然是那些已经拥有各种头衔的人才，他们走到哪里都吃香，哪怕这头衔是10多年前获得的。当然，我并不否认获得这些头衔的过程中充满了艰辛与努力，但有些人获得头衔之后，并无更新更好的学术成果，可是“一旦拥有，终身享用”，只要顶着这个“头衔”，就永远有饭吃。

愁（仇）的自然是那些没有头衔的，越是高薪招聘，他们越是不是滋味，因为这样的高薪，不可能属于他们；更不是滋味的是，如果他们质疑这样的招聘条件是“只看衣帽不看人”，他们会遭到无情的嘲讽，“你有本事，为什么没有弄到头衔呀？”当这样的嘲讽，来自家庭亲人时，真是“生无可恋”了。

值得注意的是，海归人才在这样的招聘体系中，是有很大优势的，如果有海外名校的博士学历、教职、教授职务，或是其他更为显赫的“头衔”，将会成为国内各类人才计划争抢的对象。

但是，海归人才对此需要有理性的认识。为人才明码标价，并不能说明所有高校都真正重视人才。在某种程度上，有些高校更为看重的其实是人才的“头衔”。这种唯“头衔”论人才的人才观，会令“杰出人才”既“受用”又“受害”——当你有对方需要的头衔时，你是人才，而当他人有比你更加显赫的头衔时，你就不是人才了。试想，如果在一个科研团队中，大家都追逐头衔，争名夺利，还有多少人会关心真正的学术？所以，理性的海归人才，应推进国内改变这种“唯头衔论”的人才观，而不是享受这种人才观。

我有一个朋友，一直郁郁不得志。10多年前，他从国外留学归来时，与同学院另一名海归教师的能力和水平差不多。但那名教师在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胜出”，这成了两人事业的分水岭：获得基金者，由此得到重视，以基金再获基金，进而入选某类人才计划，成为高层次“杰出人才”，而我的朋友则依然是学院普通一兵。

个体的欢喜和忧愁，其实并不是我想讨论的重点，任何一项政策，都难免会有几家欢喜几家愁。我想讨论的是，这样的人才评价政策，对中国的教育和学术来说，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一直不解的是，国家设立各类科学基金和人才计划的初衷，原是希望通过基金和计划，给入选者以经费支持，以便让他们有更好的研究环境，进而取得一流的研究成果。可是，为何到了某些用人单位那里，却演变为一个人一旦获得某项基金、入选某类人才计划后，就拥有了某种“头衔”，就功成名就了呢？

其实，用人单位对获得基金和入选计划的学者，应该有更加严格的考核标准才是。你拿了高于别人的资助，理应比别人取得更高的学术成就才对。不能拿了纳税人的钱，却什么也不做，只是享有各种好处，甚至把“拿钱”一事也变为光荣与骄傲。

试想，一个上世纪90年代入选“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的“人才”，在聘期结束后，尽管没有什么突出的成果，可他却依然能够被作为“长江学者”对待，一直到现在还是如此。这是何道理？

这种把入选某一计划、获得某项基金作为成果的人才评价模式，会引导很多学者把精力用到获取“国家级学术化肥”上，而不是耕耘学术田上。如果一名学者弄到上万吨“国家级学术化肥”，就被列为“高层次种田高手”，即使没种出优质产品，但获得万吨学术化肥的“头衔”，会让其继续在学术界享有“盛誉”。与之相反，如果一名学者没有利用任何“國家级学术化肥”，种出了不错的庄稼，却非但不会被认为是种田能手，反而还会被淘汰——你不要种田了。听起来虽荒谬，然现实中确实存在。

长此以往，会把学术变为争夺资源的游戏，把学术共同体演变为利益共同体。而更令一些学者绝望的是，获得资源者进而会主导游戏，成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和把关人。

学术“头衔化”的本质是学术特权化、利益化。有意思的是，对于学术特权化、利益化，社会公众的观念，也表现得颇为混乱。比如，在谈到院士“特权”时，社会舆论会呼吁进行院士改革，将院士回归荣誉；可在面对高校重金招揽院士时，大家又认为这是高校重视人才的表现。

2014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贵州大学校长郑强抱怨：“西部对高端人才很饥渴！在教育部和贵州省的支持下，贵州大学开出了每引进一个‘长江学者，给予120万元年津贴，一个院士给予180万元的优厚条件，还提供科研平台和经费。但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都没有一个人报名。”

针对郑强的话，有不少舆论呼吁改善中西部高校环境。可是，以“头衔”论人才，恰恰制造了人才竞争的不平等环境。从某种程度上说，按“头衔”引进人才，并非是在真正建设人才队伍，而是在追求人才政绩。不客气地说，那些唯“头衔”高薪招聘“杰出人才”的学校，是很难构建良好的学术生态系统的。

归根结底，人才“唯头衔论”，源于对教育和学术的行政评价，由行政部门主导的各类科研基金和人才计划，使行政化和利益化纠缠在一起，进而造成人才观的异化。

我国要建设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必须去行政化、去功利化。不要用“头衔”论人才，而是要不拘一格降人才；不要人为制造学术等级和特权，而是要给所有人才创造一个平等的竞争环境。这样引进的人才才能真正符合高校的实际发展需要，才能真正支撑起学校教学、科研的未来发展。

（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