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刘勰著作的《文心雕龙》“体大思精”、“博采群言”，被称为中国文论史上里程碑式的巨著。其中大部分篇章都征引了《诗经》的内容，可见刘勰对《诗经》的肯定和继承。本文从刘勰肯定《诗经》为古代诗歌之本源，总结其艺术成就和对后世的影响三方面展开具体论述，探寻《诗经》对刘勰文论的影响，深化对刘勰《文心雕龙》中的“诗经”观的理解。

关键词：刘勰；《文心雕龙》；《诗经》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11-0011-01

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而南朝齐梁之际出现的刘勰《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集大成之作，《文心雕龙》对《诗经》的征引是全面而深入的，因此本文从《文心雕龙》征引《诗经》内容着手，来探求刘勰对《诗经》所持的态度，主要从古代诗歌之本源、艺术表现手法和后世影响等三方面展开论述，这对深入理解刘勰《文心雕龙》中的“诗经”观及《文心雕龙》的伟大成就，无疑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文心雕龙》肯定《诗经》为古代诗歌之本源

《诗经》是中国文学光辉灿烂的源头，古诗的各种句式和诗体都可以溯源到《诗经》。

（一）《诗经》是各种文体之源。

诗、赋是魏晋南北朝以来文学作品中数量最多的两种文体，也是刘勰最为看重的部分，刘勰在《宗经》篇中说：“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充分肯定了《诗经》的重要地位，其作为我国诗歌传统的起点和源头，奠定了中国几千年诗歌传统发展的基础。

至于赋，《文心雕龙·诠赋》篇曰：“然则赋也者，受命于诗人。”《诠赋》篇中从铺陈手法的赋，以及不歌而诵的赋，一直谈到发展到作为一种文体的赋。尽管刘勰是在论述“赋”这种文体，但始终承认赋与《诗经》的密切关系。

颂这种文体同样与《诗经》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刘勰在《颂赞》篇首说：“四始之至，颂居其极。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认为颂这种文体是在《诗经》“颂”的基础上发展完善而来的，且还化用了《诗经》中的诗句：“或拟《清庙》，或范《駉》、《那》，岁浅深不同，详略各异，其褒德显荣，典章一也。”

（二）《诗经》是诗歌诸体的发源。

《诗经》以四言诗为主，刘勰也曾评说《诗经》是“诗颂大体，以四言为诗”，他在《明诗》篇中说：“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刘勰在《明诗》篇中说：“至于三、六杂言，则出自篇什”，《文心雕龙·章句》：“又诗人以‘兮字入于句限。”可见，楚辞中常用的“兮”字，也可以在《诗经》中寻源。

《诗经》开启了我国诗歌的源头，以上是从文体的角度来看待刘勰《文心雕龙》通过征引《诗经》的方式，充分肯定了《诗经》为我国古代诗歌源头的重要地位。

二、《文心雕龙》总结了《诗经》的艺术成就

刘勰在广泛征引运用《诗经》的同时，对《诗经》的艺术成就也做了不同的论述。

（一）风雅颂。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曾三次提到“四始”，《宗经》篇：“于是易张十翼，书标七观，诗列四始，礼正五经，春秋五例。”《明诗》篇：“自商暨周，雅颂圆备，四始彪炳，六义环深。”《颂赞》篇：“四始之王，颂居其极。”这里的“四始”即是国风、小雅、大雅和三颂。刘勰所说的“四始”出自《毛诗序》，“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二）比兴手法。

刘勰对“比兴”的概念进行了新的解释：《文心雕龙·比兴》曰，“诗文弘奥，包韫六义，毛公述传，独标兴体，岂不以风通而赋同，比显而兴隐哉！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其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则蓄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托讽。盖随时之义不一，故诗人之志有二也。”刘勰在《文心雕龙》创作论中专设“比兴”篇，是在《诗经》的基础上对比、兴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论述，这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次对比、兴的全面论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刘勰对《诗经》的赞颂及对后世的影响

刘勰对《诗经》的论述构成了《文心雕龙》的主要内容，他从《诗经》出发所提的文艺理论观点及理论总结既是我国文艺批评史上的重要成果，也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

首先，刘勰通过《文心雕龙》来表现《诗经》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即《文心雕龙》可以看作是《诗经》从产生之日起，至六朝千余年，对《诗经》的接受的理论和历史总结。我们不难从刘勰对《诗经》引用化用中看出他对《诗经》的极其推崇，他对《诗经》的肯定，赞颂其自然天成来反对南朝时期的浮华雕琢，他寄意遥深由此可见一斑。

其次，刘勰本人的诗经观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兴》篇：“诗人比兴，触物圆览。物虽胡越，合则肝胆。拟容取心，断辞必敢。攒杂咏歌，如川之澹。”刘勰认为比兴的前提，首先是诗人要面对五彩缤纷的客观事物进行周密详细的观察，寻求客觀之物与主观之物之间的相似点，从而达到物物相似，情物相融的理想艺术境界，这就直接影响了后世的形神、虚实、神韵、意境等文学理论批评范畴的形成与确立。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色彩斑斓的时代背景下，文化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色彩，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新风开始形成，并且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自觉的标志，《诗经》研究就呈现出特有的多彩风貌。刘勰以宗经观为本位，且注重《诗经》风雅颂、比兴手法的论述，加上刘勰本人行文骈散结合，语言隽永凝练，揭示出了《诗经》的文学色彩、艺术成就和深远影响。从刘勰对《诗经》的重新解读和创新，有助于我们领悟《文心雕龙》探讨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的一些基本原理和艺术方法，以及体大虑周的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1]刘勰著，陆侃如、牟世金译注：文心雕龙译注[M]，山东：齐鲁书社，2009

[2]佘斯大 陆理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经审视[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3]马洁：文心雕龙征引诗经分析[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作者简介：王晓庆（1992-），女，湖北宜昌，广西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中国古典文献学，唐宋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