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新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在苦谏蒋介石放弃“剿共”政策、联共抗日无望的情况下，将蒋介石及其随行大批军政要员扣押，此即闻名中外的西安事变。因为事变来得突然，加之详情不清，中共中央最初只能凭借以往的政治经验和对国际国内形势的一般了解来判定应变决策。随着时间的推移，信息纷至沓来，事件实质逐渐清晰，中共中央随即在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基础上对处理事变的方案进行了灵活及时的调整。

一

西安事变发生的12日清晨，张学良就致电中共中央，通报扣压蒋介石有关情况并征询“有何高见”。由于西安事变的发生对于中共中央来说很是突然，加之张、杨两将军要求速复“高见”，中共中央必须尽快做出明确表态，拿出解决方案，时间十分緊迫。

13日，中共中央在保安召开西安事变发生后的第一次会议，讨论应对策略。毛泽东在报告中首先肯定了西安事变的性质与两广事变不同，是抗日的、革命的，没有任何帝国主义的背景，完全站在反对“剿共”的立场，对我们的态度是友好的，打破了以前完全被蒋控制的局面，这对争取蒋的内部和资产阶级是有利的。为此，他提出在政治上维护张、杨，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影响全国。但是他同时也提出要在人民面前揭露蒋介石的罪恶，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这表明毛泽东这时主要考虑的是如何借西安事变来推动全国形成以西安为中心的抗战局面。

周恩来在会上分析了国内外各种势力可能对事变出现的种种反应及其错综复杂的关系，认为事变爆发后，日本可能在南京搞政变，在沿海地区增兵。这样一来，就会加剧英美与日本的矛盾，英美将支持南京政府中的抗日派、中间派，苏联则会在英美之后表态支持我们。在分析的基础上，他提出：中央要围绕防止日本变南京为傀儡政权这一中心而制定对策。我们在政治上不要与南京对立；要稳定及争取黄埔系、CC系、元老派、欧美派，推动这些派别赞成西安事变，团结抗日。具体地说，就是要争取林森、孙科、宋子文、孔祥熙、冯玉祥，孤立何应钦；同时，深入发动群众运动，巩固西北“三位一体”的联合；还要在抗日援绥的旗帜下联合阎锡山、刘湘和西南桂系，以造成对华东的包围。鉴于中央军已逼近潼关，周恩来提出：在军事上我们要准备作战，但在政治上不与南京政府对立。周恩来的发言得到张闻天、博古的响应。张闻天说，我们要尽力巩固自己的力量，争取时间，把西安、兰州控制在自己手中；对妥协派应尽量争取、分化与孤立， 不采取与南京政府对立方针，要发动群众紧紧威逼南京。博古发言也赞同周恩来的观点，提出在政权形式上，不要采取与南京对立的方式。周恩来等人的提议得到会议的认同，决定在政治上不与南京对立，不组织与南京对立的政权，“不把抗日与反蒋并列”。

但会议在如何处置蒋介石问题上并未形成一致意见。关于这一点从随后中共中央致国民党电文就可以明确看出。15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率红军将领致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电文中，仍要求南京政府“罢免蒋氏，交国人裁判”。从字面上看，“国人”是一个含义广泛的词，不仅包括工人、农民和红军，也包括大地主阶级、大资产阶级统治代表，比较“交人民公审”要后退了一步。但它的实质是要将蒋介石排除在外，蒋的命运就是等待“审判”。

上述事实表明，在事变之初即12日至17日前，我党乐观地估计了形势，以为张杨抗日救国的义举，必获广泛而普遍的支持。不仅广大民众会伸出援助之手，地方实力派将纷纷响应，甚至连南京政府大部分也会抛弃蒋介石，转而赞成事变并转移到西安方面来。基于判断，中共为解决西安事变设想了以西安为抗日中心来领导全国的方案。为了实现上述方案，中共制定了对有关各方的具体政策和策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全力支持张、杨。中共中央多次指示北方局及上海和西安等地的党组织，动员人民群众起来支持张、杨。13日，中共中央即决定派周恩来前往西安与张、杨共商大计。同时，在军事上给张、杨以有力援助，即以红军一部钳制在宁夏、陕北一带的中央军胡宗南、关麟征、曾万钟等部，确保张、杨后方安全，红军主力则迅速南下，靠拢张、杨，“壮其胆而振其气”，协助张、杨防御南京军队进攻西安。

二是争取地方实力派支持张、杨。中共中央在14日致北方局的电报中说：“必须多方面的活动驻华北名人及地方实力派，特别是阎、傅起来响应张、杨的抗日主张。”同时，毛泽东等致电张、杨，建议“极力争取阎锡山先生及全国其他爱国将领加入，推阎锡山先生为全国抗日援绥联军总司令”。16 日，毛泽东致电阎锡山，请其出面调停宁陕双方，实则想争取阎支持张、杨。

三是争取南京政府的大多数转到西安方面来。周恩来为此提出的“在政治上不与南京对立”的重要策略，获得中共大多数领导人赞同，并始终为我党所遵循。为争取南京政府，中共中央在许多具体做法上煞费苦心。如13日会议上，毛泽东、周恩来均不主张在西安建立名义上的政府，并分别提出在西安建立抗日援绥委员会和抗日救国会作为全国抗日的领导机构，张闻天则提出要争取南京正统，其用意都在于避免与南京政府对立。

四是“罢蒋”“审蒋”。必须指出，中共中央的除蒋方针，主要不是基于感情报复，而是要试图消除蒋介石的政治影响，以促成全国统一抗战局面。通过向全国揭露蒋介石对外妥协卖国、对内镇压人民的罪行来号召全国民众起来支持张、杨，推动地方实力派积极响应张、杨，促使南京政府失去重心，加剧分化并转移到西安方面来，以利于国防政府的组建及以后全国抗日的进行。然而，以上方案是建立在对形势乐观估计之上的方案，事实证明是难以实现的。

二

周恩来17日到西安后，中共中央开始比较广泛而全面地了解到国内外各方动态，从而及时地对有关决策尤其是对蒋介石的态度和处置办法，做出相应的调整。

17日下午，周恩来乘飞机抵达西安，当晚即与张学良会见并进行深入的长谈。从中，周恩来不仅获知蒋介石被扣后各方的反应和动态，也清楚了张学良本人的态度。张说，据他个人看，现在逼蒋抗日最有可能。他表示，只要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应该放蒋，并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因此，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并中央，提议：“为缓和蒋系进兵，便我集中，分化南京内部，推广全面运动，在策略上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应当指出，周的提议主要是基于策略考虑，即以蒋之安全为筹码，阻止或延缓南京方面讨伐，便于西安方面集中兵力布防，同时分化南京政府，其除蒋方针并未真正改变。

接电后，中共中央则进一步把周恩来的策略考虑转化为实质的主张，于18 日通电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呼吁和平解决事变。通电指出：“贵党欲救援蒋氏，则决非调集大军讨伐张、杨不（所）能奏效，实属显然”，“即对于救援蒋氏个人，亦非武力所能解决。武力的讨伐，适足以杜塞双方和解的余地”。通电还建议国民党立即实行召开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等五项具体措施。通电最后申明：“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亦当不成问题……”显然，中共此时已把对待和处置蒋介石的问题与事变的和平解决联系起来，并由除蒋转为保蒋安全了。

18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并中央，报告了南京政府内部的争斗和地方实力派的反应，以及蒋介石态度有所好转，从而使中共中央更加全面地了解了有关各方的情况。1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作出《中央關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并向南京政府和西安张、杨方面发出通电，明确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推动全国统一抗战局面的形成的方针。同时，自19日通电起，中共作为事变调停者的姿态愈益凸现，并进一步将和平解决的方针化为新的具体方案。如中共19日通电，已不再过多谴责和批判蒋介石的错误政策，只是概括提及“南京的‘安内而后攘外政策，不能再续”，更多的是强调西安与南京间的共同点，谓“西安诸公爱国热心，实居首列，其主张是立起抗日”，“南京诸公，步骤较缓”，除了亲日派外，“亦非毫无爱国者”。该电强调：“以目前大势，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无非自速其亡。”通电还主张由南京召集和平会议，会议地址选在南京。毫无疑问，中共已放弃以西安为抗日中心来领导全国的方案，转而在团结抗日的前提下，承认南京政府的领导地位，至于对蒋介石的处置，中共尽管未明确表态，但从改称蒋介石为“先生”和“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基本纲领来看，释蒋的结论已呼之欲出。

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周恩来，明确提出中共的和谈和释蒋方案，在团结抗日的前提下，更加明确地承认了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领导地位。24日，中共、西安与南京三方代表谈判时，周恩来说，只要蒋介石同意抗日，中共拥护他为全国领袖。并表示除蒋外，全国没有第二个合适的人。当晚，周恩来见蒋介石时，再次表示：“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

这样，西安事变发生六天之后，为了推动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全国统一抗战局面的形成，中共中央在团结抗日的前提下，由主张“审蒋”变为“保蒋安全”以至主张“释蒋”，继而承认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领导地位。当然，这种承认是以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让步为条件的，也就是说，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必须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共则现实地承认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领导地位。

三

中共中央之所以对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作上述的调整和转变，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最主要的在于中共对当时的形势有了更为现实、更为客观的认识，特别是周恩来到西安后，了解到真实情况并反馈回中共中央，为中共中央合理地调整决策提供了必不可缺的依据：

第一，蒋介石被扣，在客观上造成了西安与南京的敌对局面。南京政府16日已下令“讨伐”张学良，并派飞机轰炸华县、渭南等地；17日杨虎城部主力之一冯钦哉师动摇，中央军已进占潼关，大战迫在眉睫；其时，日本和国内一些报刊以及西安“雷电社”电台对西北被“赤化”的报道和宣传，正为南京“讨伐”西安派推波助澜。此时，中共中央也意识到事变本身已造成南京与西安间的严重对立，甚至有爆发大规模内战的危险。毛泽东在19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明确指出：“因为这一发动采取了多少军事阴谋的方式，扣留了南京最高负责人蒋介石及其主要将领，以致把南京置于西安的敌对地位，而造成了对于中国民族极端危险的新的大规模内战的可能。因此，这一发动又妨碍了全国反日力量的团结。”

第二，相当多的地方实力派明确谴责张、杨，表示支持南京政府“讨伐”西安以营救蒋介石。如湖南省主席何健13日致电何应钦说：“健愿率三湘健儿，扑杀国贼，如何行止，惟中央之命是从。”其他如广东黄慕松、宁夏马鸿逵、云南龙云等也持相同立场。就连与中共和张、杨有密切联系而被寄予厚望的地方实力派，也基本上持观望、游移、同情、中立的态度，并没有明确支持和响应张、杨。阎锡山于14日复电张学良，提出一连串疑问，究竟是责备，还是提醒，让人捉摸不透。李宗仁、白崇禧等16日通电全国，主张政治解决西安事变，一致对外，反对内战。从总体上看，地方实力派基本上是承认蒋介石和南京政府领导地位的。

第三，除西安地区和中共苏区外，全国各阶层的大部分民众和社会舆论虽然主张和平解决事变，但却不同程度地谴责了西安事变，要求释放蒋介石。14日，北平各大学校长蒋梦麟等，上海商界名流杜月笙、王晓籁，以及上海商会、上海市173个同业公会都致电张学良，要求释放蒋介石。15日，由上海《申报》牵头，全国200余家新闻媒体机构联名发表《全国新闻界对时局共同宣言》，要求张、杨即日恢复蒋介石自由，安全护送其出境。

第四，亲日派的动向异常，南京政府可能变为日本傀儡。13日，当时被中共视为亲日派的何应钦当上了南京的“讨逆军”总司令，手握调动和指挥军队的大权。不过，中共此时虽然对亲日派甚为警惕，但认为何应钦意在救蒋，而蒋尚在西安，估计何对进攻西安不能不有所顾忌。18日，周恩来向中央报告了亲日派的动向：“南京亲日派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宋美龄函蒋‘宁抗日勿死敌手（指何应钦、汪精卫）……汪将回国。”中共中央根据这一新的信息，认为亲日派勾结日本，有“利用拥蒋的号召，发动内战的阴谋”，“企图夺取蒋系中派，造成大内乱”。在中共看来，如果何的内战阴谋得逞，势必控制南京政府，并建立亲日政权。鉴于亲日派的动向和时局的极端危险性，中共不能不使其决策向有利于团结抗日的方向调整和转变。

第五，蒋本人有了抗日的愿望和要求，加之蒋在国民党和军队还有较大的威信，当时也只有蒋才能左右国民党内部的复杂派系。蒋介石被捉之初，态度极为对立，立场十分僵硬，动辄训斥张杨，拒不与张杨商谈抗日问题。然而，蒋在被囚的现实面前，“并没有一直顽固下去，而是逐渐省悟”。14日，端纳飞陕见蒋，蒋的态度稍有好转。17日，蒋同意张学良和蒋百里所请，派蒋鼎文持其手令回宁，暂时制止了南京的讨伐行动。18日，周恩来向中央电告蒋的变化，谓“蒋开始态度强硬，现转取调和，企图恢复自由，对张有以西北问题、对红军求降求和完全交张处理之表示。”中共中央从这些信息中认识到，蒋仍有赞成团结抗日的可能。此后，蒋的态度继续变化，同意和平谈判并作出口头承诺，中共中央从团结抗日大局出发，就由“保蒋安全”发展为“释蒋”“拥蒋”了。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自然要强调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其基本方案也只能是在团结抗日的前提下，现实地承认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领导地位。唯有如此，才能化解南京与西安间的对立，避免爆发大规模的内战，并进而促成全国统一抗战局面的形成。

实践证明，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中，随着事态进程不断据实调整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是非常英明正确、坚定果决的，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进抗日统一战线在全国范围内的形成和抗日高潮的到来，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编辑 叶 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