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美芝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法国巴黎出版发行的《救国时报》，自1936年9月30日开始，连载署名“行恭”的《江西苏维埃区域回忆录》（以下简称《回忆录》），让中央苏区的情景、风貌，展现于读者面前，让全世界了解了中央苏区，也为今天研究中央苏区留下了亲历者撰写的十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以下是《回忆录》部分内容。

苏维埃中央政府之大会场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从1931年11月在江西创建，到1934年10月撤离，有过两个中央政府的大会场：一个在瑞金叶坪，一个在下屑（肖）区头霸（沙洲坝）。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初创时，首府为江西瑞金。因瑞金城地小人稠，南京政府的飞机又常到此轰炸，所以中央临时政府及各部机关都没有在瑞金城内办公，而是在离瑞金城八里的叶坪。叶坪的后面和左右都接近山麓，前面有一条小河，小河是由山水流下来的，不通船只，弯弯曲曲，风景很好，中央政府就在这条小河旁边的一所大房子里。

在叶坪附近，设有许多岗哨，由中央政府警卫师站岗。近村居民都有村苏维埃政府的路条，逐日更换，来往自如。如果远地来人，那一定要有当地政府或者相当机关的介绍信，方能通过岗哨进叶坪。苏维埃区域的各个办事机关，不论是党部、政府、军事，以及工会等等组织都延（沿）用军事习惯，到了吃饭、起床、睡觉的时候，号子就都吹了起来。五六个无线电台，马达终天哄哄叫着，四面密布着电话线。在叶坪的后面，有一个大森林，在大森林的前面有一棵大松树，高而且大。在这个大树下，砌着一个阅兵台，面对着一个极大的广场，广场面积几等上海跑马厅的一半，各种纪念节时就在这广场上阅兵。平日到了下午五时以后，或者晨起八时以前，就有人在那里骑马作跑马运动，也有不少人骑着脚踏车在那里兜圈子。后来中央政府移至下屑（肖）区的头霸（沙洲坝）时，这个广场上就建筑起红军烈士纪念塔。

1933年底，苏维埃中央政府决定召集第二次大会，因为到会代表达一千五百人，叶坪中央政府之大会场不能容纳，所以决定移至下屑区，因为那里居瑞金、宁都、兴国来往中心，面积较宽，便于容纳各种机关，中央政府也就在这时开始起造第二个大会场。

第二个大会场位于下屑区之山麓下，风景绝佳。大会场为八角式的三层西式建筑。按八角的形式，开着八面大门，正門最宽。每座门的两旁装着玻璃窗，墙以水门汀制，环绕会场全圈有十五级石级，这些石级和作基石的赭红色石条，系由江西、福建各地收买来。在正门前面，题着“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几个大字。在屋顶上塑着一个武装红军像，手执着飘摇着镰刀斧头的大红旗。大会场正门的前面，是一条宽而平坦的汽车路，沿汽车路行半里，是红军博物馆。走进大会场，有一座主席台，台为半圆形，梯在台的后部，台上放着铺着红呢的大长方桌子，左首有一个演讲台。沿着大长方桌子，摆着几十只太师椅。每个礼拜六晚上中央政府在这个会场开同乐会，工农剧社在台上表演戏剧。

会场依半月形层层按次放着座位，地面前部低后部渐高，如上海的戏院。在后面有两个大楼梯直上二三层楼，在二三层楼上亦照样排着座位。全部三层楼可容纳三千人。屋顶建有玻璃窗，可启可闭，光线和空气很充足。在各层楼的四壁和各圆柱之间，悬着苏区各地民众及机关送来的红绸软匾，绣着各种口号标语。在楼下的正面悬着第五军团在建宁战役的两幅大油画，各有两丈见方，炮火连天，非常生动，这画出自第五军团政治部名画家之手。

这个大会场，费时三个月，由江西、福建的几百个泥水木匠一起建筑而成。所用水门汀，部分购自上杭，部分由苏区自制。苏区自制的水门汀，光泽、坚固都不亚于机器制造。

为防南京飞机来轰炸，在大会场两旁建有一二十个飞机洞。每洞可容一百人。洞之构造如曲折之战壕，人立壕内不露头部，壕上横盖大松树，上覆泥土，一层泥土与一层石子相间，堆高至一二丈。壕内两旁有长凳，人入洞内按次坐下。这些飞机洞，三十磅之炸弹不能炸毁，坚固者可抵御六十磅炸弹。除飞机洞而外，会场四周之高山巅上，还架着二十几门高射机关枪，由防空军驻守着，时刻准备迎击敌机。

在大会场前的两侧，各有一里许之地域，连排着中央政府各部各委员会之办公机关。

赤色邮政局

共产党在苏区内建有苏维埃赤色邮政局，分布于各村，邮寄比红军占领前更便利些。

苏区邮政局管理总局直属苏维埃中央政府内务部。中央苏区邮务人员共有三千以上，大多数系在当地新募之，其中有少数女工，专司局内事务。总管理局下，在汀州、宁都设有两个省管理局。在各县城设有县邮政局，每县之各区设有区分局，各乡有代办处。邮政事业在赤区从经济上计算是亏本的，苏维埃中央政府每月要拨款几万元。苏区邮政局的建立，不仅对共产党自己便利，而且也使民间及商界便利。

苏区邮费较南京政府邮局之邮费低，平信三分，快信一角，特别快信三角。包裹或邮政汇兑，邮资及汇费亦不昂。苏区之邮票由苏维埃政府自印，初为石印，后改为铜版，票分半分、一分、三分、一角、五角、一元等种。邮票上印有五角星及镰刀斧头。

苏区邮路，部分循水路，部分循陆路，按苏维埃政府之行政区域划分规定之。平信每日按次在各地收发，对特别快信，邮局定章随到随送，昼夜不停。邮差或乘马，或用脚踏车，其转递组织如昔年之驿站，二三十里一站，甲站邮差送至乙站，乙站邮差送至丙站，如此昼夜不停地递送，其速度远快昔年南京政府在江西之邮局。如在宁都下午六时发至瑞金之特快信，虽两地相距一百八十里，且道路既有山，又有三四条大河，但次晨上午九时就能收到。

苏区邮局与南京政府邮局保持邮政往来。在汀州有南京政府之二等邮政分局，共产党占领汀州时，邮局人员未撤退，而且经常与上杭城邮局互递邮件。在赣州之江口圩，及吉安、方安、筠门岭等地均有此种邮局。苏区内商人欲寄信至上海或汕头，应在信上贴苏区内转递之应付邮票，再照南京政府邮章规定自江西寄至上海或汕头邮费贴于信件上。但一切信件均先送苏维埃赤色邮局，再由赤色邮局转交南京政府之绿色邮局。如在汀州或其他有绿色邮局的地方，寄至上海等地之信，不需贴赤色邮票，由赤色邮局转交绿色邮局再转递上杭城。如由上海或上杭寄至苏区之邮件，必先由绿色邮局全部交给赤色邮局转递，在苏区内应付之邮资则向收信人收回。

红军队伍内有红军邮局，邮务人员随军行止，他们与兵站有联络，红军所到之处都可通邮。苏维埃政府规定优待红军及其家属，红军官兵之信件不收邮费，由红军邮局盖一免费章，就可寄递。红军家属寄信时，把红军家属证交邮政局一验，即可免费寄信。

苏区之电讯

苏区之电讯，开始于缴获国民党军队之电讯工具，而后才有发展。

苏区之有线电话，几普及于各苏区城市及各重要区域。东边自永定之古木乡起直达瑞金，由瑞金而至赣县之江口圩，计自东至西之全部苏区均通电话。至于以瑞金为中心之电话网，会昌筠门岭及宁都均直通于瑞金。所有电话机均系西门子制造。电话对共产党之军事、政治上有极大便利，有时亦兼营民间电话，酌予收费。

电话建设以后，南京及广东飞机欲轰炸和袭击苏区，则不能产生效力。如南昌及抚州飞机场之飞机，欲飞入苏区轰炸袭击，其轰炸目标不外瑞金与汀州、宁都三城市，但南昌或抚州飞机一进入苏区，广昌或宁都以北即已发现飞机，立即以电话通报宁都，宁都电话局则立即通报瑞金电话总局。如广东飞机一入筠门岭，筠门岭电话局通报会昌及瑞金电话局，瑞金电话局总机立即通知各机关。飞机虽快，终究不如电话快，所以飞机还未抵轰炸目的地，各地早已吹起敌机将至之警号，人们开始实施各种防空举措。

共产党在瑞金、宁都、汀州、会昌均设有电话总局，各机关及各要人办公室均有电话，而且均有直通电话。管理直通电话总机司线人，系选择最忠于之党员。毛泽东、朱德等办公室有与各要人直通电话机五六只。在红军部队，电话联络更普遍，营以上均有军用电话。

共产党有许多无线电人才，不仅能收发电报，修理机件，而且能制造无线电台。红军缴获之许多运货汽车，被拆下引擎改装成无线电具。共产党在瑞金设有通讯材料厂，厂长系一留学生，精通无线电技术。苏区在国内外学有无线电知识者极多，过去在国民党军队内之无线电人才现在红军中服务者有几十人。在待遇上，共产党党员不给薪金只发零用费，投入红军或被俘在红军服务者，按其过去在国民党军队中之饷额发饷，学识较优者，给加倍薪。朱德于1934年春在电讯职工会议上宣称：共产党及苏维埃优待一切专门技术人员，他们是中國最可宝贵的人才，这些人才是将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创造新中国的最有为的子弟。我们共产党员是最爱护人才、器重人才的。

江西苏区的农产和粮食

江西苏区的主要农产品是米。番薯、麦子、黄豆，花生也不少。

江西某些地方的土地，如瑞金会昌等的部分农田，都是黄沙，与江浙肥沃的黑土比较，要瘦脊多了。可是因为气候较江浙温和，每年可种植两次，收获两次。赣西南苏区因为有天然的山溪水灌溉土地，又无大河，既不怕旱灾，也不怕水灾，所以许多年没有饥荒，且年年丰收。

江西苏区赣江以东的许多县份，缺乏棉花，仅吉安等沿江东岸的少数地方才种一些，远不足供赣西南苏区之用。所以国民党对棉花和布匹的封锁，确给赣西南农民和共产党以不少困难。后来共产党虽然发展夏布生产，但江西夏布虽名闻全国，可只能做夏衣，不能御寒。

共产党对民食问题极其关心。共产党没收了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又想各种办法帮助农民解决种子、农具、耕牛及借贷，以发展生产。民国二十二年春耕时，苏维埃中央政府实行信用借贷，分配谷种，家无谷种的农民，可以无代价地到当地政府去领。并且努力宣传多犁几次田土，多加肥料，共产青年团所管的儿童团也号召全苏区儿童帮助家人捡狗屎，作为肥料。各县各乡也修造水坡，有些水坡长至几十里。在收获时，毛泽东鉴于往往因人工不够而遭淫雨，使禾稻发芽，亲自拟就“劳动互助社”之组织方法，各村人工互助，结果不论贫富，禾稻在极短时间内完全收起来了。有些贫农及雇农在分得土地以后，无耕牛及农具，共产党则组织犁牛站，设农具生产合作社，以帮助贫困农民之耕种。所以苏区收成年有增加。自民国二十一年以后，每年平均累次增加二成。因为米产丰收，同时因为国民党军队禁其出口，所以价格大跌。产米区域的谷子最贱时只有一元大洋一担，因此除盐布外，百货跌价，猪肉一元可以买十多斤，鸡蛋只要三个铜圆一个。这样的丰收当然可以免去灾荒，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使盐布两项人民日常生活必需品和其他工业品的价格昂贵，给人民生活以相当困难。

共产党在苏区实行抽土地税，即累进税则，平均约收农民米谷的百分之五或六。对于红军家属免税，工人免税，贫农在全家土地面积一定数量以下的免税。所以仅仅土地税，还不够共产党和红军的粮食，还要靠关税和城市税收，及苏维埃政府国营钨矿出口，再加上发一些公债。全苏区的粮食总核起来，还是可以敷用，农民的生活有了不少改善。

共产党在苏区粮食方面的困难，不在总数的缺乏，而是各个区域产米多寡之不均，有些地方因为红军长期集中在那里，或者是后方机关的集中地，偶有粮食不济之感，这确实也是共产党的一个很大困难。在广东、江西之山地区域，无新式交通工具，除某些河道可用船只装运以外，许多地区只有用人力挑。一个人只能挑六十斤，每天只能走六十里，所以要想把某处的三万、五万担粮食运到另一处，这是极困难的。共产党为解决粮食调剂问题，设立粮食调剂局。调剂共产党自己税收来的公粮，则不用搬运，以调后方军队或新兵暂到有公谷的区域去吃的麻雀阵办法即可。

共产党采取勉励农民种田的办法多得很，如慰劳红军家属，共产党礼拜六等。不论是谁，只要是共产党员都要每星期为农民工作半天，连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都不例外。共产党要人张闻天在礼拜六劳动时，农民不知他是一个文质彬彬的文人，也不知他的姓名，要他去挑牛栏内的牛屎，因为他挑不动，又改为为农民去砍三十斤野柴。

苏区的合作社

朱毛占据赣西南以后，虽然在农业生产方面拼命发展，但是许多手工业生产在苏区初建时，受到战事影响而缩减。共产党和商人都想恢复各种手工业生产，但受国民党军队的四面包围和严重经济封锁而比较困难。在这种情形下，共产党就在苏区组织合作社。

合作社的数量多极了，几乎每一个村都有，股金为每股五角，每人以十股为限。合作社分两种：一种是生产合作社，一种是消费合作社。生产合作社是专门生产苏区产品，如纸张、夏布、硝盐、黄烟等。纸、夏布、黄烟除供给苏区市场外，大部运售外省。硝盐则全供苏区用，以补救外来食盐之不足。消费合作社是专售外地来的货物。

许多生产合作社开办之初，因手工业工人大部没有资本，所以差不多都向政府贷款，多者二三万元，少者二千元。以这样办法，勉强把闽西近万纸业工人组织起来进行生产。但其产品在开始运出苏区时，辄被上杭城的广东军队扣留充公，后来合作社与汀州纸商订立契约，用汀州纸行商人名义并在纸上加盖钤记，才源源运出。故共产党在汀州所设之中华纸业公司（资本十万金），生意日益发展。

在苏区有消费合作社总社，消费合作总社在边界各地都设有办事处。他们将边界地方商人小贩运进苏区的货物购入，分配给各县各乡之分社。消费合作社之商品卖给红军官兵家属均特别廉价。合作社一般售价较市价廉，且每年结账时，红利常在百分之二十以上。苏区食盐最缺乏时，红军合作社及对外贸易局则尽量购入食盐，首先供给红军官兵家属，其价亦较商人售價廉。

“菜馆”消费合作社每个城市都有。因为菜馆商人抬高市价，故红军供给部开办红军菜馆合作社与之对抗。红军菜馆合作社任何人均可以去吃，唯有红军军籍者价折九扣。进入红军菜馆合作社之顾客大部为红军官兵，他们的生活较好，按月发零用钱，尤其是那些被俘的国民党军官或者被俘之医生及无线电技师等在红军中服务者，每月一二百元的工资，当然可以天天进合作社。一般商人小贩，在苏区之营业获利甚厚，所以合作社中也常见他们的足迹。政府机关或共产党机关之人员，为腰无半文之穷汉，所以就少有他们的踪迹。苏区共产党人及苏维埃政府人员之清苦，亦非外人所能想象，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要人，中央政府的毛泽东、林祖涵、徐特立等要人，总司令部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等要人，平日所食与兵夫完全一样，每饭只是一盆菜，不是芋头就是青菜，连清汤都没有。

“行恭”可能是陈潭秋

上面这些对中央苏区的报道，娓娓道来，朴实无华，将中央苏区的一个个画面清晰地展现于读者眼前。这说明，这些报道的作者“行恭”可能在中央苏区工作过。

“行恭”在写《回忆录》时，将笔墨放在1933年及之后，说明作者了解1933年及之后的中央苏区，“行恭”可能是在1933年来到中央苏区的。

《回忆录》详细而形象地描述了苏维埃中央政府的第二个大会场、赤色邮政局、苏区有线电话的装备情况、苏区的物产和粮食及调剂办法、苏区的合作社。可以看出，“行恭”熟悉这些方面的情况，且有条件、有能力了解这些情况，说明“行恭”在苏区时，并非一般百姓或工作者，而是具有一定身份和地位的人。

《救国时报》（编辑部在莫斯科）发表该《回忆录》时，编者按中说：“此稿系一署名行恭者最近由上海投寄本报。据行恭君所言，谓彼系国内最喜爱阅读本报者之一。”但1936年9月此稿见报前，在国民党政府严密的封锁下，要从上海邮寄稿件到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根本没有可能，唯一可行的传递方式是通过内部交通或关系带到莫斯科。而普通百姓根本不可能知道共产国际设在上海的内部交通，当时残酷的现实和严密的组织纪律，内部交通也不敢暴露身份。况且，1936年9月前，共产国际虽与陕北中共中央恢复了无线电联系，但与上海间的无线电及其他交通联系却没有恢复。由此说明，此稿不是从上海邮寄或带到共产国际的，只能是在莫斯科完成的。所以，笔者认为，编者按既是假托，又透露出作者是从上海来到莫斯科。

而陈潭秋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1933年初来到中央苏区，先在中央党校担任党委委员兼中国革命史教员，所以他应该知道1933时中央政府的第一个大会场。他在中央政府的第二个大会场参加了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被大会选举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所以对这个大会场内外情况应该都很清楚。1933年6月下旬，陈潭秋被调往福建任省委书记，1934年1月受命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粮食人民委员。红军战略大转移时，他奉命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后不幸负伤，病情危重，被秘密送到上海医治。1935年10月奉命前往莫斯科。他有能力、有条件写出这篇回忆文章，也符合写出这篇回忆录的各项条件。

当时在莫斯科的梁广、张祺和《救国时报》同仁回忆，陈潭秋到了莫斯科，进入列宁学院学习。除学习外，他还在东方大学为东北抗日游击队员讲授中国共产党历史等课程。还经常写文章，总结和介绍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多数发表在《救国时报》。陈潭秋对《救国时报》十分重视，不但自己为其写文章，还动员他们写。1937年，陈潭秋调任《救国时报》总编辑。从以上情况可以说明，《回忆录》的作者“行恭”，可能是陈潭秋在莫斯科写文章使用的笔名之一。

据《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记载，1935年10月15日，陈潭秋、陈云、潘汉年一起参加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的非常会议，向共产国际负责工作人员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汇报了“中国红军和苏维埃的状况”，并得到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曼努伊尔斯基的很高评价：“这是极其珍贵和十分重要的材料。”现在已知，当时陈云汇报的是红军长征的情况，潘汉年主要汇报的是中央苏区时期，中共是如何同国民党十九路军进行谈判和签订协议的。但陈潭秋的汇报内容未见披露，史学界也至今未知。根据会议的主题和陈潭秋在中央苏区的经历和任职情况分析，陈潭秋的汇报内容应该是苏维埃区域的建设情况。笔者由此推测，陈潭秋在《救国时报》以“行恭”署名发表的《江西苏维埃区域回忆录》，很有可能是他当时与陈云、潘汉年一起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的汇报内容。

（编辑 王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