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现民

编者按：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几经辗转回国，60多年来，人们虽然津津乐道于这段历史，但受资料限制，对钱学森回国历程的了解只是一鳞半爪，本文作者利用新近解密的美国、菲律宾、香港、中国大陆等档案文献以及采访与钱学森同船归国人员的口述资料，试图对钱学森回国航程做全景式的梳理和展示，以还原这一过程。

洛杉矶：“我相信我的前途在中国”

经过美国国内各方势力的较量以及中美双方的斡旋，1955年8月4日，美国政府同意钱学森回国。9月17日下午，钱学森一家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该邮轮由旧金山启程，第一站到达洛杉矶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罗杰·S·C·沃尔科特（Roger S.C.Wolcott）也到码头上监视钱学森离境。码头上还挤满了很多记者，他们纷纷向钱学森发问。据路透社洛杉矶18日电，一位记者追问钱学森是否还打算回来？钱学森回答说：“我不会再回来，我没有理由再回来，这是我想了很长时间的决定。我打算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中国人民建设自己的国家，以便他们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当有记者问钱学森是否憎恨美国时，钱学森说：“我并不恨美国人民。当你被一条狗咬的时候，你不能够恨那条狗，只能够恨那条狗的主人。”当有人问他是否将帮助中国政府重整军备时，钱学森回答说：“这是一个我拒绝加以答复的假设性问题。”还说：“我是同情中国政府的，我相信我的前途寄托在中国，全世界人民都是一样，都在谋求和平和追求幸福。”记者还不停地追问钱学森是不是人为延迟回国，钱学森回答说：“我被人为延迟回国，我建议你们应该问美国政府为什么，情况对于‘你们国务院来说比对于我来说是要尴尬的。”

夏威夷：“想到回到祖国，很是高兴”

钱学森一家归心似箭，在其收到美国政府允许归国的通知后，一时一刻也不想在美国多待。即使是三等舱，他们也毅然买下，希望尽早离开。邮轮没有开多久，一位住在一等舱的很有名望的女权运动领导人，在得知世界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住在三等舱时，便去找船长，说：“你们怎么让这样有名的教授住三等舱？”据钱学森夫人蒋英介绍说：“船长没有办法，到夏威夷时，把我们请到了一等舱。”此时，钱学森还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发了他归国途中的第一份电报，告知旅途情况。电文说：“想到回到祖国，很是高兴。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船十月八日到达香港。到现在为止，没有什么阻碍。”

邮船离开夏威夷后，开始向日本进发。在归国轮船上，钱学森多次和同船的留学生一起交流，了解归国人员的专业背景，畅谈归国后的打算。当他得知许国志是从事数学研究工作时，钱学森说：“我们国家是计划经济，很多计划管理方面的科学技术将来会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发挥作用，例如运筹学等，这些东西对祖国建设很有用。”许国志说：“有用是有用，可是牵扯到计算机，国内恐怕暂时不一定用得上。”钱学森接着说：“暂时没有计算机也没有关系，可以先搞个讨论班，发挥人的聪明才智，来弥补计算机方面的不足，中国是会出成绩的。”许国志后来为我国开展系统科学的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的夫人蒋丽金在感光化学领域取得了重要研究成果，他们成了一对夫妻院士。钱学森在船上与他们的邂逅和交谈，对他们回国后科研方向的确立，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邮轮在驶离日本横滨后，大家在邮轮上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周年庆。10月1日早饭后，钱学森一家穿戴整齐，一起来到邮轮的小餐厅参加慶祝会。王祖耆回忆说：“会场装饰非常简朴，庆祝会仪式也十分简单，主要是钱学森有一个讲话。围绕着这样一个主题：在美国被扣留这么长时间，不能早点回来，我们是在祖国关心下才能回来的，对祖国为留学生回国付出的努力表示感谢。”还说：“在回国途中庆祝国庆，心情非常激动。”他讲道：“祖国正在建设时期，迫切需要各方面的建设人才，我们会大有用武之地。”

马尼拉港：“我还不够格做一名共产党员”

国庆节过后，“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开始驶向菲律宾。一些记者得知被美国驱逐的世界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这条船上时，纷纷来到船上采访钱学森，有记者问，你回去准备干什么？钱学森回答说：“我计划在北京的清华大学教书。”他还说，“现在美国还有100多位学生滞留在那里等待回国。他决定返回祖国并不是突发奇想，而是考虑了好几年。很高兴能为人民共和国服务，他说他将要用他的知识帮助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大国。因为我同情中国政府。世界的人民是一样的，他们追求幸福，他们向往和平”。

钱学森后来回忆说：“记得船到马尼拉，有一个美联社记者到船上来找我。问我是否在美国从事火箭或喷气式飞机的设计，我没有回答。问我是不是共产党员，我的回答是：‘我还不够格做一名共产党员呢！共产党人是具有人类最崇高理想的人。”

在马尼拉港口，还有一位送亲人登船前往加拿大的菲律宾籍华裔林孙美玉，在得知钱学森也在这个船上时，便主动走向安保人员，请他帮忙询问钱学森能不能与她见个面。林孙美玉在其回忆录《我心依然》中详述了这次会见：

我问钱先生：“你在美国待了这么多年，为什么还要回中国去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当时的菲律宾人都不惜一切代价地想去美国工作。他们认为那里机会多，是一片自由的土地，那里的人们勇敢无畏。至少，我们接受的教育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他是这样回答的：“中国比美国更需要我。经过几年的战争，中国正在进行民族复兴。可是，战后中国被美国及其同盟国排除在国际社会之外。中国的发展遇到关键性问题，我想为此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我相信中国的和平和繁荣于世界有益。”

我们又问了一个问题：“你决定要回国时，很不容易得到美国方面的准许吗？”

他回答说：“为了回国，是花了不少时间，做了一些妥协。但毕竟，我离开美国时没带走与工作有关的单纸张，我的家人也只带走了一些私人物品。”

我接着他的话说：“为什么？你对美国的安全有威胁吗？”钱先生说：“不，我不觉得。我为美国航天工程所贡献的所有知识都在我的头脑里，这些知识都可以再写出来。”

之后，他问我：“你在菲律宾从事什么工作呢？”我告诉他我们只是平凡的教师。我同时在小学和中学教书。我姐姐在托儿所和小学任教。

“为什么要小看自己的工作呢？”钱先生对我说，“你的工作比我的重要多了，你的手里掌握着青年一代的未来，塑造着他们的思想。他们终将成长为国家之栋梁。我们的工作是相通的，和烤蛋糕是一个道理。你们的工作是做好这个蛋糕的基础。这决定了烤出来蛋糕的味道和品质。而我只是蛋糕上的糖霜。所以你们的工作并不简单——它很难，而且需要你们的耐心和对青年们的爱，为他们铸造出一个美好未来。”

我们都哑然。啊，多么的谦逊、质朴和仁慈啊。他又问我们：“菲律宾有很多华人吗？中国人在那里受歧视吗？”

我回答他：“是啊，这里有很多菲律宾华人。很多中国小伙子来这里，娶了朴素美丽、勤劳善良的菲律宾姑娘。他们共同抚育几个小孩，这些小孩都很爱菲律宾，还有很多甚至做了政府高官。是的，歧视也是存在的。这些种族和性别歧视需要依靠教育来解决。就是在美国，歧视也是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

他又继续问我：“那你会被歧视吗？”

我说：“不，不会。我们都是教师，很受学生和朋友们的尊敬和爱戴。我们都出生在菲律宾南方的一个小省，各自在私立和公立学校成长和学习。遗憾的是，我们学习时，没有学习中文，不过后来我们在马尼拉学习了闽南语。我们还没有去过中国，也许等有一天环境好些了，我们能去中国寻根。”

钱先生示意我：“安保人员在暗示我回舱了。感谢你来看我，我们聊得很开心。你是第一个和我聊天的菲律宾人。不过很抱歉，再会！”

这次不经意的邂逅给林孙美玉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她在其回忆录中说：“正是这些话鼓励了我，让我在当教师的岁月里出色地工作。我把他的话珍藏于心。”

1955年10月6日晚，“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离开菲律宾前往香港。无论船经过夏威夷、横滨还是抵达马尼拉，大家都可以上岸游览，但只有钱学森一家始终待在船上，他们的行动必须审慎，稍有疏忽，就可能带来麻烦，甚至会酿成大祸。钱学森后来回忆说：“我是作为美国的犯人，被驱逐出境的，押送回国的。一路上我不能下船，因为一下船，美国政府对我的安全就不负责任了。这一段历史，我绝不会忘记。”

香港：“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讲中国话”

船离开菲律宾后，开始向香港进发。据同船人员王祖耆回忆：同船几名人员聚在一起商谈了几个事情。第一个事情是归国人员抵达香港时，要不要发表一个声明；第二个事情是“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抵达香港时，要不要接受香港媒体记者的采访；第三个问题是怎样保证钱先生的安全问题。钱学森参与并指导了整个讨论过程。最后决定，过港时可以向新闻界发表一个声明，会议责成许国志起草声明文本。关于第二个问题，决定不接受媒体记者的采访。第三个问题，责成王祖耆和另外一个同志抵达香港后陪同钱学森，并分别坐在钱学森一家左右。许国志首先执笔起草，先写下了题目：“我们控诉！”钱学森说：“不必用左拉的笔调，我们有我们自己表达的方式。”稿子很快写好，交给船上的事务长帮他们印刷。但事务长拖拖拉拉，不太愿意。钱学森说：“我们是旅客，船上的设备应为我们服务，我们一定要印。”在钱学森的带动下，船上全体中国乘客团结起来与船方交涉。美国船方迫于压力，同意大家的要求，为大家印制出了《向祖國致敬》的书面声明。

1955年10月8日清晨，船抵达九龙港湾后，由小船将他们安全送到尖沙咀警察码头。而“克利夫兰总统号”则驶抵九龙仓码头停泊。（关于这个问题，有人认为，是为了钱学森和这一批中国学者及留学生的安全，转移更多人的视线，故意在轮船停靠香港码头前先抛一次锚，让船上的中国人迅速转移。但笔者调查的事实是，当时香港在英国统治之下，英国驻美领事馆以大陆为共产党控制为由，拒绝给留学生办理过港签证。“总统轮船公司”有一项“集体行动”，只要同船去中国大陆的乘客超过十人，就可以在九龙附近改乘小船上岸）。尖沙咀码头戒备非常森严，布置了大量警力，就连附近的九龙公众码头也异常紧张。

钱学森一行40余人到达九龙车站，香港中国旅行社的代表已在那里等候他，就行李托运的事情进行了初步沟通。钱学森将400美元运费交给香港中国旅行社的黎君。随后和大家一起坐在火车站等候。记者们对归国人员进行了追问和采访，但几十名同船人员大多数保持沉默，拒答他们的提问。记者们搜索的首要对象就是钱学森。记者们用普通话询问，“请问哪一位是钱先生？”没有人回答。记者又用上海话和粤语各问一次，大家仍然毫无表情、摇头不语。最后记者再用普通话询问：“你们能说中国话吗？”大家仍然无动于衷。同船归国人员何国柱回忆说：“主要是担心钱先生的安全，万一有人认出他来就麻烦了。我们有二十来个人，估计他们不容易辨认出来。”

突然，有一位记者发现一个木凳上坐着一位中年绅士，旁边是太太，还有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他们从电讯中得知，钱学森是一家四口离美的，这就引起了记者的注意。于是记者一窝蜂地把他围住，发问的发问，拍照的拍照。但钱学森表现得很镇静，也没有不耐烦的感觉。据10月9日《大公报》载：“他穿着一套褐色的西装，戴黄色领带，脸上挂着微笑，显得十分谦和与庄重。他的太太穿着一身浅绿色的旗袍，上面绣有红、黄、绿三色相间的小花染的图案，精神很好。”香港《新生晚报》说：“钱学森好像显然成为39人的领袖，因为虽然其他人士对记者群不瞅不睬，但钱学森终于向记者打交道，答复记者群的问话。”

有一位记者问：“钱先生，是不是可以谈一谈美国政府要阻挠你回国的原因？”钱说：“这个你必须问美国政府才知道。”这位记者又问道：“那么，对于美国政府阻挠你回国这件事，你是怎么看的呢？”他缓慢而有力地回答说：“我认为他们没有理由。”接着有人问他在美国是否受到监视的问题。他说：“我从来不去关注这些事情，至于我是否受到监视，美国政府会清楚的。”另一个记者问：“我们想知道您在美国的行动是否受到限制？”他肯定地说：“是的，是受到限制的。”有人问：“为什么？”钱学森反问道：“为什么，这个你必须问美国政府才知道。”

有一个记者问：“你的朋友中，有没有和你的情形一样被美国政府扣留不放的？”钱学森说：“中国学生在美，是有谈话自由的，我不打算替他们讲话。”记者再问：“你打算回到北平做教授吗？”钱学森说：“我不愿意回答。”“为什么你到了现在才获得出境证呢？”“你问美国政府好了。”记者接着问：“这次回大陆，有什么感想？”钱学森回答说：“现在尚谈不到说‘感想的时候。”

又一个记者问：“钱先生的行李是否已经全部带回来了？”他说：“大部分吧！”这个记者马上问道：“钱先生说大部分的意思是不是还有一部分没有带回来？”钱学森点点头。那位记者急问：“那一小部分是什么东西？书籍？你的著作？或者是研究文件？”钱学森又点点头，接着说：“凡是不能在书店里买到的记载着文字的东西，他们（指美国政府）都不准带。”另一个记者马上说：“那么，你的笔记本子呢？”他说：“我已经说过，所有不是在书店中买得到的东西，他们都不准带走……”说到这里，有一个记者打断他的话说：“钱先生的意思是说，你的关于原子科学方面的研究心得也没有带走？”钱学森笑了，说：“我想，你在这一方面的情报是弄错了，我这个人与原子科学毫无关系。”这时候站在钱学森背后的一个记者搭话说：“钱先生是研究航空工程的，是吗？”钱说：“是的。”

有一个记者问：“关于钱先生的研究心得，如笔记、著作之类，我们想弄清楚，究竟是美国政府把它们没收、扣留还是代为保管？”钱学森回答说：“问题在于他们不让我带走，至于这算是没收、扣留还是保管，那随你高兴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在谈话的过程中，曾经有一个为外国通讯社工作的黑头发黄皮肤的记者用英语向钱学森发问。钱学森笑着说：“我认为我对着中国人，应该说中国话。”记者说：“我只会说英语和广东话。”钱学森说：“我认为普通话是我国通行的最普遍的语言，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学会讲普通话。”于是所有的记者都笑了。

在记者的盘问中，王祖耆将《向祖国致敬》交给了一位自称是《大公报》的记者。次日香港《大公报》全文刊登了他们的声明。

钱学森等一行在九龙火车站等候了两个多小时，中午时分，他们搭乘11时25分的火车赴穗。下午一时许，钱学森等一行归国人员到达了罗湖桥火车站，然后在英国警察的监视下通过了罗湖桥。

新中国的接应行动：高层关注，集体协作

从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我政府得知美国已经取消禁止钱离美的命令后，陈叔通于9月7日给钱学森发了一份电报，电文如下：

钱学森博士鉴。六月十五日函悉。美方在日內瓦通知我方已取消禁你离美的命令。你可随时回国。望电告行期。如有阻难，亦望电告。回电请发北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9月21日，为了确保行程中的安全，外交部以钱均甫的名义给归途中的钱学森发了一份电报，并通过香港海岸电台呼叫克利夫兰船长转钱学森。电文如下：

知你回国，甚慰。望小心保重，沿途勿登岸。政府将派人在边境车站接你。

均甫。

9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新华社联合给新华社香港分社发了一份加急秘密电报，要求派记者陪钱学森入境。

为了做好钱学森赴香港的安全问题。国务院领导在指示外交部的同时，还指示外贸部做好协助工作。1955年9月20日，外贸部办公厅机要处收到总理办公室转来的密件，要求外贸部协助钱学森回国。当时任外贸部办公厅副主任的崔哲将这份密件递交给李强副部长（叶季壮部长不在北京）手中时，“钱学森”这三个字引起李强的重视。他马上指示崔哲，抓紧时间以密电形式将信息告知华润公司负责人。华润公司是中共在抗战时期在香港建立的地下交通站。外贸部在接到中央通知后电告华润公司：“指定可靠同志，会同蔡福就、方远谋接送钱学森等人，经费由张平拨付。”

华润公司收到外贸部急电后，按照指示意见，指派专人同港中旅的蔡福就和方远谋取得联系。当时港中旅员工成分复杂，既有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也有国民党的干部，同时还有一些旧帮会分子掺杂其中，更加适合出面同港英当局交涉沟通。华润公司则配合港中旅出人出力出钱。

华润公司利用在香港的船运业，以及与港英海关、移民部门的关系，与港中旅一起设法在钱学森一行乘坐的邮轮靠岸前，派出人员登船同钱学森取得联系。这样一是可以在钱学森一行登岸前就能让他们感受到来自祖国同胞们的欢迎和问候，钱学森就是在港中旅人员陪同下先从大邮轮换乘到华润公司事先准备好的小游艇上，然后抵达香港码头。公司总经理张平还要求华润公司提前几天为钱学森订好10月8日从九龙到深圳的火车票。

为了做好钱学森回国的接待工作，9月27日，国务院给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和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各发了一份加急电报，要求协助做好迎接钱学森回国工作。

按照中央领导安排，具体迎接钱学森回国的工作由中国科学院负责。9月20日，国务院副总理陈毅指示中国科学院派代表去深圳迎接钱学森并安全护送到北京。秦力生找到借调到中国科学院办公厅的朱兆祥。朱兆祥接受任务后，很快就去拜访了中科院副院长吴有训和物理研究所所长钱三强。吴有训和钱三强谈了钱学森归来后如何发挥特长和成立力学研究所的事。朱兆祥还造访了赵忠尧和郑哲敏。赵忠尧回国前是加州理工学院教授，与钱学森熟知。郑哲敏则是钱学森在美国培养的博士生。朱兆祥就是从他们那里了解了钱学森的一些情况。

9月22日，吴有训和陶孟和联名代表科学院给钱学森写了一封欢迎信，交给朱兆祥。不几天，朱兆祥踏上了南下迎接钱学森的列车。他首先到达上海，特地拜望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钱均夫给了朱兆祥一张钱学森夫妇及其子女永刚、永真的合影，以便在口岸迎接时辨认。

从深圳到北京：“我终于回来了”

10月8日上午，朱兆祥等早早地就在桥头等候。中午时分，激动的时刻来临了。据朱兆祥讲：“铁门打开了，一行人陆续上了桥，当我正在逐个辨认之时，走到前面的人已经走到我跟前。我猛一转首，看到一张张噙着眼泪的笑脸迎向我，他们看到我这个第一个祖国亲人，也不问究竟，就使劲地握着我的手。我惶惑地不知怎样来表达我的感情，因为此时我正集中注意力搜索我的目标，对这没有料到的热情场面事先没有思想准备。在我旁边的邵副处长发现了目标，我顺着他的手指望过去，钱先生一家徐徐走过来了，他的神情很庄重，带着忧郁过后的开朗。他的夫人蒋英走在他前面，手上提了一把吉他。两个孩子和他们携手并行。我抢前一步过去向他们介绍自己，永刚和永真两个天真的孩子拉着我的手，不停地喊着：‘Uncle Zhu，Uncle Zhu，他们也和父母一样沉浸在回到祖国的幸福之中。”

第二天，广东省人民委员会书记陶铸会见了钱学森，并安排钱学森以及李整武两家游览广州名胜古迹越秀山、黄花岗等，还参观了毛泽东主持过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以及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钱学森还在广州书店购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9日晚，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广州分会设宴为钱学森、李整武两家洗尘。

10月10日上午8时45分，钱学森一家在朱兆祥的陪同下乘火车离开广州赶赴上海。次日上午10时13分，钱学森在朱兆祥的陪同下抵达上海火车站，74岁的老父亲亲自到车站迎接。回到家后，父亲特将已准备好的复制的中国古代名画送给他。晚上，中国科学院上海办事处为钱学森举办了欢迎晚宴。13日，钱学森前往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参观，并拜会加州理工学院校友殷宏章，在所长罗宗洛的陪同下参观实验室。10月15日，朱兆祥陪同钱学森一家前往杭州祭祖，还到浙江大学考察。16日，朱兆祥给中国科学院、外交部電报，并抄送总理办公室，汇报迎接钱学森一家回国的情况时谈道：“……经历了五年的软禁和特务跟踪的不自由生活，到达深圳后他们互道恭喜，如获新生。沿途我为他们介绍国内建设和科学事业发展情况，他们说：‘比他们所想象为最好的还要好，在国外消息隔膜，只能凭《人民画报》知道一些。国内公共场所的整洁和招待人员的效率都使他们惊异，感到祖国进步的神速。”

10月22日，钱学森到母校交通大学访问。在25日与系主任、研究室主任等人座谈时，钱学森以他在美国经历的具体事实以及回到祖国后的所见所闻，深刻说明了美国科学研究受社会制度的制约，不能充分发展的情况；而我国的科学研究具有广阔的发展前途。他还就近期所从事的研究工作与该校老师进行了交流。

10月26日，钱学森一家在朱兆祥的陪同下乘火车启程离沪赴京。

钱学森一家回到北京后，被临时安排入住北京饭店的256、257房间。在他到北京的第二天清早，他就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去天安门广场。面对飘扬的五星红旗，钱学森感慨道：“我相信我一定能回到祖国，现在，我终于回来了！”11月1日，郭沫若代表中国科学院在北京饭店七楼为钱学森举行欢迎晚宴。郭沫若致欢迎词，钱学森致答谢词，蒋英为大家演唱了一首德国歌曲。11月4日，陈毅副总理代表国务院接见了钱学森。接见时，钱学森谈了我国留美学生的情况，特别是我国留美学生渴望回归祖国的愿望。自此，钱学森正式投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怀抱，他的人生也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编辑 杨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