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实

在抗战腥风血雨的岁月里，多少将士共赴国难驰骋疆场浴血奋战；在文化战线上，同样是殊死的较量，众多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自觉凝聚在统一战线旗帜下出生入死维护国家文化遗产，郑振铎、赵朴初先生就是这样“如在战场上作战只有向前，决不逃避”的勇士。

狂轰滥炸与掠夺

1937年8月13日，日寇的铁蹄直逼上海，连日的炮火和飞机的轮番轰炸，使上海北火车站陷入一片火海。宝山、吴淞、浦东、闸北到处都是逃难的人群。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郑振铎在《烧书记》中抱恨记下这令人心碎的日子：“我寄藏于虹口开明书店里的一百多箱古书，就在8月14日那一天被烧，烧得片纸不存。”

狂轰滥炸使许多著名的藏书楼在战火中被毁，即便是侥幸留存下来的文献，在这兵荒马乱之时也朝不保夕，无力世守的藏书家只好纷纷变卖古籍以维持生计，许多稀若星凤、难得一见的珍籍秘典频频现身街市，在上海汉口路、四马路一带的书肆，打包待运的图籍，堆得像座小山。

是什么人这样伺机抢购、掠夺呢？书肆的朋友告诉郑教授，是敌伪的“华北交通公司”，“华北交通公司”大量搜寻各地的府志、县志及相关史料，显然是为日军刺探情报。紧步其后尘的是“哈佛燕京学社”及英、德等外国人。

报上不时传出西方列强抢购秘籍的消息：“中国珍贵图书，现正源源流入美国，举凡稀世孤本，珍藏秘稿，文史遗著，品类毕备，国会图书馆暨全国各大学图书馆中，均有发现。凡此善本，输入美国者，月以千计，大都索价不昂——即以国会图书馆而论，所藏中国图书，已有20万册。为数且与日俱增。” “美国哈佛曾以美金六万金，嘱托燕京代购古书，此亦一劲敌也。”

拯 救 典 籍

嗜书如命、数十年“淘书”不辍的郑振铎教授岂能忍见国宝如此大量流失？他在给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主任蒋复璁的信中说：“为子孙百世留些读书余地，乃我辈之素志。诚不愿将来研究国故朝章者，非赴国外留学不可。”他认为“史在他邦，文归海外”是“奇耻大辱，百世莫涤”。他竭尽全力搜救这些古籍，把能够卖掉的东西全都变卖了，还四处借钱收购典籍，“得之，往往大喜数日，如大将之克名城。失之，则每形之梦寐，耿耿不忘”。到了1939年，市面上散佚流出的宋元旧椠、珍本名抄越来越多，郑振铎终究财力不济，力不从心的他在《劫中得书记》中感叹：“精卫填海，中夜彷徨，每不知涕之何从！”他连做梦都在想着怎样拯救这一大批珍籍。

郑振铎找到了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光华大学校长张咏霓、暨南大学校长何柏丞和中法大學教授张凤举商议此事。

1939年底，由郑振铎起草，五人联名致函国民政府，1940年1月5日又拍了一个电报到重庆，痛陈江南文献遭劫的危急状态及严重后果，强烈要求当局拨款予以抢救。“要以政府的力量来阻止这个趋势，要以国家的力量来‘抢救民族的文献。”

1940年1月10日，暨南大学校长何柏丞收到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兼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朱家骅和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来自重庆的复电：“歌（即5日）电敬悉。关心文献，无任钦佩，现正遵嘱筹商进行。谨此奉复。”并且密令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立即启程到上海和郑振铎具体商议。

蒋复璁在《珍帚斋文集》中记载此事：“沪上有识之士乃联名函电陪都教育部及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请迅予设法抢购。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朱家骅先生以机不可失，力主收购，并主张动用该会补助国立中央图书馆南京建馆经费而尚留存之法币壹百数十万元，以充购书经费。教育部代理部务之顾毓琇次长亦极赞成，陈立夫部长欣然同意，且表示在经费方面，愿全力支持。以避敌伪耳目。”

l月13日，蒋复骢化装成商人秘密抵沪，来到暨南大学，找到何柏丞。1月19日，在张元济家，秘密成立地下组织“文献保存同志会”，刻不容缓地进行抢救。

卓有成效的工作使中国珍本古籍外流的严重局面迅速得以扭转，从郑振铎的《求书日录》中，我们可以看到：“以我的力量和热忱吸引住南北的书贾们，救全了北自山西、平津，南至广东，西至汉口的许多古书与文献。没有一部重要的东西会逃过我的注意。我所必须求得的，我都能得到。那时，伪满的人在购书，敌人在购书，陈群、梁鸿志在购书，但我所要的东西决不会跑到他们那里去。我所拣剩下来的，他们才可以有机会拣选。”

郑振铎等不仅跑遍上海的书肆，还马不停蹄地跑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江宁邓氏“群碧楼”、嘉兴沈氏“海日楼”、庐江刘氏“远碧楼”、顺德李氏“泰华楼”和邓氏“风雨楼”、吴兴刘氏“嘉业堂”和张氏“适园”等著名私家藏书楼，这些典籍中，仅“善本”就达4000余种，是当时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入藏善本数十年的总和；今天台湾“中央图书馆”所藏善本，几乎都是“文献保存同志会”那时收购的。

像郑振铎这样的文化人，当年留在上海是极其危险的。随时都有可能被劫持、被暗杀，“时时刻刻都有危险，时时刻刻都在恐怖中，时时刻刻都在敌人的魔手的巨影里生活着”，郑说：“我不能走。许多朋友们都走了，许多人都劝我走，我心里也想走，而想走不止一次，然而我不能走。我不能逃避我的责任。”在1940年1月5日的日记中，郑振铎记下了他同暨南大学史地系主任周予同说的话：“我辈书生，手无缚鸡之力，但却有一团浩然之气在。一旦横逆临头，当知如何自处！”

郑振铎改名陈世训、化名“犀”，以文具店店员的身份作掩护从事秘密活动，“我竭力地在做这件事，几乎把别的什么全都放下了”。他说：“为国家保存文化，如在战场上作战只有向前，决不逃避。”

潜赴上海协助此事的徐森玉在给重庆当局的信中极高地评价了郑振铎：“心专志一，手足胼胝，日无暇晷，确为人所不能，且操守坚正，一丝不苟，凡车船及联络等费，从未动用公款一钱。”他建议重庆方面给一点车马费。郑振铎知道后，马上严词谢绝，在致蒋复璁的函中，他写道：“弟之所以号呼，废寝忘餐以从事于抢救文物者，纯是一番为国效劳之心。若一谈及报酬，则前功尽弃，大类居功邀赏矣……书生报国，仅能收拾残余，已有惭于前后方人士之喋血杀敌者矣。若竟复以此自诩，而贸然居功取酬，尚能自称为‘人乎？望吾公以‘人视我，不提报酬之事，实为私幸！”

这么多的文献古籍，藏在何处，才能保其安全？“此间环境日非，无人能担保安全。”一旦被日寇查出，将前功尽弃。郑振铎在给张咏霓的信中多次提到觉园：“‘法宝处房间最好能商借二间，一作临时书库，一作办公室，似比较可以谨慎些。”时风日紧，“现最急者为办事处，以许多书须送去堆藏或装箱也。”信中的“法宝处”指的就是上海觉园的“法宝馆”，出于安全，故意隐秘称之。

“鬼子兵绝不敢乱闯佛门圣地。不妨尽快把文献古籍转移到我们觉园佛教净业社的‘法宝馆来。”正当郑振铎焦炙至极，“星二聚餐会”“常邀君家”的老友、佛教界著名人士，时任“佛教净业教养院”副院长兼总干事的赵朴初在关键时刻当机立断。

“星二聚餐会”是一个有上海各界进步人士参加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每星期二晚上聚餐，聚会地点不固定，有时在八仙桥青年会，有时在新新公司萧先生家，有时就在高邮路5弄25号郑振铎家。他们积极宣传抗日主张，开展秘密斗争。

赵朴初此时将“文献保存同志会”秘密转移到“觉园”，正是敌伪势力横行且无孔不入之际，这无异于引火烧身。为安全计，“‘法宝馆的三层楼房，既作为‘文献保存同志会的办公地点，又作为存放与藏匿古籍的秘密书库。”赵朴初还安排了一个叫李云章的小青年，帮助搬书，李是在佛教净业社长大的孤儿，为人可靠。

用“巨款三百二十万”劫中救书，这是抗战史上的壮举！是“一场文化战线上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战役”，这个战役拯救出来的大量文献，就密藏在佛门圣地——“觉园”。

庋藏图书秘密转移

1940年12月17日，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徐森玉受朱家骅的指派秘密从渝潜沪，协助上海进行古籍搜救。

徐森玉是著名的版本学家，比郑振铎大18岁，他们一起去“嘉业堂”拣选，从刘氏庞大的藏书中挑选出1200多部明刊本，以25万元巨款收购下来；南浔“适园”的藏书1000余部，精品极多，仅黄荛圃校跋过的书就不下100种；还有刘氏“回海堂”、陶氏“涉园”、邓氏“凤西楼”等所藏珍贵版本，也都竭尽全力抢救。阅历丰富的徐森玉在抢救古籍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郑振铎和年已六旬的徐森玉辗转于各大藏书楼之间，“几于无日不聚”， “每事请益”，“奇书共赏，疑难共析”。收购到的图书装箱后，均由二人共同签字、贴封，连续七个月，辛苦、劳累自不在话下，而令他们最为揪心的是“法宝馆”庋藏的秘密和安全，最为理想的措施就是将这些古籍运至大后方重庆，可鉴于险恶的时局和当时的交通条件，这并不容易办到。切实可行的办法就是将书先运到香港，再经由缅甸仰光转道滇缅公路运至重庆。至6月，一部分珍本已分批邮寄到香港，其中最精要的82部宋元善本两大箱502册邮寄还是不放心，决定由徐森玉亲自携带随行，此举虽说是风险极大，毕竟是人在书在，他于7月24日乘船离沪赴港。

郑振铎在《求书日录》中记载：“国际形势，一天天的紧张起来。上海的局面更一天天的变坏下去。我们实在不敢担保我们所收得的图书能够安全的庋藏。不能不作迁地为良之计。首先把可列入‘国宝之林的最珍贵古书八十多种，托徐森玉先生带到香港，再由香港用飞机运载到重庆去。这事，费尽了森玉先生的心与力，好容易才能安全地到了目的地。”

国立中央图书馆接到这批书后，隆重地开了一次展览会，“颇为耸动一时”，轰动了整个山城。

懊恼中的庆幸

从上海“觉园”陆续寄抵香港大学图书馆的线装书已积存了3200多部，三万余册，负责接收的就是郑振铎的老熟人许地山，此时他是香港大学的中文系主任，而许地山的亲密同事陈君葆是港大冯平山图书馆馆长兼中文系讲师，他们还请了叶恭绰、徐信符、冼玉清等十多位文化精英负责整理，这些书都是用金钱难以衡量的民族文化的瑰宝，十分珍贵。

正当预定的运送计划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不幸的事却接二连三地发生了：负责接收和整理这批古籍的重要人物许地山先生突于1941年8月4日心脏病复发，英年早逝。重任自然就落在陈君葆的身上。此时，经香港运往仰光的水路已被日本鬼子截断，经云南到重庆的运书计划已成泡影，只得改变计划，将这批书先行运往美国暂时寄存似比较稳妥。

陈君葆着手将书籍运往美国，他在111箱的箱面上写着：“邮 华盛顿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博士，中英文化协会香港分会秘书陈君葆 寄”这样的英文字样，急切的等待着美国邮轮的到来。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1941年12月6日，美国“格兰总统号”邮轮到港，可是由于战事吃紧，该轮在香港停靠码头的时间非常急促，只有两三个小时，甚至来不及装载货物就起锚远去，错过了这样一次大好的运书机会，实在令人扼腕叹息，这111箱书就这样搁置下来。

两天以后，1941年12月8日，日寇偷襲珍珠港，对美不宣而战，接着传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美国“格兰总统号”在马尼拉港外被日机炸沉。这多少使梦牵魂怀，系念不已、“最为疚心”、“最为抱憾、不安”的郑振铎有点安慰，这些古籍避过了战火的焚烧和海水淹没的厄运。真乃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不幸中的万幸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没有几天，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就被日军封闭。

1942年1月底，陈君葆眼睁睁地看着这111箱三万册善本古籍被日军搬离香港大学。他心急如焚却束手无策。这以后，陈君葆到处追寻这批书的下落，香港各个可能藏书的地方他都跑遍了，仍未发现这批书的下落，他确信这批古籍是被日本鬼子劫往日本了，留给他的只能是望洋兴叹。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终于赢来了胜利。陈君葆想着的，是如何追回这批书。1946年1月，陈君葆得知外国友人博萨尔将随远东委员会到日本审查日本战争罪行，于是请他留意那111箱书的下落。终于传来了好消息，在博萨尔1946年6月16日给太太马提的信中，明确说到这111箱古籍：“我又在上野公园的帝国图书馆发现自香港移来的中国政府的书籍。我立报告东京的中国大使馆，把陈君葆信内对这事的纪〔记〕述告诉了他们，因此我希望中国政府不久将会得回那整部图书。但最好陈君葆也写信到东京的英国或中国大使馆交涉取回，把详细内容举出，说明什么书曾从港大搬出，则当然能全部取回无疑。”

陈君葆立即将这好消息写信给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并同时写信告知郑振铎。

1946年4月1日，中国驻日代表团初达东京，精通日、英语的“文献保存同志会”的成员张凤举此时成为驻日代表，他很快取得驻日美军总部的支持，4月8日，在东京文部省上野帝国图书馆地下室，张凤举目睹了这批善本古籍，10日左右，美军下令日方，将这批古籍归还中国代表团。

这批古籍戏剧性地绕了个大圈子、终于在六年后又回归到上海，“保存在上海爱文义路觉园的法宝馆。”

“国民党败退台湾时，这批书中的精品又被国民党当局运往台湾。后来，胡适在台湾参观了那些书后，写了一封信给在美国的杨联升教授，激动地说，中央图书馆在抗战时期所买之书，都是宝贝。现在，台湾‘国家图书馆（李登辉当政时蓄意将中央图书馆改名“国家图书馆”）里的善本书库，最重要的就是郑振铎他们买下来的。”

回 归 人 民

1948年，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打响，郑振铎指示“法宝馆”放慢整理古籍的速度，“南京的图书馆几次来电催促，郑振铎先是故意让助手们放慢整理的进度，后来对南京的催促，郑先生都淡淡地跟助手说：‘不睬他就是了。后来他们就是整理好了，郑振铎也不叫运了。”

赵朴初建议：干脆停止整理工作，把铁门锁掉。郑振铎随即将铁门锁上，还贴上了自己亲笔写的封条。

“这剩余的几百种则始终集中保存在上海爱文义路觉园的‘法宝馆，由西谛先生委托孙家晋同志等负责保管，迟迟未向南京移交，一直拖延到上海解放。”直到1949年12月12日，董必武率接收工作委员会华东工作团到上海，秘密收藏的近百箱古籍才最终交给了人民政府。

郑振铎、赵朴初做了一件永垂史册的大事，这堪称“绝世国宝”的文献“不下于敦煌千佛洞钞本”。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从未居功自炫，位居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佛教协会会长的赵朴初也只是轻描淡写：“觉园佛教净业社在历史上对佛教、对国家均曾有贡献。”若不是数十年后陈福康教授在北京图书馆特藏部钻研题为《木音》的五大册信札且公诸世人，恐怕没有多少人知晓“文献保存同志会”和觉园“法寶馆”的“秘密”。

接踵而至的诸多学者的研究也印证了陈福康教授的观点：“这实在可说是文化方面的一条爱国统一战线，而其中坚，无疑是郑振铎先生。这是民国史上最大的一次购书行为，有关资料表明，不仅教育部、庚款会、中央图书馆等单位参与其事，而且还涉及财政部、国防部和行政院。在短短两年不到的时间内，共拨巨款300多万，抢救收购了大量价值连城的珍本、孤本、善本，而且有许多是完整的、承传有序的专藏。”

这是一桩惠及子孙万代的千秋伟业，是每个中华儿女不容磨灭的记忆，这场硬仗、恶战的主将就是郑振铎，而被袁鹰和夏衍称为“红色和尚”的赵朴初在决战时刻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编辑 叶 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