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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中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2017-03-02叶介甫

领导之友·综合版 2016年10期
关键词:军委红四方面军中央红军

叶介甫

长征,是一次远离根据地的战略大转移。一年间,红军转战10余省,跨越万水千山,突破数十万国民党重兵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权,这其中也得益于红军队伍中的“千里眼”和“顺风耳”所发挥的神奇作用。这些“千里眼”和“顺风耳”,就是红军队伍中的无线电技术侦察力量。长征途中,他们不间断地侦听与破译国民党军队行动的密码,为中共中央正确决策提供辅助,有了他们的情报,才有了毛泽东“用兵真如神”的奇迹。

“指挥部里的‘活菩萨”——蔡威

在红四方面军指挥部里,有一位被方面军首长称为“指挥部里的‘活菩萨”的人,也被后人誉为红四方面军的“红色电波之父”,他就是被徐向前元帅誉为“无名英雄”的中国工农红军总部二局局长蔡威烈士,牺牲时年仅29岁。蔡威,原鄂豫皖苏区和红四方面军无线电通信及专业技术工作的创建人之一、红四方面军电台二台台长、红四方面军总部和红军总部二局局长。蔡威一生把一颗赤诚的心无私地献给了人民,献给了党,他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以神奇和绝妙的手段,用电波配合我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1934年11月上旬,红四方面军总部在巴中清江渡召开全军团以上军政干部会议,确定了“部队通过一段休整后即集中主力向嘉陵江以西和甘南发展,主要打击胡宗南部,使川陕革命根据地扩大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会议着重指出,中央红军的大举西进,我们应积极配合其行动,明确地表明了对转战中的中央红军的关注与战略策应。

蔡威领导的红四方面军电台跟踪侦听中央红军周围的敌军电台联络,破译后经红四方面军首长确认再发给中央红军,在军事情报上对中央红军予以援助。中央红军退到贵州境内,中央从红四方面军那里获取的重要情报表明,在去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师的途中,蒋介石已经埋伏了重兵。党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放弃北进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作出了改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的重大军事决定。

1935年1月4日,蔡威领导的二台破译了敌人在中央红军周围部署的情报,迅速向中央发报。这份电报将当时中央红军周围的敌军分布情况较为详细地报告了中央,此时正值中央红军处在敌人围追堵截最困难的时候,应该说,这个电报对于正在艰苦转战中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来说,太有价值了。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2月28日,中央向红四方面军及二、六军团通报了遵义会议决议。红四方面军为迎接中央红军连续作战,并取得了重大胜利,為中央红军进军川西北打开了通道。1935年5月3日至9日,中央红军强渡金沙江,一、四方面军主力终于会师。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3万多人仍处在敌军150个团30多万人的围追堵截之中。从1935年1月19日至5月9日,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从四渡赤水每个重要转折点来分析,其背后都有准确的情报支撑,从而成就了这一世界经典战役。《红四方面军长征纪实》一书中提到:“当时红四方面军总部有一位电讯专家叫蔡威,居然破译了川军和国民党中央军的电报密码。”这些史实都充分印证了蔡威所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二台,在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时所作的重大贡献。

1935年8月26日,中共中央和红军前敌指挥部率领的右路军,终于走出草地,到达班佑、巴西地区。此时,国民党中央军最精锐的第一军团胡宗南部发现红军已通过草地,马上派第四十九师进入包座进行拦截。红军下一步要进军甘南,必须消灭驻守在包座进行阻拦的敌人。

8月26日,蔡威领导的红四方面军技侦台侦悉:胡宗南发现红军北上,即令其第四十九师于8月27日由樟腊向包座急进,企图会同已经控制上、下包座地区的独立旅一个团在包座河一线堵截红军北上。上、下包座位于四川省松潘县的北部,地势险要。敌军在南北之大戒寺、求吉寺据险防守。为解除红军右路军的侧翼威胁,开辟前进道路,党中央决心发起包座战斗,并根据技侦情报作了精心谋划和周密部署。

包座战斗是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的第一个大胜仗,此仗胜利不仅使红军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得到了补充,而且粉碎了蒋介石、胡宗南妄图把红军困死在草地的图谋,扫除了进军甘南的障碍,为实现中央的北上战略方针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包座战斗,蔡威功不可没,让毛泽东再一次记住了蔡威这个名字。毛泽东曾亲切称王诤是我军通信工作的开山鼻祖

王诤,1909年5月16日生于江苏省武进县。曾任军委作战部副部长、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参四部部长等重要职务,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他是红军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创建者,是人民邮电、航天事业、广播事业、气象事业的奠基者,是总参通信兵和电子工业的开拓者和卓越领导人,是中共杰出的领导干部。

1934年8月,红军被迫准备进行战略转移。中央军委三局(无线电侦察局)在王诤局长、伍云甫政委主持下,随中央红军出发,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

由于离开了根据地,军委机关和各部队每天都处在流动之中,军委每天侦察通报敌情,指挥部队行军作战,同坚持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共中央分局联络,与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的战略协同,都只能依靠无线电通信这个唯一的手段来实施。

为了突破长征开始后的第一道封锁线,10月18日,上级下达了新田、固陂战役命令。王诤拟定了周密的通信保障计划,对红军10月21日突破第一道封锁线起到了重要保障作用。当时,指挥机关和各部队都处于急速行进状态,只有在行军大休息和宿营时才能架设天线开展工作,往往此台开机工作,彼台仍在行军途中,无法沟通联络,对保持不间断的无线电通信造成严重困难。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王诤冥思苦想,终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三局当即决定:随军委总部行动的一、六两个无线电分队,采用交替前进的办法,每天24小时内,两个分队中始终有一个分队处于工作状态,各军团电台不论何时呼叫,总部电台都可随时应答。以军委总部电台的相对稳定去适应各部队的极大流动,从而始终保持了中央军委对各部队的不间断无线电指挥。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指挥调动红军纵横驰骋于川、黔、滇边的狭小地域内,迂回穿插于敌人数十万重兵之间,巧妙地跳出敌人的合击圈,王诤及其领导下的军委三局发挥了重要作用。据不完全统计,1935年1月29日至3月21日,仅军委与各军团间的来往电报即达280余份。3月4日,根据军委首长指示,王诤亲率无线电二十九分队一部、电话队和通信连各一个排,到前敌司令部执行三渡赤水及以后的通信保障任务。3月6日,又加派1个无线电分队和电话队1个排。

除保证联络畅通外,王诤还利用红军作战间隙,同大家一起,进一步探讨对国民党军队无线电通信的侦破工作。他利用敌台报务员在通信中的交谈,或关于驻地、军情、生活等方面的通报,巧妙地获取重要情报,取得显著效果。

长征结束到达延安后,1936年12月13日,王诤报请中央军委批准,立即成立无线电十八分队,专门负责同西安秘密电台的联络,24小时守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我方先后在西安、兰州、太原建立红军办事处。王诤为各办事处调配了电台和技术人员,建立起同党中央的无线电通信。与此同时,军委三局还同南京国民党政府、广西李宗仁、山东韩复榘等的电台,建立了直接或间接的无线电联络,自此,为中共中央的统战工作做了有力的通信保障。

抗日戰争开始后,军委三局负责保障党、政、军各系统的通信联络任务。为了着力组织好无线电通信,王诤作出了建立以延安为中心的通信中心基地的重要决策。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留守兵团司令部、军委情报部、新华社等为中心,组成6个无线电网,即:1个新闻广播网,2个中共中央联络网,其中,1个联络地方中共党组织秘密电台和共产国际电台,3个军委联络网。

1940年1月,在王诤倡导下创办了通信刊物《通信战士》,并请毛泽东题写了刊词。王诤亲自写了发刊词,并给创刊号题了词:“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一点一滴的实际工作,争取革命的最后胜利!”《通信战士》创刊一周年的时候,王诤又请毛泽东题了词:“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毛泽东的题词,一直传诵至今,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通信战士。

1940年春,周恩来从苏联带回共产国际送给我国的一部广播机。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王诤和新华社社长向仲华等参加的广播委员会,负责领导、筹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广播电台由军委三局主管。王诤亲自带领有关人员勘察地形,选择台址。土建、安装完成后,遇到的最大难题是动力。王诤找有关人员研究,提出用木炭炉产生煤气作燃料,带动汽车引擎,作为发电机的动力。经过反复试验、改进,终获成功。

1940年7月,王诤带着自制收发报机,前往杨家岭向毛泽东、朱德汇报并演示。就在这一天,毛泽东、朱德挥笔为延安通信材料厂题了词。毛泽东的题词是:“发展创造力,任何困难可以克服,通讯材料的自制就是证明。”朱德的题词是:“努力进行交通战,建设自己的交通,破坏敌人的交通。”

1945年,王诤又开办对美国旧金山的英文广播工作。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播音,一直坚持到新中国成立。

(责编/傅建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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