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燕飞

摘    要： 中央红军在贵州期间由红军将士和当地群众创作的长征歌谣，以另一种形式对中央红军的行动进行了记录和叙述。这些歌谣在表达上具有民间性，在内容上存在变异性，值得深入分析研究。

关键词： 中央红军    长征歌谣    民间性    变异性

中央红军在贵州期间，创作了许多宣扬革命的诗歌、歌谣，当地群众也编唱了许多歌颂红军、思念红军的歌谣。这些作品或叙事、或抒情、或议论，以另一种形式对中央红军的行动进行了记录和叙述，反映了当时的斗争与生活，再现了那段可歌可泣的年代。它们富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是关于长征重要的研究内容和贵州人民宝贵的文化财富。

一、长征歌谣的民间性

长征期间，除了文艺宣传工作者之外，众多非专业人员也积极参与到文艺创作和文艺宣传活动中。他们常常在行军作战之余，几个人聚在一起共同编唱歌谣，并在军民中进行传播。这类作品多为山歌民谣、快板、顺口溜、打油诗等大众化形式，创作便捷，韵律简单，节奏明快，句式较为整齐，内容生动活泼、通俗易懂，富有宣传鼓动性，不论对方有无文化，水平高低，都能明白歌谣所宣讲的革命道理。

红军的文艺创作还受到当地风土人情、戏曲歌谣等的影响，采用“旧瓶装新酒”的方法，运用大家耳熟能详的戏曲、民歌等大众化形式，进行二度创作。如采用“贵州山歌调”“贵州薅秧歌”“苗族飞歌”等曲调编唱歌谣;用民间《十月怀胎调》填词创作《送郎当红军歌》，如《瓦解敌军歌》歌词描述敌军士兵的苦难生活，曲子采用的则是《孟姜女哭长城》。

红军在创作时充分挖掘和利用传统艺术，不断探索大众化的文艺手段，将长期流传于民间、类型多样的文化艺术形式作为宣传工具，有效地启发和感染了群众。而接受了红军文艺教育和影响的群众，又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生活体验和思想感情，传唱和编唱革命歌谣，也成为革命文化传播队伍中的一员。

在群众歌谣中，比较常见的是时序体民歌。将时间观念与叙事内容相结合，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在民间歌谣中的一种体现。时序体民歌主要有三种模式及多种变体：四季体、十二月体、五更体，它们以季节、月份、五更的顺序展开叙事，每段句式相同，形成了“定格联章”的结构。时序体民歌历史久远，数量众多，分布广泛，歌唱的内容也丰富多样。

“四季体”如流传于毕节、梨树坪一带的《四季盼红军》：

春季到来百花香，干人天天在巴望。望断云山不见影，红军大哥在何方？

夏季里来柳丝长，听说红军在打仗。早日打败日本鬼，万里河山放红光。

秋季里来月朗朗，红军前线打仗忙。打得鬼子哇哇叫，平型关前惩恶狼。

冬季到来雪茫茫，干人夜夜望北方。遥祝红军大发展，打败日蒋两条狼[1]。

“五更体”如流传于毕节大方的《五更念红军》、流传于遵义县的《五更调》，流传于剑河、台江的《苗家想五更》;“十二月体”如遵义蔡恒昌编唱的《十二月唱红军》，流传在枫香平家寨地区，仡佬族群众编唱的民歌《十二月唱红军》。

此外，如《三杯美酒敬红军》：“一杯美酒敬红军，红军吃了有精神……二杯美酒敬红军，红军吃了往前行……三杯美酒敬红军，红军百姓心连心……”《十送红军》：“一送红军出大门，全村老少泪盈盈，粗茶淡饭未曾尝，为着穷人赶路程……十送红军千里远，路途茫茫太阳偏，朝行夜宿多保重，杀尽土豪早日还。”《新数九歌》：“一九、一九！红军来喽……二九、二九！遵义街头……”等歌谣，都是这三种时序体民歌的变体。

有的虽然标题没有体现出来，但也采用了时序体民歌的形式。如流传于仁怀的《红军灯》用的是“五更体”;流传于安顺的《唱红军》、流传于黎平的《贵生当兵》，还有遵义南白镇一位黄姓农民编唱的山歌《双手拉住我的手》，采用的都是“十二月体”。

以“时令”为顺序，按时间的推进和季节的变化来展开内容，可以让歌谣的容量更大，叙事更有条理，节奏更有规律，情感的抒发更浓烈。但有时也会显得模式化、简单化。

长征歌谣的民间性还体现在语言上。无论是民谣山歌、顺口溜、快板，还是曲艺作品，多以群众口语为基础，融入当地方言，通俗明快，生动鲜活，朗朗上口，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如歌谣《拣相因》：

碰到贵州兵，拣得烟枪几千根;碰到云南兵，拣得龙洋几十斤;

碰到四川兵，拣得铜板几百担;碰到中央军，专门“拣相因”[2]。

歌谣中的“拣相因”是川黔一带的方言，意为拣便宜。“龙洋”指的云南军阀自铸的银元，“铜板”指的是四川军阀铸造的铜元。这首歌谣将几支军队的不同特点表现出来：贵州兵喜欢抽大烟，云南兵、四川兵用的都是两省军阀自铸的货币。中央军则装备精良，红军与中央军打仗，缴获的新式枪炮多，比和川、滇，黔三家军阀兵打仗要划算，故称“拣相因”。

“家里干得不得了，一世讨不到老婆”（《当白军的坏处》）中的“干”是“贫困”的意思，“红军到，干人笑”（《红军到，干人笑》）中的“干人”指的是“穷人”。“红军邀我打老庚，我杀雄鸡来作证”（《生死都是一家人》）中的“打老庚”是结拜弟兄之意。“老二来了，个个逃跑”（《红军到时腊梅开》）中的“老二”指的是土匪。

群众歌谣表现了质朴直接的民间情绪，老百姓为了更好地表达爱憎，往往会对歌谣中的情节、人物、事件进行一定程度的渲染、夸张和对比，有时甚至赋予红军将士和红军事迹一些神话、传奇色彩。比如“红军有如天兵将，腾云驾雾山中跑”（《他会对着红军笑》），“天上星星有多少，过路红军有多少”（《过路红军有多少》），“红军送我一把壶，装进凉水当吃肉，穷人吃了壶中水，千年穷根要拔除”（《红军送我一把壶》）。这种表达方式使歌谣中红军的形象更加高大鲜明，英勇杀敌、救济百姓的情节更加神奇动人。

传统民歌中经常使用的夸张、对偶、反复、比兴、排比、拟人、顶真、衬托、谐音等手法，在长征歌谣的创作中也随处可见。这些表现手法的使用，使长征歌谣显得生动活泼，主题鲜明，人们乐于接受和传唱，达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二、长征歌谣的变异性

由于地处经济文化落后的偏僻山区，贵州广大群众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很多甚至目不识丁。但是，他们却用自己的口头语言，创作出了大量的歌谣，表达了拥戴红军、支持革命的朴素心声，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共鸣，广泛传唱。

在长期的口头流传中，长征歌谣的结构、形式、主题等要素是相对稳定的。但是，长征歌谣作为一种活的语言艺术，其集体的、口头的创作与传播方式，使之始终处于变化发展之中。在内容和形式方面，它既有传承性又有变异性。“它保存在人们的记忆里，流传在人们的口耳间，永远没有定稿。纵然有时被整理成文、出版、发表，也非最终定稿，不过处于暂时的稳定状态，一旦回到民间，又继续处于不断变化状态”[3]。这些歌谣在流传过程和具体唱述中，有时会因时间、地域、民族的不同，以及传唱者表达的重点和内容的取舍等，而产生词语的变异、人物的变异及情节的变异。

如《工农政权搞起来》这首歌谣，在贵州几乎每个地区都有，内容相同，只不过在流传过程中有些变异，词语有些不同。还有的歌谣，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版本。如《红军要入川》，在习水传唱的内容是：

民国二十三，红军来吼滩，先打赵善尧，后打赵泽三。

民国二十三，红军要入川，打倒王家烈，吓死侯之担。

民国二十三，红军要入川，拖死中央军，累死贵州兵[4]。

歌谣中的“吼滩”是习水地名，赵警尧、赵泽三则是当地反动势力。

在赤水，这首民谣被改为：

民国二十三，红军要入川，打死黄平正、气死黄厚安。

民国二十三，红军要入川，打齐黄陂洞、退齐碓窝滩。

民国二十三，红军要入川，累死四川军，气死贵州兵[5]。

人物改成了“黄平正、黄厚安”，地点改为了“黄陂洞、碓窝滩”，“齐”是方言，即“到”之意，“打齐”“退齐”即“打到”“退到”。两首歌谣大同小异，只是两地群众根据本县情况而采用了不同的表述。

红军歌谣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变异。长征时期，从事文艺创作和宣传活动的人员具有群体化和多元化的特点，他们有着不同的文化层次、战斗经历和生活感受，有的在创作时相对比较随意，属于“急就章”式的作品，随后又会对这些作品进行不断的修改、补充和拓展，使其更加完善。

红军歌谣在传播时采用得最普遍的方式是口头说唱，如说唱、对唱、歌唱、朗诵等。这种口传方式使得歌谣的内容往往随着创作背景的变化而变化。如下面这两首行军鼓动词，前一首是设在仁怀两路口的红军宣传队鼓动站为了鼓动由坛厂奔赴仁怀县城中枢镇的红军部队而即兴创作的，后一首内容大致相同，只是由于行军目的地不同，出现了地点的变化：

同志们，快加油，不怕脚痛汗水流。

飞到仁怀打白狗，胜利捏在手里头[6]。

同志们，快加油，不怕脚痛汗水流。

飞到土城打白鬼，胜利捏在手里头[7]。

长征歌谣的变异性蕴涵着历史背景、社会生活和传播方式、接受群体等因素，值得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贵州省文化厅史志办.红军及其游击队在贵州的革命文化史料汇集，1993，206.

[2][4]董有刚.川滇黔边红色武装文化史料选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123，190.

[3]刘守华，陈建宪.民间文学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34.

[5]李安葆.长征诗歌选.北京出版社，1982，62.

[6]穆升凡.红色仁怀.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56-57.

[7]中共贵州省遵义地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红军在黔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190.

基金项目：贵州省教育厅人文社科基地项目“红军长征在贵州的民间叙事研究”，项目编号2015JD107;遵义师范学院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项目“红军长征在贵州期间故事传说及文艺创作整理研究”，项目编号15KRIZY09;遵义师范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科研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RW201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