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润良

迄今为止，70后作家在中短篇小说创作方面越来越显示出比较强势的劲头，但在长篇小说创作方面，与前代作家相比，相对比较薄弱。巴尔扎克的名言“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主要是指长篇小说。长篇小说创作要求作家必须对比较长时段的历史有较为深入和总体性的把握。50后、60后作家由于其人生的重要阶段刚好与20世纪中国的一些特殊的、重要的历史阶段相遇，加之长期的创作经验积累，使得他们在长篇小说创作方面有其独特优势。对于70后作家而言，20世纪的中国历史尤其是新时期之前的历史更多只能通过阅读、想象等间接经验获得，因此难度较大。当然，70后作家也在努力突破这一困局。相当一部分70后作家的成长都经历了从乡村或小城镇向城市转移的过程，对于他们而言，乡土在他们成长的关键阶段留下了深刻记忆，成为他们物质与精神上的双重故乡。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也是中国乡村在城市化进程面前不断退守的三十年。70后作家对此感同身受，他们的思考原点往往自觉地回到乡村，思考在这样一个大变迁的时代，乡土伦理面临着什么样的时代境遇与变化的可能。因此，以叶炜、周瑄璞、李新勇、李洁冰等为代表的70后作家在长篇小说创作时不约而同地选择以乡土及其伦理变迁为他们的书写焦点。在都市写作成为一种时尚的时候，叶炜仍然坚持呼吁“新乡土写作”，并在《雨花·中国作家研究》杂志开设“新乡土写作”长篇小说大展。这一举措对于新乡土小说的发展无疑有着有力的推动作用。

一

“乡土中国三部曲”是70后小说家叶炜潜心多年创作完成的三部以他熟悉的苏北鲁南为地域文化背景的长篇小说：《富矿》、《后土》、《福地》。在当下浮躁、功利的创作风气中能够积十余年之功，拿出沉甸甸的三部曲，的确令人敬佩。对于叶炜来说，小说中带有浓厚的苏北鲁南地域特色的麻庄是广大中国乡村的缩影，写好了麻庄，就写好了苏北鲁南，写好了乡土中国。显然，作者在创作之初已经对三部作品的总体蓝图做好了规划。《富矿》完成于2010年，写国营矿厂的进驻对于麻庄人心世态的改变，侧重表现80年代的乡村图景。《后土》以基层政治生态变化为核心，聚焦新世纪以来的新农村建设。最新完成的《福地》则回到了历史，表现百年来乡土社会的历史变迁。2015年，三部作品以“乡土中国三部曲”的形式重新出版，从而整体性地反映了年青作家视野中乡土社会的溃散与复兴的历史嬗变图景。

观察叶炜的三部曲，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作者对结构的重视，并且在结构的设置上体现了作者对传统农耕文化的深层次的认同与敬重。在结构上，三部曲都隐含了一个“圆形结构”，即可以回环往复的结构。《富矿》是从无到有，从有到无的结构。麻庄人原本过着纯朴、与世无争的生活。随着矿厂的进驻，人们的生活水准提高了，但麻姑、笨妮等乡村少女的心也乱了，传统的乡村伦理在物欲面前崩溃瓦解，最终随着矿山的过度开发同时迎来了人心与生态环境的双重恶化。《后土》以二十四节氣为章节名称结构全篇，写麻庄新一代基层领导曹东风、刘青松与贪污腐化的老支书王远斗法，先后建设砖厂与鱼塘带领村民共同致富的故事。表面看来，这是一个被过度使用的主流叙事。但作者对主人公曹东风、刘青松的刻画能够尽量发掘人物性格、行为动机的多面性与复杂性，对于农村党文化、传统文化、外来宗教文化等文化的对峙、碰撞的混杂局面做了非常生动、深入的剖视。同样，最新完成的《福地》以天干地支纪年方式把全书分为六十章，以辛亥年始，以丙子年终，涵盖了二十世纪中国的各个重要时段。作品以主人公地主老万贯穿始终，通过家族叙述模式折射大时代的变迁。应该说，小说在叙事模式方面受到马尔克斯《百年孤独》、莫言《丰乳肥臀》、陈忠实《白鹿原》等作品的影响，在表现手法上也参杂了魔幻现实主义的一些手法，总体上看运用效果还是比较成功的，没有给人以生硬之感。但《富矿》、《后土》的理想式结局显然低估了小说所表现的问题的现实解决的严峻性，与整体作品略有不和谐之感。

二

2016年春节期间，广东金融学院黄灯教授的一篇文章《一个农村儿媳妇眼中的乡村图景》在网络、微信圈广泛流传，再度点燃了人们对当下城乡差别的热烈关注与讨论。在她后续的一篇文章《谈论凤凰男的时候我们在谈什么》中，她指出，“说到底，农村的问题之所以重要和令人揪心，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根本就承受不起城乡撕裂的代价，也承受不起农村青年上升通道堵塞的后果。但愿更多的人将注意力对准‘凤凰男后，能够留意到，农村孩子变为这一身份的可能已经越来越小。我们现在所要做的，不论是既得利益群体，还是国家政策，甚至是个体的知识分子，都应该立足现实，从件件具体而微的小事做起，以实际行动弥合社会的裂缝，为更多处于困境中的孩子提供成长的通道。”

之所以在探讨70后女作家周瑄璞的长篇新作《多湾》之前要引用黄灯的文章，是因为这段文字的关键词语无疑是撕裂与弥合，而这两个词正是我在阅读《多湾》过程中脑海时时闪现的关键词。《多湾》出版以来，佳评如潮。从前一辈作家贾平凹的评价“一个柔弱的女子写出了一部大书”、陈忠实的高度肯定“周瑄璞的语言有一种迷人的色彩和丰沛的密度”，到同代优秀作家徐则臣的褒扬，“70后一直所谓的默默无闻，或者没有什么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少像样的长篇。看到这部长篇的我非常高兴，又多了一本需要让文学界和读者慎重对待70后的长篇小说。”小说以季瓷、章西芳两位女性为中心人物贯穿全篇，串联起民国30年代到新世纪、河南颍多湾县的乡村到城市西安、北京的巨大时空，叙述了近百年来以章家为代表的普通中国底层百姓在时代变迁中经历的命运浮沉、身份变化与泪笑歌哭。区别于普通的以家族故事为架构叙述中国百年历史的长篇小说的一点是，这部作品带有作者自身浓浓的自叙传的色彩，在章西芳身上似乎映射了作者的身影。作者坦言，多年前读到《百年孤独》中乌苏娜的形象时联想起了自己的奶奶，有了创作的冲动，感觉自己“应该用我的笔将一个人，一群人，一个家族，一个村庄记录下来，将那些过往的故事讲出来。多年来，我在内心不断构思，到处收集素材，甚至觉得我来世上的使命就是写出我家族的故事。我相信它具有代表性，能反映出普通中国人走过的路”。《多湾》的成功，除了70后作家不多见的恢宏的历史视野、扎实的写实功夫，在我看来，首先在于其整体思想意蕴的统一，借助人物命运写出了百年来乡土中国所经历的诸种撕裂的历史，也暗示了弥合的艰难与可能。

如果说黄灯的文章揭示了当下城乡撕裂的图景，那么《多湾》则是以文学的方式展示城乡、传统、身份撕裂图景的前世今生。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的人们因为不同时期的不同规定，承受了迥然不同的命运。由于特殊历史时期僵硬的阶级论与二元对立思维，颍多湾的人们被粗率地划分为各种阵营，罗掌柜因为儿子的提示提前卖地进入贫农阶层，季瓷一家因为浪荡子败家、牲口连续意外死亡因祸得福成了中农。季瓷的前夫家小姑子于枝兰因为嫁得好成了富农，由此决定了他们后来的命运走向。罗掌柜一辈子顺风顺水，于枝兰在“文革”中被批斗而死，儿子郭秉义考上了大学却因为家庭成份问题去不成、绝望而死。季瓷在经历了饥荒、丈夫患病、子女夭折等不幸后，凭借勤劳与坚韧、自立与精明把两个儿子送到了城市，逐渐改变了家族的命运轨迹。章柿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才使得妻子和两个女儿得到了城市户口，但儿子西平却因超龄被卡，“从此后，她是西安人，哥还是农村人”，一家人被活生生地撕裂为两种身份，导致西平一家在生活上经历了更多的艰难坎坷。章西芳继承了奶奶季瓷的自立与精明，在城市中得以立足，却也因为“凤凰女”的身份在婚恋方面饱经挫折。为了使侄女获得城市户口，能够有相对体面的生活，她甚至想出了以身体贿赂权要的办法。可以说，撕裂的历史痕迹在小说中无处不在，这种撕裂的伤痕直至今日依然醒目，《多湾》以一个家族的历史生动地演绎了这种撕裂的残酷。和相邻相比，季瓷一家承受的撕裂的苦痛相对较轻，季瓷的坚韧、勤劳与精明应该说发挥了很大作用，她懂得在关键时刻利用罗掌柜对自己的好感与他家联姻，使儿子章楝被顺利推荐上大学，从而改变了家族在乡村中的处境。

当然，这种弥合并不具普遍性，却也反证了弥合的艰难。不管是黄灯的文章还是周瑄璞的《多湾》，都在提示我们这个问题依然值得我们长久地关注。

三

《风乐桃花》是70后作家李新勇的首部长篇小说。《风乐桃花》推出以来，得到阿来、范小青、毕飞宇、叶兆言、汪政等名家的好评，着实不易。

这部作品以李风乐的人生历程为线索，在时间上跨越了文革至今的半个多世纪，空间上涵盖了乡村到都市，是一部扎扎实实的普通中国人的当代史。这或许是它最大的意义所在。

小说的人物及情节架构其实无不围绕着一个问题，即当代伦理的构建问题。当传统伦理逐渐流失之时，现代人何以安身立命？对于这个问题，李新勇依据其一贯的思考，对优秀的传统伦理的当代传承寄予了很大希望。传统伦理在小说中集中体现在吉乃哈甘这个小山寨，这里人情淳朴，如同世外桃源，即使在文革时代也不改其本色。李风乐的父亲被下放到这里，却因祸得福，领悟了传统民间伦理的真谛。因此，在他临终时，他非常坦然地接受死亡，并且要求用传统仪式把自己的葬礼变成一次喜乐的盛会。接受传统伦理的年轻一代代表是来自吉乃哈甘的女孩伍朵云。在她身上，既有传统女性的优秀美德，又因其接受现代教育，体现了一种大胆开拓创新实干的精神。伍朵云在丈夫李昆仑死后选择了热爱传统文化研究的夏听雨，也是因为二者的价值倾向相同。

与之相反，李风乐的丈母娘郑黄成则是伦理观念混乱的现代人的代表。她一脚踩进都市，无法找到自己的存在价值，于是就以女婿为资本，到处大包大揽别人的请托，最终一步步滑向犯罪的边缘。郑黄成其实是当代“能人”的代表，他们失去传统伦理的护佑，又来不及建构新的价值体系，自以为手眼通天，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最终玩火自焚。在她的影响下，李风乐的儿子李昆仑也最终遭遇不测。某种意义上，顾大鹏也是属于同一类人。他是一个双性恋者，与“扳指儿”和“手绢儿”三人一起生活，任性地沉溺在违背常伦的生活中，最终也因为与扳指儿渐生罅隙而丢了性命。

主人公李风乐在作品中的身份也是一个作家，他既是叙述者也是伦理问题的思考者，人物与作家身份的某种重合使得叙事多了几分真实感和真切感。李风乐是一个在传统伦理与现代伦理之间徘徊纠结的人，尤其是在富足、无聊的晚年。小说第七章专门写到一大批退休老同志热衷与异性微信聊天、约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代社会中富足的中产阶层在精神上的空虚、无聊的状况。李风樂在丧子之后一度迷惘彷徨，放浪形骸，最终在传统伦理的召唤下才迷途知返。

综观作品的人物设置可以清晰地看出作者的价值预设，李风乐的选择也表明了作者的选择。李新勇认为优秀的传统伦理可以拯救当下的道德困境，这无疑是一个极具启发和说服力的叙述。当然，传统的现代化转化及其与新的现代伦理要素的融合仍然是一个严峻的课题，就像小说中李风乐的孙子被取名为伍寻觅（后改名伍寻欢），这一代人如何寻求到自己安身立命的伦理体系依然是一个未知、漫长的过程。不管如何，《风乐桃花》以生动的人物形象诠释了当代人的伦理困境，启示了某种途径，发人深思，这就是作品的成功之所在、价值之所在。

四

李洁冰的《苏北女人》推出后，也因其出色、独特的乡村书写受到了范小青、赵本夫、施战军、张光芒等名家的赞誉。与周瑄璞的《多湾》相似的一点是，李洁冰的《苏北女人》也是以乡村女人为表现主体，并且都是表现了一定历史时段内的乡村图景。《多湾》的时间跨度更长，而《苏北女人》则主要集中在上世纪90年代至今的乡村，更具当下性。

在《多湾》中，女主人公季瓷成为一家之主的主要原因是丈夫患病，而在《苏北女人》中，柳采莲则因为丈夫进城打工被迫挑起了家庭重担。农民工进城、乡村的空心化、留守妇女的艰难事实上是一种普遍的时代现象，也因此柳采莲的遭遇在当下的时代语境中更具代表性。作者在题记中“谨以此书献给匍匐在苏北大地上的母亲”，小说分为春夏秋冬四卷，每一卷以三个节气命名，柳采莲的四个女儿也分别以春分、立秋、冬至、小满命名，喻示女性是乡村的最后留守者和乡土伦理的承担者，同时也预示书中书写的留守女性的物质与精神困境的无解与循环。端木福生因为妻子接连生女儿，加上建房后的经济压力，抛下怀孕的妻子愤而出外打工。柳采莲在同村女性闵玉镯、孙二娘的帮助下，辛苦经营，将五个子女拉扯大。“岁月的刀斧，在她身上凿下太多的沟垅和痕迹。她们裂绽，又合拢，在风霜中，铸成苏北女人标识性的灰赭色。走在田畴上，无论肤色，衣着，既不跳拓，亦不扎眼，跟农地的庄稼浑然作了一体。”柳采莲的形象不仅是苏北女人的形象，也是现时代广大乡村留守妇女的形象。她们依然是土地和乡土伦理的最后坚守者。作者设计的主人公的村落名称及人文地理，也是极富意味的。“这里原本是东夷族首领少昊的部落，祖辈尚秦风。村民交谈，时常蹦出上古雅语来，诸如称走路为‘步辇，裤褂叫‘短打，土地庙呼‘陵上。”加上主人公所在的子贡湖边的端木村所暗示的“端木遗风”，都喻示作家把这里视为乡土传统伦理的集结地。也因此，作者在小说的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上都特意采用了带有古风的文白交融的语言，使得小说的语言格外凝练有味，也暗示了作者对传统文化的一种执守与依恋。柳采莲的任劳任怨、隐忍谦卑自然是传统伦理的体现。当然，传统伦理也不都是好的，也包含了“男尊女卑”等思想。因此，柳采莲才会因为生不出儿子饱受歧视，闵玉镯也才会将儿子银锁留给柳采莲作为对她的报答。但是在现代性的整体压力下，柳采莲所代表和坚守的传统伦理注定节节败退。当地传统的柳琴戏也是乡土传统伦理的一个表征。柳采莲的妹妹柳采菊因为迷恋柳琴戏最终投河，柳采莲的女儿端木立秋和丈夫五仁对柳琴戏的喜爱也只能沦落到给富人的宴席添热闹。柳琴戏的没落也是乡土文化的没落。乡土伦理的没落主要还是体现在功利主义的时代氛围中，人们再也无法安于在土地上刨食，在城乡巨大的物质差距面前，人心开始浮躁、失衡，乃至于为了利益不择手段。胡老六本来也是一个纯朴的乡村青年，后来到城里搞建筑队发了家，但他的致富是建立在对乡人劳动的无情剥削的基础上，当企业面临困难时，他干脆和小老婆卷款一走了之。小说结尾，柳采莲收养的儿子银锁也准备劳务出国，备受儿媳冷眼的柳采莲为了儿子的出国费又开始奔波。乡土的空心化、乡土伦理的崩解趋势不可逆转，但柳采莲式的乡村女性身上的传统伦理印迹注定要伴随她们一生。

70后作家的乡土长篇写作都不约而同地关注现代性语境下乡土传统伦理面临的诸多压力，并且都注意从城乡关系的角度书写乡村。在叶炜笔下，城市的力量是以建矿场的形式主动进驻到乡村、改变乡村；李新勇更多地关注离开乡土后人群伦理观念的嬗变；周瑄璞注意到农人为了进入城市体制所付出的巨大艰辛，而李洁冰则主要聚焦男性离开后留守女性面临的诸多困境与执守。这些书写饱含了他们对乡土的深切情感，但在关注点和叙述风格上又各有千秋。当然，问题也是存在的，毕竟现当代文学中的乡土文学是一大脉流，乡土文学作品可谓不计其数，一些乡土小说程度不同地存在人物形象、表达主旨等方面的趋同，容易引发读者的审美疲劳。如何避免写作的同质化，如何切实跟踪乡土的新情况、乡土人群生存境遇与精神图景的新变化，创作出真正与时代同步又富有深度的“新乡土小说”，这是对所有70后作家也是对所有当代中国作家的严峻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