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王飞（江苏当代作家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雨花·中国作家研究》杂志的模式是单月为评论批评，双月为长篇小说，附一个作家创作谈和评论。这与叶炜当时提出的想法，即杂志要做“有思想的学术，有力量的文学”相一致。两年来，在编辑部的努力下，杂志取得可喜的成绩并产生一些影响。首先是栏目设置比较好。其中最突出的栏目是创意写作研究和新乡土写作研究。还有最近新推出的如作家代际研究、文学文化研究也是非常有特色的栏目。再就是《雨花·中国作家研究》，在双月刊推出了一批好的作家作品，《雨花·中国作家研究》在“新乡土写作”方面，既有写作的倡导，又有实践，已经连续发了四个长篇，取得不错的成绩。

既然提出“新乡土写作”，就要说清“新”在哪里，这是一个开放性的概念，尤其是新时期以来，新时代的新景观、新特点、新的人物形象、新的乡村故事，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创作，相对于之前的创作肯定是新的。第二个，作家群的定位主要是70后，但也不绝对，如张新科的《树上的王国》也算是“新乡土写作”。除此之外，新乡土写作落脚点在写作上，如何来写，也是重要的问题。

杨青（《当代文坛》副主编）：

叶炜提出“新乡土写作”的观点后，引发不少热议。诚如一些专家指出，一个流派的成立，需要文学观、写作实绩、领军人物以及发表阵地。作为一个流派，“新乡土写作”可能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但叶炜的“乡土中国三部曲”《福地》《富矿》《后土》，的确呈现了一些“新”的乡土元素。主要表现在：新的价值观、新的历史观和新的审美取向。

乡土小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镇，鲁迅、沈从文、茅盾都是乡土写作的大师，呈现出不同的小说价值观。叶炜在小说的价值观上，呈现出与过往大师们不同的取向，他更关注的是：“重建”与“重建的困惑”。在小说的历史观上，叶炜不是进步论者，他小说中的“改革”几乎都以“迷茫”而告终。他似乎是一个“怀疑论”者。这直接导致他小说的审美出现了新的取向：对苦难的处理由审美化道德化转向“真实性”“残忍化”。我们知道，过往的乡土写作对苦难的书写，大致呈现为两种方向，一是苦难的审美化，认为过往的乡村是美丽的家园，现在的苦难是因为我们失去了这个家园，小说的审美指向是：回归。二是苦难的道德化，比如《平凡的世界》，苦难很容易转化为“励志”等正能量。苦难在乡村到底是什么状态？对底层的命运产生了什么影响？在叶炜的新乡土写作中得到非常真实的“群体”呈现。叶炜以身体政治学的角度，以女性的身体苦难作为载体，呈现中国現代政治文化的进程，更是让苦难“落地”生了根。在阅读中，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叶炜是“残忍”的。他写出的人物没有“道德”，没有“廉耻”，没有“出路”，没有“爱”。他不爱他的土地吗？不爱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吗？在心理学中有一个常用词：创伤。在精神动力学流派中，治疗创伤的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就是打开防御，让来访者“说出”。叶炜这么“残忍”，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他是一位很好的“精神分析师”，他挑开乡村的“创伤”，是因为“说出”才可能成长？

郭艳（鲁迅文学院教学部主任）：

我们现在反复论及的所谓乡土文学，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和启蒙的产物，它并非产自乡土内部的内视角，而恰恰表现出所谓现代性的启蒙视角和批判性。从乡土中国出走的知识分子在回望近现代以来被殖民被战争饥饿所蹂躏的乡村社会，叙事主体是精英知识分子，叙事的对象是已经发生裂变的乡土社会中的人，现代文学中的乡土文学始终带着极为迫切的启蒙诉求，一方面是鲁迅式冷峻的批判，一方面是沈从文式的文化温情。当下乡土及其写作，我们所关注的是乡土的变动，以及这种变动对于以乡土及其人物为对象的写作的变化，这种变化相对于以前的乡土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传统）来说，乡土写作的“失去”是以农耕文明日渐衰微为大的文明背景的，中国农耕文明几千年所蕴涵的传统文化和文学经典始终是当下中国文化的渊源和元点。

新乡土呈现出中国古老乡土上的人发生内在的变化，包括农民工在城市漂移的肉身和精神状态的叙事。从文本表层的情境和意象，到寻找到把握人性深度和意义最为直接和重要的文学元素，这些文学元素包括语言、思想、叙事方式、意象和意境的营造等等。作为一个现代人，面对自己文化的历史与当下，该如何去理解身处其中的城市与乡土、城市与乡土中的族群、个体的人与群体之间的现代伦理法则，是否具备现代人最为基本的人格认知和文化意识？当下的乡土写作的缺失不仅仅是一个文学问题，而是中国作家面对自身传统——现代转型的文化问题。中国新乡土正经历着文明形态转型中独特的“真实”，这种和文化乡愁撕裂的过程，是一个民族精神上的挽歌。当现代城市文明造成对乡村生存的物质主义压迫时，更带来精神上的异质性。如何处理或者说理解这两种异质文明对于乡土的双向渗透和影响，无论是正面或者负面的影响；当面对传统文明逝去的时候，对于异质的城市文明如何能够以一种中国乡土接受的方式进入真正的中国乡土，可能是作家在面对当代中国经验必须惊醒的问题。叶炜《后土》尝试一种新的乡土写作，通过新农民形象来探讨乡村新伦理叙事与农村现代化进程之间的关系。《后土》现在时地提供了中国新乡土社会的场景及其人物，在一定程度上也暗示着建构新乡土的某种思路和模式，中国新乡土的伦理秩序建构也在求新求变中日益显示出时代紧迫性。

项静（《上海文化》编辑、中国现代文学馆特约研究员）：

我们今天谈论新乡土写作，具备充足的理由，大家都能够体会和感知到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转型，今天谈论乡村与城市，与1990年代已经发生许多改变，对于把一个无法把握的现象作为写作对象来说，谓之以“新”是权宜的对策，新乡土写作侧重关注的是当下的中国现实，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当代中国农村。从乡村的现实来分析，经济意义上的乡村概念已经基本瓦解，也就是说仅仅从土地的投入和产出来看，无法满足乡村人口生产、生活的需要（高价经济作物除外）。一个更复杂的乡村社会，目前还在经历动荡、分化，期待着转型和变革。作为一种人际关系、人情社会的乡村依然存在，并且延伸到城市，乡土中国的地域文化、传统文化在抵御灾难和危险的时候，依然有它的力量。现有乡土叙事的一大问题是把“村庄”当作单纯的审美对象或者聚焦对象，而不是当代中国发展、转折和困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社会学研究都在指出农村有巨大的市场和消费能力，如果不解决农村的未来规划问题，给予他们一个未来，这个市场消费能力就不会存在。在乡土写作中还有思想历史的空间需要去开拓，而不是继续制造新的遮蔽和简化形象。从书写者的角度看，他们差不多是从乡村长大，在改革开放的教育体制中成长，经历了“进城”的困难，或者嵌入城市获得一份安稳的生活，或者继续漂浮在城市里（精神或者肉体），他们对于乡土的叙述方式、意象、主导情绪都有相似性，这些写作者与城市和乡村的距离是近乎相等的，事实上他们在城市的居住时间已经开始超越了在乡村的青少年时代的时间之和。他们对乡土的书写基本处于现实主义写作的范畴内，以各种方式去顺应和充实既有的模式。应对新乡土的现实，首先应该是对这种写作方式的方式，或许可以引起一个自然主义的视野，让正在转型期的乡土获得尽可能多的自我呈现，而不是给予尚不清晰的现实和自我思考以一种秩序。

刘永春（鲁东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现代文学馆特约研究员）：

相较于传统的乡土写作，新乡土文学在观念形态与叙事形式等方面的特征仍然不甚鲜明。对于这个问题，叶炜“乡土中国三部曲”做出了自己的解答，可以成为目前新乡土写作的代表文本，呈现了新乡土的诗学策略与叙事特征。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三部曲以全新的人性视角重构了城乡关系，在人性的普遍性而不是差异性中建构20世纪乡土中国的历史命运并对其做出深刻的文化解读。作品一方面仍然结合20世纪中国的历史进程，将人物的命运与性格放置其中，对大的历史背景进行描述，另一方面将人性书写放在首要位置，尤其是将城乡命运呈现为互动的因果关系，更多地探讨乡村人性本身的局限性在大历史中不断放大、最终导致自身悲剧命运的结局；同时，将以麻庄这样的一个城镇历史为背景，对城市文明遇到乡村文明时的迷失与放纵进行了深刻揭示。最值得肯定的是，小说叙事成为人性发展的诗性过程，而不是预设的文化观念的机械图示。小说所描写的历史得到了更多的真实性，而小说本身的艺术空间同样变得极其丰富，在思想深度上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开掘。

总之，在乡村与城市的融合逐渐加强的现实中，在复杂的人性结构与普遍通约性的视野中，更多地将乡土书写还原为深层的人性刻画，将乡村与城市还原为复杂的通约性结构，将人物形象从被宏大的历史叙事压抑下解放出来，是新乡土写作应有的突破方向。沿着这个方向，新乡土小说能够建立更加丰富、立体，更具动力与活力的诗学形态，从根本上改变近代以来乡土书写中将乡土与城市抽象为特定文化的替代符码的状态，真正刻画出中国的本土经验与在地情感。值得欣喜的是，叶炜“乡土中国三部曲”初步确认了这种方向，并进行了成功尝试，其意义值得充分重视。

谢小萌（《关东学刊》常务副主编）：

自费孝通《乡土中国》一书提出“乡土中国”这一概念以来，从理论上明确了我们中国一直处于一种乡土社会之中，虽然我们当今的中国在大力地推进城镇化建设，许多乡村在消失，古老的乡村文明在走向奔溃的边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从此与乡土割裂，中国的乡土性依旧存在，并且这种乡土已不再是一种简单的生活方式，而更多的是精神上的乡土，一种乡土惯性的弥散。針对这种现状，有学者提出了“城乡中国”的概念，较之传统乡土写作，也就出现了“亚乡土叙事”“新乡土写作”等新的写作概念或者写作趋向。新乡土写作在折射当今中国的这个大命题下，目前做的最出色的无疑是叶炜的“乡土中国三部曲”《富矿》《后土》《福地》，叶炜是用对鲁北苏南一个区域的书写，来关照当今变革中的乡土中国。

我想谈的是，在我们东北广袤区域，不仅具有乡土中国的共性特征，更具有关东自身的个性特点，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东北的现代化进程，较沿海和南方城市发展缓慢，经济相对落后，也就造成了今天的东北乡村城镇化进程推进迟缓，农村人员的组成结构、思维理念、生活方式、娱乐文化等诸多方面与其他区域的明显不同。

在我的视野里，缺乏有实力的东北70后、80后作家，能像叶炜写出鲁南苏北的麻庄，梁鸿写出河南的梁庄。乡土东北作为乡土中国的组成，从闯关东至今，经历了百余年的变迁，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就更需要有这样的新乡土写作的作品来对乡土东北进行关照和呈现。希望与会的理论家们能够关注东北区域的新乡土写作，催生出东北作家的优秀乡土文学作品来。

郑周明（《文学报》编辑）：

第一，从现实来讲，乡土文学是与现实中很多东西交织在一起的。随着大批人进城，新的社会现象也在不停地产生。其实，将“新乡土写作”称为“后乡土写作”更为合适，因为不停地有新事物涌现出来，社会处于不停地更新之中。

第二，现在的乡土写作存在滞后性，不管是70后还是80后，他们不一定真正了解他们同代人的生存状况，如对打工者的了解。这些作家是否对这些人的生存状况做过调查？“前乡土写作”还是在说老一辈的故事，但现实的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拿现在正热的直播平台来讲，一批来自农村的80后、90后，在“喊麦”的歌词中表现出来的东西依然是传统、励志的，没有现代化的内容在其中，我们由此看到农村的自我与现代化的新平台产生的畸形现象。

翟文钺（曲阜师范大学教授）：

在“乡土中国三部曲”中，叶炜以深邃的历史眼光描绘了农村传统文化渐次衰败的完整图景，表现出深刻的文化危机意识。《富矿》勾勒出了现代工业如何对乡村传统文化进行了肢解的过程。叶炜的高明之处在于他选择了独特的视角——女性的身体。尽管在观念层面上我们已经实现了男女平等，但在现实中女性依然居于弱者位置，在很多情形下依然未能充分实现对身体的自由支配。工业掠夺着乡村的自然资源。工业带来的市场经济、消费文化，则通过交换原则、欲望消费掳掠着乡村女性的身体。麻姑的命运最为典型，她追求更高幸福的过程就是一次次用身体交换和消费的过程；她最终收获的不是生活的充实，而是精神的沉沦。笨妮、紫秀、张寡妇、翠叶……这群往日纯洁美丽的村姑，也都在身体的张扬中划着沉落的生命轨迹。传统的价值观念、道德追求顷刻间烟消云散，她们不再坚守什么，也不再反抗什么，一味在利益和欲望的搅动中随波逐流，人生目标漫漶不清，巨大的虚无淹没了一切。通过这样的描述，作家意在警示我们，如果丧失了文化传统，现代工业和消费文化带来的就不仅是眼前繁荣的都市，还有可能是不远处即将陷落的无尽的矿坑，留下来的也许只有巨大的精神废墟。在《后土》中，叶炜把乡村置于更为广大的历史背景中，惊异地发现在极左年代，畸形的政治和土皇帝式的权力控制相结合，已经对乡村传统伦理秩序和文化生态构成了深度侵蚀；而缺乏节制的现代乡村建设，则直接导致了乡间民俗文化的危机——在叙事层面，叙述者似乎是一位文化守成主义者，他站在民俗文化的立场，借助风水、先兆、托梦、土地神信仰等方式，对当下乡村欲望膨胀式的发展予以批判，但令人惊愕的是，这貌似守旧的立场在价值取向上却与最为前沿的现代生态意识完全一致。——更为严峻的是，来自异域的宗教文化正乘虚而入，传统文化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福地》中，叶炜把焦距拉进更为深远的历史的纵深处，穿越了麻庄的沧桑岁月，勾勒了一部万家的百年家族史。天灾、战乱、匪患，血雨腥风，命运沉浮，历史山洪般地席卷而过，乡村丧失了传统精神，却并未建立起良性秩序，一种深重的文化失落感油然而生。

许道军（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副主任）：

有几个问题想跟大家探讨一下：第一，乡土本来是什么样的；第二，乡土在写作当中是什么样的；第三，不管是新作家还是老作家，他们希望乡土写作是什么样的。并不是作家对乡土的写作是不真实的，但我希望乡土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如果一个作家真的热爱自己的故乡，热爱乡土文学创作，这就更需要乡土发出自己的声音。农村并不想维持现状几十年不变而方便成为乡土写作的素材，农民其实希望他们的生存状况得到改善。写出内心真实的想法，这也是创意写作的核心所在。同时，创意写作的技巧和能力，也需要传授给愿意为乡土发声的任何人。

张太兵（滁州学院副教授）：

我曾经写过两篇文章，《苏北乡土文学创作的崛起——评叶炜的〈富矿〉〈后土〉》《论现代化语境下新乡土小说创作——叶炜〈富矿〉〈后土〉与沈从文〈边城〉的对比阅读》。今天主要想谈三个问题：第一，为什么叫新乡土；第二，叶炜所处年代的创作与之前有何不同；第三，乡土小说创作与人物的塑造问题。

之所以叫“新乡土”，简单来讲，就是因为乡土社会在现代社会中已经发生了改变。现代的乡土是在宏观经济条件变迁的背景下，人往返于城乡两个地域中间，农民思想和心灵承受的文化心理有一些因素被抑制住，由此形成一种冲突。讲到乡土小说创作，我们一般讲有个河流，如从沈从文到汪曾祺，是一条河流，有一个流传、承继的脉络。叶炜的作品对现实更多的是一种审视和批判，这和早期的启蒙作品是不同的。叶炜和沈从文的创作有很大的不同。沈从文的创作有一个基本的审美过滤问题，把现实生活当中的灾难、丑恶全都遮蔽掉，书写乡村田园当中牧歌式的生活。而叶炜他在创作当中坚持对生活的还原。叶炜既描写真实的乡土又描写其中一部分人，他们的价值观在进城后或者在城市现代化过程中有没有发生改变。这其中对农村干部形象的塑造颇具特色。及陈忠实《白鹿原》中的田小娥和张炜《古船》中的含章相比，叶炜小说中对麻姑心理的描写，稍显不足。但现在叶炜的创作处在关键阶段，一定可以写出更优秀的作品。

吴长青（爱读文学网总编辑）：

我对于新乡土的思考可以回溯到10年前，在这过程中我写过不少这方面的中短篇小说，同时在当时“打工文学”盛行的背景下，我发现新乡土美学已经是不可能的。一是“新乡土”这个建构起来的概念，是知识分子的一种内心想象，远远不能够表达当下的现实，二是新乡土与政治的关系特别紧密，因此想象空间会受到现实、精神两方面的限制。因此，我非常敬佩叶炜用15年时间创作了“乡土中国三部曲”，这是需要很大的耐心和毅力，以及一定的定力的。

在我看来，新乡土至少包含了以下几点：一是文化上的新精神，也就是独具特色的时代精神；二是人与人之间的新关系，因为外部环境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然也在变；三是干群之间新的利益的博弈，中国社会的现实决定了这样的博弈关系不会停止；四是区域之间的对比关系，城市与乡村，乡村与乡村之间的比照；五是全球化、互联网化的乡村新人新事这些都是文学无法忽略的元素。因此，新乡土的要义就在此处。基于此，我认为新乡土美学的难度远远超出其他题材的作品。

周薇（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主任记者）：

我的节目叫轻阅读，我的口号是“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换一种思维来阅读乡土文学。与三个人的接触使我认识到了乡土文学，叶炜、徐则臣、梁鸿。他们三位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们也都在思索一个问题，就是从农村到城市的过渡问题。现在很多农村的人已经来到了城市，我在想乡土文学到底走向哪里。在和范小青老师做访谈的时候，闻到徐州浓浓的桂花香气。范老师也表示桂花香让人想到很多与故乡有关的话题。在小说《桂花街》中，有一章叫《桂香精神》，我想这个精神很简单，那就是最接地气，最代表自己内心。在小说当中把人物写得非常深动，就是这种感觉。

史修永（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

2001年读叶炜《富矿》的时候感觉眼前一亮，但当时并不是把他当作新乡土文学，而是当作煤矿工业与农村体裁结合系统来看。第一，“新乡土写作”，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命题。这个命题的提出回应了中国当代农村变革当中文学上的变化。另外，新乡土小说可能是一种对乡土的重新的书写，用文学的形式或从文学性的语言讲述当代农村故事。

第二，我认为应该在学理上对新乡土写作进行重新梳理，从纵向的角度来分析中国乡土小说变迁。

第三，当代作家，包括叶炜在内，在重新写乡土小说时，他们在写空间场域的时候肯定不带田园诗或者乡愁的基调，更多的是乡村与城市的融合、冲突。社会、人性包括乡村和城市的这种冲突应该是混杂在一起的，新乡土应该更是一个立体、丰富、复杂、纠结多元的乡土，它的内涵可能更丰富，直面现实又能对过去的乡土进行一个当代的观望。矿區这样一个亦城亦乡的空间很能代表当代社会的一个现实。叶炜的“乡土中国三部曲”、刘庆邦的《红煤》等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表达了新乡土文学书写的形式。这些作品中的权利关系、生态危机、文化危机、消费逻辑、女性书写、欲望的挖掘和调控，都有非常好的体现。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即作家在创作时候的审美走向是什么。一方面他们能冷峻地直面现实和农村环境，另一方面可能是审美的回归。人性的欲望在小说里充分表达正是审美回归的表现。当然新乡土写作里也有反思，新乡土作家对生态的反思比鲁迅、沈从文等作家作品中的反思更自觉、更强烈、更接地气。所以我感觉乡土写作是对当代社会很好的回应和表达，至少是在文学上一种很好的思考和表达。

首先，我在想“新乡土写作”的概念。而且这个新字是很早就出现的，80年代末期就有乡土文学的出现，当然有些概念是为了吃饭放上去的，其实“新乡土写作”这样一个概念有没有它内在的合理性呢，今天这个会议是围绕这一个问题，其实很多讨论都是围绕这样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这个社会，现在正在转型的时期，现在“转型”这个词提的是非常多的，尤其是80年代以来，社会进行大的转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习惯用一个政治的词“中国经验”，我觉得这个词是一个文学的词。我们今天走的路，可能不是我们在历史上能够发现完全参照的路，那么这个路有没有它的共同性，能不能成为人类价值共同？还是就是一个个例，一个无法复制的个例，还是我们给人类价值一个新的价值观？这个绝对不是政治家的事，也许政治家从政治现实出发，他能做出一些不一样的事。我们现在的趋势就是重复西方18世纪19世纪那种资本主义经济的吞噬或者摧毁。这个我觉得恰好就是新乡土文学写作的最真实的基础，我们并不是说现代发展就一定要有新，每一个今年和去年比都是新。而今天我们社会主义是另一种新，我们今天是互联网时代，我们过去这种体制问题已经不存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文学怎么注入血液，这是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贺绍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沈阳师范大学教授）：

大家集中讨论“新乡土写作”。首先我在想新乡土写作的概念有没有它内在的合理性，这好像是批评家不得不做的事情，批评家要吃饭，所以就要创造新概念，产生各种各样的新。我们这个社会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就是叶炜说的转型中的乡土写作，中国80年代末以来的转型对现在造成了什么样的变化，今天我们走的路，不是任何一个过去出现过的路，这个路有没有它的共通性，有没有它的价值，这个很值得思考，仅仅是一个个例，一个无法复制的个例，还是有可能给人类文明价值观带来作用，这绝不是政治价值上的事情，也许政治价值会从现实政治出发，做出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去思考这个不一样的经验。包括乡村。我们今天的乡土叙事很难说就是在延续十七八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兴起时期对现实的吞噬或者是摧毁，有乡土写作但是可能完全不同，那么可以说这个就是新乡土写作坚实的基础。我觉得这个“新”必须是根本性的新。其实我们大会发言有很多涉及，比如有发言谈到互联网时代，自足的乡土社会已经不存在了或者有的说我们是在农耕文明衰退时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文学怎么去面对怎么去总结这样一种新的中国经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话题。

那么下面最值得探讨的是新乡土写作，就是说我们作家在面对这些个变化我们有没有新的思想，能不能站在新的思想高度去认识这样一种新的现实，这可能是新乡土写作面对的最大的问题。我觉得很多发言人是站在这个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实际上也许我们今天的乡土作家在写这样一种新的现实的时候还在用过去的思维方式去处理新的现实，他可能并不能从中发现一些新的东西新的思想，所以他可能会提出一种方案，可能还不如自然主义的呈现，我觉得他的那种处理实际上和现实是存在隔膜的，他没有触到现实的本质，与其这样，我们还不如自然主义的呈现，有的处理是把主观的经验简化的，而这种呈现能够看到这种社会样态，包括会上有人说今天的乡村实际上是一个城乡同构的乡村，它和过去的乡村完全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还用过去的那种处理方式来处理，那我们肯定很难触及到现实中那些实质性的东西，所以我在想也许我们在处理城乡关系时，我们不能还只是像过去一样，完全从对立的思路去理解城乡关系，也许城乡是从一种对立到对话的关系。会上也有人谈到我们单一的模式化的乡土想象，实际上就是建立在这种对立的思路上的，也谈到对城乡人性共通性的关注，城市和乡村相比对立可能更是一种对话的关系，所以不要单一拿乡村来批判城市或者用城市來批判乡村，我觉得这都是些新的思路，就是我们作家对新乡土写作这些概念能不能成立和提供新的东西，最后还是在于作家。如果我们还是过去的立场，我们顶多能在作品里面客观写到今天乡村的一些现象，但是你触及不到乡村这种新的经验里面最核心的成分。我们如果仍然是按过去的方式去写乡土小说，过去的结构去处理乡土，他是否适应发生的新变化，是不是所谓的新乡土写作表现的就是一个静态的空间，就是在乡村发生的故事？我们今天的时代已经是一个移动的空间，所以我们的新乡土写作是不是也是一个从静态转向动态的空间。现在也很难界定新乡土写作就一定是以某一个乡村为背景，描绘其中发生的故事，因为乡村从空间上来说已经是没有界限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的文学还按过去的思路过去的方式过去的结构去处理乡村文化，可能我们很难让我们的乡土写作能够达到一个新的境界。

总的来说，新乡土写作还是有前途的，但是难度是非常大的。希望有志于此的作家们要努力努力再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