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秀莹;记者

付秀莹（《长篇小说选刊》常务副主编）：

莫言曾经在《长篇小说选刊》上写道：“长度、密度和难度是长篇小说的尊严”，我觉得他说得特别好，因为莫言在长篇小说创作方面是特别有心得的。长度、密度和难度，就我的理解来说，是长篇小说与中短篇存在的非常大差异的地方。首先是长度，长篇小说的创作，借用毕淑敏的话说，是“在黑暗的隧道中摸索”，作家在里面摸索，不断地前行，可能不知道出口在哪里，可能隐约地看到前面仿佛若有光，在这个时候，也就是创作需要结束的时候。长篇小说在创作时的艰难和辛苦程度是中短篇小说的创作无法相比的。其次从难度上来说，其叙述难度，容量之大，还有对整个生活体验的容纳程度，复杂程度，以及宽阔度也是中短篇不可比拟的。从密度上来说，短篇要留白，讲究审美空间，要意犹未尽，要能让读者自己去感受，而长篇就像咱们今天的会议一样一环扣一环，信息特别丰富，这是非常有难度的。在这之前，我觉得短篇小说的创作是最难的，现在当我尝试完成长篇小说之后，我觉得我的看法有所改变，我觉得还是长篇难写。它是对人的体力的考验，可能有的时候一场感冒就会影响一部伟大的作品的创作，所以长篇难写，长篇的佳作难出。作为小说作者，我特别想在长篇方面做出新的贡献；作为长篇小说选刊的编辑，我希望我能看到更好的长篇作品出现，有更大的影响力。

赵德发（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家）：

就我的创作的体验，我觉得作者要保持一颗持续发展的心。我之前写中短篇，后来转入“农民三部曲”的创作，再后来转入宗教文化，在这其中，我通过大量采访、读书，写了《双手合十》和《乾道坤道》，后来也是因为灵感的指引，我新的长篇创作完全到了另一个程度。我在2013年秋天重读《圣经》，在这其中突然有了想法：写一部关于人类世的长篇小说。我原来也接触过人类世这个概念，于是我就开始准备。当时我还发了一条微博，内容是“一个念头，一个作品，记住今天早晨，它将成为我创作生涯的重要时刻”。人类世，这是一个新的概念。按照原来地质历史学的说法，我们现在所处的年代是新生代第四纪，但是两万年以来，尤其是在拥有了机器和高科技之后，人类给地球带来了急剧改变和种种影响，地质中也因此留下了人类活动的影子，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采用新的概念。

方岩（《扬子江评论》编辑、中国现代文学馆特约研究员）：

我做过很长的一个关于长篇小说的年度观察的文章，为了写这样一篇文章，我通常先花一年时间去阅读作品，但现在我产生了一些犹豫。刚在来的路上我就和朋友聊，我今年还接不接这样的文章，因为我其他的单篇作品大部分也与长篇小说有关。今年之所以有这样的犹豫，是因为今年又出现了类似于2013年长篇小说井喷的现象。这个井喷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现在资深作家迅速发表了很多长篇小说，另一方面是年轻的作家不断有新的作品出现。对于我们来讲跟踪阅读这些作品是很累的，而且该怎么写（年度观察），我确实没想好。

岑杰（安徽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

我想谈两点。一点是现在作者找出版社出版或者自费出版的人不少，感觉写作的人比读书的人多，写长篇的人比读长篇小说的人还要多。但是以前一开印都是八千一万册，现在市场萎缩，首印数越来越低，已经从五千降到三千，另一点，在接收大量来稿的时候，我发现一个现象，就是：一般的作品都在一个差不多的水平上，特别出彩的东西特别少。所以我参加这个论坛，是想通过这个平台了解當代的长篇小说的趋势走向，它的特点，也希望大家通过这个资源向我们推荐更多更好的作品。

傅小平（《文学报》资深记者）：

我总的一个感觉是，眼下作家们普遍有一种表达时代、把握时代或说是为时代下定义、做注解的焦虑。因为使用了文学的手段，这些长篇会更有可读性，相比新闻作品，也可能会更为流传久远。这当然很重要，其重要性体现在作家立志做时代的书记官，让他们的小说发挥记录时代的作用。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试想对于世界范围内的普通读者来说，我们读世界经典作品，也不是因为对那个时代感兴趣，而是因为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而通过这些人物素描，我们或许比通过其他反映那个时代风貌的书籍，更能具体可感地理解那个时代。从这一点上看，文学的要义还在于写人。一部作品，长篇也好，中短篇也好，衡量它是否成功，一方面在于形式的探索，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决定因素，还是在于其对人心有没有深入的开掘，对人性有没有新的发现。极而言之，是把小说往大里写，很有可能是出于他们写作的惰性，或是缺乏从小处往深处开掘的能力。在我看来，当下作家比较多地通过写时代去写人，重心却落在表现时代上。我们不妨换个角度，从一个个具体的人，走向大的时代。也就是说，我们要记住，站在小说前景里的，应该是人，也永远是人，而不是让时代湮没了具体的人，时代只是人的背景。而既然人是处于某个时代里的人，与时代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写好了人，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时代有了很好的表达。这就好比，从一个小小的生物切片里，我们都能见出一个丰富而完整的世界。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写作同样如此。

杨小凡（安徽亳州市作协主席）：

长篇小说确实是一个包袱，它有长度有难度有艺术，非常难写，当然任何一种好的文学都难写。如果我们真正要立志于写好的长篇小说，首先一点，我们要认真对待，要有敬畏心，要用心思考，这样作品才能有文学的品质。作者写作品，一定要有敬畏之心。其次，一个作家写作，最初是靠生活、靠激情、靠冲动、靠积累，但写到一定程度以后，一定要有理论，一定要去沟通去学习，一定要虚心地接受方方面面的批评。再次，我觉得一个作家不应该太自信。有的70后、80后作家，无论在他的小说创作中还是他的言谈举止中，都让人感觉到他有着特别的自信。我觉得一个写作者，如果你特别自信，没有经历过那么多的怀疑和矛盾的创作状态，你就不可能写出好的作品。

赵牧（许昌学院副教授）：

我想谈两点。第一，作者比读者多的状况，其实也是让人很尴尬的情况。这让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小说为什么要写得那么长，写得短一点的话，让我们很快地感受到状态，进入故事跌宕起伏的高潮，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去回味，而不是让我们用更多的时间去阅读，是不是更好一点。当然，写长篇小说可能体现了作家的一种想对社会有全方位观察的冲动。

第二，长篇小说也好，其他中短篇小说也好，对80后和90后的影响是不同的。80后受到80年代以来文学观念的影响，对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是很喜欢的，但是90后则不同，90后不再读一些传统的80年代中短篇的作品，而是选择去读网络小说。但是很多70后80后的读者不愿意去读网络小说，他们觉得网络小说太浅，非常庸俗，文学上的功夫也不高。这里又有一个问题，70后、80后的读者是不是被80年代的文学观念骗了？很多80后的作家写了很多受80年代文学观念所主导的长篇作品，其中包括一些被80年代的文学观念培养起来的文学青年，他们也进入到小说创作的行列，但是他们写了作品之后，几乎没有人读，这就处于一种尴尬的状况。80年代那套文学观念，对于今天来讲，是不是一个值得去反思的问题；对于精英化的观念，我们有没有必要去坚持去反思？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吴云（徐州工程学院人文学院）：

“中国精神”和“中国气派”是最近文学关键词，习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我们如何丰富传统文化，重建传统文化的问题，这给当代作家指引了方向，就是我们应该坚持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但是如何在创作新意，创作内容和艺术形式上予以贯彻，这就需要我们去总结借鉴一些优秀作家作品的经验。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借鉴优秀作家作品经验的时候，不应该局限于大陆作家，而是要把眼光放大到台港澳以及海外华文文学这样广大的视域里面，因为大陆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地，也正因如此，我们会受到一些问题的遮蔽，而台港澳以及海外华文文学的作家，往往会在多元文化的参照下，对中华文化有一些独特的认识和评价，这对大陆作家有一些借鉴意义。

周环玉（作家）：

我主要想谈城乡边缘文学与它的写作。说到乡土文学，乡土更多的不仅仅指乡村，我把乡土归到故乡的文学，现在来讲，根据社会的发展，包括我们每个人的追求，很多从农村里面出来的人，在失去土地之后，就是说农村的改革，社会的改革，很多人会从乡村到城市，包括我也是。城乡边缘的文学，不管是不是乡土文学，它的写作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在乡土文学中要找到写作者、读者、评论家和出版商心灵之间的交流，我觉得这一点在写乡土作品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很难去把握的，也是一个比较痛苦的过程。后来我在这几年写作的过程中，我给自己总结了一下，写乡土的文学，一定要有自己创作的根据地，那么我这几年找到的我的创作根据地是我的故乡：安徽芜湖农村里的一个小镇，因为这个地方是我最熟悉，也是我生活了二十五年的一个地方，我的创作根据地就在那儿。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在写作的时候一定是有那样的一个根据地。那么也有朋友说，写长篇小说是很累很痛苦的，但我个人觉得，我在长篇小说创作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很快乐，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在现在这个浮躁的社会当中，我们可能内心往往不能平静，唯一能让我平静的就是在写作的过程当中，因为在长篇小说的写作过程中，能使我们创造另一个社会，另一个世纪的，所以我觉得我个人很快乐的事情，我个人还是很看重这件事情的。

陈南先（广技术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

我对苏鲁两省的作家比较关注，两地出了不少写乡土小说的名家大家，叶炜就是比较成功的一位。他的新乡土小说“乡土中国三部曲”能引起轰动不是偶然的。叶炜的“乡土中国三部曲”给我印象深刻的有几点：第一点，农村手工作坊的消失。比如我自己的江西农村老家，农民家里连猪都不养了。第二點，农村男子讨媳妇难。这跟大城市的“剩女”现象刚好相反，全国农村大多如此。这是叶炜小说中生动形象地描述的带有全国普遍性的现象。还有两点很独特，这在南方农村是没有的现象。一点是三部曲中对老人房的描写，这是农村礼崩乐坏的一个写照，令人印象深刻；还有一点是对农村宗教信仰的描述，特别是鲁南苏北的农民信仰基督教，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当年山东等地的义和团运动，在当年，杀洋人和灭洋教的事件屡见不鲜，现在却有大量的农民信洋教，给人恍若隔世之感。这也是叶炜新乡土小说三部曲的独到之处。

我认为新乡土小说前景不错，“新”在哪里？至少有三点：客体新，现在的农村不是以前的农村，是留守老人、妇女、儿童的农村；主体新，写作者涌现出了许多70后（如叶炜）、80后作家，以后还会有90后作家；手法新，仅仅采用赵树理式的纯粹现实主义手法，是不够的，还需要许多作家借用新的写作手法，阎连科的《炸裂志》就是如此，叶炜的小说也是如此。

侯磊（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作家班硕士研究生、作家）：

我谈谈关于历史小说的四种写法。

首先，我感觉关于历史小说的定义就十分尴尬。历史小说到底该怎么定义，人们是怎么看待历史小说的。就是说小说是虚构，但是历史是真实，如果把这两个排列组合一下，我们对历史小说的期待和看法就有这么四种：虚构得接近真实，真实得接近虚构，真实得接近真实，虚构得接近虚构。第一，以虚构得接近真实为荣。以此拍成的电视剧，观众是期望服装、道具、背景、表演、整体感觉更为接近真实的历史。第二，真实得接近虚构。恐怕是魔幻现实主义的范畴了。如马尔克斯的小说，他始终不承认自己写魔幻，说在拉美大地上，那一切看似魔幻的历史都曾真实地存在过。第三，真实得接近真实。这样的写法不多。大凡具体故事都一一经过考据，像是学者在考据之余的尽兴之作，掌握了那么多材料，在学术中用不完，来写小说过一把瘾，严谨有余，趣味不足。第四，虚构得接近虚构。这怕是随着现代派以来更广泛的写法。如博尔赫斯、卡尔维诺，他们一只脚停留在现实里，另一只脚迈向魔幻以外，还被广大网络小说所采用，成为了架空历史。萧伯纳说过，历史上除了人名都是假的，小说里除了人名都是真的，因此不管类型或是风格都不是关键，关键在于你对待写作的诚心。好的小说不仅为个人而写，更是为时代而写。

徐春林（九江市作家协会）：

我关注过付秀莹老师的长篇小说《陌上》。付老师的《陌上》，是以芳村作为背景。读《陌上》，并不像我们小时候听大人讲故事一样，有一种虚虚实实的感觉，而是有一种真切的感受。很多的小说往往呈现的是一种方式：故事在讲我们在听。而在付老师的小说里面，好像有亿万生灵在说话，不仅是人在说话，鸟也会说话，树也会说话。付老师通过这种方式传达故事，让我觉得故事原来也能这样写，这是我所表达的一些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