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建平

读杨向荣的《西方诗学话语的陌生化》，在我头脑里，出现的是一个“结”的意象。20世纪的美学和诗学，似乎注定是要从一个理论之结开始的，这是诗与真的关系，同时也是艺术与生活的关系。这个问题成了“结”，人们“纠结”不已，也由此生产出了许多的理论。

当然，艺术与生活关系问题的讨论由来已久了。自古就有“模仿说”，在古希腊时就出现，一直到近代，在理论界都占据着主流的地位。模仿者与被模仿者的关系，是相互联系的，也是相互区分的。模仿者从被模仿者那里获得某些东西，如柏拉图所说，要模仿外观，但模仿者又不是被模仿者。如果模仿者与被模仿者完全一样，那就不是模仿，而是再造了。柏拉图提出三张床的理论，即理念的第一张床，现实的第二张床，画家的第三张床。这里所说的第二张与第三张床的关系，既表明了艺术与现实的区分，也涉及艺术与现实的联系。

在柏拉图那里，模仿是具有否定性的。诗由于是模仿，所包含的真理成分要少于被模仿物，并且诗（主要指悲剧）由于专门模仿灵魂的低下部分，倾向于以失控的激情来吸引观众、造成围观，因此不利于道德教育。他根据这两条理由，要对诗人下逐客令。到了18世纪时，夏尔·巴托要建立现代艺术体系，将各门艺术归结为单一原理。他所寻找到的单一原理，仍然是模仿。这时的模仿就具有了正面的，肯定性的意义。艺术通过模仿，获得了现实生活的内容，但同时又因此与现实区分开来，独自构成了一个艺术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