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史视野下的书院与寺庙之争<br/>——以嘉靖五峰书院诉讼案为例

社会文化史视野下的书院与寺庙之争
——以嘉靖五峰书院诉讼案为例

2017-02-28邓洪波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年3期

关键词：寿山学士讲学

邓洪波，兰军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湖南长沙410082）

社会文化史视野下的书院与寺庙之争
——以嘉靖五峰书院诉讼案为例

邓洪波，兰军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湖南长沙410082）

汉魏以来儒佛之间便存在着一种既相互融合又充满斗争的两面性关系。作为儒家文化重要载体的书院与佛教寺庙争夺地方文化主导权的斗争，即是儒佛间紧张关系的具体呈现。嘉靖十二至十五年，在乡里宗族与地方官府支持下，永康阳明学士人毁罗汉堂筑五峰书院以为会讲之地。讲学规模的扩张，致使书院与寿山寺关系日渐紧张。嘉靖二十年，僧侣与胡姓豪民相勾结，诬告讲学士人建淫祠、倡伪学，酿成五峰诉讼案。应典、程文德等书院领袖借助阳明学士人网络展开积极营救，在黄绾、应良、孔天胤支持下，终使书院解禁，豪民、僧侣受惩。五峰诉讼案涉及地方多种势力间的互相角力，展现了书院与社会各阶层的密切互动，折射出其在地方社会的生存实态。

五峰书院；寿山寺；阳明学；士人社群

西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土以来，儒佛关系逐渐成为中国思想文化演变历程中的一条主线。两者间长期保持着一种既相互融合又充满斗争的两面性关系。书院是唐宋以来中国士人为满足自身文化教育需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整合官、私两学及佛道教育之长，创造并日渐完善的一种文化教育组织。作为儒家文化重要载体的书院与佛教文化象征的寺庙继承了儒佛间的两面性关系。宋明时期，儒家士人不论在思想层面还是日常生活中与寺庙多存在着密切往来。朱熹、罗洪先等理学大师即有寓居寺院读书、讲学的经历。绍兴年间，朱熹受学李侗时便长期寓居于延平西林寺院，“西林（院），在城东南，五代梁建。宋朱文公谒李延平受学，尝寓于此”[1]232。《冬游记》记录了嘉靖十八年（1539）十二月，罗洪先由镇江赴南京拜谒王畿途中的交游与会讲情形。旅途中念庵主要以佛道寺观为夜宿之所，不仅寺僧设斋款待，当地士人也时常自携酒肴饮宴寺中，显示出一种亲密融洽的儒佛相处场景。唐宋以来不少书院、精舍本身就依附寺院而建。被誉为天下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即起源于五代末年智璿等和尚割地建屋、购书办学，使士人“得屋以居，得书以读”[2]562的善举。

从儒佛冲突的层面看，书院与寺庙往往存在着争夺当地文化主导权的斗争，多以院舍、田产之争的形式呈现。以书院与寺庙之争为切入点，通过对书院在地方社会中争取哪些势力支持，这些力量在推动其发展过程中有着怎样特点，他们又如何应对反对势力挑衅等问题的探究，有助于呈现一个更加立体、多面的书院形象。从社会文化史角度，将书院置于具体历史情境中，考察与地方社会的关系，是目前书院研究的重要面向。肖永明在《儒学·书院·社会——社会文化史视野中的书院》中对历代君主、各级官员、地方家族、士人、商人等力量支持书院发展的表现及各自动机与目的进行了概述，为学界进一步考察书院与地方社会各阶层的互动关系奠定了基础[3]51～153。陈时龙《论天真书院的禁毁与重建》，通过对天真书院禁毁与重建过程的细致梳理，分析了中央与地方官员、士绅、僧侣等不同力量间的博弈、角逐过程，揭示了明中后期国家与地方社会间的双向互动[4]115～124。丁钢、刘琪所著《书院与中国文化》从院址与田产经济层面对唐宋以来书院与寺院宫观间的斗争关系进行了概述[5]28～32。在借鉴以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试以五峰书院与永康游仙乡社会关系为中心，通过对嘉靖年间五峰讲学士人与寿山寺僧侣、胡姓豪民诉讼案的剖析，揭示书院与朝廷、地方官府、士人、宗族、僧侣间的互动关系，呈现书院在地方社会的生存实态。

一、诉讼案前五峰儒佛关系

观察书院与寺庙之争这类显性文化冲突时，尤需采取长时段视野。两者并非一开始即尖锐对立，多是随着主客观条件的变化，双方关系逐渐趋于紧张。以浙江永康五峰为例，书院创建之前儒家士人与寺庙僧侣并未形成明显冲突。伴随五峰阳明学士人讲学规模的不断扩大，产生了扩张讲学场所的内在诉求，来自地方官、讲学宗族的支持与怂恿，促成毁罗汉堂筑五峰书院事件，五峰儒佛关系由此趋于恶化。

1.寿山寺概况

儒家士人进驻之前，五峰一带主要为佛教寺庙——寿山寺势力范围。寿山寺，旧名桃岩寺，梁普通元年（507）建[6]948。该寺虽历史悠久，却兴废无常，有名山而无名僧，致使史料匮乏，仅在书院志与地方志中存有简略记载。乾隆年间刊刻的《五峰书院志》在凡例中载明“书院创自有明，嘉靖前此为释氏所占，故题咏中涉浮屠者，虽佳弗录”[7]160。院志编纂者虽对寿山寺持有明显敌意，隐瞒其相关文献，但在描述五峰风景名胜时仍透露出其相关史实。“外洞，此寿山旧刹也，今为胡公庙，洞之前有台三层，甚壮伟，明万历间始圯，今仅存其址矣。台之上有硃书‘兜率台’三擘窠，亦传为晦庵笔”[8]163。由此可知，书院创建之前五峰一带主要为寿山寺占据，在万历年间趋于废毁。光绪《永康县志》介绍寿山时记载：

固厚之下有大石洞，高厂轩豁，可容千人。其中为佛刹曰寿山寺，前为重楼，楼上为平台，周以栏楯，皆即洞支木为之，不施椽瓦而雨雪霜露自然莫及，最为一方登览之胜。岩上有朱书兜率台三大字，人传为晦翁笔。寺今废，台亦圮。西近瀑布有石洞，旧为罗汉堂。[9]74

寿山寺位于固厚峰大石洞内，罗汉堂（即后来五峰书院）位于该峰小石洞内，为寺庙所属建筑。二者间位置关系为此后争端的发生埋下了伏笔。

2.南宋理学家的讲学活动

儒家势力进入五峰始自吕祖谦、陈亮、朱熹等理学家的讲学活动。南宋，金华为两浙理学中心地带，儒者辈出，学风鼎盛。以吕祖谦为代表的婺学与陈亮为主的“永康学派”并峙，更有朱熹、叶适等大儒往来其间，带动了当地讲学之风的兴起。

乾道至淳熙年间，陈亮与吕祖谦、祖俭兄弟，叶适等永嘉诸子于金华、永康名胜之区，讲学论辩、往来频繁。五峰因地处寿山之麓，四山环翠，为当地形胜之最，成为诸儒集聚讲学之地。寿山在永康西北乡，“岩多瑞石，空洞垲爽。四山环翠，五峰前拥”[10]1474。《五峰书院志》对该地自然、人文景观有更为详细描述，“山有五峰，皆石壁，平地拔起，周围如城郭。曰固厚，曰瀑布，曰覆釜，曰桃花，曰鸡鸣。固厚之下有大石洞，高六丈许，广五丈余，因建为寺，后废。……又有小石洞，为罗汉堂，旁有瀑布泉一派，从厚峰及覆釜峰相夹中流而下。……瀑布之上有龙湫，水从桃花峰下注岩石间，溅沫如雾，可望而不可即，亦奇观也”[8]164。最早在寿山石洞讲学授徒的是当地儒者吕皓。吕瑗在《重建五峰书院记》中追述道，“五峰书院自宋云溪府君（云溪府君即南宋太平吕氏族人吕皓——引者按），受朱夫子之知，偕叶水心、陈龙川、吕东莱诸先生讲学于此。因置田石鼓寮以资馆谷，若东主焉”[11]15。吕皓与陈亮、吕祖谦相友善，经常邀请他们往来论学。据程尚斐考证，吕皓、吕祖谦曾“集材于寿山，而复置田于石鼓”[12]242，表明当时理学家已有在五峰建舍讲学之意，且置有田产作经费保障。吕祖谦、陈亮、叶适等大儒往来讲学，加之吕皓营造的外在条件，五峰会讲声名日盛，学者云集。“陈同甫介、叶正则来游，乡人景附。先生与其弟泰常往来其间，于是陈、吕门人翕然向往”[8]164。

淳熙九年（1182），朱熹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至永康，陈亮邀其主讲于寿山石洞。二人就“王霸义利”等话题，展开激烈论辩，当地士人从游者数百，盘恒累月。寿山为吕祖谦乐游之地，朱熹曾欲建精舍以完成吕氏遗愿，后因“按劾唐与政事，遂中止”。淳熙十一年朱熹再访陈亮于永康。庆元四年（1198）又以时禁避居寿山石洞，核定《大学章句》草本。因朱子多次驻足五峰，从事讲学著述，陈亮、吕祖谦去世后其门人多转从朱熹问学，后经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的传承与弘扬，形成了颇具特色的金华朱子学派。

3.丽泽祠的建立

南宋理学家之后，虽有以应典为首的永康阳明后学在嘉靖初年再次进驻五峰，建丽泽祠以为祭祀、讲会之所，五峰儒佛关系并未因此而转向。

正嘉之际，以应典为首的永康士人在承继金华学术之外，远赴绍兴汲纳阳明心学，为形成永康阳明学士人社群奠定了基础。成化至正德年间，兰溪人章懋继起承接乡邦文献，被视为金华朱子学之代表。章懋于成化二年（1466）以会试第一入选翰林院庶吉士，十四年致仕后居家讲学二十载，门墙林立，称为枫山先生。嘉靖元年（1522）拜南京礼部尚书，去世后与何、王、金、许四先生并祀于金华正学祠，被誉为“理学名臣”、“一代鸿儒”。黄宗羲评论道，“其学墨守宋儒，本之自得，非有传授，故表里洞彻，望之庞朴，即之和厚，听其言，开心见诚，初若不甚深切，久之烛照数计，无不验也。……金华自何、王、金、许以后，先生承风而接之”[13]1074。章氏虽对明中后期金华士人影响巨大，终未能转变朱子理学重践履，轻理论阐发的风气。“经自程朱后不必再注，只遵闻行知，于其门人语录芟繁去芜可也”[13]1075。面对程朱理学日趋僵化，阳明心学充满活力的发展态势，以应典、程文德、程梓、卢可久为代表的部分永康士人虽仍秉承章懋“真实心地，刻苦工夫”八字箴言，却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汲纳阳明学说，将良知本体论揉入婺学学统，为明中后期金华学术注入了新的生机。在应典倡导下，大批永康士人远赴绍兴接受王阳明“致良知”之教。“若语其学之传至永康，则自公官南都时，周实峰先生先往师之，厥后如李东溪、应石门、程松溪、卢一松、程方峰诸公等数十人闻风而起”[14]169。为在永康弘扬阳明学说，凝聚讲学士人，构建固定讲学场所成为应典等人所面临的急务。五峰为当地形胜之最，又是南宋陈亮、吕祖谦、朱熹等大儒往来讲学之地，临近讲学领袖所在宗族，成为建院讲学的首选之地。

嘉靖元年（1522），应典、程梓等阳明讲学士人在固厚峰小石洞内建丽泽祠以为会讲之所。正德年间，程文德、程梓、周徳基从学阳明前，已在寿山石洞举行不定期讲学活动，为后来丽泽祠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正德十五年（1520），程文德会试落榜，在寿山石洞内聚集同志相互论学。“距家数里许，有寿山，洞内为五峰书院，乃朱晦翁、吕东莱、陈龙川诸公讲学之所。先生聚同志友肆业其中”[15]585。寿山讲学期间，程文德“恨立志不笃，屡奋屡废”，为立德修身、日常警醒，特书痛惩条目十款，焚香拜誓于洞内。首条“景行”旨在追从章懋所倡导的金华朱子学传统。“尝谒吾乡章枫山，见示曰：‘后生须立得脚跟定，方好做人，贤辈正在此时立脚。’……今之枫山何人也，而海内咸推之，可不求其所以至枫山者乎？由枫山而上之，亦豈不可至乎？”[15]586可见当时程文德所讲之学仍不出金华学术范畴，程梓和周徳基也时常往来于五峰石洞与之交相砥砺。五峰虽为南宋诸儒讲学故址所在，因年代久远，石洞旁无斋舍，难以容纳众多士人的讲学活动，学者往往露居岩穴间。为推动讲学事业的发展，嘉靖元年（1522）应典与程梓、周德基、李珙等捐资于固厚峰小石洞内构筑丽泽祠。“卜台侧隙地，因石洞为堂宇，凡数十楹。其奥以祀三先生，而前庑则以居四方学者，命之曰丽泽之祠。于是，士益蒸蒸奋而会日加盛矣”[16]153。

应典等讲学士人构建丽泽祠，只是为讲学活动提供一个固定场所，虽紧邻罗汉堂，仍抱有以理学与佛学共处五峰的意愿。丽泽祠起初以祭祀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四位理学大师为主，意在接续南宋五峰讲学事迹，兴起后学。四位大儒并祀，显现出讲学士人合会朱陆、兼容并包的学术旨趣。“应子曰：‘紫阳过化也，东莱身教也，南轩、象山丽泽也。’萃固合人心，久固定也。殊途同归，百虑一致，圣贤道岂二哉？”[17]189从祠宇祭祀对象的选择上可以看出应典等阳明后学采取了相对稳妥的讲学策略。在具有浓厚朱子学传统的金华地区，初步形成中的五峰讲学社群未急于凸显自身阳明学色彩，而是最大限度上减少门户之争，吸引更多当地士人。此时他们还无心也无力挑起五峰一带的儒佛之争。

4.毁罗汉堂建五峰书院

嘉靖十二至十五年（1533—1536），五峰讲学士人在地方官与宗族势力支持下毁罗汉堂建五峰书院，讲学势力的不断扩充，致使儒佛关系趋于紧张。嘉靖十二年，金华知府姚文炤与永康县令洪垣赴五峰拜访应典，见四方来学者日众，丽泽祠原有斋舍难以容纳。姚知府“檄县尹洪垣撤去阿罗汉像，直洞之正中建五峰书院，以处来学者”[9]75。姚文炤，字在明，莆田人，嘉靖九年知金华。在任期间葺丽泽、四贤书院，建章文懿、陆鹤山诸祠。离任时，老稚填道泣下，为立生祠。有十美政之谣，遍传郡邑[18]971。洪垣，字峻之，婺源官源人，嘉靖十一年进士，受业于湛若水之门，热心讲学活动[19]5509。洪县令将书院建造事宜交给太平吕氏族人吕瑗负责。“乃命耆老吕瑗购材兴工，因其中之岩下为楼数间，以广来学者”[17]189。吕氏家族捐金数百，于寿山石洞正中兴工建造。洪垣升任御史后，甘翔鹏继任永康县令，继续支持书院修建。嘉靖十五年，书院建成，初名桃岩丽泽精舍，金华知府陈京题额“五峰书院”。以应典为首的讲学士人在五峰书院大倡良知学说，注重为学工夫、反求诸己。应典《诚意章讲义》载：

圣人千言万语，无非欲人反求诸己。……故诚意之首便指点出一个毋自欺三字。……或知有身心之学止模拟想象，不肯为实践下手工夫，则行不著，习不察，自欺之罪终恐不免。今我同志亦有此病否，幸用力克去毋令负今日之会也。[12]226～227

洪垣为书院所作记文期望讲会承继丽泽君子朋友讲习之义，发扬阳明学说。“良知之体，非子之所说者乎？循其端而达之于位天地、育万物，无非贞也，即无非说也。应生曰命之矣。执之以告诸学者”[17]190。由上可见，地方官在毁罗汉堂建五峰书院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永康县志对姚、洪、甘三位官员冠以“辟异教以崇正学，人莫不伟三人之功，与兹山相为悠久”[9]75的崇高赞誉。

地方官府支持下，五峰讲会吸引了周边大批士人参与。衢、婺、括苍诸郡邑士人，远近毕集，环侍听讲彻昼夜，教化蔚然成风。“婺之文献，至是为一再盛。而良知一脉，又五峰之所独盛，非他邑所敢拟也”[17]195。势力大增后的讲学士人于书院内设五峰祠公开主祭王守仁。嘉靖年间，阳明心学虽在王门弟子推动下得到广泛传播，却未能获得朝廷认可，甚至有意压制。但五峰讲学士人在地方官府与讲学宗族支持下，已然形成一股强有力的讲学势力，开始旗帜鲜明的祭祀先师、讲论阳明学说。在程文德主导下讲学士人对丽泽祠原有祭祀对象进行了大幅调整：以张栻、陆九渊未亲至五峰为由，请出祭祀行列，改祀朱熹、吕祖谦、陈亮[20]253。此次调整透漏出势力扩张后的书院士人已不需借助陆九渊旗号阐明心学，急于在王阳明之前接续南宋诸儒五峰讲学传统，以标明其承继乡邦学术的正统性。废罗汉堂筑五峰书院，是五峰讲学士人由内敛转向扩张的标志性事件，反映出在地方官府、讲学宗族支持下，书院士人以强力打压佛教势力，在五峰拓展儒家势力范围的实践，拉开了五峰儒佛之争的大幕。

二、五峰僧儒诉讼案始末

五峰僧儒诉讼案是废罗汉堂筑五峰书院事件后僧儒双方矛盾不断累积的结果。案件发生于嘉靖二十年（1541）卢可久被胡五十八殴打后的上诉，历经僧侣势力反扑、五峰书院遭禁、讲学士人洗冤多回合角力后于嘉靖二十三年告终。围绕诉讼案讲学士人、僧侣、朝廷与地方官员、乡里宗族等多种势力相继卷入其中，呈现出一副纷繁复杂的地方社会政治生态场景。

1.诉讼案的发生

16世纪40年代，支持五峰书院的地方官相继离任后，讲学士人与寿山僧侣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导致嘉靖二十年（1541）五峰诉讼案的发生。案件导源于该时期参加讲学活动的士人众多，书院原有房舍难以容纳，讲会领袖卢可久授徒于寿山寺附近兜率台。卢可久，字德卿，号一松，永康儒塘人。卢氏与程梓同受业于王阳明，深受钱德洪、王畿、邹守益等王门高足推重。王阳明逝世后，他与同门迎奠于衢州，后与应典、周莹、李珙、周桐、程梓等创建五峰讲会。与永康其他阳明门人相比，卢氏年龄最小，但生性超然，于阳明学说造诣尤深。“为诸生有志圣贤之学，闻王守仁倡道山阴，偕同邑程梓往师事之。刻厉精思，尽得其指要，守仁深器之。比归，送之曰吾道东矣”[21]108。五峰书院讲学士人与寺庙僧侣本已存在的紧张关系，因卢可久讲学期间遭受地方豪民、寺僧兄长胡五十八殴打而激化。《五峰书院志》载：

地方有胡五十八者，其为人所不忍言也。于四月初四日引党来山酗酒，扯破书窗，横加侮辱。一时在山诸生，年长识事者置不与较，其有一二少年弗克退忍，辄与交抗，遂致率众围打，辱及冠裳。由是，父兄呈县，意图小示惩艾，岂期反构大祸。乘机买雇历住义乌雪峰禅明及永康净明等寺还族年久刁僧胡永章，凿空驾虚，通同诬捏私创书院、逐僧占田等词，诳告。[12]231～232

据程梓所述，先是胡五十八率党徒为寺庙出头滋事，与卢可久等讲学诸生发生殴打。卢氏宗族事后上书县衙，请求对胡五十八加以惩处。互殴事件应视为五峰书院建成后讲学士人在寿山一带积极扩张与前五峰主导者寿山寺之间矛盾激化的结果。殴打事件后，讲学士人一方率先向寿山寺僧侣发难，将其告上县衙。

在历代书院与寺庙争斗中，僧侣并非完全处于被动，一旦出现有利时机，他们也会主动反击。胡永章与胡五十八充分利用朝廷禁毁书院之机向浙江巡按御史的控诉即属强有力反攻，致使五峰书院被禁、讲学士人功名被革。嘉靖十六年至十七年（1537—1538）御史游居敬、吏部尚书许赞先后上书请毁书院，以正人心。“世宗嘉靖十七年四月，吏部尚书许赞请毁书院，从之。……至帝十六年二月，御史游居敬疏斥南京吏部尚书湛若水，倡其邪学，广收无赖，私创书院，乞戒谕以正人心。帝慰留若水，而令所司毁其书院。至是，赞复言，抚按司府多建书院，聚生徒，供亿科扰，亟宜撤毁。诏从其言”[22]3246。朝廷借此诏令禁毁讲学书院，“书院不奉明旨，私自创建，会有司改毁。自今再有私创者，巡按御史参奏。比年阳倡道学，阴怀邪术之人，仍严加禁约，不许循袭，致坏士风”[23]811。嘉靖禁毁书院之举，属朝中反对派以捍卫程朱理学为借口，对王、湛及其心学展开的攻击：诬其学为伪学、邪学，指其人为邪党、无赖，必欲至之死地而后快，并由人而学，由学而书院，酿成明代书院的第一次劫难[24]396。在此背景下，嘉靖二十年胡五十八与胡永章向浙江巡按监察御史党承赐状告程梓、卢可久等讲学士人建淫祠，倡伪学，簧鼓士心。“于是，豪赴御史台讼公及德卿辈，谓公建淫祠，倡伪学，簧鼓士心”[16]153。五峰书院为永康阳明弟子讲论王学之地，本属朝廷禁毁范围，更因寺僧诬告而遭禁毁，程梓、卢可久、应清、陈恭、吕成章五人被革去生员功名。原本僧儒间的普通纠纷，演变为一场声势汹涌的书院禁毁案。

五峰书院遭禁后，程梓等五名被革生员接受有司审问时仍据理力争，《普讼词》即为程氏所上辩白文书。程梓，字养之，居永康驸马堂，深受金华理学思想熏陶。考取生员后，徒步往姚江求文成之学，与王畿互相印正。因卢可久状告胡五十八所呈文书署名中将未牵扯此事的程梓放在首位，诉讼案发后程氏被首先讯问。在《普讼词》中程氏对被诬问题一一进行辩解。

首先，针对寺僧诬告“私创书院”一条，程氏对南宋以来的五峰讲学传统及丽泽祠、五峰书院的创建历程做了详细陈述，以证实书院创建实属官府行为。

本邑治东五十里，有桃岩石洞，切近寿山寺。宋淳熙间，紫阳朱夫子与东莱吕子，因访龙川陈子，会友讲学之地。昔贤虽往，手泽犹存。向因乡先生石门应子追古筑祠，以效景仰之志。续蒙升任府主两山张公、虚谷姚公，县主觉山洪公，相与捐俸增拓，攒册勒碑，扁曰“丽泽祠”。上以崇奉先贤，下以风励后学。盖为官物，公诸士民，付之后世者也。[12]231

程梓认为五峰在南宋即为吕祖谦、陈亮、朱熹等先贤过化讲学之地，应典等人在此建祠祭祀，接续诸贤讲学事业，是朝廷崇儒重道的体现，在伦理道德上本具合理性。随后，程氏着重强调了丽泽祠、五峰书院与地方官的紧密关系。丽泽祠建成后金华知府张钺亲自题写匾额，后任知府姚文炤撰有《丽泽祠碑记》。五峰书院建成后，原永康知县洪垣作《桃岩丽泽精舍记》，知府陈京题写匾额。“然丽泽祠官造也，肇于正德年间，后因府县续成于嘉靖十年，已登黄册”[12]232。程梓反复强调两处建筑均为官造且已登记于官方版籍，目的在于使书院被认可为官办，前任地方官支持书院的各种举措应视为对其合法性的承认。

其次，程氏通过对寺僧胡永章生平、寿山寺现存田产租佃状况的调查，否定“逐僧占田”指控。程氏指出胡永章虽幼年出家寿山寺，在正德七年（1512）即因犯奸被告遣。随后“历游两县，残废数寺，毁卖寺产，归成己业。现买四十六都民田庄产，抱侄为嗣”，从时间上断定诉讼案发生时胡永章“去寿山时已三十余年，而诬梓等于嘉靖十五年打逐，何不经之甚耶”。程梓对寿山寺所属田产租佃状况作有详细说明以证实书院未染指其间，“本寺田产是现住僧行蔡永邵、胡福浩、应德沧等管种，又分头典卖于乡民，虽撮土片石，俱有主者，田邻佃户，百目共睹，夫孰得而昧之？”[12]232。对比丽泽祠与五峰书院实际发展历程可以看出程梓这份辩解虽基本属实，对某些敏感问题仍作了有意回避。诸如，五峰书院实属地方官指使讲学士人所建，虽有官府檄令，但人为拆毁寺庙建筑罗汉堂仍有违情理。

2.讲学士人的平反之路

五峰书院领袖除程梓、卢可久，应典为致仕乡宦，程文德是在朝官员。应、程二人均有为宦经历与王学官员存在密切往来，在诉讼案解决中发挥了更大作用。

应典，字天彝，号石门，永康芝英人，正德九年（1514）进士，由职方司主事至尚宝司丞。应氏一生志在乡里讲学，虽“释谒三十年，前后二任，仅一考而已”，学者称石门先生。应典与南京礼部尚书黄绾、广西布政使应良关系密切，首次乞归后即赴台州拜访二人，相与论学。“因知仙居南洲应公良之贤，抵舍即度岭谒南洲，又因南洲如黄岩，谒久庵黄公绾。二公尝游于阳明王公、甘泉湛公，发明宋儒周程绝学，而先生乃得闻其绪论，归而体诸伦理、验诸性情，专志力行，若将终焉者”[25]394。第二次归养期间，在应良、黄绾引荐下应典从学王阳明，与闻良知之说。创建丽泽祠前应典曾邀黄绾赴五峰游览，黄氏所作《游永康山水记》揭示了以应氏为首的永康阳明学士人初步集聚形成学术社群状况。“同游林典卿、周凤鸣、应抑之、周德纯罗坐其中，周晋明、周仲器后至，遂与论学，皆懽然有省。石门子欲即此建丽泽祠。日落，归僧庐宿焉。……霜风益急，木叶尽赤，诸友渐去，应天监、赵孟立、徐子实相继复来，论各有得。山中小生程梓、周玲、孙桐皆奋然有志”[26]260～261。黄绾五峰之行使永康阳明弟子正式建立书院之前，已获得这位杰出学者型官僚护翼。五峰诉讼案发后，应典致书黄绾、应良求援，二人联名向都察院辩白，在其施压下，书院得以解禁，程梓等人生员身份得以恢复，危机因此解除。“于是，四方学者莫不为公弹指，而荐绅先生若大宗伯黄公绾、大藩伯应公良辈为公昭雪，白见冤状于御史台诸监司也。公乃复为诸生。祠鼎新，祀三先生如旧”[16]153。

嘉靖二十一年（1542），程文德任兵部车驾司郎中，得闻五峰之事随即致书程梓，安抚鼓励之余，积极寻求解救方法。《尚书松溪翁书》载：

昨承示，尝读之，惊骇不胜，无妄之灾一至此耶。昔公冶困于缧线，殆是类耳。斯文骨肉之谊，岂能恝然。意此时石门兄必已周旋期间，厘然皂白矣。否则当为致书新大巡处申救也。然患难厄穷，无非增益不能之地，昔皆想象，今则实际矣，真能自得否乎?试一体之，即拘系光阴，不落空虚也。[27]581

程文德书信中欲致书“新大巡”处申救，是否即是为诉讼案画上句号的浙江提学副使孔天胤，因未有直接证据，无法坐实。但程文德与孔天胤确为至交好友。程氏在《与孔文谷督学书》中备述了二人在杭州一带的郊游经历。“富春之会，钓台之登，鸬门之别，视松溪之访，实山之留，风景益奇，情兴益剧。别来追想，恍若绝奇，神游图画，每为人诵，辄亦绝倒，何况当时身履之也？此真可为平生佩忆”[28]217。孔氏精于理学，致知力行，除程文德外还与黄绾、钱德洪等有书信往来论学[29]208～209。嘉靖二十三年（1544），孔天胤行学至永康，欲振兴五峰书院。徐文通在《与一松先生书》中建议卢可久协助孔氏共同兴复五峰讲学，“且闻孔文谷来山，拳拳有作兴意，此殆一松声应气求，自然之感，非有强而至也”[27]638。书院讲学士人趁机请求孔副使惩处诬告元凶，孔氏“廉得其实，赫然惩胡之妄，事遂白焉”[11]20。五峰讲学士人最终胜诉，为书院在寿山进一步拓展势力范围扫平了阻碍。寿山寺的败诉，使其在日后儒释竞争中逐渐式微，终在万历年间废毁，退出历史舞台。

三、诉讼案背后的地方权利之争

嘉靖年间发生的五峰讲学士人与寿山寺僧侣诉讼案是一起典型的儒家书院与佛教寺庙以院舍、田产为表现形式的争夺战。这类纠纷在书院发展史上是一种常见现象，反应了儒佛两种文化相互冲突的一面。笔者在此要强调的是观察这类冲突时，尤需一种立体视角，注意文化背后所夹杂的利益纷争。

1.诉讼案背后的宗族利益之争

对五峰书院来说，扎根游仙乡，深入芝英应氏、岩下程氏、太平吕氏、永康陈氏等宗族，是其长期存续的根本保障。这种保障首先体现在阳明学说以诸姓宗族为渠道实现了在当地的深层传播，各时期讲会骨干多为诸宗族子弟。以应典所在芝英应氏为例，五峰讲会创建后，应氏族人即以此为阵地积极参与讲学活动。应典之后，其侄应兼代表宗族继续主持讲会。应兼年少授业于族叔应典，后与程梓、周桐等一起赴绍兴师事王阳明，进而与王门高足应良、黄绾交往密切[16]143～144。方志称其“遂继典主盟于五峰精舍，与同门卢可久、程梓丽泽讲学，四方来会者翕然趋之，余三十年，学者称古麓先生”[30]389。应兼族弟应廷育致仕后也投身于五峰讲学。应廷育，嘉靖二年（1523）进士，官至福建按察司佥事[25]409，归乡后唯以问学为务，与程文德、周桐主持五峰讲学，尤重戒谨恐惧、学问思辨工夫。芝英应氏之外，以程文德、程梓为代表的岩下程氏是另一支致力于五峰书院发展的宗族势力。程梓之子程正谊于隆庆五年（1571）中进士，万历年间官至京兆尹，辞官后归隐十余年，以讲学五峰为乐。

其次，书院与诸宗族逐渐形成一种利益相连、荣辱与共的紧密关系。诸宗族已将五峰讲会视为己业，从建筑修缮、田产置办、事务管理到各项活动均由族人出面打理。如前所述，五峰书院建造事宜即由太平吕氏具体负责。讲会创建之初，应典、程梓、卢可久出资购置会田，以每年租谷收入作讲会经费。此后象珠王氏、太平吕氏、永康陈氏相继加入讲会经费置办行列。“先是，应程卢三姓创置会田，以资岁会。近日陈（林坑）、程（独松）、王（象珠）、吕（太平）之后，亦稍捐资以供不给。司其事者，应程卢后裔，至今不废”[7]164。诸宗族所置田产成为五峰讲会得以延续数百年的基础所在。

在此背景下发生的五峰诉讼案，不仅是儒家书院与佛教寺庙间的文化冲突，更夹杂了当地宗族间的利益之争。以寿山寺一方为例，寺庙与库川胡氏宗族存在着长久牵连。康熙《永康县志》对寿山乡贤祠记载道，“原寿山寺有胡公则像，久圯。康熙二十二年其孙胡惟圣等重建奉祀，改今名”[31]469。胡则为库川胡氏先祖，字子正，端拱二年（989）进士，官至兵部侍郎、集贤院学士，宝元二年（1039）卒[32]9941～9942，宋理宗淳祐年间追赠正惠公。胡氏为官期间曾奏免衢、婺二州百姓身丁钱，当地士民在其卒后纷纷立祠祭祀。胡则逐渐成为金衢一带民间信奉之神灵。胡则年轻时尝寓居方岩广慈寺读书[33]1017，殁后显灵于此，后人建庙奉祀，绍兴年间朝廷赐庙额曰“赫灵”[27]335。方岩赫灵庙外，据黄溍所述胡公之别庙布满于郡境，不下数十百区。库川胡氏紧邻五峰，于寿山寺中立胡则像，便于族人往来祭拜。族谱载，“太伯祖春秋二期，大宗现已享祭。九月十一日又祭享于寿山洞祠，似亦可稍展区区之心也”[27]342。诉讼案中胡永章即曾出家寿山寺，胡五十八更率众赴五峰与卢可久师徒殴打，透漏出寿山寺与库川胡氏在利益上的相互关联。二人指控程梓等“逐僧占田”，隐含胡氏与讲学宗族在五峰存在田产纷争。

万历年间寿山寺逐渐废毁，僧侣势力最终退出五峰儒佛之争，库川胡氏仍伺机向书院讲学士人发难。寿山寺废毁后，寺址虽紧邻五峰书院却未被讲学士人占据。据《五峰书院志》载最终被改作胡公庙，显示出库川胡氏逐渐由背后走向前台，代替寿山寺继续与五峰讲学势力对峙。五峰书院背后有芝英应氏、岩下程氏、石马卢氏、太平吕氏等宗族联合支持，诸宗族借助相互间的讲学师友关系，通过彼此联姻等途径进一步联结，逐渐形成地域内的宗族利益共同体。排挤掉寿山寺后，诸宗族于乾隆年间联合发起对五峰书院的大规模重修，趁机对讲会田产进行新一轮扩充。负责此次修缮事宜的首事程洪图、应文达、卢亦悦、程景理、程洪章、程廷三、吕汝鸿均为诸宗族子弟。“慷慨乐输，共襄美举”[7]159。乾隆年间，诸宗族所捐会田多位于五峰所在的永康二十八都六保，该地田产因牵扯前朝僧儒诉讼案且与库川胡氏田地相互交错，较为复杂与敏感。以胡景舆为代表的胡五十八后裔以此为契机，再次挑起与五峰讲学士人的诉讼纠纷。程尚斐叙述道，“我祖松溪公、方峰公讲学寿山五峰书院，曾被胡姓诬控，详见前谱《普诉词》。近裔孙景理、洪图等重修书院，其族人又以宿嫌复致结控”[35]429。程氏宗谱所存《寿山约据公案》对此次田产纠纷有详细记载：

议约

立议约胡公常，及应、程、卢三宅学会。原因寿山山地二处，连界日久，管业模糊。今会二常勘踏明白。上自山门头踏道下，直至三十丈以下尖岩名上马石为界。其岩已下一直以墈为界。其前以桃花山脚流水对直为界。墈下学会之业，墈上胡姓之业。自后两家各照界管业，不得侵越。乾隆四年正月○○日立约。卢友美，应友盛，程自霖，尔亨，师咸，景华，符五，胡国全，圣祥，升九，舜玉，素章，汉章，云章，执笔程建五。

谳语

查讯程尚斐与胡景舆等互控山亩一案，缘映字一千二百九十六号，计山五亩，程家拍山八分，胡家拍四亩二分。两造因砍树争界讦控。查所呈乾隆四年约内界限不清，以致各有指争。本县亲诣勘明，绘图在卷。今庭讯之下，断令从踏碓基即山门头，直下平坦为界，左归胡公祠，右归学会，各管各业。还粮所砍之树，各免追赔。刊石定界，以杜后争，取依立案。[35]429～430

由引文可见，以胡景舆为代表的库川胡氏即为寿山寺废毁后胡公祠具体管控者。嘉靖诉讼案中代表寿山寺一方的胡永章、胡五十八即为库川胡氏族人。鉴于嘉靖诉讼案曾给书院带来严重损害，乾隆年间应、程、卢三姓子弟将此次五峰田产纠纷控制在地方官府范围内解决。在县令主持下，应、程、卢三姓代表与库川胡氏族人通过订立《公案》妥善解决了会田扩充带来的田地纠纷。通过双方山田边界范围的明确划分，客观排除了阻碍书院进一步发展的隐患。从乾隆年间五峰书院重修与《公案》的缔结可以看出，以应、程、卢为代表的宗族势力在保障书院平稳发展中的关键性作用。

2.僧儒对官方力量的争取

唐宋以来书院与府州县学虽同属儒家教育组织，后者因隶属朝廷官学系统，生而享有强大官府力量保障。历史上寺庙虽与书院纠纷不断，却很少见其与州县儒学发生诉讼。即使在书院与寺庙间院址、田产争斗中，地方官员的态度往往起着决定性作用。丁钢、刘琪即认为“通常寺观改书院，多由地方官员主持发起，用行政命令强制实施。这样做，一来是为辟佛，二来也可解决书院教育经费和田产上的困难。而书院改寺观，则多由僧道因书院的衰落或得到官员默许而操办的，很少由官员出面的”[5]29。

五峰僧儒诉讼案虽涉及多个势力阶层的相互博弈、角逐，但起决定性作用的仍是手握权力的官员。诉讼案前五峰讲学势力的急剧扩充即离不开当时地方官员的大力支持，应典、程文德等人的科第成就与为宦经历是其结交官员的重要前提。正德九年（1514），应典最先考取进士，授兵部职方司主事；嘉靖二年（1523），应廷育考中进士；嘉靖八年，程文德高中榜眼。该时期讲学士人的科第成就，使五峰讲会在当地声望日显。以应典为例，丽泽祠构建之时正值嘉靖帝登基不久，朝廷选贤任能，应氏被举荐为尚宝司丞，“檄有司即家劝驾”。应典虽志在乡里讲学，未离家赴任，却已为地方官所重，在当地颇具影响力。时任金华知府张钺为丽泽祠题额，继任知府姚文炤作有《丽泽祠碑记》。程文德为官期间更积极结交乡邦父母官，联络在京金华官宦，为五峰阳明讲会积累了丰厚政治资源。嘉靖九年，姚文炤出任为金华知府，程文德告知在京金华籍官员，诸人“咸以得人”为庆，在灵济宫设宴践行。宴会中姚知府向程文德等人请教，“兹行也，诸君子曷以裨益我？”[36]60在座官员纷纷建言，程氏更有《赠虚谷姚公守金华序》相赠。姚文炤到任金华后即大力扶持五峰阳明学士人集会讲学活动。程文德与永康知县洪垣也有深厚交往。洪氏赴任永康知县时，程文德率在京永康官员十余人相送于东门，作有《赠觉山洪大夫宰吾邑序》。序文即表达了朝廷有此任命，家乡得此贤令的喜悦，又期待洪氏能振兴乡邦文教。“洪子志于道久矣，恂恂然，穆穆然，根心而生色矣。……觉山行矣，益存之诚焉，应之顺焉，而首风学校之士焉”[37]71。嘉靖二十九年，程文德与二十余名在京金华籍官员成立婺集同声会，每月一会，以尊主庇民、回报乡邦为己任。

嘉靖庚戌之岁，天子践祚之二十九年也。维时吾婺仕而同朝者二十余人，或二秩宗，或抡殿魁，或给青琐，或侍乌台，或分诸曹，或服观政，匪徒济济衣冠之盛，实喜师师道义之同，咸自奋曰：‘相彼物矣，犹贵金华。矧吾人矣，可负乡国？山川犹昔，风气靡殊，既有开于前修，忍自隳于后进？百年一瞬，人生几何，苟不力善而有闻，亦徒醉生而梦死。况义命之已定，虽徼幸其何禆。修已俟时，本至简而至易；存诚慎独，可希圣而希天。仕则尊主而庇民，处则正家而范俗。[38]112

以程文德为首的婺集同声会属同乡士大夫结社组织，也是五峰阳明讲学社群在京师的重要依靠力量。五峰讲学士人能在书院已遭禁毁的艰险境遇中获胜，主要得益于书院领袖应典、程文德与黄绾、应良、孔天胤等高官的密切交往，借助其影响力干预诉讼案处理。

诉讼案中寿山寺僧侣及背后库川胡氏也巧妙借助了朝廷与地方官之力在嘉靖二十年发起致命反击。16世纪40年代之前面对讲学士人在五峰的积极扩张，寿山僧侣势力之所以隐忍未发，根本原因在于当时府县地方官与应典、程文德等讲学领袖关系密切，支持书院向外拓展。待倾心讲学的地方官离任，朝廷刚有严禁王、湛讲学书院诏令时，寿山僧侣便迅速与库川胡氏勾结挑起争端。卢可久等人向县衙申诉后，僧侣一方则避开地方官府，寻求更具权势的巡按监察御史党承赐的支持。程正谊透漏了该御史对王守仁及其学说的偏见，“御史故有衔于伯安公，又素不悦理学，谓公为伪学也，削公诸生籍，而废其祠”[16]153。程梓对其偏信僧侣一面之词，未详审案情便匆忙定案行为深为不满。“今乃一不审究而概坐以占管，重罪牵青天白日之人，入昏天黑地之域，而无所容其喙，天下宁有是理哉？”[12]232综合对比来看，嘉靖年间五峰讲学士人因有应典、程文德等相继入仕为官，通过其人脉关系网的铺展获取了更多官方资源，最终赢得诉讼。反观寿山寺一方，僧侣本身没有入仕机会，库川胡氏虽仍属当地大族，自元明以来因科第不振已趋没落，所能借助的官方资源有限。嘉靖十三年（1534）续修胡氏宗谱虽称“嗣是迨元暨我国朝，仕隐代不乏人，□甫好学敦义，孝友式于家，信义孚与乡”[27]319，却已举不出如胡则式的典型人物，其所称道的胡□甫也仅是乡里处士身份。

四、小结

嘉靖年间，五峰书院修建、遭禁与解禁历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游仙乡儒佛势力的消长。永康阳明士人社群最初建丽泽祠于罗汉堂之侧，未立刻显示出以儒家文化与佛教相抗衡意图，在地方官府、讲学宗族支持下，为满足扩张讲学场地需求，最终毁罗汉堂建五峰书院，以强力驱逐佛教势力扩张儒家文化版图。诉讼案期间书院讲学士人与寿山寺僧侣展开了互为进退的复杂斗争。围绕案件，地方豪民、僧侣、宗族、士人、各级官员相继卷入，呈现出一种胶着、复杂的角力过程，非常直观地呈现了书院与寺庙间的势力对比。五峰书院士人依靠黄绾、应良等王学高官支持成功解除了禁毁，借提学副使孔天胤之手惩处寿山僧侣与胡姓豪民，最终取得了五峰一带的文化主导权。

从嘉靖年间五峰僧儒诉讼案可以看到，作为地方文化教育组织的书院，如何应对来自地方豪民、寺庙等势力的挑战，是考验其能否长久存续的重要因素。书院要在地方生存，除扎根当地社会，获取坚定的支持力量外，仍需讲学领袖融入更为广阔的学术社群网络，拥有更多可资利用的学术、权力资源。宗族、讲学士人社群、地方官府在推动书院发展过程中各自扮演的角色有所差异，但均与书院存在千丝万缕联系，血缘、学缘与地缘的相互交错，展现出了一幅生动的地方社会政治生态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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