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清松

从问题探究到方法论的多元建构
——我国价值哲学研究的回顾、反思与展望

□付清松

我国价值哲学从偏重问题探究逐步转向方法论的多元建构。问题探究经历了从关联问题域到通论问题域再到专论问题域和方法论问题域的深刻转换。问题建构的自主性、问题折射的主体性及其时代内涵、理论反思对问题转换的驱动作用及强调知识与实践的关联，是问题意识的基本特征。对原有研究方法的批评激发了价值哲学方法论的普遍觉醒，并形成了四大模式。当前价值哲学研究也存在认知旨趣浓厚、过分依赖概念分析和逻辑演绎、泛价值论等倾向。在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时代背景下，应在马克思的哲学革命视域中重思价值哲学的知识使命，鼓励学科联合和经验研究，增强其审视现实的能力，在改造世界中实现价值哲学的哲学价值。

价值哲学；方法论；研究模式；历史唯物主义

经过三十几载的辛勤耕耘和浇灌，我国价值哲学这棵新的爱智之树既绽放出绚丽的哲学之花，亦结出了丰硕的哲学之果，它促进了我国哲学研究中主体视角的崛起以及对事实与价值的区分和对意义世界的关注，使价值从一个长期被埋没的主题，成长为哲学的一大新理念、新领域[1]和独立的哲学学科乃至新的元哲学形态[2]9，推动了哲学的“价值论转向”，也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内涵。但也应看到，我国价值哲学一度忽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意义，以此进行反思，既是深化和创新价值哲学研究方法的一种可能性选择，也是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中实现哲学烛照和干预生活之诉求的需要。

一、问题域的历史转换及问题意识的基本特征

与一般的学术舶来路径和知识建构逻辑不同，我国价值哲学的兴起虽然外在地耦合了世界哲学主题转换的大势，即从传统的本体论哲学和近代认识论哲学到现当代的价值哲学，但无论是发端还是发展，它都由本土问题牵引和支撑，其问题域的拓展与转换，大致经历了三个比较明显的阶段。

第一阶段是上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经历了从阐释价值研究意义的“外围性关联问题域”到确立起价值研究合法性的“实质性通论问题域”的转变。这一阶段的初期主要受真理标准讨论的激发，致力于反思传统实践论中人的意义和目的维度的缺失，重点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应该以及为何要研究价值这一问题，厘清价值与其他哲学主题的关联，如价值与事实、认识、实践和真理的关系，经典作家的价值思想等。这类问题基本处于价值研究的外围，带有从政治意识向理论意识转化的痕迹，主要为哲学研究打开了强调主体性视角的理论视野。第一阶段后期则是哲学的反思和批判思维强化与递进的结果。其中李连科的《世界的意义:价值论》和李德顺的《价值论:一种主体性的研究》系统讨论了价值与哲学的关系、中西方价值哲学发展史、价值的存在与本质、价值评价和选择、价值的基本属性、价值的类型、人自身的价值、价值观的建设与引导等基本问题，初步明确和奠定了我国价值哲学研究的问题域、知识结构和方法论路径，标志着中国价值哲学自主建构的真正开始。

第二阶段是上世纪90年代初至世纪之交，从“通论问题域”拓深到“专论问题域”。这一阶段的价值哲学从知识奠基转向规模化生产[1]，研究的问题在时间、空间和学科视野上都已充分打开。通论性和基础性问题仍在深化、充实和完善，如价值界定类型的增加，价值的认知、活动、创造和实现等新的基础性论题的开辟等，但体系化、学科化、专业化和精深化成为该时期问题域的主导特征，如在价值观、价值评价和价值哲学思想史等方面形成了大量专门化和精细化的学术成果，而伦理学、美学、文化学、中国哲学等学科的加入，既培育了新的问题，如价值美学和价值伦理学等，也丰富了价值研究的学科视角，推动了学科对话。强烈的问题导向支撑起我国价值哲学的知识结构和理论体系，即以“弄清基本问题”为目的的“认识论问题结构”，以探究价值根据为诉求的“本体论问题结构”和以探究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价值规划为导向的“实践论问题结构”，以及“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价值的本质-创造-认识-实现”和“本体论-活动论-观念论”[3]等多种问题域和研究路径。可以确定地说，这一阶段是我国价值哲学问题域生成的主体阶段，也是价值哲学大发展、大繁荣的关键时期。

从21世纪初至今构成我国价值哲学发展的第三阶段。价值哲学在趋于冷静和成熟中开始调整，逐步转向价值哲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域”，着力解决突破价值研究瓶颈的方法论等事关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课题，总结既有研究的方法论经验和不足，提出新的方法论方案，致力于对方法或模式的选择进行合法性论证。如果说前两个阶段是价值具体见解的建构期，那么这一阶段则是基于新的方法论的模式重建期。

我国价值哲学独特的生长环境不仅规定了其基本的理论底色，也赋予其问题探究的诸多特色。其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是问题建构的自主性路径。我国价值哲学也涉及西方价值哲学的某些问题，但主导方面仍是问题的自主建构，而不是用西方话语注解本土生活。上世纪80年代后期西方价值理论被批量引入国内，虽然它们在实践上有助于唤醒国人的个体、契约和法制意识，在理论上也参与了国内的方法论建构，但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的特色道路与经验对理论的特殊需要，以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始终让国内价值哲学自觉保持着自我问题意识，从而没有出现那种普遍跟踪西学的知识建构路径，西学并未干扰我国价值哲学走自主之路。

其次是问题中渗透的主体意识具有的浓郁时代性。价值哲学是改革开放前后中国人现代主体意识急剧觉醒的宏观历史动向的产物，同时也助推着这一动向。该动向主要是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的经济力量开启的，但在意识形态中却众声喧哗，如文学和电影的伤痕叙事、哲学对科书体系的批判等，这样，价值哲学同实践唯物主义、人道主义、异化和主体性等问题复杂地纠缠在一起就不难理解了。问题意识的主体性特征转换由三大具有转折意义的历史进程激发:一是反思“文革”，二是商品和市场经济对利益和权利主体的启蒙与建构，三是科学发展观对民生主体的吁请。在“文革”中受到贬损的现代民主政治主体，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境遇中以经济主体(所谓的“经济人”)的方式得到补偿，但它又是被经济物役性压扁的主体空壳，科学发展观实际是对物化的积极扭转。

再次是理论反思成为问题转换的主要动力。它凸显的是中国价值哲学的批判功能，是推动其自身知识和理论逻辑发展的主要内在因素。对问题及其研究方式的反思，其外在表现是热烈的争鸣，在《哲学研究》《学术研究》等价值哲学的核心刊物上经常出现连续几个回合的观点交锋，就是很好的证明。争鸣虽依据知识逻辑，但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和异质性决定着利益分化，由此导致的价值多样性是价值知识分歧的根源，因此，从根本上说，价值哲学的理论反思力量来自现实生活中价值活动的丰富多彩和价值观的多元化。

最后是强调知识与实践的关联与互动，显著地反映出价值哲学对现实的引领功能。这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相关，即传统农业和乡土社会向现代工商业和城市社会的转变提出了价值观和观念革新的需要。比如，价值哲学最初在“满足-需要”模式下解释价值，表面看是文本依赖(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劳动价值论等)的结果，客观上却回应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设的论证需求；同时也与政治动员有关，如建设和谐社会，价值思想的研究热潮也是这种动员的直接效果；另外也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需要有关，如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理论和实践逻辑的双重牵引，形成了价值哲学研究中的双重问题意识。

二、方法论的多元建构:从潜意识到自觉

如果说强烈的问题意识是我国价值哲学繁荣的根本保证，那么，对方法论和研究模式的反思和自觉建构，则是其发展与创新的基本路径，也是我国价值哲学的巨大学术进步。

早在价值哲学趋于繁荣的上世纪90年代初，对方法论的反思就已开始。当时赖金良、韩东屏等就对李德顺、王玉樑等早期倡导的“主客体关系研究模式”提出质疑和批评，认为它 “是近代哲学思考所遵循的基本方法论模式”[4]。在该反思路径的启发下，21世纪初以来对价值哲学方法论的另起炉灶大都以批评上述模式为跳板。但承认价值是特定的主客体关系与研究方法上的主客体模式并不是一个层次的问题，将价值哲学的危机归咎于这种模式也不完全恰当。这凸显了价值哲学方法论反思的深层次问题，即对批判界限的自觉。不过，主客体研究模式也确实面临一些解释上的困难，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人们对新方法论的探索。

实际上，任何研究都是在一定的方法论支撑下展开的，只不过在理论建设初期，由于人们专注于问题而将方法搁置背后。随着学科的繁荣和学术争鸣的拓深，方法论必然从后台走向前台、从深层浮向表层，到了学科成熟时期，方法论话语势必流行，这是学术成长的基本规律。我国价值哲学方法论建构的需求除遵循此规律外，亦有一些特殊因素。

从理论上看，首先是价值哲学出现了危机，有人认为是传统的主客二分思维方式、实用主义等原因造成，但症结在于方法论。其次，人们认识到价值研究的体系化和学科化倾向限制了哲学的开放性思维。再次，在学术争论中，捍卫观点和立场的前提是捍卫方法，这促进了方法论建构的自觉。另外，这也是价值哲学问题域拓展和深化的客观要求，问题并不主动呈现自身，它依赖于提问方式，要提出新问题就需更新提问方法。最后，上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人本主义、(后)结构主义哲学思潮的涌入，为国内的方法论建设提供了大量参照资源。

就现实方面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和鲜活经验以及社会生活的不断变迁提出了新的需要解决的价值问题，而弄清并解决它们不能直接再将既有的方法论范式拿来就用，须重新审视其合理性和局限性，扬弃并重构新的方法。另外，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以及同西方意识形态的竞争中，一些既有方法论的劣势被暴露，需要重思和重建方法体系，这也激发了学者对我国价值哲学方法论的反思[5]。

但我国价值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创新并非是方法论话语的独白和直接呈现，而通常是嵌入研究模式并最终以研究模式为方法论建设的依托。归纳起来，到目前为止我国价值哲学主要形成了如下四种研究模式。

一是存在论的研究模式。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以主客体关系为对象的所谓认识论研究模式受到全面质疑和挑战，原因在于它只是一种知识论或拟科学论，未能确立价值范畴所具有的“最为一般性和普遍性的品格”[6]，无法回答一切价值由之发源的基础和一切价值判断的合理性依据[7]。存在论研究模式开始盛行，它主要探究并论证价值及评价合理性的普遍和恒定基础，即“诸评价之评价”的形式。该模式具体分为两大路向:其一，传统本体论路向，主要代表有邬焜、邓安庆、何中华、黄海澄等，实际主张价值哲学要回到哲学的本体立场(实体、自然或系统本体论)，声言价值哲学要摆脱世俗、关注超验和本质[8]，确立从面向知识逻辑转而面向存在的问题意识[9]。其二，以人本学为底蕴的生存论路向，代表有王南湜、邹诗鹏、张曙光等，其下又分为“人学”(赖金良等)、“实践作为存在基础”(张传开等)等操作途径。以上都是有别于传统的新本体论，建基于人的生存世界。总体上它致力于“对传统哲学存在论进行合理改造，用生存论替代价值论作为价值哲学存在论的基础。”[10]

二是生活哲学或社会哲学的研究模式。以王南湜和晏辉等为代表，它既承认价值研究的形而上学和知识逻辑模式，又主张其绕道社会科学(哲学)模式，主张两者的互补，认为价值哲学的学科定位和使命决定了价值哲学研究的两种基本范式:抽象化的即本体论的和认识论的途径，现实化的即社会哲学的和实践论的途径。本体论的研究范式保证了价值问题研究的彻底性，社会哲学的研究范式保证了价值问题研究的现实性[11]。

三是实践哲学的研究模式。主要代表有李德顺、王玉樑、张弘政等。本世纪初，在实践基础上重建价值哲学成了新的研究理念。张弘政通过论证指出，基于社会事实能够做到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统一，而其基础就是实践[12]。王玉樑强调价值哲学应形成实践意识和实践思维[13]。李德顺则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论须把生活实践及其历史发展作为最终“文本”，用具体的历史的主体分析方法来把握并揭示价值现象的本质[14]。周树智的“现实价值哲学”因其强调休谟的“一切价值都是现实价值”，本质上也归属于该模式。

四是以中国哲学为中介的研究模式，主要代表有江畅、冯平等人倡导的中西互视和比较研究模式，赵馥洁等坚持的古今互释和比较模式。前者认为可以从西方同行中借鉴其调查研究，重视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学科合作的长处，同时通过比较研究吸纳、借鉴、融通西方的前沿成果，并避免重走西方的危机之路。后者则主张，价值哲学并非只有西方哲学一条路，价值哲学的中西互补可以克服两者的片面性，并主张通过“中国哲学价值思维的融通性、综合性”弥补西方哲学的“异隔性、分析性思维”[15]。

三、基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反思与展望

马克思哲学革命具有多方面的规定性，但基本可以概括为两个要点:一是不再非历史地、形而上学地思考和提问，而将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的物质实践作为逻辑起点，彻底解决主客体的分裂问题；二是根本扭转旧哲学的纯粹认识论旨趣，将干预和改造世界确立为哲学的知识使命，主张在实践中消灭同时也是繁荣哲学。从这两点反观我国的价值哲学，也存在长期忽视马克思哲学革命意义的缺憾，一些研究甚至表现出纯粹的学术偏好和浓厚的形而上学色彩，突出表现在如下方面。

1.过分倚重概念分析和逻辑演绎。虽然也有学者注意到马克思、恩格斯在很多场合对纯粹概念分析和逻辑演绎的批评，然而受传统的经验/超验、科学/人文主义等思维方式影响，实际研究并未真正避免那种倾向。试图“提供无主体偏见的、‘客观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效准”、“沉湎于‘价值’概念界定”[16]的形而上学努力还很流行，它们痴迷于用逻辑演绎推导生活，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现实中的价值观不产生“混乱”。

2.历史唯物主义意识薄弱。一般看来，不存在超越历史的主客体关系之外的“价值”。所谓生命、尊严、平等、自由等人的自身价值，同样也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才提出来的，古代懵懂和混沌的世界中，很难产生尊严、平等、自由的价值观念。而且，这些意识在不同的人类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社会历史内涵，反映着当时的主体凭借历史积累起来的社会性对束缚人的某类自然性的超拔愿望(即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应然性)。为价值及其评价寻求“普遍”和“恒定”本体论的尝试，显然忘记了一个原始的问题:价值哲学本身是否也是历史的产物呢?正如有论者指出的，我们“不能在抽象主体的意义上讨论价值评价的真假问题”[17]。

3.泛价值论倾向。对价值及其评价“确定性”的本体追求，完全越出了价值的特定主客体关系性质，导致泛价值论倾向，系统价值论和自然内在价值论等都是泛价值论的典型形式。价值哲学研究原初旨在对追求大全和“无人”的本体哲学的反思，当下却在寻求价值及其评价的不变根据中违背自己的初衷，这多少令人感到遗憾。

4.价值研究的“哲学为王”现象。一些研究者主张价值只是哲学的一个主题，这当然有合理之处，但这样处理的同时却常常无意识地将哲学视为价值研究的唯一正途，不屑于社会科学特别是经验方面的研究。但如现有研究表明的那样，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既不是直接通过哲学之门打开的，也不是仅仅在哲学王国中实现的。这提醒我们，价值哲学的创新和繁荣并非直接或只有通过哲学来实现，价值研究不应堵在哲学这条唯一的路径上。

强调价值哲学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也就是主张价值哲学要超越经院哲学偏好。可喜的是，近年来已有学者注意到价值哲学的经院化倾向，提出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在价值研究中的作用，但如何落实尚需长期探索，本文只提供一种期待性描述。

首先，我们应在马克思哲学革命的视野中重新审视和定位价值哲学的知识趣味和使命。马克思哲学对于价值研究的核心意义，不在于它是否对价值进行了研究，更不在于它能为我们提供多少文本依据，而是它提供了对待诸如价值、平等、自由等问题的科学的历史态度和方法，其提问方式不再同一切形而上学那样最终将“理论引向神秘主义”。正是在此哲学革命的视域中，理论生产的旨趣和使命发生了根本转换。这不是说价值研究无需形式逻辑和理性反思，但对马克思哲学而言，价值理论应意识到自身的边界。这也不等于说价值研究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条道，但就哲学是一种意识形态、具有干预现实的冲动和意愿来说，如果价值哲学不满足于纯学术或知识猎奇的偏好，那它就无法绕过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地平，否则，它或许将难以规避“从意识开始、以道德结束”的经验哲学风险。

其次，在鼓励多样性研究路径的前提下，深入探索价值研究的历史唯物主义模式。“水至清则无鱼。试图通过澄清概念就能够达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显然倒是肤浅的做法。”[18]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对价值问题的研究，我们不可能仅仅通过界定概念、厘清本质或确立评价的普遍标准，就能解决现实中各种价值难题，因为它们总是具体地、历史地发生于人的实践当中。举一个类似的例子，当人们纷纷试图给“空间”下概念时，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大卫·哈维却泼来一瓢冷水:“恰当的空间概念问题只能由实践解决，即关于空间的本质这一哲学问题并没有哲学上的答案——它存在于人类实践。‘何谓空间’的问题，因此就转换为‘不同的人类实践如何创造出不同的空间概念并加以运用’的问题。”[19]13-14这或许也是杜威感叹“定义价值的尝试是徒劳无益的”[20]319真正原因吧!

价值研究的历史唯物主义模式建议:以唯物史观为指南，沿着价值观的分歧等表面现象，深入到形成和塑造它们的社会力量、关系和过程的分析，最终通过改变现实的社会历史条件改变观念或整合冲突。例如，对于今天遍地开花的城市建筑奇观，为何官方、资方和设计者做出的价值评价同老百姓相去甚远呢?如CCTV新大楼、苏州的“东方之门”、湖州“世界第九湾”的七星级酒店等不断刷新着网友的吐槽热情。这恐怕不是简单地用“我们没有形成统一的价值概念或评价标准”就能解释的。真正值得我们去拷问的或许是:是什么决定了不同利益群体的价值观，又是什么左右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评价标准。

最后，倡导哲学与社会科学的互释与联合，尝试在经验和案例研究中创新价值哲学。如何进行哲学创新，马克思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参考:其哲学革命并非以直线方式从对旧哲学的批判和拆除中实现，而是绕道历史科学即扎实的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史研究达及的。不难推断，与具体社会科学的联盟亦应是价值哲学深化和创新的方案之一。价值哲学应在经验和案例研究中提升其干预现实的理论功能，因为“衡量哲学提问和解答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的最终标准是它解决(不仅是解答)现实问题的能力。”[21]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真正创新都是由经验研究支撑的，如列宁、爱德华·汤普森等，这应同样适于价值哲学。注重问题和方法意识，本是中国价值哲学的独特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富实践，为价值的经验研究提供了广阔舞台，可以相信，通过以上方式，价值哲学将因根植于生动的历史而让人感到更加温暖，历史也因有了这种哲学观照而不再是一堆冰冷的材料。

[1]马俊峰、李德顺:《当代中国人的文化觉醒》，载《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3期。

[2]王玉樑:《21世纪价值哲学:从自发到自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3]王玉樑:《20年来我国价值哲学的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

[4]赖金良:《主客体价值关系模式的方法论特征及其缺陷》，载《浙江学刊》1993年第1期。

[5]张学广:《价值哲学:反思理论研究，诠释现实问题——“世界价值哲学论坛西安峰会”综述》，载《哲学研究》2008年第12期。

[6]邬焜:《一般价值哲学论纲》，载《人文杂志》1997年第2期。

[7]邓安庆:《论价值哲学的本体论问题》，载《江汉论坛》1997年第3期。

[8]何中华:《当代价值论研究面临的几个迫切问题》，载《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9]程金生:《从知识逻辑到问题意识》，载《学术研究》2003年第12期。

[10]邹诗鹏:《价值哲学的生存论建构问题》，载《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11]晏辉:《价值哲学研究的基本范式及其效用》，载《求是学刊》2002年第4期。

[12]张弘政:《社会发展合理性:历史唯物主义与价值哲学的一个结合点》，载《理论与改革》2005年第4期。

[13]王玉樑:《论价值哲学研究的思维特点》，载《西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14]李德顺:《关于我们的价值哲学研究》，载《吉首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15]赵馥洁:《中国传统哲学本质上是价值哲学》，载《人文杂志》2010年第1期。

[16]冯平:《重建价值哲学》，载《哲学研究》2002年第5期。

[17]郑伟:《历史唯物主义范式演变中的价值哲学》，载《唯实》2012年第5期。

[18]胡大平:《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

[19]David Harvey.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Oxford:Basil Blackwell， 1988.

[20](美)杜威:《经验与自然》，傅侥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

[21]冯平:《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From Question Inquiry to Multi-dimensional Construction of Methodology

FU Qing-song，Jiangsu University

Chinese axiology undergoes from question inquiry to multi-dimensional construction of methodology.The conscious traits of question include the autonomy， subjectivity， theoretical reflection and emphasis on the relation of knowledge and practice.The critic of traditional methodology stimulates the awaken of methodology and therefore forms four paradigms.Chinese axiology also expresses the following defects such as deep epistemology，over dependence on the concepts and logic and generalization of axiology.We should rethink the intellective mission of axi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volu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and realize the philosophical value of axiology in changing of the world.

axiology； methodology； research paradig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018

A

1671-7023(2017)06-0039-06

付清松，江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全面深化改革的哲学方法论体系研究”(14ZXC001)；江苏大学“青骨工程”青年学术带头人培育人选资助项目

2017-03-10

责任编辑 吴兰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