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明宇，王志刚

资本、城市与国家：卡茨尼尔森对马克思阶级形成理论的重建

□ 李明宇，王志刚

卡茨尼尔森致力于对城市做出新的解读，以寻找空间变迁如何影响了19世纪之后阶级形成模式的有说服力的解释。其核心观点是，阶级形成是偶然和易变的过程，不同的空间环境生成多元的阶级模式。这种阶级分析突破了政治经济学解释路径，从政治、文化、资本、国家、历史等多维视角探究阶级形成的主客观条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但由于缺乏阐释性的中介概念和机制，其元理论重建工作也面临着其独特的困境。

阶级形成；卡茨尼尔森；城市；国家

阶级可作名词，亦可作形容词。作名词时，人们经常会问:“你处于哪一个阶级?”答案可能是“工人阶级”。作为形容词的阶级构成了一系列的概念，如阶级关系、阶级形成、阶级结构、阶级斗争、阶级位置、阶级利益和阶级意识等。本文主要在形容词意义上使用阶级概念，讨论卡茨尼尔森(Ira Katznelson)在其文本《马克思主义与城市》中对阶级形成理论的重建。所谓阶级形成，就是在阶级斗争实践中形成的有利于追求阶级利益的集体组织，既包括为了集体利益而存在的具有高度自我意识的组织，如工会、政党和雇主联合会等，也包括一些松散的集体形式，如社会网络和社区等。阶级形成是一个开放发展的过程，由于时代情境、阶级意识等主客观条件的变化，阶级总是处在形成和消失、进化和退化的过程中。

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空间重组

与以工业生产和资本自由竞争为其主导力量的传统资本主义相比，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无疑发生了巨大的变迁。新科技革命推动下的经济全球化浪潮、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时代的来临，给资本主义发展带来了活力和张力，没有显示出预期的垂死和崩溃的迹象，相反，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大幅度增长，民众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社会的经济结构、职业结构、劳动力就业结构、阶级结构与阶级关系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彰显出与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截然不同的特点。这种现实生活的演变引起了思想理论上的诸多反映和表达，“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后阶级社会”等就是对资本主义发展新现象所做出的学术理论上的回应。在经历20世纪60年代的城市化进程及其资本主义社会的空间重组后，卡茨尼尔森创作《马克思主义与城市》以讨论这种城市空间的革命给阶级结构、阶级关系和阶级形成所带来的深刻冲击。

卡茨尼尔森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无疑处于深刻的重组过程中。“福特主义”制造业已经衰退，服务业以及设计密集型的高科技产品在塑造社会关系方面变得越来越重要。并且在这种去工业化和再工业化的双重进程中，资本和劳动变得越来越专业化和流动多变，越来越少地局限在特定的地点。生产更倾向于来料加工，业务与地方的脱节变得如此显而易见以至于服务于美国顾客的保险公司可以在遥远的爱尔兰乡村处理其索赔问题。劳动力和资本市场的离心化和灵活化是这种新经济形态的标志。“按最具雄心的解释，这些趋势使得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1]286

新资本主义重构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它正在日益改变着劳动的领土组织与空间分工。伦敦、纽约、东京、巴黎、柏林等大都市无一例外地处于从制造业中心向知识中心的转变中。空间正在被重新塑造。具有既定建筑形式的地方被置于竞争的不利地位，因为它们背上了老式制造业已定型的部署和集团劳动支出的包袱。除了国际金融、服务、贸易节点外，许多城市因为资本撤资和放任而萎缩。资本主义如今的增长，要么在“老的制造业地区的飞地之内，要么……在一些与资本主义工业化边缘区域”[2]179。工作场所和家则“被置于乌有之乡的中途，……处于通信和高速公路、飞机所创造的交通的关键地点之上。”[1]286帕特里克·乔伊斯(Patrick Joyce)抨击了工作场所和居住地的分离对于各阶级之间隔离的重要影响。他坚持19世纪中后期工业城镇“更多地留在乡村而不是夺取了城市，被认为是‘步行城镇’的工业城镇通过蜂窝状的再生产成长起来，慢慢地吸收了工厂周边地区。”[3]118-119在某些城镇，工作地和居住地也许只有几步之遥，但它们是独立的地点。除了雇主提供住宅的情形之外，工人逐渐聚焦到雇佣劳动场所之外，与其他社会阶层分开。这种空间和社会隔离的“多元革命”，是19世纪英国大规模城市化的核心特征。伯内特(Burnet)的劳动阶级住宅史曾说明:“在英国许多家庭工业仍在继续的地方，尤其是在中部和北方的家庭纺织地区，兼有家和作坊功能的房子从前工业时代保存下来……将自己的家当作作坊。”[4]79而19世纪中期后，这一模式处于迅速的、明确无误的衰退之中。

卡茨尼尔森用一个很大的篇幅揭示了英国兰开夏郡手工业体系消亡的空间后果，就像工业革命中普遍的家庭生产的解体一样，数不胜数也必不可少。除了工厂主控制了工人阶级全部生活的“企业城”之外，资本家的作用限于工厂场所，这使得工人获得了生活的自由，在其居住区不受资本家的直接管制。这种新的自由是劳动市场和住宅市场之间分化的副产品。在雇佣和居住的结构中，两者都经历了相同的市场节奏。但随着这种类型化的展开，居民区越来越受到建筑商和房东策略的影响，也逐渐成为所有的人试图划界、塑造和控制的环境。“正是在这些新环境中，劳动人民创造了新的制度、新的关系和新的生活模式。”[5]214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经历了一种强有力的空间重组，这种重组将人们赚取工资的空间和他们生活的居住空间分离开来，这种分裂使阶级分离开来，产生了基于工资收入的阶级和基于生活风格的阶级等诸多差异性。这些变化促使卡茨尼尔森致力于对城市做出新的解读，以寻找城市空间变迁是如何影响19世纪之后阶级形成模式的有说服力的解释。

二、阶级形成是偶然和易变的过程

假如一种城市意识是阶级形成中的一个固有部分，那么它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假如城市聚集了资本主义的新工人阶级——住宅阶级，他们会形成集体行动吗?卡茨尼尔森指出，对这些问题的回应，主要依赖于将工作场所和住宅空间分离开来的理解方式、谈话方式和行动方式。但资本主义城市中这些社会和空间变化与劳动阶级形成之间的随机联系，长期以来被忽视了。研究阶级和阶级形成的大多数学者并没有将地域划分考虑在内。卡茨尼尔森的一个基本观点是，“19世纪城市中自主的、分离的住宅阶级的发展是否加剧了工人在阶级基础之上的政治意识和动员，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5]214正如理查茨·哈里斯所言，由于阻隔了阶级之间的接触，工作场所和家的分离，以及居住区按阶级隔离开来也许可以维持政治的狭隘性。但同时，通过增加同一阶级(如住宅)成员之间的接触，居住区的分化也许可以提供基于阶级理解基础上的发展可能性，以及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动员的可能性[6]。

随着统一的城市空间向功能上相互分离的社会空间的转换，无论是在家里的感觉，还是在组织化的生活中，工人阶级的经验在许多层面上都发生了改变。从事工厂生产的工人不得不安排自己的日程，将或长或短的上班路程考虑在内；家庭生活更主要地集中于住宅和街区之内，更多地限于一种家庭的情绪机制之中[5]222。当工作场所和家越来越分化为自主的领域时，新型的组织方式或出现于工作场所，或出现于劳动阶级居住区。国家也日益渗透到劳动者的日常生活中，当劳动者工作时，国家提供雇用的条件；当劳动者生活时，国家充当公共空间的调节器和服务的提供者。社会阶级之间越发缺乏直接的、面对面的机会，相互关系也越来越被建构到一种组织之中。每一阶级的生活范围——工作时和不工作时都有了自己鲜明的组织特征和互动模式。

由于这些变化，工人阶级在如何解读城市方面面临着新的语境选择。地理学家阿伦·普雷德(A.Pred)提出，工作场所和家的分裂让工人在两个宽泛的非经济结构类型中选其一，“从事同样职业的劳工组织机构所定义的类型，倾向于相同人种或宗教机构所定义的类型”[7]79。以这种方式，普雷德为美国劳工阶级形成的基本谜题提供了一种“城市-空间”的解释:工人在他们工作时和在其住宅内思考、谈话、行动的方式之间存在明显的分裂。总体上，在他们的工作场所，美国工人是在阶级团结的基础上行动，但是离开工厂就无法形成统一的行动原因是基于种族、宗教的联系是相当脆弱的。这构成了美国劳工阶级形成独一无二的经验。

卡茨尼尔森认为，普雷德试图通过“社会-空间”的解释说明阶级形成的尝试是受欢迎的，但并不能令人信服。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他以一种传统马克思主义没有采用过的方式直接将劳工阶级的能动性与他们在特定时空中的日常生活经验连接了起来；之所以不令人信服，是因为包括英国在内的其他工人阶级，共同经历了这些社会空间转型，却造成了极为不同的结果[1]233。此外，异质于美国模式，英国许多的工会分会是秘密的甚至非法的，在劳工阶级街区里聚会。劳资纠纷的解决通常以酒吧为基地，酒吧老板往往扮演罢工协调人或工会会计的角色。英国工人的一个主要社团，兄弟会就在酒馆集中。“由于拥有显著的本土特征，这类社团大多有另外一种名称，以保护自己的储备和其成员免受法律的指控。”[8]就是说，极为不同的空间环境可以产生阶级形成的多元模式。尽管美国的历史编撰学在它触及城市空间时，已经敏锐地在工作场所和家的区分中看到了对分化的工人阶级倾向模式和集体行为模式的足够解释。但英国的案例却提醒我们，这一类空间模式只是对资本主义和城市做出完全不同的工人阶级解读的框架而已。英国的历史编撰学关注解释工人阶级的渐进主义和改良主义趋势，美国的案例却又是一个提醒——工人阶级活动的度和种类问题是独特的研究主题，将阶级建构为跨越工作场所与居住社区的社会行动的一个范畴，是一个需要解释的有附加条件的问题[1]237。

三、政治、文化与阶级形成

那么什么样的理论可以说明这种差异性的阶级形成模式?在卡茨尼尔森看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工具已被证明是不够用的。假如说马克思主义将资本主义城市在其形成的过程理解为积累的逻辑提供了精致的解释，抑或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框架内起作用的有关城市空间的历史唯物主义能够说明工人阶级日常生活空间世界的基本变化，那么，一种固有的和封闭的马克思主义则不能解决其最重要的社会理论问题——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工人阶级主体的偶然和易变的形成过程。卡茨尼尔森警示我们，卡斯特是如何因为对这一局限缺乏足够的耐心而导致他在分析当代社会运动中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框架，以及哈维又是如何处理这一困境的——“将城市意识明显的非阶级表现强行按进劳资区分的普罗克鲁斯特斯之床”[1]239。

卡茨尼尔森的路径与哈维、卡斯特有所不同。在他看来，通过整合一种空间想象，并且通过对后封建现代性的大规模进程——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持一种开放姿态，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可以得到丰富和发展。首先，通过城市，人们可以达到对工人阶级形成的早期历史的最佳理解，其途径是不仅追问人与城市形式之间的关系，而且追问“我们所看到的空间模式和形式之社会意义是什么。”[9]131如克利福德·吉尔慈所言，城市涂鸦中的符号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每个人都不愿意在其中迷失、随波逐流。其次，通过有关国家的理论来解读工业资本主义碎片化的城市空间之差异性。工人阶级理解城市的方式，不仅受到铭刻在空间之上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深刻引导，而且受到他们所具有的有关国家形成、公民权、选举权、公共政策如何塑造和渗透城市空间与社会关系的经验的深刻引导。对于卡茨尼尔森而言，问题不在以经济为中心的解释对以国家为中心的解释的相对阐释能力，相反，他希望探讨两者如何可以做到通力协作，以解决有差异的阶级形成问题。

卡茨尼尔森认为通过考察英国和美国两国工人阶级在早期工业时期所拥有的大量政治权利，以及讨论两者之间的差异对工人生活的决定性影响，我们可以建立这些国家的阶级形成多元模式之间更具说服力的联系。19世纪最重要的政治权利是选举权，它对阶级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以美国为例，该国的参与型联邦主义不只是一个基于紧密的地方团结基础之上的选举体系，它还是一个管理、税收和服务派送的系统。地域和种族参与者的认同，对城市政治有重大意义——这种城市政治将财政能力和分配资源授予当地政府和党派官员。政党聚焦于这些服务和城市不同邻里街区间的关联，因而地方政治成为一种分段式的和分配性的社区政治。工人出现于其中不是作为工人而是作为一个特定地方的居住者或是一个特殊群体的成员。与美国相比，中央集权的英国则将公共分配政策集于中央，议会和唐人街承担起社会政策和工作条件的调控的主要责任，潜在地进入并影响工人阶级在工场以及居住区的生活。工人阶级与国家力量相互作用的一个结果是，英国诸多地方创造了一条基于阶级的断层线(faultline)[5]236。然而英国工人阶级的自治组织不是强化基于阶级之间的地域、收入或技能的地方特殊性，而是跨越这些断层线将工人的活动和情感联系了起来。在这一方面，宪章运动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证，它试图构筑一种基于阶级认知的劳工阶级声音，以阐明经济问题与政治表达之间的联系。在其最充满活力的时候，宪章主义吞没了其他工人运动，并且赋予它们以共同的定义。这与美国以邻里街区为基础的工人阶级自助组织所起的作用形成了尖锐的对比。

这种异质性，在卡茨尼尔森看来，与英、美两国截然不同的政治文化有关。在美国，国家对工会的压制相对温和，这使得公开的、以工厂为基础的工人组织成为可能。美国工人能够在习惯法之下联合起来，但在联邦体系中不存在任何反工会的全国性立法。在经济繁荣时期，总体上不会禁止工人加入工会。例如，19世纪30年代中期，工人大约占纽约市人口的2/3。在英国则不是如此，只有居住区制度能够让工人既向雇主也向国家提出要求。由于受到法律、国家组织和公共政策的共同挤压，以地方性为基础的自助组织将工人阶级生活的独立性融合成了一种共同的、渗入骨髓的阶级意识。这种整体的政治文化逐步将英国工人阶级与美国、欧洲大陆工人阶级区别开来，凝固成了19世纪50年代一种著名的、持续的模式。正如约翰·福斯特所强调的，这是一个在城市层面上演的过程。在人们劳动和生活的地方，不得不一座城市接一座城市地对秩序加以修复和重造。问题的关键是在与新的态度和行为一致的潜在形成中，赋予工人意识的地方组织——兄弟会、劳工俱乐部、酒吧、不墨守成规的教堂，发挥了法律和象征空间的功能。总之，美国和英国的国家组织形式及其政治文化传统，对本国工人阶级联盟的政治内容、两国工人阶级居住空间的命名和意义有着极为不同的影响[1]250。

四、阶级形成元理论的解释学重建及其缺陷

从学术史的发展来看，作为现代阶级理论的奠基人，马克思和马克思·韦伯之间的学术分歧以及两者对阶级理论阐释的未完成状态给思想界留下了争论的空间，产生了诸多异质性的社会阶级理论。尤其是在阶级划分和阶级形成方面，当代西方学者做了多维度的理论透视，突破了政治经济学分析路径，从政治、文化、资本、历史、意识、知识、经验等多角度探究阶级形成的主客观条件。从卡茨尼尔森关于阶级形成的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出，阶级的形成不仅与经济基础有关，而且是在与阶级意识和政治文化等多维关系互动中获得解释和实现的。阶级形成的诸多要素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相互转换的。就此而论，卡茨尼尔森无疑继承并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阶级形成理论，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进一步拓宽了社会理论的视野。

具体而言，继哈维率先提出城市意识问题后，卡茨纳尔将其纳入到城市空间与阶级形成的讨论中，这是其理论的一个重大创新。就阶级意识而言，社会成员的动机、信仰、意识和价值观等对特定的阶级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马克思认为阶级意识表现为忠于同一阶级其他成员，愿意为本阶级的美好未来而奉献出一切甚至是自己的生命。而那种未能获得这种意识的阶级，即使在结构上可以看做是一个阶级，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阶级。在将“农民比喻成一袋马铃薯”的著名比喻中，马克思说“数百万家庭的经济生活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一个阶级。而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10]677。马克思关于阶级意识对阶级形成的重要影响的理念，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卢卡奇的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和英国历史学家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注解。尤其是汤普森突出地强调了阶级意识在工人阶级形成中的作用，并且提出阶级意识不是预定的，是在一定阶级经历基础之上的一种文化自觉。在某种意义上，阶级作为一个历史实体，不是一个范畴或结构，而是一种关系、一种过程体验，对阶级及其阶级意识起决定作用的既是经济形式，也是文化。因此，当人们试图解释阶级的形成时，就必须考察构成阶级群体的人们的思想文化传统因素。

如果说阶级形成和阶级意识的形成是同一过程，阶级意识本身不过是阶级形成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那么卡茨尼尔森提出城市意识和政治文化传统体现出了其敏锐的学术洞察力。阶级形成离不开一定的传统习惯、价值体现、思想观念和组织形式等，工人阶级的形成不仅是经济意义上，而且事关政治和文化等元素。阶级总是处于生成与消失、进化与退化的过程中，因此阶级形成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但可以肯定的是，文化和政治在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阶级社会，主流的文化和政治权力压制了工人的认同感和觉悟，同时也提高了工人的认同感和觉悟。阶级形成由此体现为经济、政治、文化和空间多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当然，卡茨尼尔森的阶级形成理论也有不足之处，其元理论建构还有诸多值得完善的地方。所谓阶级形成的元理论，不仅是指阶级是如何形成的，有什么支配性的影响因素，而且也指阶级在形成过程中阶级关系、阶级位置和阶级结构等对个人生活、社会制度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它包含:(1)阶级从有到无的过程，这种阶级形成的含义即阶级的起源或产生。(2)社会在分裂为阶级之后，每一种特定阶级的政治力量(关系)和思想力量(关系)的形成，即从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的发展过程。(3)在阶级社会里，由于社会生产力发达程度不同，社会分工水平有别，就会生成差异性的生产关系与所有制关系，与之相应，就会生成有差别的阶级结构[11]177。因此，广义的阶级形成包含阶级的产生、划分及形成等诸多方面。在微观层次上，一个人是否能够在劳动力市场上出售自己的劳动力，是否拥有大量货币或资本，是否可以在劳动过程中支配别人，以及是否拥有合法资格证书等，对其生活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在宏观层面上，无论生产资料的分配权与使用权是否高度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无论这些权利是被公共部门还是被私人所控制，无论在积累的各种资产中是否存在壁垒等，制度能否起到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要使阶级理论获得新的发展和突破，就要在宏观层面研究阶级形成的基础上，也在微观生活的层面对阶级形成的要素做更深入细致的研究。坦率地讲，卡茨尼尔森提出了命题，但缺少将该命题论证清晰的诸多中介概念与细节。

比如说阶级位置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传统里，“阶级位置”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把个人分配到某一社会位置上，是个人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情境。从表面上看，识别阶级位置不过是个简单明了的问题，实质上，资本主义社会中劳资关系是最核心的阶级关系，这一关系决定了资本家和工人的各自阶级位置。阶级位置的影响因素无疑是复杂的。如何拆分阶级关系的权力(利)；如何解释同时占据多重阶级位置的现象；职业、职位和阶层对阶级地位的影响；家庭和阶级之间的关系。以最后一个因素为例，人们不仅可以通过他们对生产资料的直接控制和使用而形成一种阶级关系，也可以通过家庭和血缘关系等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来塑造阶级关系。卡茨尼尔森指认了工作场所和家的空间分离对阶级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这种具体的影响的结果及其具体机制是什么，语焉不详。

再如，卡茨尼尔森的阶级形成理论中缺少了主体——阶级行动者(agency)。其文献中的阶级分析几乎都是结构性的。卡茨尼尔森考察了人们生活和行动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的本质，以及如何用阶级分析的术语来理解它们，但是关于行动者本身的斗争实践并未过多涉及。因为这一点，卡茨尼尔森的理论在实质上仍然是一种解释学意义上的阶级形成元理论重建工作，他没有超越工作场所和家这一重大的分裂，激励现实的阶级斗争，铸造一种解放政治学。在确切的意义上，卡茨尼尔森把阶级意识的形成归结为主要取决于政治文化传统，这种观念还不够全面。如列宁所言，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不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12]29。就是说阶级意识不能自主地自发形成，它离不开必要的阶级斗争实践。卡茨尼尔森的文本中通篇不见人，因而也就没有现实的阶级斗争。

[1]Ira Katznelson.Marxism and the City，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

[2]Scott A.Flexible Production Systems and Regional-Developme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12)，1988.

[3]Patrick Joyce.Work Society and Politics:The Culture of the Factory in Late Victorian England， New Burnswick， NJ: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0.

[4]John Burnet.A Social History of Housing，1815-1870， Newton Abbot:David and Charles，1978.

[5]艾拉·卡茨纳尔逊:《马克思主义与城市》，王爱松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

[6]Richard Harris.Rresidential Segregation and class Formation in the capitalist City:A Review and Directions for Research，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8/1(Mar.1984).

[7]Pred A.Production.Family，and Free-time Projects:a time-geographic perspe ctive on the individual and societal change in nineteenth-century U.S.cities，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1981，(7).

[8]P.H.J.H.Gosden.The Friendly Societies in England 1815～1875， 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61.

[9]Elizabeth Blackmar.Re-Walking the Walking City:Housing and Property Relations in New York City， 1780-1840， Radical History Review，21(Fall 1979).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1]糜海波:《马克思阶级概念的当代演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12]《列宁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The Reconstruction and Defect of Marxist Class Formation Theory of Ira Katznelson from Capital，Urban and National Perspective

LI Ming-yu， WANG Zhi-gang， Jiangsu University

Katznelson is committed to make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city in order to find the persuasive explanation how space change affected class formation model after the 19th Century.Its core idea is that the class formation is an accidental and variable process，in which different space environment has generated diverse class models.This class analysis is not the political economics explanation path but an exploration on class formation in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conditions from the political， cultural， capital， nation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which has enriched and developed Marx’s theory of class.But because of the lack of intermediary concept and mechanism of interpretation，the metatheory of reconstruction work meanwhile faces a unique dilemma.

class formation； Katznelson； city； nation

B089.1

A

1671-7023(2017)06-0033-06

李明宇，江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王志刚，江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6BSH007)；江苏省现代农业装备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软科学项目(NZXTRKT201603)

2017-02-10

责任编辑 吴兰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