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回到1930年代现代诗萌动的历史现场，可以发现新诗无意地记录着社会景观的转型，却有意印刻下诗人复杂的心理结构。交通工具在现代都市转型中承担着首当其冲的角色，从人力车、畜力车到机动车的更替显而易见地呈现在现代派诗人的书写中。日常的现代交通构成了理解现代派诗歌的重要符码，这些符码的背后是以西方现代文明为模板构筑起的文化心理。现代派诗人如何借助符码处理本土化的现代经验，这一问题不仅需要在文本层面对诗歌技艺进行探讨，更需要将社会历史的目光投射其中。

交通工具以自身的流动性联结起此处到别处的空间，使空间让步于速度的刷新。旧诗中对交通速度的计算必须凭借空间距离的计算，正如“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等诗句所叙述的，沿途的地理风光乃是速度的刻标，但时间依旧是个常量。然而，现代交通给予现代人的感官刺激是难以用空间衡量的速度，新的时间维度于瞬间即逝的“车水马龙”中自我显现。

行到街头乃有汽车驰过，/乃有邮筒寂寞。/邮筒PO/乃记不起汽车的号码X，/乃有阿拉伯数字寂寞，/汽车寂寞，/大街寂寞，/人类寂寞。（废名《街头》）

汽车等现代事物并不是传统的营造“寂寞”的意象，之所以可以传递出寂寞的感觉，是由于物象代替了“寂寞”的现代主体，被给予了“特写镜头”。可见废名对城市的书写并不止于陈列几个现代事物的视觉图像，而是视觉背后主体的精神感受。废名这首《街头》中，街头驶过的汽车犹如波德莱尔笔下那位“交臂而过的女子”，废名传达的正是这种因瞬逝的关联而产生的寂寞感，借用本雅明对波德莱尔《致一位交臂而过的女子》的解释：“使城市诗人愉快的爱情一一不是在第一瞥中，而是在最后一瞥中。这是自迷人的一瞬间契合于诗中的永远的告别。”①“最后一瞥”不仅是“我”与“他者”生命交错的情感瞬间，对诗人而言更是现代时间感的偶然冲击。

“我不记得它的号码了，以后我再遇见它还是认不得它了……白白的遇见我一遭了，于是我很是寂寞，乃吟成了这首诗。”②废名后来如此论述到此诗的形成。诗人的寂寞与“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这种古典式的怅惋不同，瞬间驶去的汽车带来的是焦虑的现代时间体验。

现代交通工具是现代机械的产物，是现代城市强力的化身，“汽笛声”给诗人带来了“惊颤”的内在感受，但现代派诗人关注到了“惊叫”后、“梦醒”后的“无言”状态，这恰恰如同汽车逝去后的“寂寞”：

车站旁一道平行的月光/突然有汽笛惊叫/像深宵的梦醒/又入无言里（林庚《月台》）。

现代诗人需要快速应对火车、汽车等现代交通为代表的现代工业文明，对于这一代现代诗人而言，他们经历着中国社会剧烈变革，对现代交通的书写意味着传递出一种不可名状的时间感觉和审美结构。正如波德莱尔虽然描绘了巴黎街头的图景，但他试图捕捉的确是由现代社会带来的、普遍而内在的精神体验，即一种“过度、短暂、偶然”的现代性时间③。伊夫·瓦岱在《文学与现代性》一书中指出：“广义的现代性首先与一种新的时间意识是对应的。区分作者和作品现代性的东西，不仅仅是哲学或意识形态方面的观点，而首先是感知时间，尤其是感知现时的不同方式”。④现代诗人对于时间的理解是他们现实体验的重要一环，现代交通正是转瞬即逝的时间感的充分表征。

廢名在讲稿中曾盛赞卞之琳的《车站》为“最美丽最新鲜而且最具体的诗”，因为卞之琳直面书写着扑面而来的现代交通，在极其短暂的瞬间中有效地将其转化为诗意的符码。

抽出来，抽出来，从我的梦深处/又一列夜行车。这是现实。/古人在江边叹潮来潮去；/我却像广告纸贴在车站旁。（卞之琳《车站》）

《车站》一诗的前四句，诗人便将对夜行车的直接观感纳入到“梦”的书写中，从“梦”中“抽出来”的无疑是蓬勃的现代感。古人感叹“不尽长江滚滚来”时，物我之间存在观看的距离，但现代人的“我”的身心如同“广告纸”般被呼啸而过的火车紧紧地吸附。“现代诗人的梦真应该在火车站上！”⑤，现代诗人需要快速应对火车、汽车等现代交通为代表的现代工业文明。本雅明用“惊颤体验”精准地把握到波德莱尔诗中的“现代性”，而这种“惊颤体验”置换到中国30年代的时代景观下依然成立。随夜行车般汹涌而来的现代体验对于诗人“圆宝盒”般精致的“梦”而言，无疑是难以抵抗的剧烈震动，所以诗的结尾写道：

曾经我梦到过小地震，/我这串心跳，我这串心跳，/如今莫非是火车的怔忡？/我何尝愿意做梦的车站！

现代交通意象以这种“地震”式的姿态强行置入到新诗的书写中，卞之琳等现代派诗人的“惊颤”并非像《子夜》中的吴老太爷一样，被新鲜事物的光电刺人观感的“神经”，而是将这种现代交通作为日常的切口，从而窥探中国现代都市转型中的现代人的心理机制。正如施蛰存在《现代》杂志上对现代派诗歌做出的经典论断：“纯然的现代诗，它们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的现代情绪，用现代的词藻排列而成的现代的诗形。”⑥现代事物表层背后暗涌着现代人日异的“现代情绪”，对情绪的捕捉恰恰是中国现代派写作的内核。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以京派文人为主的现代派诗人的诗作中，汽车火车等现代交通工具并未构成这一诗派的全部“交通史”，反而“舟”、“马”、“马车”等传统交通工具却占据着交通意象的“半壁江山”。与上海不同，作为古都的北平在1930年代尚未完成向现代都市的转型，表现在普通市民生活层面，“衣食住”转变缓慢的同时，“行”的更迭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根据多本北京交通史的描述，人力车、畜力车与机动车并行的场景构成了1930年代北平街头日常景观。因而，传统交通工具的意象作为真实景观出现在这些“纯然的现代诗”中本来无容置疑，但仅仅以“社会现实”这一“万能”的文学标尺对现代派新诗妄下论断，未免产生表层化的误读。

在很大程度上，卞之琳、何其芳等现代派诗人更善于、也着意于传统交通工具的书写，意在呈现出与日渐现代化的现实场景迥然不同的古典意蕴。例如何其芳的两首《夜景》中都借“马蹄声”在幻想中开启了故都旧梦的“宫门”：

市声退落了/像潮水让出沙滩。/每个灰色的屋顶下/有安睡的灵魂。/最后一乘旧马车走过……（何其芳《夜景（一）》）

马蹄声凄寂欲绝。/在剥落的朱门前，/在半轮黄色的灯光下，/有怯弱的手自启车门，/放下一只黑影子，/又摸到门上的铜环。/两声怯弱的扣响。（何其芳《夜景（二）》）

“市声退落了/像潮水让出沙滩”，在夜色之中，古城褪去了白日里既现代又荒凉的视觉图象和熙攘的声音，它裸露在一片安睡的寂静之中，就像是戏剧出场前黑暗且静谧的布景。而突至的马蹄声打破了寂静，拉开了戏剧的帷幕。诗人正是借戏剧化的手法在文本中上演了城市里的悲情故事，《夜景（二）》中“马蹄声凄寂欲绝”和“马蹄声凄寂遂远”构成了故事的一首一尾，使这座古城成为诗意生成的戏剧空间。而《夜景（一）》中路过马蹄声惊醒了“宫门外的劳苦人”，由此开启对“重门锁闭的废宫”的奇异叙述，为夜色中的古城涂抹上鬼魅的色彩。

“汽笛声”过后只留下新的时间感和现代人的寂寞处境，而“马蹄声”则引出了“重门锁闭的废宫”、“栖满乌鸦的城楼”的图景与“黄昏”、“石狮子”、“衰草”等意象群体，它们共同营造着诗人饱满的古典想象。“马蹄声”这一传统交通工具的声音则带动了诗人对古典空间的追忆，它内置在现代派诗人现代的心灵结构中，却饱含非现代性的审美意蕴。想象的乌托邦与现实的都市的对照，不仅记录下北平这座城市蜕变过程中的中间状态，也表征着现代派诗人审美结构的中间状态。传统的交通工具与日渐现代化的城市间的张力构成了现代诗人同现实疏离的距离，以此容纳着诗人无限的诗性想象。

在月夜，我要你猜你那儿/准是一个孤独的火车站。/然而我正对一本历史书。/西望夕阳里的成阳古道，/我等到了一匹快马的蹄声。（卞之琳《音尘》）

卞之琳《音尘》一诗的结尾五句便是这一张力呈现。“孤独的火车站”是带有现代人寂寞处境的现代场景，而“夕阳里的咸阳古道”则是“历史书”里常见的古典交通意象。诗的首句“绿衣人熟稔的按门铃”中邮差的出现成为两种空间勾连的契机，而结尾“快马的蹄声”则真正使二者交融在诗人当下的空间感受之中。“咸阳古道音尘绝”中那逝去的“音尘”，从远方某个未知的“孤独的火车站”出发，随着“快马的蹄声”渐渐传来。不是深夜惊叫的汽笛声，而是传统的“快马的蹄声”，带来了远方的诗性空间的回响。如果是风驰电掣的火车，你与我的这月夜中的孤独便无法娓娓道来，现代交通可以连接起更遥远的物理空间，却难以像“快马的蹄声”一样照映着古老的心灵距离。日常生活偶然的“马蹄声”为卞之琳带来了远方的“音尘”，也牵动着诗人林庚思绪奔驶远方：

墙外急碎的马蹄声/远去了/是一匹快马/我为祝福而歌（林庚《夜》）

林庚这首《夜》的首节表达出“夜走进孤寂之乡”后诗人寂寞心境，而“墙外急碎的马蹄声”打破了诗人于室内的孤独处境，使诗人的思绪从拘囿的居室中到达墙外、甚至更远的想象的乌托邦。驶过的汽车徒留寂寞的“最后一瞥”，不但使时间变得焦虑，空间也皱缩在诗人眼前的视觉画面中；但此刻，詩人无须在渐行渐远的马蹄声中被时间压迫，心灵也被释放在拉长的空间距离中，于是获得了现实生活之外的“为祝福而歌”希冀之所在。

隔江泥衔到你梁上，/隔院泉挑到你杯里，/海外的奢侈品舶来你胸前，/我想要研究交通史。（卞之琳《无题（四）》）

被现实框缚的现代派诗人带着对诗性乌托邦的怀想，萌生着“我想要研究交通史”的愿望。“交通史”既是对现实交通景观的记录，更是怀想远方的方式。“隔江泥”、“隔院泉”等传统的乡土的事物对应着笃笃马蹄，它们似乎近在咫尺；“海外的奢侈品”也伴随着现代交通工具的穿梭而触手可及。“交通史”中交织的意象看似是古今中外物质文明的日常汇集，背后却是诗人心中当下与古典的断裂、传统与西方文明的交锋、物质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矛盾，以及双重时间感受的重要命题。

传统交通工具与现代交通工具并行在1930年代的岁月场景中，其轨迹也共同印刻在现代派诗人的美丽文字里。当然，一方被另一方完全替代是注定的历史结局，但诗歌的文字魔咒却总能让逝去一方的灵光魅影复生。现代交通已在当代诗中数见不鲜，甚至“汽车”、“火车”这些略显僵固的符码已无从引动读者心中的波澜，倒是舟船、马车这样的传统交通工具却易在当代诗的文本中唤起古典式的诗意空间。“交通史”是否也构成着现代诗对当代诗的经典影响也未可知，但在不同的新诗现场中研究“交通史”却可以与现代诗人的“心灵史”形成意义的互动，这种互动值得我们关注。

①（德）本雅明：《论波德莱尔的几个母题》，（德）汉娜·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184页。

②废名：《废名集》（第四卷），王风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 828页。

③（法）波德莱尔：《现代生活的画家》，郭宏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19页。

④（法）伊夫·瓦岱：《文学与现代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0页。

⑤废名：《谈新诗·“十年诗草”》，《废名集》（第四卷），第1779页。

⑥施蛰存：《又关于本刊中的诗》，许觉民、张大明主编，《中国现代文论》（下），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 0年，第405页。

王静怡，复旦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研究生，有诗作见于《上海文学》、《诗林》、《上海诗人》等刊物。